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三代艺术史之夏代艺术

夏代艺术
　　（一）夏文化的探索
　　夏代（约公元前 ２１ 世纪—前 １６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王朝。在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由于大禹治水有功，被推举为联盟的首领，于是大禹继天子位，立国称夏后氏。所以“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史记》正义注）。据《史记?夏本记》载，从夏禹至最后一个夏王桀共经历 １４ 代、１７ 帝。整个夏代历时约 ４７２ 年（《竹书记年》）。但是，有关夏代的历史和文化，目前还是考古学上正在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
　　自从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和殷墟考古的一些重大新发现证实了《史记?殷本记》所记述的商代历史以后，绝大多数史学家都肯定了夏代的存在，认为《史记?夏本记》所载的夏代历史并非妄说。然而，什么是夏文化，它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却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发现和证实。由于夏代正处在中国历史上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到奴隶制确立，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所以，夏文化的探索，对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和文明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黄河中游一带。传说中的夏代都邑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大多都集中在以伊、洛河下游和颖、汝河上游为中心的豫西地区和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地区。所以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也主要以这两个地区为重点。
　　目前，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而得名的二里头文化。从 １９５９ 年开始调查发掘的二里头遗址，至今已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出土的大量陶、石、骨、蚌、玉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以及居址和墓葬遗迹，都不断增加了人们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特别是早期青铜器和大型宫殿基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二里头文化的面貌，证实它已是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社会内部有了分工，制铜、制陶、制石、制骨及木工等都已形成专业生产。同时，社会各阶级的等级差别，奴隶主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部十分明显，社会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颖、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在这一范围内，目前已发现同类型的遗址近百处，文化面貌既不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南龙山文化，也与郑州商代文化有别。从碳 １４ 测定的数据来看，它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２１ 世纪至公元前１７ 世纪。因此，不论在年代上还是分布地域上，它都同传说中夏人的时间和活动区域基本吻合。
　　二里头文化目前被分为早晚连续发展的 ４ 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它的晚期（即三、四期）出现了一些同商文化相近的器物。因此考古界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认为二里头一期是夏文化，二期以后属商代早期文化。
　　（２）认为二里头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代早期文化。
　　（３）认为二里头一至三期是夏文化，四期以后属商代早期文化。
　　（４）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郑州商城才是商汤所都的西毫。
