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三代教育史之西周的宫廷教育与百工技艺教育

西周的宫廷教育与百工技艺教育
　　（一）西周的宫廷教育
　　１．宫廷教育的重要地位
　　从广义而言，西周教育是“学在官府”，所有的“国学”，都设在宫廷、官府之中，其对象除宫中的王子之外，还有王亲国戚、贵族官僚的子弟，前章已有详论。我们这里讲的宫廷教育，主要对象是君主本人以及作为未来君主（储君）的太子。太子的小学、大学阶段的教育前章也已涉及，本章着重探讨的是太子小学以前的教育。
　　在西周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君主是唯一的主宰者。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臣民都为天子所有，君主的意志即是最高的命令，是臣民必须依从的。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本人的素质如何，对国家的命运关系极大。自古以来，中国重视以德教治国，尤其重视君主教育——太子教育。西汉的贾谊曾说过：
　　“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①
　　太子对国家的命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太子的素质是否善良，关键在于能否及早施教并选择好左右心腹。心灵尚未受到外界不好的影响之前及早进行教育，容易取得效果，这就是重视“早谕教”的原因。太子生活和思想习惯的形成，受身旁的人影响最大，这就是重视“选左右”的原因。所以说，只有“左右正”，才能“太子正”。只有“太子正”，国家才能安定。这就是西周以来重视宫廷教育，尤其重视太子教育的根本原因。
　　２．西周的胎教
　　中国古代胎教始于西周。据刘向《列女传》记载，周文王之母太任在妊娠期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意思是说，太任怀孕时，眼不看邪恶的东西，耳不听淫乱的声音，口不说狂傲的话，这就是行的胎教。“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教之以一而识百”，这是太任施行胎教的结果。贾谊《新书?胎教》篇中也记载：“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意思是说，周成王的母亲怀孕时，站有站的样子，站时不将重心倚在一边，坐有坐的样子，坐时也不歪斜，笑时不放声喧哗，独居一处时也不懈怠放任，发怒时也不骂人，如此等等，用礼教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一举一动，从而保持对胎儿的良好影响。
　　①　　《汉书?贾谊传》。
　　据《新书?胎教》记载：“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蒌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意思是说，王后怀胎七个月时要搬到分娩前的宫室中去住。由太师持奏乐用的律管守于右窗下，太宰持烹炊用的斗器守于左窗下，太卜持占卜用的蓍草和龟甲守于前门外。在至分娩前的这几个月里，如果王后要听的乐曲不合礼制，太师则以“未习”而婉言谢绝；如果王后想吃的东西不合正味，太宰则说不敢拿这样的食品侍奉王后腹内的王太子。这是西周王宫的具体的胎教措施，加强外部管束，以促使王后按照礼仪去养胎、保胎。
　　总之，西周宫廷重视胎教，其目的是为了培养“生而明圣”的贤圣君主。为此，王后要深居其处，保持安静的环境，行坐端庄，举止文雅，以便胎儿从王后母体中禀受正气，生而端正。认为只有母亲“正”，生下的儿子才端正，母亲不正，生下的儿子必然不正。强调王后在孕期注意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严格遵守礼仪法度，所以文王“生而明圣”。从太任妊文王，不难看出，西周宫廷教育不是直接对胎儿进行道德说教，对胎儿的道德教育是通过母亲的良好道德修养去影响胎儿。此外，西周的胎教强调孕妇的精神愉快与否对胎儿的影响，注意避免感伤和忧虑，保持愉快的心情，“调心神，和情性”，这是很有道理的。贾谊、刘向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到西周的胎教问题。
　　贾谊认为古代胎教的目的在于“正礼”，即孕妇生活中的一切内容都应该符合“礼”的规范，因此凡孕妇“所求声音者非礼乐”、“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均不能迁就这类非礼之求。贾谊强调所谓“慎始敬终”，指出：“《易》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必慎始。”“慎始”，即把胎教看成人生教育的基础，是很有道理的。
