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三代习俗史之远古暨三代习俗概述

远古暨三代习俗概述
　　（一）习俗与习俗学
　　１．习俗的基本定义
　　习俗，顾名思义，是习惯风俗的意思。习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字形作習，上部是鸟羽毛的象形，下部是声符。东汉学者许慎将习字解释为“数飞也”①，即练习或学习飞行的意思，这是习字的本义。习字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在本义基础上又演变出多种重要含义，习惯、习性便是其中的一种。《礼记?乐记》说：“五年视博习亲师”，学者解释其中的习字含义是“常也”。常即经常、惯常。经常、惯常自然成为习惯，这便是习俗的习的基本定义。俗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铜器铭文《卫鼎》等）。《说文解字》说：“俗，习也”。这是用转注的方法来解释俗字的含义，表示俗与习在意义上具有同一性的一面。《周礼?大司徒》疏说：“俗，风俗也”；《荀子?富国》注说：“俗，谓民之风俗也”；《吕览?长攻》注说：“俗，常也”；《周礼?大司徒》注说：“谓常所行与所恶也”。根据以上解释可知，俗的意义与习字相近或相通，确切而言，便是风俗的意思。习与俗连文合并成习俗一词，大约始自春秋战国时期。《荀子?荣辱》说：“是注释习俗之节异也”；《春秋繁露?王道通》说：“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战国策?赵策》说：“常民溺于习俗”。按古代经史学家的解释，前述文句所见的习俗一词，均是风俗习惯的意义。
　　综合前述解释和实际情况剖析，可以认为，凡有一定流行范围，一定流行时间或流行区域的意识行为，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均可称为习俗，这亦是习俗的基本定义。
　　２．习俗的实质和内涵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千山万水，山民渔夫，万水千山，千家百姓。千城万村，市民乡人。这便是国情人情的历史与现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时代，一个阶段崇尚一种或多种风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的氏族、民族，形成和流行各异的习俗。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一氏族、民族或家族中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阶层的人群或成员，除了共同拥有一些互通的习俗外，同时也会产生一些互异的习俗。
　　倘若纵观一下中国古往今来的世态人情，官风民情，就不难看出，习俗原来是一种无形的但却经常伴随在人类身边的意识行为。无论古代的酋长、帝王将相、豪门贵族、氏族或民族成员、黎民百姓，抑或近现代的国家元首、政府要员、各界人士和普通公民，经年累月，约定俗成，相演相嬗，其一言一行都毫不例外、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定习俗的制约、影响或支配。古代中国州、郡、县、府、道等等地域划分和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民族泛称，现代中国的省、市、县、乡等行政区域划分和北方人、南方人、北京人、东北人、老广、老表等等人际称道，诸如此类，无一不包含有很深的习俗缘由。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63 年影印本，第 74 页。
　　习俗是一种看得见摸不着的意识行为或状态，人类借助它可产生无形的精神和有形的物质。可以说，习俗是一种自始至终贯穿在人类文化全过程的历史和现代的意识行为。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人文地理的、文学艺术与科技文化的等等所有社会各部门、学科和领域，都必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为风气或行业规矩与习惯，这些风气、规矩或习惯，质言之便是习俗。这些习俗公开地或潜移默化地被作用或反作用于各个领域的各行各业，这便构成了习俗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重视习俗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了解、掌握并驾驭习俗的特性，审时度势，巧妙地借助习俗的力量，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或事半功倍的实效。
　　习俗与风俗，一般而言，是同一概念的意识行为。所谓风俗，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序》说：“风者，天气有寒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①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其体例分《风》、《雅》、《颂》三大类。其中《风》，《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分为十五《国风》１６０ 篇，如《周南》、《召南》、《邶风》、《鄘风》等等。研究《诗经》的古今学者根据《风》诗的内涵分析认为，《风》是当时民间流行的诗歌，源于民间，表达的是各地的风情民俗。故《诗经》中《风》的含义，主要是指风俗。《荀子?强国》：“入境，观其风俗”；《礼?王制》：“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觐诸侯，见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汉书?地理志》说：“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汉书》此段对“风俗”的解释与应劭《风俗通义?序》如出一辙，基本代表了古人对“风俗”一词的理解。所谓习俗，《荀子?儒效》说：“习俗移志”。学者注解“习俗”之意是“习以为俗”，习以为俗即指风俗，故《辞海》、《辞源》均解释为“风俗习惯”或“习惯风俗”。显然，古代学者是将“习俗”与“风俗”的概念和含义完全等同对待的，近现代学者迄今为止也基本沿用和采纳这种传统观点。但从宏观角度而言，习俗、风俗是属于全社会、全民族和各阶层成员的，它们应是代表社风社俗社情或国风国俗国情，而不仅仅是民风民俗或民情。本书使用的习俗概念，尽管是以传统观念为基础，但与传统观念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它的外延大于传统的风俗”、“习俗”，其内涵较传统概念更为丰富广泛和博大，即大俗小俗，上俗下俗，官俗民俗，人俗事俗，诸如此类，都统称为“习俗”。
