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经济史之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危机和王莽经济改制的失败

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危机和王莽经济改制的失败
　　（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流民、奴婢数量的增加
　　西汉初期，土地问题不太严重。自战国时代封建制度形成到西汉王朝建立，地主阶级产生的历史不长，且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尚未得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充分发展起来。在这期间，中国封建社会自发的经济规律——以土地买卖为基本形式的土地兼并，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而且，汉初经历秦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人口伤亡惨重，土地大量荒芜，阶级关系得到新的调整。
　　因此，当时除少数军功、官僚大地主外，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农户都拥有一块土地。虽然这时也存在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的现象，但尚有众多公田苑囿和官荒地可用来解决贫民的土地问题。另外，其时实行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工商业的繁荣也拓宽了破产农民就业的门路。《盐铁论？复古》说：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 故也使土地问题得以缓解。
　　经过７０余年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自发的经济规律已显示其功能。因而到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起来。《史记？平准书》说：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这时西汉政权开始改变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强行抑制兼并势力的发展，但所起的作用总是有限的。特别是汉武帝全面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富商大贾进行残酷打击，反而大大钳制了吏民就业的门路，迫使绝大多数人们都只能拥挤到土地上来，更加剧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局面。
　　其时社会人口的迅速增殖，也加深了土地危机。据有关资料推算，汉初人口约１４００万，至武帝初年激增到３４００万人左右。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需求量自然增多。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大多围绕水土自然条件好的地带开垦。故到武帝时期，许多基本农业经济区已经地少人众。
　　《史记？货殖列传》说：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 ；邹、鲁滨洙泗……地小人众。 《后汉书？王景传》也指出：武帝元光年间，关东地区黄河沿岸已 缘堤垦殖，地狭人贫.《汉书？地理志》还提到 赵、中山地薄人众 等等。总之，当时 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①故数以万计的贫民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给封建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汉武帝凭借国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北击匈奴，经略西域、南夷等地，随之在占领区迁徒、安置贫民屯垦。史载最多一次迁往西北地带的贫民就达７０余万口，曾一度缓和了内郡土地紧张的矛盾。但连年战争、开拓疆土耗费的巨大财力，又转加到内郡农民头上，沉重的赋税徭役致使更多的人破产流亡。《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曰：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 从此以后，西汉政权再也无力通过广辟耕地来解决贫民的土地问题。
　　由于武帝时期新辟的渠田、屯田达数百万顷，而连年战火又致使大量社会人口 流离物故 ，约从３４００万人减少到３０００万人左右。因此，武帝末年全国耕地与人口之比约回归到文、景时期的规模，形成昭、宣中兴的社会基础，使土地问题一度缓和。但到宣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与人口再度增长（约达４０００万口左右），土地又紧张起来，出现了 民多贫，盗贼不止 的社会现象。
　　①　　 《盐铁论？未通》。
　　随着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西汉后期地主阶级已衍化为政治、经济、文化互为表里、盘根错节的强大社会势力，形成儒士、官僚、商人、地主四位一体，迫使西汉政权不得不屈从于地主兼并势力的既得利益，甚至停止实行抑制兼并、迁徙富豪的徙陵制度。汉元帝认为： 徙郡国民以奉园陵 ，致使 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 ①。他所说的 东垂被虚耗之害 虽非事实，而 关中有无聊之民 乃是实情。《史记？货殖列传》说： 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由于西汉后期历史条件已经变化，就是元帝强制推行徙陵制度，也只是把 兼并之害 从关东地区转移到关中地区而已。可见西汉王朝并没有抑制兼并的 久长之策.西汉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昭帝时就有人指出，当时贵族官僚广占良田，已使 民无所之.元帝以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成帝本人就在民间置大量私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公田之外置私田的皇帝。