　　刘向认为古代胎教的目的是“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这一追求更为切合实际。刘向指出实施胎教的宗旨在于“慎所感”，即重视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的感应。他说：“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①这种观点是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贾谊、刘向等人总结的是前人胎教的经验，主要指西周宫廷胎教的经验，但对后世是有重要影响的。西周宫廷重视胎教等于在教育方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将促进对此后各个年龄阶段的教育。
　　①　　《列女传?周室三母》。
　　３．西周的保傅制度
　　前章已述，古代设有专门辅导和教谕君主及太子的官员，这就是师、傅、保。早在西周以前就曾设置有太师、太傅、太保等官职，合称“三公”，他们的副职分别是少师、少傅和少保，合称“三少”。这类官员统称为师傅、师保或保傅。贾谊在《新书?保傅》一文中说：
　　“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也。”
　　这就是说，继胎教之后，太子一出生即受礼的熏陶。各种保傅之官在太子还在襁褓之时就任命了，且有明确的分工。保，负责太子身体保育方面；傅，负责太子道德培养方面；师，负责太子知识教育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工合作，全面负责太子的教育和培养，可见西周宫廷对于太子的教育是颇有计划的。保傅之官因承担教育培养太子的重任，所以选拔和任命极为慎重。周成王的“三公”——“太公”、“周公”、“召公”，都是历史上卓著盛名的贤臣。后代选拔保傅之官，也都注重在“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术者”中选拔。保傅既受以重托，就要对太子的行为全面负责。贾谊认为西周之所以国运长久，正是因为君主有良好的保傅之官进行辅佐。如周成王，前有周公“导之道”，左有太公“辅之善”，右有召公“拂之过”，后有史佚“承之遗忘”，在这些正人君子的教育培养之下，因而“虚无失什，而举无过事”，即思虑和行为均可以避免失误和过错。所以贾谊在《新书?保傅》中说：
　　“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
　　贾谊用生长于齐国的人不可能不说齐国话，生长于楚国的人不可能不说楚国话作比喻，说明与什么样的人相处在一起，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注重创造良好的环境的观点，所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对后世亦有重要影响。
　　保傅之官的职责并不仅限于太子幼年阶段，更主要的任务在于青少年、成人阶段，甚至于即位之后仍有扶持、劝诫、教诲的重要任务。西周时代保傅之官既辅佐君主，又兼教喻太子。秦汉以后，则专为太子另设师、傅、保的正副官职，而与君主的“三公”、“三少”分开。保傅之官地位显贵，尤其是“三公”，官居极品，位在丞相之上。由此可见保傅制度的传统对整个古代的君主教育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为太子选师保傅，选左右，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太子通过师保傅的教育、影响而潜移默化，成为言行端正、道德高尚、有统治法术的人。所以《魏书?李彪传》说：“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４．西周的“备三母”制
　　保傅之官为宫廷大官，其职责是培养君主或太子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品德、知识和才干。而在后宫内，则挑选适宜的女子来承担保育和教导太子的生活事宜，也有专设之职，这就是“备三母”制。
　　据《礼记?内则》载，西周国君世子（太子）出生之后，就要从后宫妃妾之中挑选“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姆，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这就是说，担任世子（太子）的子师、慈母、保姆居于“后宫”，分担母后的部分职责，统称为“三母”，与出入宫廷的师、傅、保正相对应。据郑玄解释，“三母”的职责范围分工是这样的：“子师，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姆，安其居处者。”这就是说，子师负责世子行为规范的教育，慈母负责世子衣食及其他生活需要的供给，保姆负责世子居室的安置料理。“三母”均陪同世子居住在专门的宫室中，承担全部培育世子的生活管理书务，他人无事不往。郑玄认为，《礼记?内则》中已表明，世子九岁之前的教育，皆由子师、慈母、保姆担任。
