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习俗史之交通

交通
　　衣、食、住、行是风俗中的四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就有关秦汉风俗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总量来说，衣、食、住、行等四个方面所占的比重相当引人注目。所以在前面已依次介绍了秦汉时期衣、食、住等三方面的基础上，现在再来看看秦汉时期 行 的有关情况。
　　（一）陆路
　　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全国性陆路交通网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秦汉时期的陆路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陆路交通要发达得多。
　　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２２０年）
　　开始修建。早期的驰道以秦的都城咸阳为中心，延伸到全国各地，其分布区域是： 东穷燕、齐（今河北省、山东省广大地区），南极吴、楚（今江苏省、安徽省和湖北省） ， 西至临洮、羌中（今甘肃省、青海省一带），北据河为塞 ，并沿阴山至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县北）。这样就把战国时代诸侯列国的都城用驰道连接起来，加以完善和扩建，进一步打通了通向中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道路，从而构成了通向全国主要城市的干线道路网。包括前代所修道路在内，总里程达到２９６７０里（约合１２３８７公里）。其中驰道１７９２０里（不包括直道１８００里），占总里程的５４％以上。驰道宽广而壮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 驰道在汉代基本保留下来，只是需要不断维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循吏传》中皆有关于维修驰道的记载。
　　直道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２１２年）开始修建，全长１８００里（合今７５２公里）。其起点为秦都咸阳以北的云阳（在今陕西省淳化县梁武帝村），当时是秦始皇军事指挥中心所在地；北至终点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南）。工程虽然艰巨，但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当然也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司马迁亲自视察了奏直道之后，以同情古代劳动人民的感情，对这条道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西汉以长安为中心的主要驿道把当时有名的都会都连接起来，如号称五都的洛阳、邯郸、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以及番禺（今广州）等，都有驿道通达。各路上车马杂沓，货物转运，给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除了大都会之外，全国各地区、各城市之间也有大道相连，构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西汉陆路交通网。
　　１９７３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幅标有道路的彩色地图，这幅地图９６厘米见方，比例相当于１∶１８００００，准确地描绘了现今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地区的陆路交通和河流、城镇等①。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是在西汉时期，这条路在当时是贯穿中亚最长的一条道路，也是世界上横贯欧亚大陆最长的一条国际道路。它自长安起，南路经狄道（今甘肃临洮）、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北路经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渡祖厉河，入河西走廊至玉门关和阳关以后，即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鄯善（古娄兰国），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越过葱岭，通至中亚的大月氏国，距长安１１６００里（合今４８４３公里）。再通至安息国（今伊朗之哈马丹城），也距长安１１６００里（合今４８４３公里）。北道经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距长安８１５０里（合今３４０３公里），再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今新疆疏勒县），距长安９３５０里（合今３９０４公里）。由疏勒西出葱岭，可通至中亚的大宛（前苏联中亚之费尔干纳），距长安１２１５０里（合今５０７３公里）。此外，还可通至撒马尔罕等地。
　　①　　 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第 2期。
　　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汉书？西域传》载： 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返）。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
　　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由于交通险阻，运输困难，运输主要靠人背畜驮，商人贩运的商品只能是价值昂贵的丝织品和少量金银，这条路也因此被称为 丝绸之路.据说当时在大秦（古罗马帝国）一磅丝的价格相当于一磅黄金。
