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三代科技史之商代的科技成就

商代的科技成就
　　夏代末年，夏桀无道，成汤起兵攻灭了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代（约自公元前 １６ 世纪至前 １１ 世纪）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商代的农牧业相当发达，手工业进一步分工，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生产部门。如铜矿采、冶业，青铜铸造业，建筑业，制陶业，玉、石、骨、牙器制作，纺织、皮革、竹、木器、漆器及舟、车的制造等行业。所以卜辞中出现了“百工”的记录。这些行业大多由王室直接掌管，作坊已具一定规模。也有一些民间经营的，如制陶、制骨等业。生产的品种增多了，分工也越来越细。这种情况为手工工匠们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青铜业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促使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有关商代青铜冶铸业的情况已在前面作了阐述。这里就商代在其他科技领域中的成就分别作扼要的介绍。
　　（一）农业技术与畜牧业的发展
　　商王朝时期我国的青铜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商代后期，青铜业发展进入繁盛阶段，青铜工具的出现，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
　　青铜器的制作首先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虽然制作的工具中多为刀、锛、斧、凿一类木工工具，青铜农具的制作相对较少，但因这些木工工具的出现，使木质的耒耜类农具的加工制作得以改良，数量增多，这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是有推动作用的。到了商代中晚期，工匠们已能铸造青铜的铲、钁、锛、锄等多种农具。只是由于铜金属的来源远不如石器的来源充裕，制作也比较复杂，青铜农具在农业生产中还不可能广泛使用。同时，铜金属比较贵重，报废的农具可以投入熔炉熔化后重新铸造，所以留传至今的农具数量也相对较少。这些农具主要由主管农业的官员们所掌握，平民与奴隶不可能拥有这样一些铜农具，而只能使用笨重的石质铲、斧等农具。因此商代遗址中出土的农具仍以石、骨、蚌制的铲、斧、刀、镰等为主。但因当时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灌溉的兴起，管理职能的加强，使农业的产量比新石器时代有了较大提高。农业作为商代经济中主要的生产部门，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供应大批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所需。这些脱离了农业生产的人数量很大，包括商王为首的贵族、官吏、宗教人员、军队及专业手工业者等等。
　　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与农业有关的卜辞。所刻的田字作田■■囲形，呈棋盘格状，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当时已经实行了井田制。每个小方块代表一定的亩积，也是奴隶们的耕作单位。当时的农田已有规整的沟洫，构成了原始的灌溉系统。甲骨文中的“耤”字像人手持耒柄而用足踏耒端之形，说明耒耜在农业生产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卜辞中常见的“犁”字像牛牵引犁头启土之形，因此有人认为商代已经有了牛耕。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并有专人监督管理，进行超经济剥削。安阳殷墟的宫殿附近曾出土 ３００Ｏ多件收割用的石镰，或许即是供奴隶们使用的工具。当时商王对农业生产也十分关心，经常卜问与农业有关的事项。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四、五千条之多，包括举行农业方面的宗教活动等。特别是以卜问雨量是否充足、年成丰欠的数量为最多，诸如“受年”、“我受黍年”、“我受秬年”、“年有足雨”、“禾有及雨”等等，这里的年、禾指的是谷子，“黍年”、“秬年”之年是泛称谷类。禾、谷子、小米三个名称实为一物。卜辞中禾字像完整的一棵禾，杆、茎之上有穗。从禾穗上打出来的颗粒是粟，所以《说文》：“粟，嘉谷实也”，颗粒去了皮而现出实，即是米，故《说文》说“米，粟实也”。从商代卜辞可知当时主要的农产品仍是粟。除粟外，当时还有黍、稷、麦、稻等作物，同时还种植桑、麻等等。有人根据卜辞的内容进行研究，认为商代已在农田里施用农肥，并已有贮存人粪、畜粪以及造厩肥的方法。加之能清除杂草，使农作物的产量得以提高。收获的粮食被贮藏起来，所以卜辞中出现了廩字。考古发掘中也见到一些贮粮的窑穴。这种窑穴的底与壁多用草拌泥涂抹，底部还残留绿灰色的谷物的遗骸。有理由认为：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形成。
　　农业的发展，农产品数量的增多，还反映在商代的酿酒业又有发展。商人的饮酒之风盛行。在发掘的商人墓中，凡有随葬品的几乎都有觚、爵等酒器，正说明酒在商代的贵族、平民的生活中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酒的品种也较多，其中以黑黍与香草作的酒称为鬯，最为上层贵族所喜爱。到了商代末年，这种饮酒之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周人灭商后，发布了严厉的禁酒令。
　　有商一代，五次迁都，每次迁都都要大兴土木，建造起规模很大的宫殿以及墙垣等。目前在偃师、郑州、安阳等地发现的大型宫殿和占地面积数平方公里的城池等等，都是动用大量人力，经过很长时间的营建才完成的。当然，这一批批劳动力的粮食是农业生产提供的。虽然当时每年能生产多少粮食，今天已无法确知，但商王朝时期，商王室为大兴土木和常年维持一支用于征战的武装而支付的大批粮食，都是由农业生产提供的。这也说明当时的农业已有较大的发展，因而有足够的贮备来供应和支付这样庞大的开支。
　　商代农业的发展，使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彻底分离出来，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部分人专心致力于他们从事的工作，在各自的行业中不断地进行琢磨与钻研，使经验与技能得以继承、总结与发扬。观测天文的人们从天体的运行中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导致历法的出现与不断完善。主管农业的官吏们从气候变化与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中找到某些一致，提出了节令的划分。从事文字记录的史官们为详细记录发生的事件，在文字的运用与创造方面潜心探索，使商代的文字总数达到 ３５００ 个，已形成产密的文字系统。后人所谓“六书”，从文字结构中所看出的六条构成文字的原则，即所谓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出不少例证。文法也与后代的相同。《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正说明商人已将文字用于记录。武丁以后，商代的文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极有意义的。