　　在这 ４ 种意见中，第（２）和（４）两种代表了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两种主要不同认识。不管夏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或部分，学术界都主张把它作为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此外，以山西南部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从年代和分布区域来看，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它虽与二里头遗址属同一种文化范畴，但在文化面貌上有差异，考古界把它与二里头作为同一种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不同文化类型，前者被称为东下冯类型，后者称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的发现为探索夏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
　　由于夏文化还是一个正在探索的课题，所以有关夏代的艺术，也需要进行探索。
　　（二）夏代艺术的探索
　　１．绘画与雕塑
　　夏代的绘画艺术，目前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实物证据。书画，夏代肯定没有，因为当时尚未发明造纸术，夏代不可能有用于书画的纸张。帛画是否产生，也没有实物证据。中国真正的帛画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才出现，但帛画的起源应当还有更早的历史。壁画，在夏代应该有，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了简单的壁画。夏代的绘画艺术可能主要是用于工艺装饰，从二里头和东下冯两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划花纹似乎说明了这一点。二里头晚期发现的陶器和陶片上的刻划花纹有龙纹、蛇纹、鱼纹、蝌蚪纹和人像等。龙纹有的周身有鳞，头上有眼睛，身下有利爪；有的又是一头二身的形式，龙头下饰有云雷纹，龙身下画着一只小兔，线条内还涂有硃砂，龙眼内填有绿色颜料。蛇纹有蜷曲的，也有两头一身的形式。刻划的线条流畅，手法熟练，表现了较成熟的装饰技巧。东下冯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上所刻划的圆圈、圆点、涡纹等图案装饰也是如此。另外，在与夏代年代相当的一些边远地区考古文化遗存中，还常见彩陶和彩绘陶装饰艺术。如西北地区碳 １４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左右的齐家文化中，就流行彩陶装饰艺术；东北地区碳１４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 １６ 或 １７ 世纪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上，也常见有红、黑、白几色描绘的云雷纹彩绘装饰。由此可见，夏代也会有用于工艺装饰的绘画艺术。夏代的绘画艺术，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规范礼教，“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与原始氏族社会中的装饰艺术应有本质的区别。
　　夏代的雕塑同绘画一样，目前也没有确定的实物证据。传说夏禹时代“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似乎表现了夏代雕塑艺术的成就。二里头文化晚期确实发现了一些青铜铸器，虽然尚未见有鼎，但其中一些铸造精美的青铜器也具有较高的雕塑艺术水平。另外，二里头遗址也发现有一些陶塑、石雕和玉雕制品，也许多少可以反映出夏代的雕塑艺术成就。
　　二里头的陶塑仍以作陶器盖钮或把手的装饰为主，用立雕或半立雕方式表现羊头、狗、鸟、鱼、龟、蛤蟆等动物形象。如一件环耳把手上塑出一个独立的羊头，突出表现了羊的嘴和角，造型小巧，生动有趣；鱼是小型立雕作品，龟和蛤蟆又是半立雕，蛤蟆塑造的形态肥胖，背部还戳印着密集的小圆圈，给人一种真实感。
　　石雕发现不多，主要是用于小件装饰品。如一件羊头石杵形饰，在上端用浅浮雕形式雕出一个羊头，突出表现了羊的弯角，省略了眼、耳、鼻等细部，造型简练。
　　玉雕主要是一些玉质礼器，有琮、钺、圭、璋、戈、柄形饰、斧、七孔刀及绿松石饰等，形式规整，制作精细。玉戈的边刃和尖刃锋利。玉钺中间雕出一个规整的大圆孔，顶端是圆弧形，刃端略宽，呈五角边形，两侧边缘还雕有冠状齿花。最精的是一件柄形饰和牙璋。柄形饰被雕成四方柱的竹节鞭形，带柄共分 ６ 节，上面雕有人面纹、花瓣纹和弦纹装饰。人面纹共 ５ 组，以玉柄的四楞为中心线，两侧面各雕出半面人面，组合成完整的一个人面，表现了较高的雕塑技巧；柄头一节浮雕兽面纹，雕刻技法采用了较先进的勾撤技术。牙璋长 ４０ 厘米，立刀形，有孔，柄与身连接处两侧雕有细小的齿牙。《周礼》中有“牙璋以起军旅”之说，也有人把牙璋解释为合符，认为两符之牙能对合。
　　二里头的这些玉器，玉刀和玉圭同龙山文化的玉器有直接联系，玉牙璋带有山东龙山文化铲形器的影响，玉琮则受良渚文化的影响。其玉器以出齿的方式为典型特征，开创了商代玉器出齿的先例。
　　２．早期青铜艺术