　　东汉时期的陆路交通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汉光武帝时修建了飞狐道、交趾道等，汉明帝时对褒斜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工程。据《开通褒斜栈道石刻》记载：修路刑徒２６９０人，实用工数达７６０８００多工，修建道路２５８里（合今１０８公里），桥阁６３０间，大桥５座。此外还有邮亭和驿站等建筑物６８所。耗用工程费用合１４９９４００多斛粟。１９６４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表了《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题刻》的调查文章，并绘制了栈道想象复原图（图７９），再现了这条栈道的艰巨工程情景①。
　　秦汉时期对于驰道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即天子行中央三丈，而吏民行旁道，诸侯以下无诏令行驰道中者，没入其车马。
　　《汉书？成帝纪》载： 元帝即位，（成）帝为太子。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 则元帝之前，虽贵为太子，也不能横穿驰道，可知其管理之严格。然而也有特例，如武帝曾 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汉代可行驰道中者，据考还有武帝的馆陶长公主，以太后诏得行；哀帝时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也曾行驰道中。但即使如此，他们的随从车骑也都遭到处罚。《汉书？江充传》： 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 有太后诏。' 充曰：' 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 尽劾没入官。后充从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 又《汉书？鲍宣传》：孔光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上丞相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 直至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汉朝才正式废除对行驶驰道的法律限制，使驰道进入驿道的行列为运输所用。
　　《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 宫门及城中大道皆①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史》第１册，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２６页；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１册，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１页。分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丈，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 其所说的是东汉洛阳驰道的情况，一般行人是 左入右出 ，也就是说要行人靠左侧通行，与今行人右行正相反。
　　当时男女行道一般无别。如《淮南子？齐俗训》： 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今之国都，男女切碕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 但王莽改制时，却一度规定男女行道必异路。《汉书？王莽传》： 唐尊为太傅，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闻而悦之，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 这仅是特殊情况。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尽管按儒家礼法是 男女授受不亲 ，但男女行道却是 切碕肩摩 ，同行无别，这不能不说与秦汉习俗的影响有关。
　　汉代严禁夜行。如《史记？李将军列传》： 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 故李将军。' 尉曰：' 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广宿亭下。 崔寔《政论》： 永宁诏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 又《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也说： 太祖初入尉廨，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①
　　（二）水路
　　水路交通包括海上交通和内河交通两项。
　　海上交通最迟始于春秋时期，至秦朝初年已相当发达。据《史记？东越列传》，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灭六国后不久即平闽越，置闽中郡。同书《主父偃传》： 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攻百越。 这次战役规模很大，据《淮南子？人间训》载，大军分五路南进，其中一路由海道直取番禺，所以说 处番禺之都 ①。特别是《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和《淮南衡山列传》所载的徐福东渡之事，更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发达。
　　徐福东渡作为一个千古之谜，古今中外既十分关注，又众说纷纭；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和记载，也留下了引人注目的迷惘和争论。就徐福东渡的终点而言，主要有日本、朝鲜、台湾、菲律宾、夏威夷、美洲等六种说法。
