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思想史之秦汉思想概述

秦汉思想概述
　　秦汉（上起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下迄公元２２０年东汉灭亡）
　　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出现，春秋战国时 百家争鸣 的局面已告结束。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需要，秦汉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无论是其经验还是其教训皆对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以法家的 倾邻国 、 雄诸侯 、 兼吞战国 统一了天下，但它也因法家的 专任刑罚 、残暴不仁、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而骤亡。秦王朝在选择法家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政策的尝试中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汉之初，随着秦的灭亡和秦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儒道两家的学说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外戚、功臣、郡王的大力提倡，由于道家 黄老之学的 文武兼备 、 刑德并用 、 以法为符 、 与民休息 、 轻徭薄赋的思想更有利于稳定汉初的政治形势并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所以道家 黄老之学 应时而成了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在西汉前期的 黄老 思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 黄老 思想家，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谈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是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的总集，是西汉道家思想之 渊府 ；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汉初 黄老之学 所作的学术总结。
　　汉初几十年道家政治的实行，的确使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具有 雄才大略 的汉武帝便不再愿意象文、景那样 恭俭无为 、 贵柔守雌 了，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不仅要试图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以树立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威形象，而且他还要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患与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 大一统 的汉帝国。因此，到这时以 无为 为标榜的道家思想已成了汉武帝 有为 政治的障碍，于是董仲舒的以鼓吹 君权神授 和 《春秋》大一统 为主旨的儒家学说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并被定于一尊。儒家学说终于在王权的支持下由子学上升而成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 经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其时历经战乱兵燹，先秦儒家的典籍，原本多佚。因此当时的儒经博士所传习的经典多是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用汉初文字整理而成的 今文经 ；当时盛行一时的 经学 ，也被称为 今文经学.为了论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在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阐发儒家经典中的 微言大义 的同时，便已经有了 天人感应 、 符瑞灾异 等神学内容，而其末流更是完全离开儒家经典的 微言 ，胡编滥造出种种古怪荒诞的 大义 ，附会到天帝与孔子名下，因此在西汉中叶后，随着西汉社会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斗争的日趋激化，带有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更进一步与秦、汉之际以来的鬼神符谶相结合而堕落成了谶纬神学。 谶 ，本义是应验，实际上是一些宗教预言之书； 纬 ，是对 经 而言的，实际上是一些用神学迷信观点解释儒家之 经 的书。王莽建立新朝，刘秀光复汉室，皆曾得利于谶纬，因此，在王权的抬高下，谶纬神学在两汉之际甚嚣尘上。在汉儒制造出来的五花八门的纬书中，儒家经学中的孔圣人已变成了通天神人，儒家典籍已由 经 变成了神秘的 天书 ，成了 天神 意志的体现。
　　除此之外，两汉之际，还有另一批人，他们面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遂感到富贵荣华乃 浮云 ， 保终性命 才是 真 ，而且王莽之篡汉也粉碎了他们对儒家君臣礼仪的信仰，于是他们便纷纷遁入了道家 老学 、 隐匿山野 、 养志修道 去了。因此道家 老学 在两汉之际盛行了起来。在两汉之际的 老学思潮 中，出现了一批研究道家 老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老子指归》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指归》与《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 存神养和 、 保终性命 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 黄老之学 迥异，这实际上是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自从儒家在西汉中叶由子学上升为 经学 后，先是 今文经学 显赫一时，在西汉中后期又出现了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王莽为了篡汉曾大力提倡谶纬，又曾利用古文经学为自己的复古改制提供理论依据，因此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在王莽时获得了很大发展。东汉初期，光武帝为了维持经学各派的平衡，对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采取了兼收并蓄、普遍扶植、分别利用的政策，使经学中的三个各自独立的派别在东汉前期皆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但是，到这时，经学本身所固有的致命性的弊端也已全部暴露了出来：一是经学各派各说各的，互相斗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的说法，无法履行统治思想的功能；二是 五经章句烦多 ，圣人的 微言大义 已被淹没在烦琐支离的 碎语 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缺乏力量。为了克服经学本身所具有的这些弊端，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７９年）亲自主持召开了 讲议五经同异 的 白虎观会议.在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直接干预下，经学各派互相协调，求同存异，终于在 三纲五常 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神学的结合，经学各派开始由纷争走向统一， 三纲五常 的道德教条也在神学的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下来。《白虎通义》便是这次经学会议的总结。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建立官方统治思想的终结。
　　当汉代学术界被今文经学、谶纬神学、世俗迷信搞得乌烟瘴气之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批与儒家正统异趣的思想家，初有刘歆、扬雄与桓谭，而真正能够利用道家 天道自然 的学说与汉代自然科学的材料对神学经学与各种世俗迷信展开全面的批判与扫荡的则是东汉的王充。王充对汉代神学迷信的批判，给汉代学坛带来了几丝清新的理性之风，并对我国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诚如侯外庐先生所说，西汉以来的儒学 正宗 地位，在遭受了王充的批判之后，虽然在形式上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动摇。其表现之一是，许多儒者（包括一些名儒，如马融、蔡邕等），虽为了利禄而不得不研读儒典，但他们已经越来越背离了儒家的教义，而走上了儒道双修、融合儒道的道路。汉末的这种打破儒家经学的 家法 而兼融诸家的思想风气，预示着汉代经学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并为后来魏晋时 援道入儒 、 以道代儒 的玄学思潮开启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