　　畜牧业作为商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部门，较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早在商汤立国以前（即商的先公先王时期），商人就有了比较发达的畜牧业。所以，传说中有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说法。商人立国之后，大批奴隶被投入畜牧业，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越来越兴旺了。在已经驯养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中，马、牛、羊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长。
　　马是商王室及其贵族、官吏在战争与狩猎时使用的重要工具，因而受到特别重视。它有专职的小臣管理，驱使成批的奴隶饲养。从商代甲骨文中看到，武丁以后至帝辛（纣王）时期，商代的战争是非常频繁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最大的一次可动用 １ 万余名士卒。马是作战与运输的工具，每次动用的数量也是很大的。此外，王室大贵族死后，还常常用马陪葬。如安阳殷墟、益都苏埠屯、西安老牛坡等地商代墓葬中都发现了用车马陪葬的遗迹。有时还将马作为祭祀的物品，安阳的王陵祭祀场中就有不少马的尸骨，所以当时饲养马的数量是很可观的。
　　当时还用奴隶饲养成群的牛羊，主要供食用和祭祀。商王和大贵族每次祭祀，用牲的数目都相当惊人，少则几头，多则几十、几百，甚至达到上千头。此外，还大量饲养猪、狗、鸡等动物。它们既是当时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也是祭祀用的供品。狗还用于狩猎与守卫，所以商人的大小墓葬中，在死者入棺下葬前，要在墓底中部（相当于死者的腰部）挖一个坑，考古工作者称之为“腰坑”。一般坑内都放一只狗，颈部还挂一个铜铃。有些墓中，在填土和二层台上也用狗殉葬，一座墓中往往有几条殉狗。此外，在营造宫殿时，从奠基、置础，到安门、落成，都要用人或畜作牺牲进行祭祀，其中用狗最多。
　　商人是很迷信的，凡事都要进行占卜。占卜者根据卜兆判断凶吉，许多内容还要记录下来，这就是今天看到的甲骨文，又叫甲骨卜辞。这一活动中所用的原料除了有龟甲外，大量的是动物的肩胛骨。考古工作提供的大量实物表明，占卜用的动物肩胛骨多取自马、牛、羊、猪和鹿等动物。刻辞的则绝大多数是马和牛的肩胛骨。这一实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畜牧业之繁盛。
　　商人除了饲养上述六畜之外，还饲养其他动物，如鹿、象等等，商代遗址中已发现象的遗骸。据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①，说明在征伐东夷的战争中，商人一度还使用象队。
　　商代畜牧业的发展，为商代的制骨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目前在商代的几个都城中都发现了制骨作坊。郑州紫荆山发现的一处制骨作坊中，除了有牛、鹿等动物肢骨外，还有人骨，在出土的骨料中约占总数的一半。这种现象在安阳殷墟等地的制骨作坊中不再见到，大概与商代晚期畜牧业的发展有一定关系。
　　（二）商代的建筑技术
　　青铜铸造的斧、锛、刀、凿的广泛应用，为商代工匠们提供了远比石器更实用、更锋利的工具。这为商代大兴土木工程创造了条件。现已发现的商代都城遗址中，都发现了大型宫殿的遗迹。这些大型木构建筑的营建，反映了商代建筑技术得到很大发展。
　　偃师二里头发现的 １ 号宫殿基址，是一个东西长 １０８ 米，南北宽 １Ｏ０ 米的大型夯土台基。除东北角内凹一块外，平面近似正方形。发掘时台基表面已经损坏，但成排成行的柱穴大多得以保存。因而可以参照文献材料推测上部的木构建筑。
　　①　　《吕氏春秋?古乐》。
　　在这座夯土台基中部偏北的地方，还有一块略高的长方形台面。它东西长 ３６ 米，南北宽 ２５ 米，是殿堂的基座。基座上排列有一圈柱穴：南北两边各 ９ 个，东西两边各 ４ 个。柱穴的排列整齐规则，间距均为 ３．８ 米。柱穴直径 ０．４ 米，底部均垫有一块卵石，作为柱础。在这圈柱穴的外侧 ６０—７０ 厘米外，每穴各附衬两个较小的柱穴，直径约为 １８—２０ 厘米，推测这是支撑殿堂出檐部分的挑檐柱的柱穴。出土物中未见用瓦的迹象，只有少量木柱的灰烬与草拌泥块。根据这些情况，结合文献资料，推断这是一座面阔 ８ 间，进深３ 间，木骨为架，草泥为皮，四坡出檐的大型木构建筑。作为主体建筑的殿堂，中间没有发现柱穴，前后檐之间的跨度达 １１ 米，说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推测在各柱之间已用拉梁拉住，整体构成框架。在殿堂正南约 ７０ 米处，即在夯土台基南部边沿的中段是一个大门。大门的东西两侧，沿着夯土台的周边还发现一圈廊庑。这圈廊庑也采用木骨泥墙的作法。它的设置将宫殿与外界隔绝，并突出了中间的殿堂这一主体建筑，使这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体建筑合成一组，形成主次分明，布局严谨、颇为壮观的宫殿建筑。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早期宫殿基址之一。它的发现为了解当时的建筑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用夯筑技术提高土壤的密实程度，并使其强度增大，这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经发明。在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已见到台形建筑。但它的规模都很小。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占地 １ 万平方米，并将一组建筑都置于这个台基之上，这是一大进步。这座台基的现在台面比当时的路土高出０．８ 米，是后世高台建筑的雏形。它与周围低矮的民居相比显示了它的雄伟高大，也反映了居住者高踞于百姓之上的思想意识。同时，人类从穴居开始就不断地同危害健康的潮湿进行斗争。在仰韶文化及其他文化中都可看到人们因潮湿而患风湿引起脊椎变形的实例，反映了这种疾病曾肆虐一时。为此，人们想了各种办法。采 用夯筑技术建成台形建筑，所谓“■高，可以辟润湿”①，对居住者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二里头宫殿中出现的封闭性广场——庭，是举行朝拜等仪式的场地。庑则是防御性的外围，这是社会出现阶级以后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它与以后的宫墙相比，是一种初级形态，但它正是宫殿建筑的一个突出特征，它反映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处于对立状态的政治现实。
　　①　　《墨子?辞过》。
　　这组建筑中的主体殿堂，从立柱的外侧各有 ２ 个小柱的现象，可以推断与《考工记》所载的殷人“四阿重屋”是一致的。所谓“四阿重屋”，是四坡顶、两重檐，即在四坡屋盖的檐下，再设一周保护夯土台基的防雨坡檐。这种重叠巍峨的造型，能产生一种崇高庄重的效果。这与统治者借宫殿以显示其高贵至尊的意识是一致的。