　　除“三母”之外，还要从大夫之妾或士之妻中选择乳母以哺育世子。被选中的乳母，一般都得离开自己的丈夫，不能与丈夫同居，因为同居会使乳量减少，不能满足世子乳儿吃奶的需要。乳母哺育世子至三岁断奶，然后出宫，国君要给予厚赏、封赠，有的被封为君、夫人，其待遇十分优厚。
　　宫廷中择“三母”教养世子的作法也影响到士大夫家庭，只是规格逐次下降。据郑玄注曰，大夫家“但以庶母为慈母，而兼子师、保姆之事”。庶母即父之诸妾，兼“三母”之职而不再分工。士以下的家庭，则“妻自养其子”。如同胎教一样，中国古代也重视“乳母之教”的重要性。清代张伯行辑《小学集解》说：“凡生男女，自赤子以至长大，皆当随时教训。而教从母始，乳母之教，所系尤切。”张伯行认为乳母是否贤德，关系甚大，因此古代对选择乳母十分谨慎，他提出古人选择乳母的原则是：宽、裕、慈、惠、温、良、恭、敬等，这实际上是《礼记?内则》所述的择“三母”的标准，即将“备三母”的目的和要求集于乳母之身。这也是西周宫廷教育的深远影响。
　　（二）畴人之学与百工技艺教育
　　１．畴人之学
　　所谓“畴人之学”，是世袭制度下的职官性科技教育，这是西周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畴人，又称世官或畴官，即世承官职的人。如《史记?历书》和《汉书?律历志》都将周朝深通天文历法知识的人，称做畴人，即科技教育的传人。畴人之学与前章讲的国学、乡学不同，畴人之学是职官性的，结合官职来进行教育活动，其对象是已仕的官生。而国学、乡学受教育的对象则是贵胄子弟，是未仕而将仕的学生。
　　西周社会国家机构的职能逐渐复杂多样，需要承担管理生产、组织领导社会公共工程等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管子?立政》篇提出了人君临政必须重视与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备举各类官吏的职责，以为检查的标准，看官吏是否尽职。它说：制定防火的法令，戒止山泽林薮之处堆积枯草，对自然资源的出产，要按时封禁和开放，以使人民有充足的房屋建筑用材和柴草贮备，这是“虞师”的职责。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的生长；明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对农民生产、服役的先后，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司田”的职责。巡行乡里，察看房屋，观察树木、庄稼的生长，视察六畜的状况，并按时作全面安排，做到劝勉百姓，使他们努力耕作而不偷闲，留恋家室而不轻离乡里，这是“乡师”的职责。考核各种工匠，审定各个时节的作业项目，分辨产品质量的优劣，提倡产品完全和精致，统一管理五乡，按时作全面安排，使那种刻木、镂金、文采之类的奢侈品工艺，不敢在各乡作业，这是“工师”的职责。
　　这里所说的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等等，都是周朝廷的职官，他们分别负有管理组织某种专业生产的职能。为了完成本职任务，这些职官必须学习和掌握有关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同时对世袭他们官职的子弟，也须施予这方面的教育，这便是畴人之学在西周时代产生的社会原因。
　　①　　本节参考并采纳了梅汝莉、李生荣《中国科技教育史》第一章四、五节部分内容（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 9 月出版，第 23—43 页），并向梅、李二先生致意。
　　（１）关于天文历法
　　《史记?天官书》记载了远古以来传授天文历法之学的人士：“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这表明天官世袭家传，天文历法之学源远流长。
　　在西周，由太史总管天文、历法，负责修正岁年，制定日历，按照自然历安排百姓四时的农活与生活，并将此颁行至官府和都鄙。还负责向诸侯颁布来年的朔正。确定闰月后要禀报王者在闰月中如何处理政务等。太史掌管天文观测、研究，保存大量占候天时的资料，一方面为管理生产之用，另一方面则为敬天和征战之用。太史下设冯相氏和保章氏。《周礼?春官宗伯》详细记载了冯相氏和保章氏的职责。注曰：“冯，乘也；相，视也。世登高台，以视天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他们都是西周掌天文观测、记录天象变异的官，都是世袭的，其天文历法知识，便是家学，代代相传。地方官员中也有从事这类职事的人。如在夏官司马之属，设有“土方氏”，掌握土圭的官法（即土圭测望法）测量日影，用以度量土地、测定方位，配合军旅征战的需要。甚至冬官之属为了建造国城，也设“匠人”学习运用测日的方法以正四方。这都说明天文历法教育在西周是很发达的。这是畴人之学的重要内容。
　　（２）关于农业技术