　　丞相张禹 占郑白之渠四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而人弥困.②一次张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部的一处良田，成帝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居然下令把亭所迁往别处，而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丞相翟方进，因强占田地不成，竟把汝南郡的鸿隙陂废去，使陂下土地枯旱，不得收成。西汉后期，商人势力又重新抬头，发财致富的富商大贾，利用手中的资财大肆兼并土地，大商人秦扬就 以田农而甲一州 ①。在关东地区，情况尤为严重。由于元帝以后，西汉政府停止了迁徙豪富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策，这更使一些地方豪强可以毫无顾忌地兼并土地。陈汤在给成帝的上书中就明确指出，自从西汉政府停止迁徙地方豪富以后，３０余年间， 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②在地主兼并土地不断扩张的同时，西汉后期的流民问题和奴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由于地主的土地兼并，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他们有的沦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或雇佣，更多的则是完全被抛出生产领域，成为无衣无食、辗转道路的流民。特别是遇到灾年，常常造成几十万、成百万饥饿的人群，四处流离求食。众多的流民为了死里求生，被迫将妻子儿女甚至自身卖为奴婢。结果，官私奴婢的数量大大增加。元帝时，仅西汉政府的官奴婢就达１０万余人，贵族、官僚和富豪所占有的私奴婢数目更为庞大。甚至连成帝本人也 蓄私奴车马于北宫.③到了哀、平之世，奴婢数量激增的问题越发严重。流民和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终于导致了西汉末年社会生产的严重危机。
　　（二）汉哀帝时限田限奴婢之议
　　西汉后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奴婢问题，引起汉王朝可怕的社会经济危机。为了拯救日薄西山的封建政权，汉哀帝时统治集团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方案。
　　①　　 《汉书？元帝纪》。
　　②　　 《通典？田制》。
　　①　　 《汉书？货殖传》。
　　②　　 《汉书？陈汤传》。
　　③　　 《汉书？五行志》。
　　早在西汉初年就已形成了名田制度。由于当时 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 ，①没有确定名田蓄奴婢的具体数量，只是按惯例实行等级名田。到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之害已很明显，董仲舒首先向西汉政权提出 限民名田 、废除奴婢专杀制度等建议，开创了解决土地、奴婢问题的新途径。虽然汉武帝没有认真采纳董仲舒的提议，但这时进一步明确了商贾不得名田的禁令，同时严禁强宗豪右田宅逾制。汉宣帝时颁行的《令甲》规定： 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②又《汉书？陈汤传》载，成帝时，陈汤提议： 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可见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统治集团要求限田、均田、限奴婢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具体完整的方案。哀帝时期的 限田限奴婢之议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绥和二年（公元前７年），哀帝即位，有志于重振朝纲。适逢大司马师丹建言： 古者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数钜万，而贫弱俞困。 他认为只有限制豪富吏民名田蓄奴婢的数量，才能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解决面临的社会危机。哀帝听从了师丹的建议，下诏交给群臣讨论。不久，由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拟定了一个限田限奴婢的方案：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 ， 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 ①。
　　当年，汉哀帝便下令正式公布，并规定： 期尽三年 ，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民可以将多余的田地和奴婢进行处理。如果到期仍然 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国家）.所以，那些广占田宅、多蓄奴婢的豪富吏民，纷纷抛售田宅奴婢， 时田宅贾（价）为减贱.但也遭到了外戚丁氏、傅氏、佞臣董贤等人的反对和抵制。至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４年），正当 期尽三年 ，限田限奴婢法案即将生效执行之时，董贤因告发东平王云谋反有功， 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②于是，限田限奴婢法案 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汉哀帝的限田方案未能推行，从而使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外戚王莽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新朝。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见《汉书？哀帝纪》如淳注；程树德《九朝律考》指出，《令甲》在宣帝时已颁布。