　　①　　中法汉学研究所民国三十二年版本。
　　３．习俗学与习俗学研究
　　习俗是人类社会的特殊产物，其与人类社会发生的所有文化现象息息相关。习俗是人类相互间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和与周围事物发生联系后所产生、形成的一种具有团体性、趋向性、习惯性的意识行为，研究这种意识行为的来龙去脉、阐明其内涵的实质与形式，探索其对人类社会活动构成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等等，这便是习俗学。习俗学的基础和主干是传统的风俗或民俗学，习俗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取材上的百科兼容性，并以此表明其属一门边缘科学的学科性质。习俗学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中尚未被明确提出，故确立一个概念明确、意义完全、理论系统化的习俗学，尚有待我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对中国习俗学的专门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风俗，古无专书，惟方志中略有所载，其它散见于古今人笔记者，亦时时有之。顾其书卷帙繁多，非人人所能尽致，非人人所能尽读。是以留心风俗者，每苦无从考证”①。这里的所谓“古无专书”，实际上是指古代没有出现按传统“风俗”概念对全国各地风情民俗进行专题性辑录汇总或研究的书籍。按本章提出的习俗学概念辨识，则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义》，从书名、篇名和实际内容看，实不失为一本与习俗学研究、介绍密切相关的迄今所知最早的习俗学（风俗学）专著，其可谓首开习俗学专门研究的先河。但由于该书内容主要是对帝王将相和当时名流的行为习俗和事迹进行溯本正源式的阐述，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且取材与近现代介绍、研究、风情民俗的专著侧重不同，故学者习惯将此书并入杂史著作内，而不作习俗著作看待。较系统、全面地从史的角度研究我国古代习俗学的专著，则首推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５ 年版）。该书作者匠心独具，将从黄帝以前直到明朝的数千年历史区分为浑朴（黄帝以前到西周时期）、驳杂（春秋至东汉）、浮靡（魏晋至五代）、浮靡趋敦朴（宋至明朝）等四大时期，并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婚姻、丧葬、穿戴、饮食、居室、语言、文字、制度、学风、巫觋、宗教、文学、美术、歌舞、玩乐、道德、门第等级、姓氏、结社、朋党……等等类项进行了专门性的分期断代的论述。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其不失为一本较系统、完善和有创见的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史的代表作。继该书之后，１９２２ 年胡朴安著《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１９３６ 年），１９３８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１９６６ 年台湾省立海洋学院出版周林根《中国古代社教史》，１９７３ 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１９７８ 年台北市正中书局出版胡奚真等《中国的风俗习惯》，１９８８年巴蜀书社出版邓子琴《中国风俗史》，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国风俗丛书》，１９９１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同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申士垚、付美琳等编著的《中国风俗大辞典》。以上诸书，是近 ９０ 年来学术界陆续出现的较系统、全面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风俗习惯的主要著作，它们的问世，打破了“古无专书”的沉闷局面，开辟了研究习俗学的道路，奠定了习俗学研究的基础，有意无意地催化、促进中国习俗学的诞生、确立和发展。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中国古代婚姻史》（陈顾远，１９２５ 年）、《中国婚姻史》（陈顾远，１９３６ 年）、《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１９２８ 年）、《汉代婚丧礼俗考》（杨树达，１９３３年）等书，北平广业书社出版《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瞿宣颖，１９２８ 年）、《汉代风俗制度考》（瞿兑之，１９２８ 年），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出版陈垣《史讳举例》，香港龙门书店 １９７４ 年出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诸如此类的书籍，则是从断代、分区、分类的角度，对中国古代习俗进行小专题性的探讨、介绍和总结，并与前述专著互相呼应，共同促进了习俗学研究的成立和稳步发展，并丰富和充实了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学的方法、手段与内涵。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影印本，第 1 页，许序。