　　其中到达日本的说法最为流行。很多学者根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说徐福 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一语作过细致而认真的考证，并根据日本多达１００余处有关徐福的遗迹和纪念地，推断徐福东渡的终点应是日本。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比徐福东渡晚得多，造船技术也先进很多的日本遣唐使船那么容易沉没，而徐福却能成功呢？对此，日本学者千叶宗雄解释说，一方面是由于日本遣唐使船的船长和重要船员不得其人，航海技术低下；另一方面是由于徐福东渡的航线不同于唐朝和日本间的航线。徐福东渡是从山东琅琊出发，向北顺朝鲜西岸到南岸，再借助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到日本。而唐朝和日本的航线是在长江口和日本之间。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4～255 页。
　　①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 9辑。
　　关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通过投瓶法进行实地测验已被证实。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１２年，日本和田雄治博士受日本国水产调查会之委托，在朝鲜半岛西岸仁川及东北岸图们江口之间的海中投入空瓶７５０个，漂至海岸并被发现者达１３２个。１９０８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也投放空瓶５５０个，漂至海岸并被发现者达２０７个。两次投瓶测验漂至海岸被发现的，共有３３９个。其中漂至日本山阴、北陆沿岸的达２７４个，占漂至海岸总数的８０％以上。可见，日本海中的左旋回流确实形成了由朝鲜通往日本的山阴、北陆地方的一条自然航线。而这也正是徐福东渡的航线。此外，从中日两国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看，这条自然航线在先秦时期就被中国的航海者所利用。只不过因其是单向航线，所以中国早期的航海者往往有去无回，只得留居日本。
　　汉代的航海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经常远航海上。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武帝自泰山东巡海上，沿渤海湾西岸航行，直抵河北省昌黎县北的碣石山。元封四年，武帝南巡，自浔阳浮江东下，船舶相接达千里，出长江口后入海北向，直抵山东海岸的琅琊。太始三年（公元前９４年）又东巡，乘海船沿山东半岛航行，直抵芝罘，在诸岛之间巡航。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在海上进行军事活动。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年），闽越发兵围攻东越（也称东瓯），中大夫朱买臣献策，用海军直趋闽越王的根据地泉山（今福建泉州市）。武帝任命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先回郡建造楼船，并准备粮食和战具，然后下令严助率军从会稽出发，从海道往救东越。
　　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南越王相吕嘉反叛，武帝发五路大军出征南越。
　　另派东越王余善率军从海道进攻南越。东越王抵揭阳，以阻于海上风波为借口，屯兵不前。又南越吕嘉、建德于番禺陷落后，逃亡入海，乘船西去。汉军乘船追捕，卒获两人首级而还。元封二年至三年间，武帝又遣楼船将军杨仆率船军五万人，东渡渤海，平定朝鲜，于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汉代自从在岭南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后，此七郡的贡献都从海道而来，足见汉代的航海事业已很发达。航海事业这样发达，当时的航海知识必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据《汉书？艺文志》载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其时指南针尚未用于航海，所以舟师主要靠观察天空上日月星辰的方位和现象以测定航向和气象的变化。这六种航海天文古书虽早已失传，但据此也可以窥见当时我国人民航海知识之一斑①。
　　交趾、日南二郡面临南海，港口优越，还有定期变更的季风为航运提供便利。所以成为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保存了一段重要史料，大致说：自汉朝日南障塞和徐闻、合浦等地，都可以与海外进行贸易，其航海经过之处有都元国（今苏门答腊东北部）、邑卢没国（缅甸勃固附近）、谌离国（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达夫甘都卢国（缅甸的卑谬，唐骠国），又航行到黄支国（印度南马德拉斯西南），再南到已程不国（约今斯里兰卡）；回程时经过皮宗（新加坡西边），然后到日南郡最南边的象林县（越南中部广南省的茶荞废墟）才结束航程。带到国外进行贸易的中国特产的各种丝绸织物和黄金；向国外采购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等中国不生产而作为封建贵族喜好的贵重物品②。
　　①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 9辑。
　　②　　 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 6期。