　　①　　 《汉书？哀帝纪》、《食货志上》。
　　②　　 《汉书？王嘉传》；其赐苑年代参看《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佞幸？董贤传》。
　　（三）王莽的经济改制及其失败
　　王莽，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他在青少年时代曾究习《礼经》，迷信周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常以周公自比。面临西汉后期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凭借外戚的优势及其挽救危难的抱负，迅速登上政治舞台。元寿元年（公元前１年），汉哀帝死，年仅９岁的平帝即位，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辅政。
　　他既拉拢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也注意收买民心，重视民间疾苦。他的儿子王获曾经杀害奴婢， 莽切责获，令自杀 ，①以表示对当时奴婢问题的关注。为了救济当时无田的贫民，王莽曾一次捐钱１００万，田３０顷。据说在他的带领下，豪富吏民２３０人捐献田宅，以口赋贫民。于是朝廷内外 颂声交作 ，有８０００多人上书平帝，要求加封王莽为宰衡，上表颂德者竟达４８７５７２人之多。可见朝野上下对王莽抱有幻想。他正是利用这一时机，加快其篡夺皇位的步伐。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王莽称 安汉公.五年，他毒杀平帝，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称 假皇帝.居摄三年（公元８年），王莽废掉孺子婴，自立为真皇帝，改国号曰 新 ，年号曰 始建国.接着，王莽在王舜、平晏、刘歆、哀章等人的协助下，为巩固新朝的统治，解决当时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古改制。
　　１。王田、私属制王莽一直注重西汉后期两大突出的经济问题——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
　　他首先从自身做起，把部分土地捐献给贫民，并严厉责罚家人滥杀奴婢的残酷行为。而且，他注意总结哀帝时限田限奴婢政策的成败得失，曾在平帝元始三年（公元３年）制定吏民奴婢、田宅之品。其后，他又 始令天下公田口井 ，逐渐形成解决土地、奴婢问题的新方案。王莽登上皇位后，开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四月下诏实行王田、私属制，决心进一步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 今更名天下田曰' 王田' ，奴婢曰' 私属' ，皆不得买卖。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所谓 王田 ，就是要恢复西周时代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土地国有制，模仿古代井田的形式，重新调配土地。凡一家男口不足８人而田地超一井（即９００亩）者，必须把多余的田地分给亲族或乡邻。无田之家，按 一夫一妇田百亩 之制授给。所谓 私属 ，也出自古典，又称 家众 ①，地位高于奴婢。王莽试图通过禁止 王田 和 私属 的买卖及严惩违法者等措施，来缓解当时严重的土地和奴婢问题。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王田制并未抑制土地兼并，无地农民也并未得到好处。因 男口不盈八 是一个灵活的规定，从一口到七口都是 不盈八 ，只要家中有一男口的地主就可以占有９００亩的土地，这样大地主完全可以用分家析产的办法，把土地化整为零，保留在一个大家庭之内。因此，大地主的土地很少被触动。既然不能触动大地主的土地，就不会有什么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所以 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王莽在不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企图利用法令的形式实行土地国有制，取消土地的自由买卖，也是不现实的。它根本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而且也被社会的传统习惯和政治法律所不容。
　　王莽实行的私属制虽然有利于提高私奴婢的地位和禁止私奴婢的发展，但仍然保留官奴婢的存在。他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把大批反对新朝统治和违犯新法的人 没入为官奴婢 ，将其槛车铁锁，押赴长安，又乱点鸳鸯谱，强制 易其夫妇.这种官奴多到 以十万数 ，因虐待至死者十分之六七。
　　所以，王莽推行的王田、私属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反而阻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 使民弃土业 ，遭到 自诸卿大夫至庶民 的普遍反对，更加深了社会危机。于是，王田私属制颁行３年后，于始建国四年（公元１２年）在民怨沸腾声中宣布更改： 诸名食王田皆得以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但王田、私属之称仍然保留，直到地皇三年（公元２２年），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诏废止。
　　①　　 《汉书？王莽传》。
　　①　　 《左传？宣公十七年》杜预注： 私属，家众也。