　　商代中叶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黄陂盘龙城、山西夏县、垣曲等地都发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址。它们的平面形状均作长方形，用黄土夯筑而成。夯窝圆形，小而密集，夯窝直径在 ２ 厘米至 ４ 厘米之间。夯层较薄，一般厚度为 ８—１０ 厘米。与二里头宫殿一样，夯土的质地相当坚硬。城墙的夯筑是先挖 ２ 米多宽、深半米左右的基槽，基槽的走向与城墙的走向一致，然后回填黄土，层层夯筑。墙体采用分段夯筑法逐段延伸而筑成，截面呈梯形，上窄下宽，一般宽度在 １０ 米左右。筑城的方法与夏人筑城的方法一样，沿城垣纵向立模，模板外侧用土支撑，内外同时夯筑，城外均有壕沟，说明城的作用就是为了防御外来者的侵扰。郑州商城的城墙，周长为 ６９６０ 米，有 １ｌ 个缺口。这些缺口中有的可能与城门有关。偃师商城的面积略小于郑州商城。已发现城门 ７ 个。黄陂盘龙城规模较小，南北长 ２９０ 米，东西宽 ２６０ 米，四周各有一门，是个方国的都邑。从甲骨文中■字的形象来看，商代城墙的城门上部都有门楼一类建筑。郑州商城与黄陂盘龙城的东北部，都发现了宫殿建筑群。其中黄陂盘龙城发现的 ３ 座宫殿基址，与南城门都在一条中轴线上。这些宫殿基址，都是用夯土筑成的高出地面的台基。以盘龙城 １ 号宫殿基址为例，它东西长 ３９．８ 米，南北宽 １２．３ 米。台基中央有东西并列的四室，四壁为木骨泥墙。中间两间稍宽，南北各有一门，两侧的两间略小，只在南面开门。台基的周围有一圈檐柱。根据这些遗迹，可以复原成一座四周有回廊、中央为四室的四阿重屋的高台寝殿建筑。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两件铜质构件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金属构件。它的出土表明当时的宫殿建筑上已使用了金属构件。它既有加固木构节点的作用，又是装饰品，所以它的表面都有精致的兽面纹样。
　　偃师商城出现了大城中又建小城的做法。目前发掘的 １ 号宫殿区，由多座宫殿建筑组成，它的外围又筑有夯土城墙，应属宫城。这比二里头 １ 号宫殿所见用庑来分隔宫殿内外的做法进了一步。在这座宫城中还发现了石砌两壁、上用粗木铺顶的大型排水通道。已经探出的有 ７００ 余米，直通城外。在郑州商城的中部还发现了长约百米、宽 ２０ 米的长方形大型蓄水池。这种给水、排水设施在城中出现，对改善城市的供水与卫生状况都是有益的。
　　安阳殷墟的小屯村附近是晚商都城的宫殿区，已发现 ５０ 多座建筑基址，可分为三组。基址平面有矩形、条形、近正方形、凸形、凹形等。大者如乙八基址，长约 ８５ 米，宽 １４．５ 米。中等的长约 ４６．７ 米，宽约 １０．７ 米。它们的布局有东西成排、排列颇为对称的特点。立柱的下部，除用卵石为础外，还出现了铜础。安阳殷墟至今尚未发现城垣，但是宫殿区的东、北两边是洹水，西、南两侧则有宽 ７—２１ 米、深 ５—１０ 米的大沟，推测是人工挖成的用于防御的设施。夯土台基的附近，多次出土陶质的排水管。这种陶水管在偃师二里头、黄陂盘龙城均有发现。但安阳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出现了三通，表明当时铺设地下排水管时已形成分支。如安阳殷墟的白家坟于 １９７２ 年发现三段陶水管，其中有两段作 Ｔ 字形排列，南北向的一段管道残存 ９．７ 米，有 １７个陶水管；东西向的管道残长 ４．６２ 米，有 １１ 个陶水管，两者交接处有一个三通水管连接。水管之间是平口对接，水管的排列高低有序，发现时水管中还淤有细泥。这种陶水管主要是配合夯土基址而设的地下排水设施，它在商代出现，是我国古代先民在卫生工程中的一个创举。随着高台建筑的形成和筑城技术的提高，这种排水设施后世有进一步发展。
　　商代的大型木构建筑上可能出现了多种装饰品，除了上面提到的兽面纹铜构件外，还有木雕、石雕饰品。这些东西在宫殿废弃时已被毁坏，但从商代王陵区大墓中出土的汉白玉制成的门砧石和椁板上的施彩木雕看，这些物品应是其生前的宫殿装饰移植至地下世界的反映。石雕的猛兽、猛禽形象和木雕上用红、白、黑色彩突出的虎、兽面等图像，则是统治者为显示其威严、权势的意识的体现。
　　（三）商代的制陶与纺织业
　　商代的广大居民仍以陶器作为他们主要的生活用具，因此制陶业在商代仍然获得发展。人们的生活内容比以前更丰富，陶器的品种自然也就更多。如酒器的制作更趋普及，斝、尊、爵、觚、盉等出土的数量也很多，一般平民墓中均有出土。随着粮食收获量的增加，储器也多起来，当然还有炊器、食器等生活必须品。它们的形制相当规范，不少器物上出现装饰纹带，成了它们的一个特点。装饰花纹有兽面纹、云雷纹、夔纹等等。
　　当时制陶的方法仍有手制、模制、轮制等几种。商人的陶器中多用带足器，如鬲、斝、甗、盉等等。这些陶器的三足都是空的。从遗址中出土的内模可知，这些空足都是用模制作，尔后将 ３ 个空足结合一体，上接腹、颈而成。作食器用的盆、盘之类，多用轮制，而瓮、缸等大型陶器，多用泥条盘筑的方法。至于一些小件物品及明器（或冥器）之类，仍用双手捏制。或许人们已经认识到将实用之物放入墓中随葬并不经济，所以使用明器之风大盛。许多陶器（如觚、爵等）都捏成形体很小的器形。
　　商代的制陶业已有专门的作坊，内部有固定的分工。商代的陶窑发现很多，多属竖窑，郑州商城的西城墙外 １３００ 米处的铭功路西侧发掘的制陶遗址中，在 ｌ４００ 米的面积内清理出陶窑 １４ 座，另有小型房基、工作台面、窖穴、水井、壕沟等遗迹。出土物中有制陶用的陶拍、陶杵、陶印模和烧坏变形的陶器、尚未烧制的陶盆泥坯等。印模上刻有兽面纹、夔纹、斜方格纹等。这里发现的陶窑平面为圆形，直径 １．２ 米，窑膛下部中间筑有长方形支柱。柱上架箄，箄有圆孔，孔径 １２ 厘米。在不大的范围内密布 １４ 个陶窑，反映了这个作坊中陶器的生产已形成一定规模。
　　商代陶工除生产一般常见的灰陶、红陶和黑陶外，还有专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白陶和原始瓷。白陶是用高岭土作胎，烧成温度 １０００℃以上，陶质坚硬。与以前的白陶器不同，商代的白陶器皿制作规整，刻有精致的装饰纹样，工艺更精，是当时制陶技术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商代青铜铸造业的发达，对制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铸铜的型腔即是用粘土和砂制成的，它要求有较大的强度和较高的透气性、耐热性。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人们就得在制范的原料和烧成温度上进行改进。当这两个方面出现突破和飞跃时，因瓷土的发现与利用，高温窑的创造成功，再加上釉的出现与还原焰的运用，原始青瓷就应运而生了。
　　原始青瓷器使用瓷土作胎，其胎质较一般陶器细腻、坚硬，经 １２００℃左右的高温烧制，使胎质烧结，器表有釉，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胎色以灰白居多，也有近似纯白略呈淡黄色的，少数为灰绿色或浅褐色。这些特征与瓷器所应具备的条件相近。但它们所用的制胎原料还不够细洁，烧成温度偏低，还有一定的吸水性，胎色的白度不高，没有透光性，器表的釉层较薄；胎与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说明当时对成品烧结温度的认识和对窑温控制的技术还不成熟。这表现出它的原始性与过渡性，是我国成熟的瓷器出现以前的产品。但是，它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属商代中期，郑州商代遗址与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的商中期墓葬中均出有原始瓷器。郑州铭功路的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尊，器形为敞口、折肩、深腹、凹底，肩部饰席纹，腹部饰条纹。胎色为黄灰色，器表及器里的上部印有黄绿色釉。黄陂盘龙城商中期墓葬中除发现上述凹底尊之外，还有圈足尊和瓮等。从郑州商城出土的原始瓷尊残片上看到，纹饰有方格纹、雷纹、条纹、Ｓ 形纹等等。此外，还有烧坏的残器。