　　西周的农业生产由朝廷设官管理，甚至连农副业也由地方官管理，如养蚕，曾列为西周朝廷的要政之一。官员们为管理农业生产需要掌握有关的农业技术知识。上自大司徒，下至遂人，都须深通“辨土任地”之法。所谓“辨土”，是分辨土壤的质地，以此均平土地的贡赋和安排种植；所谓“任地”，是指按土质实施耕作制度，以便颁行井田制、封建制。世袭的官员经长期积累，总结了丰富的农业耕作技术经验，《周礼》中的《地官?遂人》和《冬官?匠人》就记载了世传的土地整治和农田水利技术经验。此外，关于选种、除草、灭虫、施肥等项耕作技术，也是司徒官员进行职官教育的内容。
　　西周的畜牧业在农业生产中占重要位置。《周礼》中保留了许多世代相传的牲畜饲养、管理、繁殖等技术的记载①。如西周掌军政与军赋的夏官所属的“马质”世传相马术，“服不氏”世传驯养猛兽的技术，“罗氏”世传捕鸟术，“掌畜”世传养鸟术，“校人”和“趣马”世传养马术，“巫马”世传医马术等等。此外，在传授养马技术方面还设有专门机构。如“庾人掌十有二闲之政”，即负责十二项驯养马匹的事务，包括使马长得壮实，而不过分辛劳。教练马驾车，阉割雄马，祭马祖，祭最先养马的人，拘好未长成的马，使马习惯不惊骇，教圉人养马等，庾人传授以上技术不仅靠世袭家传，还要挑选圉师，圉人等后备的属员先进行专门的训练，然后再由他们传授。又如“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即需懂得根据四季变化来更换使用取火用的木材，使百姓和士卒避免因时气所感的疾病等等，用当代时髦的话说，需懂“环卫知识。”总之，这些知识和技术都是职官世传，反映了西周畴人之学的丰富内容和实际水平，很多是属于专业性的知识技术教育。
　　①　　《周礼?夏官》。
　　（３）关于地学知识
　　所谓地学知识，即指与“土”有关的知识。金文有“司土”的职官，《周礼》有“地官司徒”的记载，这种负责管理土地的职官，需要学习、传授和运用地学知识。如大司徒的职责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大司徒需熟知如何划分各诸侯国的疆域和制定王畿千里之地。他负责将天下分为若干地域，掌理各地域中的名物、名号，引导人民趋利避害以发展农业生产，这即是管理“土”事和传授“土”学的内容。此外，他还要负责“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蓺”，负责辨别十二种土壤的土质情况，以便安排生产，确定贡赋税，这即是管理“壤”事和传授“壤”学的内容。从现代人观点来看，大司徒官府世袭上述知识，多属疆域地理学的范围。
　　大司徒的职官教育就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列举了五种——山林、川泽、丘陵、墳衍、原隰等不同地理环境中的物产资源及其居民的不同状况，以此来计算贡税的不同。也就是说，计算贡税的法则是根据不同土地所生不同的人与物来确定，因此就必须会辨别不同土地所生长的动植物与居民之间的区别。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属于自然经济地理知识的传授范围。这也反映了西周经济地理的发展水平。
　　西周已广泛采用了土圭测望法，比前代仅用规矩准绳有了长足的进步。测量技术的进步为地图的绘制创造了条件。地图是表达地理知识，进行地理教学的重要手段，其实用价值大大超过了文字记载。据《周礼?地官?司徒》所载，西周有大司徒所掌的“天下之图”，也有“土训”掌管的“地事图”（地形、地势及各地生态宜施之事），还有“■人”掌管的矿产图，以及夏官“司险”掌管的军用地图等等。地图的绘制技术一般为世袭家传，识读这些地图的教育活动则要广泛得多，常与生产管理过程或军事征战的组织过程相结合。例如“■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人”负责勘测金玉锡石的产地，绘制成图，还要将地图讲授给开采的人听，让他们按时、按地进行开采。这是畴人之学中关于地形测量知识和地图知识的传授内容。
　　（４）关于医学知识
　　西周建立了较完备的医事制度，负责医疗和传授医学知识。西周最大的医疗机构设在天官冢宰门下，由医师一总其责。医师是医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医政和剧毒药物的管理。医师官府设有府、史、徒等职官，皆为世袭，医师治下所传，多为医事管理、药物管理等知识。医师管辖四科：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各有专攻。“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ｘｉū音羞）、百酱、八珍之齐”，食医传授了食用医学知识。“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即负责治疗疾病，据《周礼?天官?冢宰下》所载，所传医术有四季的常见病治疗方法，有“以五味、五谷、五药”来治病与养病的方法，有“以五气、五声、五色”来诊断疾病的方法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疗、折疡之祝药”，即主治外科疾病、并负责传授用药、刮除脓血、养伤等医治方法。“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主治与传授兽医内外科的知识与技术等。由此可见，西周职官性的医学教育内容的丰富和水平的高超。