　　较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学的专著虽然出现较晚近，但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录、反映中国古代习俗的文字资料却发生很早，且泛见于中国丰富的历代文献中。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书”的殷代甲骨文，本是商殷王室占卜祭祀活动的档案记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在已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卜辞中，祭祀、军事活动记录明显占突出地位，但生产、生活活动也不乏实录，透过这些卜辞实录的表层，不难发现，其内涵实质实际上也是种种的习俗实录。先秦时期的群经、诸子著作，秦汉而后的正史、杂史、别史和其他史学杂著、笔记，还有各历史时期的金文、玉书、竹书、木牍、缣帛书、石刻、碑文等等，无论是成册成典的，抑或是杂乱无章、零星或支离破碎者，尽管它们的字里行间极少标出“风俗”或“习俗”的字眼，但却蕴含着丰富的风俗或习俗素材，倘若将它们比作是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库，也是名副其实的。
　　（二）习俗的渊源流变
　　１．习俗的发生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前辈学者认为：“风俗乌乎始？始于未有人类以前，盖狉榛社会，蚩蚩动物，已自成为风俗。”②对这种认为风俗起源于未有人类之前和动物也有风俗的观点，笔者在此不敢苟同。
　　习俗、风俗和习性、习惯虽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并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划上等号。习性、习惯可以是本能的，即通过遗传基因（生物遗传）获得，也可以通过后天的改造培养而形成；而风俗、习俗的形成，不能说是本能的、先天便已固有的，它们与习惯、习性虽具有根源性的联系，但它们的真正形成尚必须通过人类社会这一关键媒介体。易言之，习俗、风俗是经过人类社会性、团体性固化后的习性、习惯，故其不能简单地与未经固化的习性、习惯同日而语。例如，动物世界中的所有动物，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属于本能的、生物遗存的生存习性，这种习性，也见诸于植物界。由于动、植物界本身不存在社会化的问题，故它们的生存或生活习性只能限定在未经社会性固化的习性概念或范畴内，其与人类社会的风俗、习性显然有着质的区别。习俗是人类社会的特定产物和必然产物，是人类群体组织相互间和与自然界各种物质条件发生关系后所形成的群体习性或习惯。社会性、团体性是习俗、风俗的最重要、最显明的标志，即便是脱离社会生活，与世隔绝的单个人，其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生存习性和习惯，严格而言，也不能称之为习俗或风俗。
　　习俗、风俗既然是人类社会的特殊产物，故追溯寻求习俗的起源，毫无疑问，应首先着眼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起源。
　　据现代       考古学资料表明，地球上人类（完全形成的人）发展的历史迄今已可追溯到距今约 ３００ 万年前后，而我国境内的人类发展史也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 ２００ 万年之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史学家习惯将最早的人类（完全形成的人）称为猿人。猿人从刚刚脱离动物界开始，便是以群体活动作为谋求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故最早的猿人群体在适应自然环境、改造自然条件、谋求生存的活动中所产生的习性和习惯，便是最早的习俗。据此而言，地球上人类习俗的发生史迄今至少已有近 ３００ 万年之遥，而我国境内人类习俗的发生史至少也有近 ２００ 万年之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也认为，在猿人阶段之前，尚存在“亦人亦猿”的“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阶段。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人”，是人类的直接鼻祖，可称作人也可称作猿。代表这一阶段的“人”或“猿”，是考古发掘的“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其生存的年代据科学测定在距今 １４００ 万年前至 ４００—５００ 万年前。倘若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人”能纳入人的范畴，那么人的历史和习俗的发生史也将随之相应提前；倘若只将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人”归属猿，那就应将此一阶段视作是人类历史和习俗发生史的孕育、准备期。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序例》，商务印书馆，1915 年。
　　２．习俗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
　　习俗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习俗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息息相关和相辅相成，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往往能通过生产工具制作的粗劣和精良中直接反映出来，尤其是在远古时期，这种倾向更为突出。人类学、考古学将人类社会的早期称为旧石器时代，而旧石器时代又至少可区分出早、中、晚三大期。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尚只会简单地打制出供狩、渔猎、采集活动用的粗糙石器工具，这种低下的加工制作石器的能力或水平，便代表了此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这种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类过的是栖风沐雨或群居洞穴、集体狩、渔猎动物或鱼类、茹毛饮血、披皮（兽皮）覆叶（植物枝叶）、利用天然物和制作简单的石器工具、使用天然火等等与之相应的原始生活。