　　汉武帝以后，渤海和山东半岛附近一带的海上航行也非常发达。例如北海郡都昌县（今山东昌邑）人逢萌，在王莽时渡海至辽东，到东汉初年又渡海回山东半岛，可见当时渤海上航行的容易。公元１０９- １１１年间，渤海区域曾发生人民起义，起义军以海岛为根据地，纵横海上，转战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北部。到了东汉末年，如管宁、邴原、刘政、国渊、太史慈等，都由山东半岛航海移居辽东。渤海附近当时如此发达的航海事业，向东的发展不但到达了朝鲜半岛，而且也确立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比较经常的海上交通。
　　《汉书？地理志》说：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汉乐浪郡治在今朝鲜平壤附近，由这段记载，可知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大约以朝鲜半岛为其中介①。
　　在对欧洲南部的交通方面，自安息兴起于西亚后，陆路交通受到阻碍，这时中国和大秦都在设法利用海路继续进行贸易。如公元９７年汉朝西域都护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条支西海（波斯湾）为海水所阻而还。公元１６６年，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遣使者到汉朝日南郡徼外向朝廷赠送象牙、犀角、玳瑁作为礼物，东、西两大文化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到公元２２６年，大秦商人秦论又来到交趾，并北上建业谒见吴主孙权②。
　　秦汉时期的内河交通也很发达。据《史记？陈丞相世家》、《汉书？武帝纪》和《东观汉记》等古籍记载，黄河、湟水、滇水、漓水和巴蜀之水皆可行船。而行船最为普遍又不大受旱、雨季影响的长年水道，当推长江中下游及相关水系。如《汉书？高帝纪》： 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言吴王 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后汉书？第五伦传》》： 拜会稽太守，坐法微，老小攀车叩马，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 但自然水道或于枯水季节不得不停航，或因多险滩礁石难以飞渡，使水运受到很大阻碍。并且我国水道多东西流向，对于南北不同纬度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也带来不利。所以需要通过开凿人工运河，尤其是南北向的运河来弥补。
　　春秋时期开凿的邗沟沟通了江、淮两大水系，鸿沟又沟通了河、淮两大水系，两条运河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在东半个中国形成了较完备的水道网。秦朝又兴建了著名的人工运河灵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始皇 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由监禄督造的灵渠，支分湘水，挖开越城峤的山脚，连接漓水，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不仅使秦取得了平定南越的胜利，而且开辟了一条新的水路交通线，由番禺经漓水，循灵渠，穿湘江，入长江，而由江陵经陆路，过南阳，北抵洛阳，或西出武关，奔关中。进一步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交往。
　　西汉时，由于漕运皆自关东而西，所以打通黄河航道，是中央政府十分关心的大事。据《史记？河渠书》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春，郑当时上言说：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武帝以为然，于是 令齐人水工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但由于以后的几次开渠行动皆不太成功，所以终西汉之世，关中渭河、黄河水道一直未能顺畅无阻。及至东汉定都洛阳，无需再顾及漕运长安，于是渠道开发的重心也从关中移到关东①。
　　①　　 章巽：《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5年第 12期。
　　②　　 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 6期。
　　（三）车
　　车是当时陆路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车的形制多种多样，所以按不同的标准可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车的不同规模可分为大车和小车，按车的不同用途可分为戎车、猎车和役车，按车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马车、牛车、驼车和手推车，按乘车姿势的不同可分为安车和立车，按有无车箱可分为轺车与衣车等。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绘有汉代马车各部位名称的示意图，读者可以参看②。
　　秦汉时期车的制造与使用有三个特点：一是车型由繁变简，双辕车逐渐代替单辕车；二是为适应农村、山区需要，出现独轮手推车；三是造车技艺精湛，官车装饰华贵，民用车种类增多，数量增大，使用较前更为普遍。
　　在中国车辆的发展史上，秦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变革时期，秦以前车辆制造发展缓慢，到了秦朝开始有了较大的进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了 车同轨.对车同轨的解释，传统的说法是统一了全国车辆的轮距，车辆制造开始标准化。规定车宽６尺，一车可通行全国。还有人认为，不仅车宽６尺，而且车舆的各种尺寸都与６有关，考古工作者曾对约为真车马１／２大的秦代铜车马进行了实测，得知秦代车辆的轮径约为秦制４。２尺，车宽和衡长都近６尺，辕长１８尺，轴长１０尺。可见除轴长外，其余数据都是６的倍数①。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有人认为车轨尺寸并非全国统一，而是按官阶有所区别，职位高的官与职位低的官的车轨不一样宽。近年出土的秦车两轮间的距离为１０１。８厘米，折合秦尺为３。６８尺，舆宽７８厘米，折合秦尺为２。８２尺，因此， 车宽６尺之说也不一定可靠。不过即使车宽不是６尺，车轨因官阶不同而有所变化，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统一了车轨，这对沟通全国的交通、提高运输效率仍是巨大的贡献。