　　２。五均、六筦制王莽为了进一步缓解经济危机，加强国家对工商业等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又于始建国二年（公元１０年）推行五均赊贷，同时 初设六筦之令.《汉书？食货志下》载王莽诏曰： 夫《周礼》有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可见王莽实行五均赊贷制度的理论依据也是从故纸堆里找出来的。据说《乐语》、《乐元语》为河间献王所传，其中记载五均事宜： 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 得知五均为国家管理城市商业的制度，其目的是通过平抑市场物价以限制商人的剥削兼并活动，并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王莽政权推行五均的具体办法是：在首都长安的东、西市和洛阳、邯郸、临淄、宛等主要繁华城市，设立五均司市管理市场。由各市长兼任五均司市师，下设钱府丞一人，负责征收工商各业的税收，设交易丞五人，负责管理市场物价。各五均司市在每季度的中间一个月，评定出各种商品的标准价格，称为 市平 ，作为管理市场价格的基准。如果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 市平 一钱，五均司市即按市平抛售商品；如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私人自行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民间主要消费品，若市场上出现滞销，则由五均司市按原价收购，以防卖主亏本。
　　所谓赊贷，仍依据《周礼》泉府之职： 凡赊者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人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 就是由国家从事赊贷活动，以制止高利贷者的过度盘剥，使国家和人民各得其利。王莽政权进行赊贷的办法是：由五均司市的钱府丞兼管赊贷事宜。人民如果因祭祀、丧事需钱，可向钱府借贷。钱府以所得工商之税赊与，不取利息，但必须限期归还，因祭祀借贷者不得超过十天，因丧事者不得超过三月。人民如果因从事生产需钱也可借贷，按借贷者生产所得纯利润收取利息，年利率不超过１０％。《汉书？王莽传》还说： 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 ，那么这种赊贷的年利率为３６％，大大超过了１０％的利率。①可见王莽所推行五均赊贷制度并非都抄袭古人，而是借鉴前人的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运用。特别是自汉武帝时期实行平准政策以来，国家对管理市场物价已积累了许多经验，因而能够使王莽的五均司市在原来平准政策的基础上，制订出更完善更具体的实施办法，并且把实施的范围由长安一处推广到几个主要城市。至于赊贷制度，更是王莽首次在封建统一国家推行。除了 收息百月三 的赊贷情况不明外，当时规定的赊贷利息较低或不计息，这对维护人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都是有利的。然而，所有官营经济活动的通病就在于设计得十分完美，一旦付诸实施即漏洞百出，王莽的五均赊贷制度也是如此。由于王莽任意改制，当时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和市场流通都被折腾得无法正常运行。因生产不足造成物资奇缺，因数易货币造成货币混乱和严重的贬值，于是市场物价持续猛涨。米价高达二千、五千或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当时物价的上涨并非超过 市平 的一钱，而是陡然猛涨到市平的几倍，几十倍或上百倍。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市平的议定已毫无意义，五均司市根本不可能通过抛售物资来维持市平。这样，五均的市场物价管理办法就成了一纸空文。也许当时赊贷的生易比较兴隆，因为当时破产流亡的贫民实在太多了。但王莽政权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他们自己都是朝不保夕，哪里还顾得上劳动人民的死活。因此，五均赊贷只是新莽政权的如意算盘，它的推行除了使主管官吏乘机贪污作弊外，是没有什么好效果的。
　　①　　 从这种借贷计月息及利率高等特点推测，可能为商业性贷款。
　　王莽推行的六筦（即管）制，就是由国家经营管理六种经济事业，即盐、铁、酒的专卖， 钱布铜冶 的铸造，名山大泽的税收以及五均赊贷。这种六筦制实际上是对农业以外的一切生产、流通活动进行统筹管制，也是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垄断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汉武帝时期，曾经由国家垄断铜资源和铸钱，并实行盐、铁、酒的官营制作和专卖。到昭帝时罢榷酤官，准许民营酿酒销售。王莽始建国二年，根据羲和鲁匡的建议，又恢复了官酒的酿制和专卖，其经营方法更加周密细致。
　　规定了官酒的制作、酒价的确定及其销售办法。具体过程是：官酒一 酿 ，用原料粗米二斛及麴（酒母）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每月初一日将当地粗米二斛及麴一斛的价格之和除以三，就是官酒一斛的标准价格。这样，每 酿 酒所耗原料之价等于三斛酒的价格，尚可得到三斛六斗酒价的毛收入。将毛收入的十分之三，即一斛零八升补偿 丁、器、薪樵之费 ，也就是工资、工具和燃料开支，余下的十分之七即相当于二斛五斗二升酒价为官府所得纯收入，利润率达６１。７６％。其销售办法是：在每个规定地区销售的标准量为一均，即２５００石。酒店分销以５０酿为限。
　　王莽政权还加强了对名山大泽及百业的管理。明文规定凡是在山林川泽樵采、捕鱼、打猎、放牧者及从事养蚕、纺织、缝补的妇女，工匠和医、巫、卜、祝及其他方技人员，行商坐贾及一切从业人等，必须向本地官府呈报个
　　人收入，以个人纯收入的1
　　一年劳役。
　　10纳税，凡不报或呈报不实者，没收本人财产并罚
　　另外，王莽政权还规定工商业中从事开采金、银、铜、铁、锡矿产及 登龟取贝者 ，都必须向市钱府申报，由钱府在一定的时期进行收购。因为这些物品都是可用来制作货币的原料，所以不许在市场上自由销售，而由政府严格管制。由此可见，所谓 六筦 ，实际上是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国家管制经济系统。王莽企图把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拑制统管起来。
　　新朝的六筦由羲和鲁匡负责， 郡有数人，皆用富贾.西汉后期的大商人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 乘传求利，交错天下.王莽还以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 欲以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①许多商人在经办六筦的过程中， 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薄，府臧不实，百姓俞病.但王莽仍然坚持推行，并于天凤四年（公元１７年）下诏重申 六筦之命.这种六筦之制一直持续到地皇三年，才连同王田、私属之制一起取消。