　　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像石器和陶器的出现一样，青铜器的出现也是划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继石器时代之后就是青铜时代。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所以，青铜器的使用是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
　　青铜的优越性首先在于它的硬度大。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度计的 ３５度，加锡 ５％以后，其硬度就提高到 ６８ 度；加锡 １０％，再经过锤锻，硬度可增至 ２２８ 度①。其次，青铜熔液流动性能好，凝固时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刃部锋利，轮廓分明，花纹纤细的器物。第三，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可以长期使用保存，用坏后还可以回炉重铸。正是由于青铜具有这些优点，才被广泛用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武器和生活用品等。而青铜器一旦在生产和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就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青铜时代。
　　中国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前。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许多遗址中都曾发现过冶铸的铜器、铜渣或炼铜用的坩埚。属龙山文化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就曾发现铜锌合金锥；栖霞杨家圈遗址也出土过一件残铜锥和不少炼铜渣及孔雀石一类的炼铜原料。在河南龙山文化中，５０ 年代在郑州牛砦和董砦遗址出土过炼铜用的坩埚；７０ 年代在临汝煤山遗址发现了铜渣和坩埚残片，坩埚上还保留着六层铜液痕迹；淮阳平粮台遗址中发现过炼铜留下的铜渣；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了一件据说是铜鬶的残片，上面有合范缝的痕迹，经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史研究室进行金相及电子扫描显微分析，是含锡 ７％的青铜制品。在马家窑文化中，甘肃东乡县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和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都发现过青铜小刀。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多次发现了青铜或红铜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包括刀、斧、凿、匕、锥、钻头、指环及镜等物品，制造方法有冷锻的，也有冶铸的。这些发现表明，龙山时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与夏代的时间相衔接。
　　①　　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 3 页。
　　从考古发现的事实来看，豫西晋南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是典型的青铜文化。在二里头和东下冯遗址均发现有冶铜作坊遗迹，其中有铜渣、铸铜用的陶坩埚和石范等。虽然发现的青铜器数量不是很多，又都出自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在时间上处于夏商的临界点，但它们的出土，正是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当时已有生产工具、武器、容器和乐器等不同种类的青铜器。生产工具是一些小型的锛、凿、刀、锥和鱼钩；武器包括戈、戚、镞；酒器有爵；乐器有铃等。这些早期青铜器，制作规整，器壁厚薄匀称，爵和铃并采用了较先进的复合范铸造。曾用电子探针方法对青铜爵作过定量分析，测知铜锡的合金成份为铜 ９２％，锡 ７％①，已属典型的青铜器。
　　作为酒器的青铜爵，实际上也是一种青铜礼器。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表面粗糙，既无铭文，也无纹饰，具有早期青铜礼器的特点。从艺术造型的角度看，它的器形也很优美。其基本形式是敞口、偏体、束腰、平底，阔叶形的敞口上有窄而长的流和短平尾，无柱或仅有柱的雏形，平底下的三足有长短两种，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是三角段状，整体具有舒展大方的形式美和曲线美。从铸造简单的工具和武器，到铸造容器和礼器，不仅是铸造技术上的一个进步，也是青铜造型艺术的一个重大发展。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主要特征。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中国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牌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一件直径 １７ 厘米的圆形铜牌饰，厚仅 ０．５ 厘米，正面用 ６１ 块长方形小绿松石片镶嵌一周，中间用绿松石块镶嵌两圈，每圈 １３ 个十字形图案，十分精美。另一件盾形兽面纹铜牌饰，中间略有束腰，正面用大小形状不一的绿松石片镶嵌成浮雕式的兽面纹，图案组合十分精巧，共用绿松石片 ２００ 余片。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镶玉”艺术品，也是夏代青铜器装饰和镶嵌工艺的杰作。