　　秦始皇的御用车辆叫金根车。从秦始皇陵发掘出来的铜车以银装饰的部位都是被饰物的末端，这种车饰方法，古文献上称之为 以金饰诸末 ，是金根车的特点。金根车既是银质装饰，而不称为银根车，是因为金字沿袭古义，多用于对金属的泛称。如银称白金、铁称黑金，而金则有专名，称作黄金。再是当时黄金已广泛使用，而银却是刚刚提炼出来的新金属，所以更为名贵。
　　秦始皇乘坐的金根车中有一种车名辒辌车。这种车车型大，三面有窗，后面有门，四周有帷子，可坐可卧，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所以称作辒辌车。始皇五次出巡，驰骋万里，乘坐的多是此车。在沙丘离宫病死后，《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有： 李斯以为上（秦始皇）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于辒辌车中。 后世用为丧车。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9～260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0 ～92、114 页。
　　①　　 王玉哲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6页。
　　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铜车马，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秦汉时期的车制具有极大的帮助。此车通长３１７。４厘米，高１０６。２厘米，总重约１。８吨。铜车马上的金质饰物共有７４７件，银质饰物８１７件。除了一些金银饰件外，其余全部是青铜铸件，结构比较复杂，由３０００多个部件组成。这乘铜车马是以四马驾车，称之为驷。中间驾辕的两匹称作服马，服马外侧的两马称作骖。四马的平均身高约６６厘米，身长约１１２厘米。铸造精细，形象逼真。此车为单辕，辕长２４６厘米，径围２０厘米①。其车轮绘朱红色三角纹图案，每轮为三十辐，有股有骹，股近毂及毂近牙处各施朱绘一道，轮有飞转两件，上悬于■，其形似圭，由二片铜片组成，顶端呈圆柱形，轴贯于毂中，两个末端有辖，外套银质辖■，轴与舆底三个接触点，中间为当兔，两侧各一伏兔。辕的前段昂起，后段平直，末端有踵。一衡二轭，衡套铸银■。轭缚于衡内侧，其中轭首套有银帽。轭肢扁平，分两脚，末端套接银钩。轭肢内侧有皮质鞍状衬垫，涂朱色，外竖一铜杆，上连于轭颈，下立于■上。两■间连接有扁革带。
　　舆则分前后室。前室为御官驾御处，前面及左右两侧前端立有彩绘栏板，前栏板之上有覆簸箕状盖板，正中置軜。右侧栏板后隅有一角柱，上套铸银盖帽。室底为方格纹，涂朱红色。后室为乘者座席，内有 ■ 形茵，四周为栏板，上端外翻为车耳，车耳上再立一周箱板，即车轖，上面盖椭圆形车盖，其形由正脊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窄。脊两侧各有十八根对称的轑，轑皆横盖于车轖之上，交接处有卯口。后室前轖及左右侧辖各有一窗，上有镂空菱花纹窗板，可以随意开合。室内前方有轼，断面呈曲尺形，后部有门，其下坎既可作轸，也可当蹬车踏步。此车的车轖、窗牖、门扉的内外侧，以及茵、轼面、车盖内面，均以乳白色为底色，上绘红、紫、蓝、绿、黑等色花纹，四马也通体白色。看来这是一辆迎秋安车②。
　　轺车是汉代最常见的车型。是由古时的军车转变而来的，因此四面空敞，在汉代为一般吏人用车。驾一马的叫 轺车 （图８０），驾两马的叫 轺传 ，还有一种驾三马的 轺车骖驾 （图８１），中马负轭，而为双辕，两马居外，以加强挽力①。《释名？释车》说： 轺，遥也，遥望也。四向远望之车也。但是近来发现的汉石刻或砖刻画像轺车也有坐乘的，因为轺车四面没有帷帐，就是坐着也可眺远。后来又发展为两面有扶手横板的轺车，叫做施耳轺车。轺车是一种无顶的敞篷车，若是遇到下雨，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车厢当中设一如伞的车盖，安插在车厢的中间，有雨可以避雨，无雨可以遮太阳，并随时可以取放下来。《周礼》夏官疏说：车盖有两种意思，一为御雨，一为表尊，就是分别等级，显示尊贵。平常的车盖高约三尺，大官僚们，如河内太守黄霸，皇帝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命他所坐乘的轺车的车盖高一丈，比寻常的车盖要高三倍。车盖既然可以取下来，在途中遇见朋友的时候，就可以坐在一起用来遮太阳，彼此谈心，所以在当时有 白首如新，倾盖如故 的谚语②。
　　①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 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 24 ～25页。
　　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3～264 页。
　　①　　 王今栋：《中国古代车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1 页。
　　②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9～91页。
　　汉代轺车上的伞盖用料、车轓和颜色等都体现了一种等级差别。按《后汉书？舆服志》所载当时制度，政府官吏 三百石（县长）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 ，二百石以下低级官吏为 白布盖 ，但都可有 四维杠衣.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可 朱左轓 ，即左边车耳为红色。二千石的官吏则可 朱其两轓 ，即两边车耳为红色。《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汉时司马相如初由成都到长安时，曾于成都北门升仙桥（现称驷马侨）发誓： 不乘赤马驷马，不过汝下也。 因为赤色马车是二千石官阶的标志①。