　　商代晚期的原始青瓷发现更多，在河南安阳殷墟、河北藁城台西、山东济南大辛荘、益都苏埠屯、江西清江吴城等地的遗址与墓葬中均有出土。如安阳出有双耳罐、益都苏埠屯出有矮圈足豆等。其中尤以清江吴城发现最多，有小口折肩罐、尊、双耳罐、盆、豆、器盖。它们的胎质有的灰白色，有的黄白色，釉色则有青黄色、灰黄色、黑色等。清江出土的一件敞口、长颈、折肩罐，年代约当商中期偏晚，该罐的肩部一周还刻有 １２ 个字。此外，清江出土的工具中也有用原始瓷制造的，如双孔马鞍形刀，胎色灰白，施黄褐色釉；原始瓷纺轮的胎色灰白，施酱褐色釉。这种用原始瓷制作的工具还是第一次发现。
　　商代的纺织品，主要是麻纺与丝绸两大类。其中丝绸的织造技术是最具代表性的。
　　前面曾经提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中已经发现了绢片、丝带和丝线等实物。经鉴定，原料是桑蚕，绢片是平纹组织。
　　蚕丝作为织物的原料，它的优点是纤维长、韧性大（即拉张强度高），而且弹性好。但桑蚕丝的质量，包括韧性、弹性和纤维细度，主要取决于养蚕技术的改进，诸如饲料的精选和加工，看护工作的细致等等。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掌握了桑蚕的生活规律，不断改进养殖条件，使蚕丝生产的数量与质量都有提高。至迟在商代，即已发明了缫丝技术。缫丝技术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创造性发明，在上古时期，我国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象形的“蚕”字、“丝”字和以“纟”字为偏旁的好几个形声字，另外还有“桑”字。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青铜器的花纹中有“蚕”纹，作成屈曲蠕动之形。此外，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还发现了玉雕的蚕，形态逼肖，正是当时饲养的桑蚕的形象。特别是找到了一些当时包裹铜器粘附的铜锈而保存下来的丝织品残片，是今天了解商代丝绸工艺及其水平的宝贵实物。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觚上残留的丝织物痕迹，能辨认的有 ５ 个类别，可能是纨、绡、纱、罗、绉。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钺，上面粘附的丝织物痕迹，是在平纹地上起菱形花纹的提花织物。这是采用高级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有人称为绮或文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戈和玉戈上，也有粘附丝织物品的。有一件标本是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所织的回纹图案，每个回纹由 ２５ 根经线和 ２８ 根纬线组成，比远东古物馆的那件还精美。回纹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的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此外，还有绚丽的刺绣。
　　经过研究，可知商代的丝绸织造技术已相当进步。当时主要有 ３ 种织法：第一种是普通的平纹组织。这种织物的经线与纬线大致相等，每平方厘米各３０—５０ 根。第二种是畦纹的平纹组织，经线比纬线约多一倍，每平方厘米，细者经 ７２ 根，纬 ３５ 根，粗者经 ４０ 根，纬 １７ 根，由经线显出畦纹。第三种是文绮。它的地纹是平纹组织，花纹则是 ３ 上 １ 下的斜纹组织，由经线显花。花纹虽是简单的复方格纹，但已需要十几个不同的梭口和十几片综，这便需要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这 ３ 种织物的丝线都是未加绞拈的或拈度极轻的，这表明当时已经知道缫丝。利用蚕丝的长纤维和丝胶本身的粘附力，不加绞拈便可制成丝线，以供织造丝绸之用。这种不加绞拈的丝线特别适合于刺绣之用，因为绣花后浮出的丝纤维稍为散开，使花纹更为丰满，花纹的轮廓更为柔和。商代的刺绣实物也有发现，花纹作菱形纹和折角波浪纹，仅花纹线条的边缘使用曾加绞拈的丝线①。
　　蚕丝因光泽新鲜，手感柔软，又容易染色，所以至今仍是织造高级织物的好原料。上述发现说明，商代的织工们以他们的创造才能，多方设法改进织法和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使这种高级织物更为华丽美观，并且已经知道利用丝线的坚韧而有弹性的长纤维这一优点，使织物的经线较纬线为密。这在织物面上，纬线很少显露，平纹组织用经线显示畦纹。由于蚕丝有丝胶使之粘附，一般不用纺拈，所以织成后的斜纹或提花的浮线都易于散开的织物，花纹柔和而又丰满。
　　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织工在织造技术上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内容，并对世界纺织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西方的提花技术是在汉代以后从中国传过去的。
　　当时的纺织品还染有颜色，如妇好墓的椁木上粘有红黑相间的色彩，应是原先覆盖的幔帐一类东西腐朽后遗留下来的。虽然原来印染的花纹已不得而知，但它说明当时确有印染行业，并且为了满足王室贵族对服装的色彩和花纹图案的要求，工匠们在织物染色上下了功夫，使印染技术得以提高。
　　当时已掌握了用多种矿物颜料给服装着色，可能还利用了植物染料染色的技术，染出有黑、红、黄、紫、绿等多种色彩。利用矿物原料着色的方法称为“石染”。染红色的有赤铁矿（赭石）和朱砂；染黄色的有石黄；染绿色的有空青（石绿），石青可作蓝色染料。染的方法有浸染和画缋两种。浸染是将原料用杵、臼及其他工具捣杵和研磨成粉末，将粉末再用水调和，把纱、丝或织物侵入其中，颜色即为纤维所吸附。画缋是将调和的颜料画、涂在织物上，或一种颜色，或几种颜色组成图案。这类实物在考古发掘中均有出土，如妇好墓中出土的臼、杵、色盘，都留有朱砂痕迹。同墓出土的大、中型礼器上粘附的用朱砂涂染的平纹丝织物（绢）就有 ９ 例，这为朱染工艺应用史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麻纺织品也有发现。妇好墓中发现的麻织物，结构比较清楚的有 １０ 例。它们都是平纹组织，粗者每平方厘米中有经线 １２ 根，纬线 １０ 根。较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中有经线 ２２ 根，纬线 １２ 根。这些用于包裹器物的麻织物，可能是普通麻布，不是商代最具代表性的麻织品。
　　（四）商代的天文与历法
　　历法是根据天象以一定的单位对年、月、日的计量方法。
　　商王朝时期，商王任命了专司天文的官员。他们把过去掌握的分散零星的天文、历法知识进行整理，从事比较系统的天气观测和计算，使早期天文学及其历法得到较大的发展。
　　世界的历法，大致有 ３ 种基本形式：一为太阴历，如回历，１ 年为 １２ 个太阴月，每月 ２９ 日或 ３０ 日，故 １ 年之长为 ３５４—３５５ 日；二为太阳历，如埃及历，１ 年之长为 ３６５—３６６ 日；三为阴阳历，如犹太历，１ 年为 １２ 个月或１３ 个月，１ 年之长，平年为 ３５３—３５５ 日，闰年为 ３８３—３８５ 日。商代的历法也是阴阳历。
　　①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 年第 2 期。