　　总之，从夏代开始中国有了早期青铜器艺术，成为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新成就。中国的青铜器艺术之所以能在商周时代达到顶峰，就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夏代的早期青铜器为商周时代青铜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音乐与舞蹈
　　关于夏代的音乐和舞蹈，在古籍中曾记载着许多传说。《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有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命皋陶创造《夏龠》这一著名乐舞，以此来歌颂自己治水之功的记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龠是一种吹管乐器，《夏龠》乐舞是一边吹龠一边跳舞。后来，这一乐舞一直流传到周代，在周代表演时，舞蹈者要头戴皮帽，光脊梁，下穿洁白裙子，还带有原始社会质朴无华的装束。它显然是一种由原始的庆功舞演化而来的乐舞。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4 页。
　　到启继位以后，原始乐舞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专门供人欣赏娱乐的音乐和舞蹈。据《竹书记年》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九年，舞《九韶》。”《山海经》也记载：“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大荒西径》）“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海外西径》）这些文字是说启继位后不久到天上去作客，天帝用天宫乐舞来招待他。夏启于是学会了九辨和九歌，就把它们带回人间，在大乐之野举行了演出，启乘坐着两条龙驾驶的车子，车上张着三层云盖，左手拿着羽仪，右手握着玉环，打扮得整整齐齐，兴高采烈地欣赏着这一精采的表演。实际上，《九韶》传说是尧舜时代的著名乐舞，到夏启时代，它的舞蹈部分发展成“九辨”和“九代”，而音乐部分发展成“九歌”。这里暗示着原始乐舞开始分家，有了各自独立的音乐和舞蹈艺术。并且，随着奴隶制的建立，音乐和舞蹈艺术逐渐变成供新生的奴隶主阶级享乐的一种艺术。
　　正是由于有了专供娱乐的音乐和舞蹈艺术，传说中的启才是一个爱好声色，耽于享乐的统治者。墨子说他淫溢康乐，狂饮奢食，过度地作乐兴舞，只知道自己享乐，老天爷不保祐他，地上万民也不满意（《墨子?非乐篇》）。夏启之后，其子太康也是一个酒色之徒，后终破后羿所逐。太康的 ５ 个兄弟把这一事件的教训编成歌子，说他嗜好音乐，酗酒淫乐，是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尚书》五子之歌）。夏代最后一个国王桀，享乐腐化程度更加严重。传说他的宫中专门为他唱歌跳舞的乐女就有 ３ 万人，淫乐之声震响全城（《管子?轻重甲》）。所以，我国历史上称夏代的音乐为“侈乐”。夏桀的荒淫无度，劳民伤财，最终激起了百姓的怨恨。《尚书?汤誓》记载，当时人民用歌谣咒骂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几时灭亡，我情愿跟你一起灭亡。这种发自人民内心的诅咒也就是宣告夏王朝行将覆灭的送葬曲。
　　当然，统治阶级对音乐、舞蹈艺术的追求，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音乐和舞蹈艺术本身的发展。随着宫廷乐舞的逐步扩大，新的音乐和舞蹈，新的乐器不断出现，使夏代的音乐舞蹈艺术不论在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大大超越了原始乐舞。《吕氏春秋?侈乐》载，夏桀时的乐器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同时，宫廷乐舞和民间歌舞开始分野，民间歌舞逐步发展起来。而且，随着夏王朝与周边原始部落的交往不断扩大，各地不同的音乐舞蹈艺术的交流也开始发生，东夷到中原来献舞祝贺（《竹书记年》），就是这种交流的证明。所有这些都对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夏代的音乐舞蹈艺术，因夏文化还处在探索阶段，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不过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发现的一些乐器中，仍能窥见夏代音乐艺术的一斑。二里头文化晚期发现的乐器有铜铃、石磬、陶铃和陶埙几种。