　　从河南南阳两汉画像石来看，某些画面中的一辆辆轺车骖驾騑马，高竖华盖，前有导骑，后有驺从，有的还伴以斧车、鼓车，烜赫过市，场面壮观。
　　有的车舆装饰 姿极耳目 ，甚至 奢过王制.据《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出行时， 驾四马，傅总，建幢棨，植羽葆，鼓车、歌车.《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中描写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的出行情况： 雄长一郡，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 仲长统指责这些人是 入则耽于妇女而不及，出则驰于田猎而不还。 ②牛车分篷车与敞车两种。篷车在车箱上装卷篷即车枸篓。敞车无篷，其铜制模型曾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图８２）。无论篷车或敞车，都只被看作是 平地载任之车 ，仅供代步而已。《史记？平准书》说西汉初年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史记？五宗世家》说景帝平七国之乱后， 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都把牛车当作规格较低的车。东汉初年牛车的地位仍无变化。《后汉书？朱浮传》说：光武时 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后汉书？谢夷吾传》说：章帝时，钜鹿太守谢夷吾 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柴车在这里指牛车，《后汉书？韩康传》的记载可以为证。太守以乘牛车而得咎，可见当时牛车的规格较低。
　　然而到了东汉晚期，情况则有所不同。《后汉书？宦者列传》说：左悺等四侯 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这时提到牛车，口吻已由轻视改为重视，此为桓帝、灵帝间之事。实际上早在２世纪前期，士大夫已喜爱乘牛车。《后汉书》中有两件颇相类似的记事，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的一个侧面。《卓茂传》说： 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 子亡马几何时？' 对曰：' 月余日矣。' 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而去。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诸府送马，叩头谢之。 这是西汉末年的事。《刘宽传》则说： 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 这是顺帝时的事。这时前一例中的驾车之马已为后一例中的牛取而代之了。所以《晋书？舆服志》说： 古之贵者不乘牛车，……
　　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 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带篷牛车的车箱本与辎、軿相近，文献中所称辎、軿，有时其实是指牛车。如《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青年时代交游广泛， 辎、軿、柴毂，填接街陌.根据当时的风尚，这里说的辎、軿应指牛车。不过这时的牛车已踵事增华，在里面安置了凭几等物，使乘车者可自由坐卧。雷台东汉墓中的铜舃车已设凭几；再晚一些，如南京赵士岗东晋南朝墓等处出土的陶牛车中，也都有凭几。加以牛步徐缓，所以乘牛车的颠簸程度比马车小。况且以轺车为代表的马车，车身敞露，乘车者无论坐乘或立乘，都要保持端正的姿势。《论语？乡党》说：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 贾谊《新书？容经》也对 坐车之容 、 立车之容 、 兵车之容 提出种种要求，认为 若夫立而跂，坐而蹁，体怠懈，志骄傲，■视数顾，容色不比，动静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气不顺，皆禁也。 乘牛车可以不讲究这一套，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东汉末年的牛车出现了一种高级的车型。曹操《与杨太尉书论刑杨修》说： 谨赠足下：……四望通幢七香车一乘，青牸牛二头。 这辆牛车上已装通幰①。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1 ～72页。
　　②　　 王建中等：《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页。
　　在车骑出行时，不同等级的官吏有不同的规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１）驾车的马匹数。汉制，皇帝出行因目的的不同，所乘的车子也异。
　　御车有驾六马的，也有驾四马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皇子、长公主驾三匹马（驾三马一般称为 骖驾 ；中间驾辕的马称 服 ，左右两匹马称 騑 ；也有的说是 左骖右騑 ）。大贵人、贵人（皇帝妾的等级）、公主、王妃、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包括他们的夫人在内）皆驾二马。
　　（２）导、从者之数。规定公卿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一级的官吏出行时，前有 贼曹 、 督盗贼 、 功曹 三吏分乘三辆车为导车，后有 主簿 、 主记 两吏分乘两辆车为从车。此所谓 导从，置门下五吏.（３）骑吏之数。三公以下至二千石的官吏出行时有骑吏四人，一千石至三百石县长的官吏出行时有骑吏二人。
