远古三代军事史之远古暨三代军事概述

远古暨三代军事概述
　　中国远古暨夏、商、周三代的军事，是中国先秦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群居共处，过着平等无争的生活。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剩余产品大量出现，私有财产也随之产生，战争便有了其发生的社会基础。有战争即有军事，而战争一旦发生，军事诸因素如兵器、兵制、兵家、兵法等便应时而生，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战争为军事之源，亦为军事诸因素的中心，凡兵器、兵制、兵法、兵家等等，无不以实现战争目的之需要而存在。在上古时的中国，当人类演进至原始社会末期，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大量出现，中国大陆形成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华夏、东夷、苗蛮等几大人类集团，以血亲复仇、掠夺财富和占领土地为最初目的的战争便发生了。尽管远古战争的实况在史籍中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从考古资料和有关上古的传说中（诸如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炎帝黄帝对蚩尤涿鹿之战以及尧舜禹伐三苗等），亦能约略闻听到铮铮的远古军声。而当中国历史的长卷翻至夏代，当阶级、国家产生和奴隶制确立之后，在夏、商、西周三代十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战争不仅日益频繁、规模扩大，而且性质和特点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原来争夺财富和占领土地为主转变为以解决政治集团之间、阶级之间矛盾为主的斗争，于是战争突出表现为缔造王朝、维护和扩大统治阶级利益的征伐。夏、商、西周三朝的更迭以及此三朝对诸侯方国的统治，无不以战争作为实现的手段。
　　在原始社会末期，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军队，作战双方的兵士是由各自氏族部落中的堪与战事的成员临时召集组成。自夏代以后，由于国家的产生和政治制度的逐步发展，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被建立起来，用作维护和扩大统治的支柱与凭借。而统治者为了组建、管理和指挥军队，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进行维系。中国的军事制度是随着奴隶制国家的诞生而产生的，严格地说就是至夏代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才产生的。
　　夏代是我国以领土和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尽管当时还带有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为数较多的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但是以地缘关系为主的、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已见其雏形。商代是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时期，此时在夏代军队的基础上，出现了王国军与方国军两大军队体系，它们的组建中同时包含有由“众”组成的“师旅”和由血族成员组成的族军，这种双重性是由商代政治与社会生产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西周时期，奴隶制军事制度发展到了完备阶段，形成了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军事领导体系，周天子不仅亲自控辖强大的王室军，而且还掌握诸侯国军的组建和指挥权，同时还设立了国家管理军事的最高行政机构——司马，以统管天下军队。到西周晚期，由于军队的扩大和兵制的完善，建立了由伍、什、两、卒、旅、师、军等逐级组成的系统的军事编制体系。在兵员来源上，仍然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但服兵役又有了“正卒”与“羡卒”之分，即现役与预备役之分。
　　由于军队的正规化、常备化，军队的训练不仅极为必要，而 且已有可能，因此当时对军事训练极为重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与内容。为了训练军队和在日益扩大、复杂的战争中有效地指挥军队的行动，西周时已有了一套简便易行的以金鼓旌旗发号施令的军事指挥号令系统。此外，在西周军队中还出现了一支特殊而重要的力量——禁卫军。这支由王公贵族子弟组成的被称为“虎贲”兵的禁卫军，平时负责王室和公室的安全保卫，战时则因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成为军中的主力。可以说西周时期，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已达到顶峰。以此为基础，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军队的性质、兵源、军赋及军队编制等均发生相应的变化，奴隶制军事制度开始衰落并逐步向封建军事制度转变。
　　战争大而言之是氏族、部落、阶级、政治集团、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具体言之则是人与人之间力与技的较量。同人与野兽的斗争一样，人与人之间的搏击从一开始便是借助于外在的器物而进行的。作战所用的兵器导源于原始人群时期的渔猎工具，自从有了战争，人与野兽斗争的工具开始转化为人与人斗争的兵器，因此最初的兵器是与生产工具同体的。在原始社会晚期和夏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石兵器（包括骨角器、竹木兵器）占据着统治地位，但较原始社会早期的工具有了很大进步，不仅器型种类增多，当时能用于作战的有刀、匕首、矛头、锥、戈、箭（镞）、斧、铲、棒等，而且在制作上有了很大提高，普遍采用磨制，同时还掌握了钻孔装柄等制作复合器物的能力。到商、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手工业的发展，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冶金及铸造技术迅速发展起来，而铜是当时唯一能大量冶炼的金属，于是青铜兵器盛行一时。从考古材料看，商代军队已装备有大量不同种类的青铜兵器，如戈、矛、刀、斧、箭（镞）及甲胄等，但木右兵器仍是武装军队的重要兵器。西周时，青铜冶铸业获得更大发展，出现了以制造兵器为主的青铜手工业，在青铜兵器的生产上，不仅数量远胜于商代，而且制作技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商代的基础上，不少兵器得到改进并定型，还出现了剑、戟等新的兵器种类，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能力。
　　自夏代开始，车便开始用于作战，出现在战场上。商代，车被更多的用于战争。到西周时，可以说达到了车战的鼎盛时期，战车的数量更大，制作更为牢靠坚固，而且挽马也由 ２ 匹增为 ４ 匹，其运载能力加大。兵车的出现与发展不仅为军队增添了新的装备，而且还由此产生了新的兵种——车兵，军队的编制由原来（商代）的车、步单独编组变为以战车为中心的车、步混合编组，战车则以“乘”、“偏”等按一定数量编为大小不同的作战单位。与此相适应，兵车的出现和发展还导致了战术的重大变革。
　　战争是有组织的人类之间的斗争，战争从组织发动直至战场的指挥都必须由有权威和谋略的人来完成。从考古发现中我们看到，在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原始社会晚期，就已出现了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在军事民主制之下，他们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平时因为是狩猎垦荒的能手而被推为氏族部落酋长，战时则成为勇士，并被推为军事首领而杖钺执旄。但是，由于部落之战尚处于人类战争的早期，作战方式简单，而且往往是一战而定胜负，因此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形成内容丰富的战略思想，也没有产生出具有特色的复杂战术。从夏至西周，随着战争性质的变化、战争规模的扩大、频率的加快和作战方式的日益复杂化，人们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谋略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并创造了汤灭夏鸣条之战、武王伐桀牧野之战等充分运用各种谋略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典型战例。由于谋略和战争指导原则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当时的一些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被记录下来，并整理成篇，不仅殷墟卜辞和《易经》对当时军事思想有大量反映，而且还出现了《军志》、《军政》等专门的军事著作——兵书。
　　战争和军事思想的发展，造就了诸如伊尹、吕尚（姜子牙）等我国早期著名军事谋略家，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知识，而且在军事实践中加深了对战争本身以及与军事相关的其他因素的认识，在总结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明，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兵法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总之，远古暨三代的军事，翻开了中国军事史的首篇。军事诸因素的产生、发展和政治斗争需要的日益迫切，使军事成为社会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阶级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复杂，中国历史继三代之后进入了春秋战国群雄争霸时代，军事亦因此显得更加重要，其内容也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