　　西周的医学教育注重考核，医师根据邦国内疾病流行情况分派任务，“使医分而治之”，“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医病治疗时如有死亡，要及时上报医师。年终，医师负责考核医事，对于治病情况分为四等考核：“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兽医治疗时，遇牲畜死亡，“则计其数，以进退之”，即根据治愈率、死亡率论功行赏。医事考核均与俸禄挂钩，按绩进退。这表明西周的医事制度及医学教育是很有基础的。
　　总之，从以上列举畴人之学的几项主要内容来看，说明西周的科技人才大都接受了世袭职官性的科技教育。畴人之学设于官府，据《周礼》载，官府之中多设史官，其中太史位居六卿，研究并传授天文历法知识，其他史官，为书记官，负责记载有关官职的事物、档案资料。设在生产专业部门的史官，则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实际生产的技术经验。这些文书档案资料，可说是西周畴人之学的重要教材。畴人之学，以此为教本，世代相传。畴人的畴，最初的含义即是表示世袭为官的意思，所谓“世官”，又称为“畴官”。秦汉以后封建官僚体制取代了世卿世禄体制之后，畴人之学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畴人之子弟随着春秋战国的变化而散于四方以后，畴人之学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到秦汉，便逐渐转化为宦学中的科技教育，到唐代之后，又升格为科技专科学校。这便是西周畴人之学的延续和影响。
　　２．劝课农桑与百工技艺教育
　　（１）劝课农桑
　　《周礼?地官?司徒》曰：“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藩，五曰饬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这里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涉及大田农作、果树、蔬菜的耕种技术，采伐山林材物（即“作材”）、采集野生果物（即“敛材”）的生产技术，豢养鸟兽的养殖技术（即“阜藩”），以及化治丝麻（即“化材”）等副业操作技术。几乎囊括了西周的农、林、牧、副各业。上述各项，均由大司徒的属员分工执掌。
　　西周朝廷设立的民政官员，在组织管理井田生产时皆负有教化之责。如西周的耕作制度，这是劝课农桑必须授之于民的内容。当时实行过的“二田制”或“三田制”的轮耕方法和合耦于锄的制度，皆由大司徒的属官“遂人”宣教于六遂之民。《周礼?地官?遂人》所说的“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即为“三田制”的轮作。实行这种轮耕制度，必须先辨土质，根据不同土质分门别类，因此百姓也就随之受到了有关“辨土”的知识教育，还涉及到地亩面积、劳动力、产量等一系列的计算问题，这也是劝课农桑授之于民的内容。
　　遂的行政长官有遂人与遂大夫。遂人的职掌是管理王邦的田野，他有责任指导当地百姓耕好田，即所谓“教之稼穑”、“教甿（氓）稼穑以兴锄”。遂大夫的职掌是弄清“六畜田野”情况，“以教稼穑”。遂下有里、酂。里宰的任务是“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酂长除督导人民勤于农事外，还重视家庭手工业，所谓“趋其耕耨，稽其女功”。至于草人（管施肥）、稻人（管农田水利）、山虞（管森林）、场人（管果树）、司稼（管谷物耕作）等官吏，各有分工，分别指导民间各种生产活动。
　　如“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土地赤色而坚硬）用牛，赤缇（土色同骍刚，但土质不如骍刚坚硬）用羊，墳壤（土质肥沃而柔细）用麋，……”意思是说，草人依据不同的土质，指导百姓使用不同动物的粪便当肥料。
　　又如“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池）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泻，排泄）水，以涉扬其芟，作田。”这是说稻人是如何采取种种措施，指导百姓防旱防涝。