　　①　　 《汉书？货殖传》。
　　王莽推行的六筦之制严重破坏了人民生产生活的进行。其时 每一筦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寖众.同时，王莽政权加强对名山大泽及百业的管理，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那些参与 六筦 的官吏与商人因缘为奸，也趁机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使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可见五均、六筦制未能实现 齐众庶，抑并兼 的目的，反而使 众庶各不安生 ，加重了新莽时期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王莽效法汉武帝，实行五均六筦制反倒失败呢？主要原因有二点：第一，五均六筦制任意扩大国家垄断经营的范围，更加钳制了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王莽通过五均司市管理市场价格，由长安扩大到六个城市，势必更加扰乱市场经济，破坏价格规律的自然调节。汉武帝实行官营酒业的时间最短，且弊病最多，故在盐铁会议后马上废止。而王莽却重操旧业，又变本加厉地扩大利润率，必定引起官民争利而两败俱伤。特别是王莽扩大山林川泽诸业税收，完全违背了汉武帝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的宗旨，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更大。第二，社会条件的变化，致使五均六筦制走向反面。
　　汉武帝在中央集权力量强大、内外环境适当的时机，集中在工商业领域进行改革。其时农业生产稳定，币制改革成功，财政监督机制完善，所以保证了盐铁、均输、平准政策顺利推行。而王莽在中央集权力量衰弱之时，不切实际地进行全面改制，既搞垮了农业，又搞乱了币制，社会秩序和行政管理更是一团糟，在这种条件下推行五均六筦制。只能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
　　３。货币改制随着西汉后期经济危机的出现，物价不断上涨，货币逐渐贬值，引起人们对当时钱币的疑虑。元帝时，贡禹曾主张废止钱币， 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复古道便.哀帝时， 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①因此，这时已经出现通过货币复古改制来解救经济危机的论调，王莽则是后来居上的 佼佼者.《汉书？食货志下》载：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 云云。可见王莽货币改制的理论依据就是先秦古制。他所制造的新币有龟货、贝货、布钱、刀钱等，其品种形制皆模仿古制；而且对新币的命名如 宝货 、 泉 、 次布 、元龟 等，都出自先秦古典；甚至铸币铭文也用古体篆文， 以黄金错其文 的工艺亦因袭东周的错金技术。
　　王莽企图通过复古改币来挽救财政危机，并借此消除汉钱在民众中的影响，进一步巩固新莽政权。
　　王莽在掌权的十几年中，先后进行了五次货币改制。这也是他全部经济改制中牵涉面最广、破坏作用最剧烈的部分。由于货币变动频繁，币制繁杂，严重扰乱了市场交易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故 百姓愦乱，其货不行.而且，每次改换币制都把旧币废弃不用，故使持有旧币的人民蒙受极大损失。
　　同时，每次改币总是滥发虚币，以小易大，以轻代重，更是对全国人民公开的经济掠夺，故 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加上因币制混乱，使民间盗铸成风，或私用五铢钱交易，新莽政权又对违法者进行严厉打击，结果公卿吏民抵罪，或没为官奴婢者不可胜数，搞到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 的地步。新莽统治集团企图采用通货贬值的办法，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但国家通过纳税等形式收回来的仍然是贬值货币，反而使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因此，货币频繁改制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及其金融混乱的局面，除了使少数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浑水摸鱼、牟取暴利以外，只能使广大人民和封建国家都受到巨大损害，加速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
　　①　　 《汉书？贡禹传》、《师丹传》。
　　总而言之，王莽的经济改制是一场全面的复古倒退。他所推行的王田私属制是古代井田制的翻版；推行的五均六筦是 工商食官 古制的复活，推行的货币改制是古钱币的大会演。这些从故纸堆里找来的古董加上主观想象出来的 新制，怎么能适合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呢？因此，王莽的倒行逆施完全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无法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只能造成社会经济的大破坏和自己的灭顶之灾！
　　４。改制的失败与社会经济的崩溃王莽改制及其失败，是统治阶级滥用职权导演的一幕历史悲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本来西汉后期由于统治集团的失策，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就已出现经济危机。这时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明显衰退，国家财政日益困难，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从西汉前期的１２％降低到７％。而新莽时期的复古改制，更加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改制期间 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