　　铜铃二里头遗址发现一件单翼铃，体形较小，器壁薄，椭圆形大口，小平顶，顶部有半环形钮。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
　　石磬在二里头和东下冯遗址均有发现。以东下冯一件最完整，由细砂岩打制而成，表面布满大石片疤，扁体，略呈三角形，上部对钻一悬孔，敲击声音清脆。
　　陶铃二里头出土两件，形状大小如铜铃，但无扉，也可能是玩具。陶埙在二里头曾发现过，橄榄形，中空，一端有一吹孔，壁上有音孔，吹之有声，具有较原始的形态。
　　这些乐器，既有古老的原始陶埙，也有较先进的青铜铃，与夏代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国家的过渡时期相一致。青铜铃和石磬是两种礼器，它们是祭祀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乐器，也具有夏代的时代特征。虽然还不能肯定它们就是夏代的乐器，但是随着今后田野考古的发展，对夏代音乐和舞蹈艺术的认识一定会越来越清晰。
　　４．宫殿建筑艺术
　　二里头晚期发现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１ 号和 ２ 号宫殿基址，是探索夏代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１ 号宫殿基址位于遗址中部的一个略呈方形的大型夯土台基之上。这个台基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夯层薄而均匀，每层厚约 ４—５ 厘米，夯筑得相当坚硬。台基东西长 １０８ 米，南北宽约 １００ 米，总面积 １００００ 多平方米，高出周围地面近 １ 米。台基边缘还发现了用料薑石铺垫的硬面和路土。
　　宫殿基址在台基之上北部正中间，是一座坐北朝南的长方形高台建筑。高台基系夯土筑成，东西长 ３６ 米，南北宽 ２５ 米，其上成长方形排列有 ２２个大柱洞，构成一座面积达 ３００ 余平方米的雄伟宫殿。每个柱洞直径约 ０．４米，底部垫有柱础石一块。出土物中未见用瓦的迹象，只有少量木柱的灰烬和草拌泥块。结合文献推测，这是一座面阔 ８ 间、进深 ３ 间，木骨为架、草泥为皮，四坡出檐的大型木构殿堂。
　　宫殿正南约 ７０ 米，在夯土台基南部边沿中间，还有一座大门。门基宽３４ 米，上面整齐排列 ９ 个大柱洞。推测这是一座有 ８ 个门洞的牌坊式大门，或是有东西塾的穿堂门，门外有 ２ 米长的斜坡式台阶。
　　大门的东西两侧，沿着夯土台基的四周，有一圈廊庑式建筑遗迹。从遗留的柱洞和墙基来看，廊庑的形式四面不完全一样，西侧的廊庑作一面坡式建筑，其余三面都是中间起墙，两面坡的形式。这圈廊庑的设置，构成了一个以中间的殿堂为主体建筑的大型庭院，使这座由殿、庑、庭、门组成的宫殿建筑结构合理、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建筑群。
　　２ 号宫殿基址位于 １ 号基址东北约 １５０ 米处的一个夯土高台基上，形制与前者近似，但面积较小。同样是由大门、廊庑和中心殿堂组成的一组建筑群。不过中心殿堂稍大一点，面阔为 ９ 间，进深仍为 ３ 间。庭院里地下铺有陶排水管道，可以把积水排出去。中心殿堂后面是一座大墓，与庭院大门南北对应，该墓早年被盗空。１、２ 号宫殿建筑之间还有石板或卵石甬路相通。
　　二里头遗址的这两座宫殿建筑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正方向的方形庭院，其中又以坐北朝南方形高台殿堂为主体，周围围绕着一些附属建筑。在形式上具有宏大规整的风格，在结构上，主附搭配，相互对应，形成一个布局严密的统一整体。其柱础石、卵石路面、陶水管道等都体现了先进的建筑工艺。夯土高台建筑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夯土台基建筑的传统；而院落式的布局结构又为此后中国传统建筑所长期采用。它所具有的早期宫殿建筑特征，开创了中国后来历代统治者宫殿建筑的先河。
　　宫殿建筑作为为统治阶段服务的建筑艺术，除了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的物质生活要求外，还要反映出他们的高贵、尊严，显示统治者的权威。仅以 １ 号宫殿的台基建筑为例，据统计所用夯土的总土方量即达 ２００００ 立方米以上，至少需要十余万个劳动日①。若加上挖基、垫石、盖房等工序，其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百万计。这样巨大的建筑工程，在原始氏族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在阶级奴役制度下，通过国家这个强制机构征集劳力，实行强制劳动才有可能办到。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二里头的这两座宫殿建筑就是夏代的宫殿建筑，但它们都为探索夏代的宫殿建筑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据古文献记载，“夏桀作琼宫瑶台，殚百姓之财”（《竹书记年》），二里头这两座宫殿建筑，似乎反映了这一残酷的事实。
　　①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