　　“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这是说场人——管果树的园艺师，如何指导百姓生产瓜果蔬菜和保藏瓜果蔬菜。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这是说司稼——管谷物耕作的官巡视百姓的耕作，指导百姓先种后熟的谷类，后种先熟的谷类，并将生产方案和农业操作方法，用文字或绘图的形式挂在邑中大门口，使百姓有所遵循。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砍伐）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这是说山虞——管山林的官如何指导护林人员在何时砍伐何地的森林，如仲冬时砍伐山的南面的森林，仲夏时砍伐山的北面的森林。其目的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说的意思——“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可见西周时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候。正如孟子后来说的，如果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间，木材也会用不尽了。
　　“闾师”负责掌管任民、任农、任圃、任工、任商（所谓“通材”）、任牧等事。为了鼓励人民生产，闾师还教导人民“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祭祀时无家畜），不耕者祭无盛（祭祀时置于容器中的黍稷等祭品为盛），不树者无椁（古时棺木有两重，外曰椁，内曰棺），不蚕者不帛（丝织物），不绩（缉麻）者不衰（指某种规格的丧服）”。不养家畜、不耕种黍稷、祭祀时就无供品；不植树则无棺椁；不养蚕则无丝织品；不缉麻也无丧服。教育百姓不劳动就会剥夺其某种生活权利。
　　《礼记?祭义》多处记载有关养蚕的活动，在养蚕过程中教化百姓，如对蚕房的设置，有严格的规定：“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还提出“奉种浴于川”，这是指养蚕前必须浴种，把反映了一定科学的生产经验，定为民俗礼仪，可做到家喻户晓，既生动形象，又普及了先进的生产经验。
　　训俗的形式很多，例如届时发布训民文告。据《周礼?大司徒》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即一年之始朝廷便责成民政官员发布训民文告。其内容除了道德教化之外，也有生产技术的内容。据说“告朔之政”，即一年历法，也属于年初训民的重要内容。发布农家月令，是生动实用的训俗形式，《夏小政》、《礼记?月令》等都反映了从夏代到西周有关农事的教化内容。总之，劝课农桑的社会教化活动，贯穿于西周社会的始终。井田制废除后，朝廷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仍然委官训民，只是在实施的形式内容上有所变更而已。
　　（２）百工技艺教育
　　西周的手工业种类繁多，号称“百工”。周代的彝器铭文中已有关于百工的记载，如“师■敦”说，把从民间征调来的有技术专长的百工安置在“东偏西偏”一类的官营作坊内，使之服无偿的劳役。有的工匠还被称为“臣妾”，即没有人身自由，是贵族老爷们私有的“工巧奴”。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鹿和精美的刺绣印痕，从泾阳早周墓发现的平纹麻布等，都显示了西周百工的高超技艺。
　　“百工”被西周朝廷列为“六职”之一。《周礼?考工记》曰：“国之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西周各种具有专业技艺的工匠，几乎全被网罗到官府之中，成为“在官之工”。“在官之工”一般都有专门的技能，甚至掌握世代相传的秘方绝技。有些身怀绝技的“工巧奴”，还被擢升为“工师”，负责组织管理生产，传授技艺。官营作坊将“百工”聚集在一起，起着互相观摩、互相激励的作用。于是，官营手工作坊，便成为培养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的场所，在其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艺徒训练。
　　《周礼?考工记》是根据官方考工档案写成的。相传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用以代替《周礼》中散佚的《冬官》。它原本是春秋末齐国人整理的关于手工业技术的官书，是长期积累的手工业生产劳动经验，其中很多是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百工”把这些知识经验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保存着西周官营作坊的生产及其艺徒训练的宝贵史料。
　　《考工记》中记载攻木、攻 金、攻皮、设色（着色）、刮摩（器物磨光）、搏埴（以黏土制成陶器之坯）等六个工种、三十个专门的生产部门和车舆等的制作规范，这说明官营作坊在西周已具规模。
　　世袭家传的艺徒训练，专业分工只按器物区分，如分为治剑的匠人、造车的匠人等。官营手工作坊生产规模较大，往往进行小批量生产，有可能在制作同一器物时，将生产工艺分解得更细，按专业安排生产和训练艺徒。如制造车舆的可分为制轮之工与制舆之工。其他器物的制造也可有此分化，致使官营手工作坊逐渐形成了三十个工种，大大提高了艺徒训练的专业化程度。这是家庭手工业父传子继所难以做到的。