　　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复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新莽政权为了挽回改制失败造成的经济损失，总是不断地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当时除依从古制，对田租、工商樵采诸业皆征什一税外，又沿袭汉制征取口赋和算赋。并规定 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 ，比西汉的口钱提高１５倍。随后新莽又征赀赋，有时 赋敛民财什取五 ，有时 赀民取其十四 ，最后规定 天下吏民，赀三十取一 ，其数额都超过西汉常制。另外 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至于其他苛捐杂税、巧取豪夺不可胜计。而且，新莽时期的徭役负担也成倍增加，不断征发民伕仿造古代建筑，不断征发兵役进行内外战争，经常出现 卫卒不交代三岁 的事件。沉重的赋税徭役使人们 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 ，导致无数人民破产流亡，或转为盗贼。
　　新莽政权为了确保改制的推行，制定了严密的法律科条。因各种法禁烦苛，使人民 不得举手 ，即使 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当时吏民触犯科禁被杀，或被关、被流放、被罚苦役、被没收为官奴婢而愁苦死者不计其数，因而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冯衍传》称，其时 祸挐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至王莽末年， 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禀之，吏盗其禀，饥死者什八七.同时， 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 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 ①。
　　除各种人祸外，频繁的天灾也加速了西汉末年经济的萧条。自西汉后期以来，不断发生水旱、霜雪、蝗虫之灾，其中尤以水灾和蝗灾更为严重。由于汉武帝时期在西北一带大规模屯垦，破坏了天然的植被，水土流失严重，造成黄河下游多次水灾。据《汉书？沟洫志》载，元帝、成帝之际，黄河曾４次决口。在王莽秉政、当政期间，天灾更是连绵不断。连王莽自己也承认： （连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 日趋严重的天灾更加致使经济衰退。
　　自王莽居摄即真直至灭亡，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的残酷破坏性最终导致西汉末年经济崩溃。居摄元年（公元６年），汉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因势力弱小，旋即被灭。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又起兵反莽，声势浩大，众至十余万。三辅赵明、霍鸿拥众十余万响应，他们攻烧官寺，劫略吏民， 火见未央宫前殿.②翟义、赵明等先后率军与王莽军激战，将近一年才被平息。
　　但各地仍不断爆发小股农民起义。而且，王莽还对周边少数民族施以无理污辱，挑起民族矛盾。他即位后曾发兵３０万， 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从此，新莽与匈奴构难，边兵 久屯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③特别是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以后，长安政乱，各地方武装乘机起兵，战火燃遍全国，其破坏性更加强烈。《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 更始三年（公元２５年），赤眉军与绿林军的矛盾激化。赤眉拥立刘盆子为帝，率众数十万攻入长安，打败绿林所立的更始帝刘玄。于是，赤眉纵兵大掠长安， 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劳动人民无法从事生产， 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直到东汉初年，仍然战火未息，天下旱蝗， 民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石 ， 天下野谷旅生，麻菽尤盛，或生瓜菜果实，野蚕成茧被山，民收其絮，采获谷果，以为蓄积.①国民经济残破不堪，已全面崩溃。
　　总之，西汉时代从汉初的 无为 开始，到王莽的 不能无为 ②告终，反映出封建统治集团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戏剧性变化。在封建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下，虽然统治集团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商品经济与封建统一国家的矛盾，但始终未能解决土地兼并与封建统一国家的矛盾，反而最终导致王莽频频改制的社会悲剧。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汉武帝运用的 轻重论 顺应了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而王莽的 复古论 完全违背了当时封建租佃关系发展的历史潮流。
　　①　　 《后汉书？刘玄传》。
　　②　　 《汉书？翟义传》。
　　③　　 《汉书？匈奴传》。
　　①　　 《后汉书？窦融传》、《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
　　②　　 《汉书？食货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