而在这些所有的原始生活内容中所产生、形成的具有群体性、习惯性的人类意识行为，便构成了人类社会最早阶段的风俗或习俗。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明显的提高，除了继承沿袭早期的传统技术和文化外，人类又逐渐学会了简单磨制石器、在石器上穿孔、制作骨器、贮存天然火种和摩擦取火等新技术，生活和习俗的内容也随之发展得较前期更为充实和丰富。同样，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石器磨制技术的普及应用和技术提高，随着制陶术、农耕业、畜牧业、玉、骨制作业、原始纺织业、建筑地穴式、半地穴式房屋等等新技术、新行业的发生和发展，习俗的内容也发展得更为复杂和丰富。以金属器（青铜器、铁器等）的发明和发展为重要标志的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新事物的频繁诞生，习俗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发展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采。总而言之，青出于蓝胜于蓝，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习俗的内涵也随之越丰富。
　　一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往往能决定一时代社会习俗的基本内容及丰富程度。易言之，一时代习俗的内涵包容及丰富程度，大体也能反映出一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习俗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则促进习俗内涵的新陈代谢或吐故纳新。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习俗的发展相适应时，习俗往往能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起到加速作用；但当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与习俗的发展发生抵触时，习俗也可能成为生产力发展提高的阻力。故据此而言，习俗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润滑油、助燃剂，同时也是生产力水平发展提高的锈蚀物和阻燃体。充分认识习俗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这种两重性，是古往今来的统治者所不敢轻易忽视的重要问题，古人说过：礼从宜，事从俗，圣人治天下，立法制礼，必因风俗所宜，其道理便在于此。
　　３．习俗的时代性、延续性和地域性
　　原始时代有原始时代的习俗，文明时代有文明时代的习俗，古代社会有古代社会的特定习俗，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特定习俗。这种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制约形成的不同习俗内容，便是习俗的时代性。习俗的时代性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绝对者是指晚期的习俗不可能见诸于早期，如殷周时代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俗不可能见于原始社会时期，现代社会以机械、电气、自动化为核心的各种社会习俗不可能见诸于古代社会。相对者是指早期的习俗往往会跨越时代的界限，为晚期的一个时代或几个时代所相继沿袭，这种沿袭，有可能是原封不动的，也可能是改头换面的。原封不动者通常是内容形式不变，但事实上其在时代文化中所处的主次地位与前期是有区别的；改头换面者则是核心内容不变，个别内容和表达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如发生在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的工艺和方法，在新石器时代中，既见原封不动的技术方法照搬或雷同，但更多的是技术方法的革新应用，且新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在应用的广泛性上远远比不上旧石器时代；再如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制石器的技术与方法，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蔚然成风，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迅速占据了生产工具的主流地位，发挥着其重要的生产作用；而到了殷周时代，磨制石器虽仍见较多的应用，但内容与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其在生产领域中所处的地位也明显被诸如金属（青铜）、骨、木、蚌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所削弱；春秋战国而后，随着铁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磨制石器便逐渐走向被淘汰的境地。前事后袭，古俗新用，今非昔比，这便是习俗的相对时代性。习俗的相对时代性也可以理解为延续性，延续可能是短暂的（仅流行于一个时期或一个阶段），也可能是较长时期的（流行于两个以上或更长的时期或朝代）。
　　同一时代，同一发展阶段，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属性的不同所产生的习俗差异，便是习俗的地域性或民族性。地域性、民族性有着很深的人文地理原因，古人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习俗，往往构成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而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亦往往反映了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