　　在官营作坊中都设有“工师”，他是各种工业制造的主管人，也是艺徒训练的师傅。《礼记?月令》讲“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幹、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工师”是司空的属官，是工官的总名，具体到不同工种，还有不同的“工师”。孙詒让在《周礼正义》卷七十四中指出：“工师，工官之长也。”具体的工官有匠师、梓师等。“工师”依据总体设计的要求对每道工序都制定一定的操作程序和规程，以此为依据对艺徒进行生产管理和训练。
　　官营作坊的生产，在细密分工的基础上，要求进行协作，以 致出现了“一器而工聚焉者”的情景，即制作一个器物需要聚集数个工种的匠人始能完成。当时制作一辆车，至少有六道工序，如《考工记》所说“车有六等之数”，如果再加上装饰、油漆、彩画、马具、绳带等，工序就更多了。分工协作的生产，要求专业生产规范化，工师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和积累了各门专业的宝贵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他们据此管理生产和训练艺徒。
　　《考工记》有一段专门记载了金工冶铸技术的生产规范：
　　“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锡多的合金），冶氏执上齐（锡少的合金），凫氏为声（钟罄之类），■氏为量（容量之类），段氏为镈器（田器钱镈之类），桃氏为刃（刀剑之类）。金有六齐（齐即铜与锡合金多少的成分）：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一生产规范表明，铸造不同的青铜器，应有不同的合金比例——称之为“齐”。例如筑氏使用的是含锡少的“上齐”，冶氏使用的是含锡多的“下齐”。凫氏制作乐器，■氏制作量器，段氏制作镈器，桃氏制作剑刃。他们使用的合金比例不同。对不同的比例，产生了不同的性能。“六齐”是世界上最早对合金的认识，这与我国的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很有关系，也与我国西周社会重视手工业生产规范训练与教育有关系。
　　据科技史专家考察，在冶铜技术上，西周还有一项重大的突破，就是能准确地掌握冶炼的火候，即金属的熔点。当时并无科学的仪器设备来观察和控制熔点，全靠工匠的经验。《考工记》对此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铸冶铜器的火状是：最初铜和锡冒出的是黑浊气；黑浊气没有了，接着冒出黄白的气；黄白的气没有了，才冒出青白的气；等青白气冒完了，最后才冒的是青气。到这时才可以铸造器具。这一技术经验是数代工匠血汗的结晶，如此传授，形象直观，一目了然，易为艺徒掌握。
　　拿造车技术来说，《考工记》讲“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叁如一”，意思是说，造车工匠的造车技术：车轮的高度、本身的广度、车前横木的长度三者如一——都要有相应的准确的比例。又说：“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车轴的一端，崇指高度）三尺有三寸也，加轸（车的后部横木）与轐（车下部的方木）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即按此规格造车，身高八尺的人，上下车时的高度恰到好处。
　　其他如制作乐器、弓矢等，也都有精密的科学设计，说明西周时期的木工、金工、车工等工匠师傅都具有一定的机械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技巧。《考工记》对这些百工技师的技术、贡献评价很高：“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他们开创了我国古代官营作坊的艺徒训练等教育活动，对于提高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起过积极作用。他们留存至今的许多工艺精品，被视为国宝，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反映了西周开创的与之密切相关的艺徒训练事业确有成效。
　　再就《礼记?学记》所载：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经验的冶铁工人给儿子传授冶铁手艺，总是先教他学会用皮革制成鼓风裘；有经验的造弓工人给儿子传授造弓手艺，总是先教他学会用柳条编成箭袋子；训练小马驾车，总是先用大马来带，小马跟在车的后头跑，将来驾车的时候，才不会惊恐。从这段话中，可以说明当时手工业工人对于自己子弟如何进行技术训练的。他们在训练中所采取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反复练习，逐步加深，以达到纯熟的地步。这也可说是西周工匠徒弟制中的一种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