　　夏代先民使用的干支记日法被商人所继承。安阳殷墟出土的一块牛肩胛骨上就完整地刻有 ６０ 个干支：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直至癸亥。用它来记日，６０ 天为一个循环。商代铜器铭文和卜辞中普遍用这种方法记录日期。６０ 天计为两个月。但也有 ５９ 天的，说明当时已有大、小月之分。农历年以月为单位，月亮凡 ２９ 日或 ３０ 日一满，为一太阴月。积 １２ 个太阴月约为 ３６ 旬，较一个太阳年的长度要短，故若干时间后要加闰月以补足之。商代一般以十二月为一年，但卜辞中也多次出现“十三月”的刻辞，说明这时已用连大月和大小月来调整朔望，用置闰来调整朔望月与回归年的长度。这是阴阳合历的最大特点。商代的置闰法，一般都置于年终，即称十三月。但在商代晚期商王祖甲以后已出现了年中置闰的办法。到了商朝末年，在卜辞、兽骨刻辞和铜器铭文上有了较整齐的记时法，出现了近乎“年”的时间单位，名曰“祀”。另有一种“祀季”，介于祀与月之间。人们记事时使用“干支记日——在某月——隹王某祀——祀季”的形式，卜辞中则多用“干支记日——才某月——隹王某祀”的格式。
　　商人还把一天分为几段，日指白天，夕指夜晚，中午称中日，即日中。此外，日出地面称旦，日落称昏或各（落）日；天明以后称朝，正午之后，日已偏斜称昃；在昃与昏之间还有郭兮。商人朝夕两餐称为大食、小食，大食之前卜辞中又称明、日明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人对每天所划分的阶段用于记录史实，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其时间属性。
　　天时观念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农业需要寻求天时周期的规律以便及时播种和收获。商王朝时期，人们将天象的变化与相应的物候揉合在一起，并在观测天象、确定季节的探索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尚书?尧典》中有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用四组恒星黄昏时在正南方天空的出现来定季节的方法。当黄昏时见到鸟星（心宿一）升到中天，就是仲春，这时昼夜长度相等；当大火（心宿二）升到正南方天空，就是仲夏，这时白昼时间最长；当虚宿一出现于中天时，就是仲秋，此时昼夜长度又相等；而当昴星团出现在中天时，就是仲冬，白昼时间最短。这里的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今天所说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令。据研究，最晚在商末周初时，我国就已经取得了这一观象授时的重要成果。卜辞中有“今春”、“今秋”之语，虽不一定为后世的四季，但因农事而分的“季期”当可无疑。
　　商人对气象和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十分关心，因为它与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当时有专人观察，记录相当仔细，甚至有连续 １０ 天的气象记录，可视为世上最早的气象记录之一。如卜辞中对风、雨、阴、晴、霾、雪、虹、霞等天气变化都有记载，其中风有大风、小风、大骤风、大狂风等，这可以说是对风力分级的开始。对东、南、西、北四方的风还有不同的名称。雨也有大雨、小雨、多雨等等名称。此外，还记有霾（《尔雅?释天》曰“风而雨土为霾”）、云、霁（雨止）等。商人十分迷信，遇事必卜。所以，今天看到的卜辞中有不少卜问天气阴不阴（“易日”？“不易日”？）；是大晴天还是稍晴（“大啟”？“啟少”？）；是否雨停止了（“雨其隹霁”？）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象与气象的认识，说明他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已比较深刻了。
　　商代卜辞中还有不少日食、月食的记载。如商王武丁时期卜辞中记有“日有食”（林 １、１０、５），至于月食，仅武丁时期就记有好几次：
　　六日［甲］午夕，月有食。（乙 ３３１７，卜人宾）。
　　七日己未■，庚申月有食。（库 １５９５，全 ５９４，卜人争）。
　　月有食，闻（即昏），八月。（甲 １２８９）。
　　旬壬申夕，月有食。（簠天 ２）。
　　三日囗酉夕，［月有］食，闻（昏）。（燕 ６３２，卜人古）。
　　上述五次月食中有两次说“月有食，闻”，古文“闻”、“昏”一字，指月全食而天昏地黑。
　　天体中有些星的亮度原来很弱，很暗。但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会增强几千倍甚至几百万倍。这种星叫新星。亮度增强到一亿倍至几亿倍的叫超新星。这种新星或超新星的亮度，以后又会慢慢减弱。卜辞中有一条天象内容说“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殷墟书契后编》下 ９?１）。这也是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说的是七日这一天晚上，天空中有一颗新星接近大火（心宿二）。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新星记录。
　　（五）商代的数学与医药学
　　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在生产、生活以及交换过程中，如在城垣建筑、地亩测量、编制历法等工作中，都需要数学知识和计算技能。因此数学随着社会的前进而获得了发展。
　　商代的甲骨文和陶文中都有不少记数文字。甲骨文中的一、二、三、四等数字多是横划记写；陶文中则多为竖写。商代先民与后世的人们一样，已经能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 １３ 个单字记录 １０ 万以内的任何自然数了。十、百、千、万的倍数在甲骨文中用合文书写。这种记数法既简洁又明了。
　　目前在甲骨文中出现的最大数字是 ３ 万。复位数已记到 ４ 位，如 ２６５６。当时，人们在记数时，常常在十位数和个位数之间加上一个“又”字，如“五十又六”。他们正是用这种方法记下了许多令今日的研究者们感兴趣的内容。
　　商代先民使用的从一至十的数码，按实用需要进行排列和逢十进一的计数方法，对今天的使用者来说已习以为常，人们并不深究其价值和在数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但若将其与古罗马、古埃及的计数方法相比较，这一方法比他们的要更先进、更科学。印度到了 ６ 世纪才开始使用十进制。所以商代使用的数学系统，是我国古代先民对人类科学的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先进的记数方法，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计数和运算提供了方便。历法的出现虽与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有密切关系，但对年、月、日的计算则是离不开数学的。商代历法中对年、月、日的计算和用置闰来调整朔望月与回归年的长度，正说明了数学的运用在历法的编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计数的方法也用于生产的各个方面，如偃师二里头发掘的 １ 号宫殿，殿堂的柱距和正面大门的柱距均为 ３．８ 米，说明当时对数的运用已相当准确。安阳殷墟发现的木制车辆，其形制和各个部件的规格都相对一致。它们的车轮都是 １８ 根辐条。