　　（４）车舆形制。汉景帝中元五年（前１４５年）规定：六百石以上官吏出行时都乘加 轓 车。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出行时乘辎軿车。
　　以上讲的不包括特殊情况在内。如皇帝出行时随行官员有驾四马的，皇帝的持节特使出行时也驾四马，并且导、从车都为双数（数目要加倍）。在 山高皇帝远 的地方，胡作非为的官吏有搞僭越的，或者像士燮那样把本家子弟充作兵骑搞变相僭越的。另外，不任现职的富家大商以及拥有许多部曲私兵的大庄园主的车骑出行情况还不清楚。再说文献本身也不一定十分确切，或者到汉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如山东武氏祠前石室内的车骑出行石刻画，根据榜题，导车中缺少 督盗贼 车，换上了 门下游徼 车。有的车骑出行中导车的数目不足或是从车的数目不足，这大概由于政治与经济每况愈下，官吏的 从事 也凑不够数的现象所致①。
　　在西汉晚期，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用人力推着走的独轮车（图８３），叫做鹿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风俗通义》说： 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有人认为，在我国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或称鹿卢，是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那末鹿车就是一个有轮轴的车，应劭所解释的未免有些望文生义了②，因为这种鹿车不用牛马而能行走，一个人可以推运，所以俗称这种车为不吃草的牛（木牛），能流转的马（流马）。诸葛亮在西蜀与蒲元、廖立共同研究，为了解决山区崎岖山路的运输问题，就采用这种独轮车，于是就传说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而实际上是积累劳动人民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当时贫寒的读书人坐不起辎軿，就多乘这种鹿车。《后汉书。列女？鲍宣妻传》： 宣之妻桓氏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又《独行？范冉传》： 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 晋刘伶常著袒服而乘鹿车。若是连鹿车都没有的，则只有自己挑着担子行路。《后汉书？赵孝传》说： 孝常白衣步擔（担），从长安还止邮亭。 贫寒士人生活尚且如此，那么劳苦大众行路就更难了①。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6 ～98页。
　　①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1～163 页。
　　②　　 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 6期。但孙机先生认为，说鹿车 裁容一鹿 并非望文生义，因为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独轮车只载一件羊尊（图 84 ），可谓 裁容一羊.见《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 116页。
　　（四）船
　　船是当时水路的主要交通工具。中国古代的船是以楫拨水前进的，如《易？系辞》：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这种以楫拨水前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代的楼船水军被称为楫濯士，意思就是划桨手。《史记？佞倖列传》谓邓通 以濯船为黄头郎。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水衡都尉属官有楫濯令、丞。当提到船的时候，均强调用楫。
　　已经发现的西汉明器木船正反映出上述情况。广州皇帝岗和长沙伍家岭出土的明器木船（图８５、８６）都是平底的内河航船，船面较平，两端微微上翘。船首即舻部设櫂，船尾即舳部设舵。广州皇帝岗木船操櫂与操舵的俑都踞坐在木板上，设四櫂一　舵；长沙伍家岭木船则设十六櫂一舵，这里的櫂较长，操櫂的水手大约要站着划船才便于用力。但汉代大船所用之櫂还不止此数。江陵凤凰山出土木船之墓中的遣册记有 大舟皆（？）廿三桨.由于桨常成对安排，故此舟可能设十一对桨、一舵。《越绝书》所记大型战船 大翼 以五十人击櫂，可能设二十五对桨。至于西方用数百名奴隶划桨的船，在中国古代未曾出现。
　　但中国古代却发明了行船时作用重大的舵。《淮南子？说林训》： 毁舟为杕.高诱注： 杕，舟尾柁。 《玉篇》： 杕，船尾小梢巴。 可见西汉时已有雏型的舵。广州皇帝岗木船上的舵与櫂的形状区别不大，它未置于船尾中部，却偏在一侧，用它控制航向还不太便利，反映出当时的舵大约还停留在杕的阶段。长沙伍家岭木船上的舵比櫂长得多，舵叶作刀形，背厚刀薄。它架在该船第二舵之遮栏后壁的凹缺处，正在船尾当中，大概就是《释名》说的： 其尾曰柁。柁，拕也，在后见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 至东汉，如广州先烈路汉墓出土陶船上的舵就更为进步了，此舵的板叶宽大，障水有力，舵下端与船底取齐，水浅时不须提舵，且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图８７）。广东德庆汉墓所出陶船，在舵楼后壁开舵孔，舵孔两侧有托驾（图８８）。虽然其舵与托架上所承之物出土时均不存，但从结构看，此船之舵可能已装有原始的舵杆与舵衡，当比广州先烈路陶船之舵更为先进，很可能已是转轴舵。总之，汉代从在船尾一侧使用的原始桨状舵，一直发展到船上设有较正式的舵楼，其过程大致有迹而寻。
　　广州先烈路陶船在两侧船舷上铺走道，即《淮南子？说林训》 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刻其舟■.■，高注： ■，船舷板也。 ■是供篙手撑篙用的。《说林训》： 以篙测江。 许慎注： 谓刺船竹，长二丈，以铁为镞者也。 撑篙行船称作交。《释名？释船》： 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还，相交错也。 在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的大航船上，两名篙手的动作正是如此。铺■的船多撑篙。有人曾以为先烈路陶船上设有六个桨架，其实是六组矛和盾，这艘船不用桨划行，因而无需设桨架。