另外，为织出各种纹样的布、帛而在织造过程中对经线和纬线数量的配置等等，都是运用数学计数的实例。从甲骨文所记的内容看，当时已有了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这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实证。安阳妇好墓中出土的随葬物品，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成双的，如两件为对的妇好铭鸮尊、方彝、司母辛铭大方鼎等等。有的则是成套的配置；有的是偶数，有的是奇数。如妇好铭分体甗两套 ４ 件；妇好铭镂孔觚 ６ 件一套；最早的早期编钟则是 ５ 件一套等等。商代先民在数学方面积累的丰富知识，为后代数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商人在前人积累的经验与知识的基础上，对疾病的认识前进了许多，甲骨卜辞中关于疾病的资料就有数百条之多。据研究，这些卜辞涉及的疾病有头、眼、耳、口、牙、喉、腹、鼻、足、趾等人体的十余个部位，称作“疾首”、“疾目”、“疾耳”、“疾口”、“疾齿”、“疾身”、“疾足”等。至于病的名称，出现在卜辞中的“风疾”，指受风头痛病，“喑疾”是咽喉病。商王武丁就得过这种病。此外，还知道有传染性的疟疾等。商人治病的方法除由“巫”进行祭祀、祈祷等活动外，还使用药物。
　　当时，中药汤剂是重要的治病剂型之一。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文中说到“伊尹……为汤液”。传说商王成汤有病，伊尹为之煎煮药液服用。把汤药的开始应用，归之某一个人是错误的，但由食物的选择中认识到某些动、植物经过煎熬后，它的溶液具有医疗效用，这是很科学的。
　　１９７３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发掘的一处商代遗址中，曾经发现植物种子 ３０ 余枚，经过鉴定，被认为是有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据后世的《神农本草经》说，桃仁“主治瘀血、血闭、症瘕、邪气、杀小虫”；郁李仁性“酸平无毒，治大腹水肿，面目四肢浮肿，利小便水道”。这两种果仁，都含有苦杏仁甙，有润燥、通便和破淤血之功效。上述发现说明 ３０００ 年前我国先民已经发现了它们的药用功能，并用于治疗疾病。
　　另外，还有一些医疗工具。如藁城台西村的一座商代墓葬中有一个漆盒内放有一件石质的镰形工具，医史专家认为是医疗器具砭镰。砭镰是砭石中形似镰刀的一种，是利用其锋利的刃口切割肿瘤和放血用的。商代青铜器已很发达，出土的小件铜器中，针、锥不少，有的可能就是用于针灸术的工具。砭镰由石器变为金属制成的镰状医疗用具，可能也已出现。
　　反映商代医疗水平的另一个方面是卫生保健知识有了显著提高，如郑州商城中发现了大型蓄水池。商代早、中、晚期的几个都城遗址中，发现的陶质排水管多在宫殿区的台形建筑附近，说明当时大贵族已注意到污水的排放。偃师商城 １ 号宫殿区发现了大的排水沟，从宫城内通到城外。安阳殷墟出土的陶水管中出现了“三通”，这使在宫殿下埋放的排水管道形成系统成为可能。所有这些，表明了当时对污水的排放，在建造宫殿的同时已被优先考虑，并在总体设计中予以安排，甚至形成网络。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与前人相比，商人的房舍在建筑中更注意了防潮，因而地面建筑（特别是夯土台建筑）更多了。都城中宫殿区、不同的作坊址、王陵区、平民聚落都有一定的规划。例如郑州商城的两个铸铜作坊及烧陶作坊址都在城外，安阳的铸铜作坊址和烧陶作坊都在距离宫殿区较远的地方，王陵区与祭祀场在宫殿区的西北，并有洹水相隔。这种布局自有其合理的因素。虽然这种布局是围绕商王为首的奴隶主大贵族而设置和规划的，但是把作坊址放在城外，或离城中心较远的地方，可以防止烟尘的污染；将陵区和祭祀场置于远离居住的地方，无疑也是合于卫生要求的。此外，甲骨文中已有“沐”、“浴”等字，说明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商代遗址与墓葬中曾有壶、盂、勺、盘等盥洗用器，殷墟还有带把的簸箕等，都说明在个人和环境卫生方面已有所注意。
　　特别要提到的是商代遗址中水井的发现很多，有的深达数米。井内有的还有木质井圈。这些水井的使用，对改善民众饮用水是有益的。
　　（六）商代雕琢技术的新突破
　　商代工匠制作玉石器的技术，虽然就程序而言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无多大差别，但因商代王室和大贵族组织了一批工匠为他们制作以玉和宝石为原料的礼仪用品、装饰品和工艺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客观上促进了雕琢技术的进步。这些物品在造型、纹样装饰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雕琢技术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不少创新。
　　从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看到：河南的偃师、郑州、安阳，湖北的黄陂，河北的藁城，北京的平谷等地的商代遗址与墓葬中都出土了一批玉器。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玉器有戈、圭、刀、琮、铲、板、柄形饰等等。它们的造型设计合理，雕琢的纹饰清晰流畅，说明工匠们的雕琢技术相当精巧。例如在一件长 １７．１ 厘米，宽 １．８ 厘米的柄形玉器的四周，工匠雕琢的兽面纹样精细和谐，光洁度高，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出土商代中期的璋、戈、璜、柄形饰、小件玉质装饰品等，数量不算很多。集中反映商代制玉水平的是 １９７６ 年安阳发掘的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此墓出土 ７００ 余件玉器，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属前所未见。这些玉器中有琮、璧、瑗、璜、圭等礼器以及在祭祀时使用的斧、钺、戈、矛、戚、锛、凿、铲、镰、各种小刀等，它们无实用价值，可能也属与礼制有关的器具。有些则是实用器，如臼、杵、杯、调色盘、簋、勺、匕、■、■等。它们大多有使用痕迹，如调色盘中往往还有朱砂等颜料。磬是商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安阳出土的玉磬或石磬，有的雕琢出装饰纹样，有的绘有彩色图案。另外，还有装饰、艺术品，如环、玦、笄、钏、珠以及玉与宝石组成的坠饰、串饰等。这些玉器的形制规矩，厚薄匀称，装饰花纹的线条流畅。如一柄一尺多长的玉戈，厚仅 Ｏ．５ 厘米，脊线笔直，刃线自然，毫无缺损的痕迹。这是难度很大、具有很高水平的作品。
　　妇好墓出土的 １０ 多件玉雕人像和人头像，或戴冠或盘发，工匠们运用写实手法把不同性别的人物及其服饰、发饰都作了比较细腻的刻划。有的交领窄袖，腰束宽带，跪坐时衣缘及踝，腹前还有“蔽体”；有的则无衣无褐、赤身裸体。人像的面部都是粗眉大眼，高颧骨，蒙古人种的特征十分明显。
　　妇好墓和小屯村北的居址中还出土了一批玉雕的动物制品。它们有虎、熊、象、鹿、马、牛、羊、狗、猴、兔、鹤、鹰、鸱鸮、鹦鹉、鸽、鸬鹚、雁、鸭、燕、鹅、鱼、蛙、鳖、蝉、螳螂、螺蛳等 ２０ 多种，造型生动、形象。此外还有龙、凤、怪兽、怪鸟等制品。这些玉雕作品的形象，主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但也很有特色。如玉龙的形象为昂首张口，身躯踡曲，有欲起腾升之势。这类作品中注入了做器者的思想，采用夸张手法，集中表现它的性格特点，着力于传神。
　　安阳出土的玉器中以浅雕、浮雕等平面雕居多。这些玉雕制品的制作规矩、匀称，器表的纹饰，曲线与直线结合得流畅舒展；深浅的雕线，琢磨得柔润细腻，表明琢玉者掌握了相当成熟的技法。
　　安阳出土的玉、石器中，圆雕制品占有一定比重。这种制品要求雕琢者具有立体造型的能力，对雕琢的对象、玉材的选择、线条的运用等都要有很多的知识，因而比平面雕的难度要大。在这批作品中，无论是前肢交叉的蹲猴、直立扬鼻的大象，还是缓缓蠕动的龟、蚕、腾升欲飞的盘龙，由于比例恰当，技法比较成熟，它们不仅形似，而且传神，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特别令人惊叹的是：工匠们能巧妙地利用玉料的自然色泽，把它们合理地配置于雕琢对象的特定位置而制作成“俏色”玉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 １９７５ 年在安阳小屯北发现的两件玉鳖，雕琢者充分利用了玉料中黑白两种颜色的反差特点，琢成的鳖背甲是黑褐色的，头和颈及腹部是灰白色的，加上黑色的四爪和圆鼓的黑眼珠，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早在 ３０００ 余年前的工匠们便能制作出这样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他们在选材、切割与加工过程中为表现立体造型的生动、真实所作的巧妙设计与熟练的雕琢技能。当今世人看到这样的作品，也不能不为之叹服。
　　把青铜与白玉这样两种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原料镶嵌在一起，能使作品产生特殊的效果。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玉援铜内戈，除了把玉援镶入铜内，还在内部嵌入细小的绿松石粒，用这些碎粒拼组成兽面的装饰图案。同出的铜虎形饰件，用青铜铸出张口、竖耳的老虎形象，虎的双耳包有金箔，身躯、头和尾则普遍镶嵌小绿松石块，表现出斑烂猛虎的形象。这些作品构思巧妙，技法娴熟，集金、铜、玉、石等多种工艺技术于一体，并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是商代工匠的聪明才智与卓越技能的突出例证。
　　商代晚期还有不少石雕制品，如妇好墓填土中放的石豆、石蝉、石熊、石磬、石牛等等。以前在安阳还出过大理石制作的鼎、簋、觯等。此外还有用绿晶、绿松石、孔雀石、玛瑙制作的装饰品，其雕琢技术都达到一定水平。
　　商代玉器的玉料有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等多种，而以青玉为主。经过鉴定，都属软玉。它们的产地有的是新疆和阗，有的是辽宁岫岩，有些可能采自河南南阳。小屯村北与“俏色”玉器伴出的还有 ６００ 多件玉石料和半成品及 ２００ 多块砺石，它们都出自两间半地穴式房基面上。成品中除玉鳖外还有玉龟、石鳖、石虎、石鸭等圆雕制品。这座作坊究竟有多大，目前尚不清楚，但它在晚商宫殿区内，似说明当时有一部分玉器作坊是为王室贵族服务，并由他们掌管的。商代王室对玉器、宝石器及其来源相当重视，甲骨文中就有取玉、征玉的记载。晚商工匠制作的玉、石制品的数量增多、体积较大、花纹细腻繁褥，还出现了不少圆雕制品，说明当时的雕琢工艺和抛光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推测当时已经出现了比较进步的琢玉工具。
　　商代的手工业中，骨器与象牙器的制作也是一个专门行业，在偃师、郑州、安阳等地的都城遗址中都发现了制骨作坊遗址。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时，清理的灰坑中曾经出土大量有锯痕的骨料、骨器的半成品、成品和砺石等遗物，应是个制骨作坊遗址。这里出土的骨制品有骨凿、骨锥、骨笄、骨镞、骨贝等等。从出土的骨料、半成品及成品可知，当时制作骨器主要是选用大动物的肢骨作原料，一般经过锯割、刮削成形，再予磨砺而成，其制作技术还较简单。郑州商城的制骨作坊在北城墙外的紫荆山，那里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骨料上都有锯割过的痕迹，骨制品主要是镞和笄的成品和半成品。附近有房基。引人注目的是在出土的骨料中，除牛、鹿等动物的肢骨外，人的肢骨占了总数的一半。
　　安阳殷墟的骨、牙器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出土的骨制品有铲、刀、锥、针、鱼钩等生产工具；镞、矛等兵器；笄、梳、勺、匕、叉等生活用具；珠、管、环等装饰用品以及骨雕的人物和各种动物形象的艺术品。这些物品是人们生前所用，死后被作为随葬品而放入墓穴的。成束的骨镞置于箭囊之中；若干骨笄置于木盒之内，放在死者的周围；也有用若干骨珠与骨管和玉、石、玛瑙制品组成串饰而放在死者身上的。妇好墓中一个木盒内装的骨笄就有４００ 余枚。
　　商人无论是男是女，都用骨笄束发，其中贵族妇女使用的骨笄制作相当精致、美丽。除有实用意义外，还有装饰意义。许多骨笄的笄帽雕刻出多种图案，有的雕成夔形、凤鸟形、圆盖形等。妇好墓出土的骨笄，其笄帽就有７ 种不同的形状，有的还用绿松石镶嵌。
　　骨雕的人物与动物形象是骨制品中水平较高的作品。有些人物和鹿、虎、龟、蛙等圆雕制品的眼、耳、鼻、身等各部位还用加工过的绿松石镶嵌，使这些骨雕制品的形象更加生动、传神。
　　商代的牙器中除了用一般的兽牙稍作加工（如钻孔）而使用外，还出现了不少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如有用象牙雕成的梳、筒、杯等等。其中以妇好墓中出土的 ３ 件象牙杯的工艺水平最高，也最具代表性。这 ３ 件象牙杯都是用象牙根段雕制而成。杯体呈筒形，两件是夔形鋬，高 ３０ 厘米，口径 １０．５—１２．５ 厘米，壁厚 ０．９ 厘米。一件是带流的按有虎形鋬的象牙杯，通高 ４２厘米，流长 １３ 厘米，流宽 ７．６—７．８ 厘米，壁厚 ０．９ 厘米。这 ３ 件象牙杯都有鋬，它们也以象牙为原料，外形雕成夔形或虎形，并用榫接法将鋬插进杯体。这 ３ 件象牙杯通体雕刻精细的花纹。它们以云雷纹为地纹，浮于地纹之上的是兽面、夔龙、凤鸟和老虎图案，在两件夔鋬杯体上还用小绿松石镶嵌出兽面、夔龙等图案。这 ３ 件象牙杯造型美观别致，装饰的花纹纤细工整，镶嵌的图案规范匀称。它们的出土，使人们看到了 ３０００ 年前的工匠制作的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它们使国内外许多观众赞叹不已。
　　安阳殷墟北辛庄南地发现的制骨作坊址，曾经清理了一个长方形半地穴式居址，东西长 ２．８ 米，宽 １．９５ 米，西南角设有七级阶梯形通道，东北角有灶，并有不少骨器。在它的附近还清理了一个窖穴，里面堆放了很多骨料、骨器的半成品、成品和青铜刀、锯、钻以及粗细不等的砺石等。在不足 ２５０平方米的面积内，出土的骨料和半成品有 ５１１０ 块。这里出土的骨制品大量为骨笄（包括笄帽）和骨锥，表明这时的骨器生产，内部已有了分工。
　　每一件骨牙器的制作，大致要经过选材、锯割、加工成形、磨砺成器以及雕花、镶嵌和抛光等工序。由于青铜业的发达，这时制作的工具主要有各种大小青铜刀和锯、钻及粗细砺石等等。各地出土的一般骨牙器，诸如三棱形或圆柱形骨镞等等，都是当地的作坊生产的。但像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这样精美的艺术品，应是王室掌管的作坊制作的。
　　（七）商代的车、船制作与地学
　　远古先民最初并不知道用舟车代步，更没有将车用于运输或战斗。我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始制造并利用舟车，这是考古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目前提供的考古资料说明，商代晚期的车、船制作技术已具有相当水平了。