　　根据此船上塑出的人物身高的比例推算，船长约１４～１５米，载量约５０石，相当于《释名》所称 五百斜以上 的船，在当时是一艘中等以上的船。但广州先烈路陶船的四个舱均以席作蓬顶，广东德庆陶船的舱室却模拟瓦顶，其主舱是起脊的四注顶，规格应更高些。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1～92页。
　　汉代规格最高的船是楼船。汉武帝在昆明池训练水军， 治楼船高十余丈，旌旗加其上，甚壮。 东汉马援讨伐交趾，所率楼船多达２０００余艘。广州西村增埗汉墓出土的明器木楼船上下三层，十楫一舵，可惜残损过度，已经无法复原①。
　　广东德庆汉墓中出土的陶船（图８８）分前、中、后三舱，前为头舱，中为楼舱，后为舵楼。头舱作拱型蓬顶，有水手两人。楼舱为船的主体建筑，置楼顶盖呈庑殿状，两侧有对称的窗户，后有门与船尾舵楼相通。从楼壁纹饰看，楼仓可能是梁柱结构，两侧墙与船舷相接处有三个小孔，估计是底舱的透光排气孔。舵楼船尾墙有一圆孔，当用于放置舵柄。头舵与舱楼下各有一块可以活动的底板。舵手看来是一个人。这是一种小型的楼船②。当时有一种狭而长的小船叫做艨冲，以为冲突敌船之用。还有一种在江上航行最快的船叫做赤马船，船身是正赤色，其快如马，这就是延及到明代所使用的大红船，也叫做满江红。撑船的船夫身穿黄色衣服，戴黄色帽子，通称为黄头郎。
　　秦汉时期的造船业已比较发达，汉代在长安设立船司空，是官营手工业专门造船的机构③。《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宫殿疏》说武帝时所造大船，有一种称为豫章大船，可载万人，船上造有宫室。东汉末刘熙所著《释名》说汉代的大船有二层的，称为庐；有三层的，称为飞庐；还有四层的，称为爵室。《释名》中所述及的汉代战船，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船）、赤马（快船）、槛（重武装的战船）等等。三国时魏人张揖所著《广雅》述及两汉及三国时代的船名多种，其中的 艆■ 即是航海用的船，又有 ■ ，即《说文》之 拨 ，是航海的大船④。１９７４年底在广州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规模巨大，船舌结构采用船舌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量五六十吨的木船，显示了当时广东地区造船业的发达①。但也有人推测这处造船工场遗址很可能属于宫殿一类的建筑基址，与１９８８年在广州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工地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有密切联系②。无论如何，广东汉墓多次出土的木船和陶船模型，毕竟说明当时广东地区造船和航行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③。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0～122 页。
　　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0～261 页。
　　③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2～93页。
　　④　　 章巽：《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5年第 12期。
　　①　　 广州市文管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 期。
　　②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3页。
　　③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32页。
　　④　　 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 26 辑，1986年。
　　汉代的大海船已能通航印支半岛，甚至远达印度洋。④这种船上应装风帆，《释名》中曾提到 随风张幔 的帆和挂帆用的桅。汉代的中小型船舶有载量为３０石的■，《释名》说它是一种 短而广 的船。广州红花岗东汉墓所出陶船（图８９），可能即■。更小的船如艇，《释名》说 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出现的小板船（图９０）可能与之相当⑤。
　　除船之外，水上交通工具尚有竹筏。如《后汉书？岑彭传》： 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 《哀牢夷传》： 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 又《后汉书？邓训传》说： 令长史任尚将之，逢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 可知今天我国西北黄河上游所用的皮伐子，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
　　最为特殊的渡河工具是木罂缻。《吏记？淮阴侯列传》： 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 《集解》： 服虔曰：' 以木柙缚罂缻渡。' 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缻，以渡军。无船，且尚密也。'其释各异。估计可能是水葫芦，中空，木质，有浮力，数个连成环状，人借其力以渡①。
　　⑤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2页。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1～262 页；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