　　目前发现的商代的车已有数十辆。它们的形制比较进步，结构也相当复杂，说明我国古代制作车辆的历史，在商代以前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只是由于这些车辆是木质的，数千年间使它们朽蚀已尽，很难被人们发现。商代车的发现为继续寻找更早的车辆提供了经验。
　　已经腐朽的木车怎么会被发现呢？原来，迄今发现的远古车辆，大多是王室、大贵族享用的。商王和大贵族死后，除了挖掘一个墓穴来埋放尸体外，还在墓道内或墓穴的一侧挖一个坑，专门埋放车、马。考古学家们称之为“陪葬坑”或“车马坑”。这种葬俗反映了死者生前的富贵，可能也包含了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用的意识。考古学家认识到这种情况后，便在发掘这些车马坑时仔细辨认木车朽蚀后的痕迹。凭借这种朽痕与埋放时回填土的硬度、颜色的差异，将车辆的各个部件仔细地剔剥出来，从而使今天的人们能看到完整的商代车辆的遗迹。
　　商代的车马坑中，一般埋放一车二马。这种车由辕、衡、舆、轮、轴等几部分组成，形状和甲骨文与金文中的车字一样：后有双轮，独辕前伸。辕前端有衡，与辕十字形相交。衡的两侧有轭，是架马的用具。马匹置于车辕的两侧，就像日常生活中使用车辆时二马架辕的情形一样。辕通长为 ２．５６—２．９２ 米，两轮间的轨距为 ２．２３—２．４ 米，车轴长 ３．０９ 米，轮径 １．４—１．５ 米。在两轮之间，车轴之上设有车箱，这是载人的地方。车箱平面为长方形，长１．３—１．５ 米，宽 ０．７—１ 米，四周有栏杆，在车箱后部中央有缺口，供乘车者上、下之用。车轮是用粗细均匀、排列有序的 １８ 根辐条制作的，已脱离了用整块木板制作的原始阶段。车轮的制作，从整块木板到用轮辐制成，是制车技术的一大进步。它使车辆趋于轻便，速度加快。制作这种结构合理的车轮要求工匠们对木料的选择及各部件的连结技术有更高的水平。迄今发现的商代马车都很完整，形制也相似，说明当时车辆制作的技术已很熟练，车子规格比较统一，似有一定的车制。
　　从车马埋放的情况看，有些车箱的底部曾经出过矢箙。箙作圆筒形，内装铜镞 １０ 枚，镞锋朝下。不少车马坑中，在车箱的后边都埋放一具成人的骨架和铜戈等兵器。因此，这种车的用途可能主要用于战事，是一种兵车。它是贵族们在战争、田猎或出行时的工具。
　　商代晚期使用的马车，除了河南安阳殷墟以外，在山东益都苏埠屯、陕西西安的老牛坡等地均有发现，其形制与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见这种兵车的制作已相当规范。发掘时，很多车和马头上还有青铜铸造的饰件，表明这种车在使用时，可能相当威武。同时，在不同地点都发现这种车的史实，表明车的使用，虽然限于身份较高的贵族，但是作为交通工具，它的使用已经有了较广的地域。
　　商代先民使用的车并非仅此一种。１９８７ 年在安阳殷墟小屯村南花园庄的发掘中，发现当时的路土面上留下有 １０ 余条车辙。所谓车辙，是车辆在泥土地上行走时，车轮在路面上留下的轨迹。其中有两条长 １９．３ 米，宽 １．５ 米（即两轮间距 １．５ 米左右）。这与上面介绍的商代马车两轮间的轮距为 ２．２３—２．４米不合，应是比上述马车的规格稍小的另一种车在此多次走动时遗留下的轨迹。在这里发现的十几条车辙中，除了这两条是平行的以外，其余的车辙的走向并无规律，显得杂乱，发掘者提出很可能是另一种独轮车的车辙。可惜这两种车辆尚未被发掘出土，因此，对它的形制、结构还无法知道。但这一发现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反映了商代工匠制作的车辆至少有两、三种之多。前一种马车应是官吏、贵族所用，后两种则是民间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工具。因为从车辙旁边堆放的大量兽骨看，可能与运输这些废料有关。
　　商代水上交通工具“舟”的实物尚未见到，但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已有“舟”字，也有舟字旁的字，如有的字写成人肩荷货贝立于舟中的形状。从舟字的形状可以看出，它比独木舟要进步。这说明人们已将舟这种水上交通工具用于扩大与外界往来联系的活动当中了。
　　我国发现最早的地图虽是周秦之际，但地学知识的出现则有很久远的历史。民族学材料证明，一些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已经能画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路线一类的图形，所以商代是否已有地图而未被发现或不易保存而已失传，今天已很难说清。但商人的地学知识相当丰富，并在战争、田猎或出巡等活动中充分运用地学知识是确凿无疑的。
　　从出土的甲骨卜辞看到，当时记录的地名就有 ５００ 余处。《尚书?序》曰：“自契至於成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尚书?盘庚》上有“不常厥邑，於今五邦”的记录，这是说，商王成汤之前曾迁徙 ８ 次，成汤至盘庚时期又迁了 ５ 次，前后共迁都 １３ 次。关于这些迁徙的具体地点及其原因等等，这里不想讨论，但是商人“不常厥邑”，一再迁徙是不假的。这些地方，商人在其活动中不仅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迁徙以前必然对所迁地点有许多了解，才会采取行动。这里包含有地学方面的知识。
　　卜辞中所记，既有商人活动的地域及其名称，也有商的数十个方国分布在商的不同方向。其中许多方国，自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征伐不断。从卜辞内容可知，它们所在的方位，邻近哪些方国，从什么方向入侵，甚至征伐的来回路线，都记得很清楚。因此，有的学者根据卜辞所记的事由、内容、方位或方向及涉及的地点与时间等进行编排，推算出来回的路线。这说明商王对他直接控制的地区及四方、四土和各方国的地理方位等都有很明确的概念。另外，卜辞中还有不少山水之名、泉名及“丘”、“阜”等不同的名称，说明当时商人对地形、地貌也有相当的知识。
　　地学知识对频繁从事战争的商王室来说是很重要的。据卜辞记载，商人在征伐邛方时曾一次动用 ５０００ 人；另外的一次动用了 ３０００ 人。在征伐土方时，一次动用 ５０００ 人。妇好在征伐羌方时，有一次用兵 １３０００ 人。商王室在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征战行动时，如果对有关路线及战场的地形、地貌缺乏必要的知识，那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尽管我们今天难以说清楚当时在地学知识方面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但商人对地学知识的认识可能是相当深刻的。例如《殷墟书契菁华》中有这样一片卜辞：“癸已卜，■贞，旬亡囚（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嬉（■）。乞（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嬉（■）自西。沚■告曰：土方正（征）我东鄙，■二邑，邛方亦侵我西鄙田。”说的是癸巳这一天，贞人■进行占卜，卜问一旬（十天）内是否有灾祸。商王说有灾祸。到了第五天，果然从西方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个名叫沚■的报告说，土方征伐我的东鄙，有二个邑受到灾祸、损失，邛方也攻我西鄙田。从这篇卜辞所记的内容可知，商王室中虽然十分迷信，但所记土方、邛方侵扰商王国领土的事，有时间、有地点，且方位明确，足见当时在地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