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科技史之学术思想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学术思想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一）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 说和谶纬之学的盛行
　　秦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加强思想统治的政策，使十分活跃的学术思想受到禁锢，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西汉前期，思想统治相对削弱，战国诸子学说又有复苏的倾向，学术思想呈现比较自由的景象，这种情况对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汉武帝为了 大一统 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约公元前１７９年- 公元前１０４年）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董仲舒从解释儒学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 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人间君主的统治。这就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认为宇宙内的一切，从自然界到人类和社会的所有现象，都是照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春秋繁露？顺命》），而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即所谓 天之生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型塑造了人，人的形体、精神、道德品质等等，都被说成是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的。这样 天人感应就成为必然的了。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 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这一段神学世界观刚刚确立，非正统的所谓异端思想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抱负的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使人 拘而多畏 ，他批评 巫祝禨（ｊī，音击，迷信鬼神的举动）祥 的迷信思想，对 天人感应 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广博学识和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我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而且司马迁所开创的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为后世所遵循。他的首创之功，不可湮没。
　　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一些郡国还有一定影响，如淮南王刘安也正在这时召集宾客写成阴阳、儒、道、名、法毕集的著作《淮南子》。所以，这时的学术思想虽已向僵化的方向发展，但还有较大的活动余地。但到了甘露三年（公元前５１年）汉宣帝召集各地儒者到长安石渠阁开会，讨论经义异同，把董仲舒思想体系推到了唯一官学的地位；同时还禁封了诸子百家以及司马迁的著作，甚至由西汉王朝分封出去的刘姓诸侯王手中的这些著作也在禁封之列。从此以后，僵化的神学世界观广为泛滥。
　　西汉末年，随社会矛盾的加剧，谶纬之说开始广泛流行。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神学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这类宣扬迷信的作品，往往有图有文，所以也叫图书或图谶；为了显示它的神秘性，又往往作一些特殊的装饰（如王莽的《金匮书》和刘秀的《赤伏符》）或染成一种特殊的颜色（如《河图》、《洛书》被染成绿色），所以又称符命或符箓。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因为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把儒学神学化，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把它们说成是神的启示。谶纬说中虽然也包括一些天文、历法和地理知识，但大部分充满着神学迷信的内容。这时今文经学同谶纬之说结合起来，更成为十分荒谬、烦琐、庸俗的混合物，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严重障碍。
　　东汉统治者一开始就利用谶纬之说，并力图把它合法化。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公元５６年） 宣布图谶于天下 （《后汉书？光武帝纪》），把图谶国教化。汉章帝更于建初四年（公元７９年）召集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后来由班固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或简称为《白虎通》、《白虎通义》，成了谶纬国教化的法典，使今文学说完成了宗教化和神学化。
　　正当 天人感应 说和谶纬之学盛行时，一些科学家开始觉醒，他们冲破神秘主义的迷雾，写出了一些著名的作品，给宗教化和神学化的儒学以有力打击。
　　（二）杨雄及其《法言》
　　杨雄（公元前５３年- 公元１８年），字子云，成都人，是我国西汉末年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的先世是做官的，后来没落为 以农桑为业 ，因此杨雄在官场上毫无地位，后来由于奏《羽猎赋》得到皇帝的赏识， 除为郎 ，历成、哀、平三朝而不升迁，一直到王莽代汉后，他才 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 ，后因政权内部矛盾，几乎送了命（《汉书？杨雄传》）。
　　杨雄的一生，处于西汉由盛转衰之时，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动荡惶惑状态。杨雄由于其出身和经历的影响，成了当时统治阶级中下层的思想代表。他出于补救统治思想危机之心，写成《法言》一书。
　　史称《法言》为模仿《论语》而作，至于取名《法言》，则本于《论语？子罕篇》：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 和《孝经？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法 有准则和使物平直的意思，所以 法言 就是作为准则而对事情的是非给以评判之言。《法言》形式上类似语录，一条一条的。全书共１３类，每卷３０条左右，最后有一篇自序，述说每篇大意和写作意旨，但并不能完全概括各卷的内容。各卷在内容上也有交叉。所以自序实际上是杨雄借此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法言》的内容很广泛，对从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到文学、艺术、科学、军事乃至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学派、文献等，都有所论述。阅读《法言》除了能对杨雄的思想有所了解外，还可以知道许多西汉末年以前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
　　杨雄作《法言》，反对方士巫术、像龙致雨、神仙不死等，对人类能否成仙而长生不死明确否定，他认为： 吾闻伏牺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益无益子之■矣。 又说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 （《君子》）。同时他对传统的天命思想表示不满，甚至不承认天有作用，如对项羽死前说的 此天亡我 ，他就明确表示反对，认为 汉屈群策，群策出群力。楚憞（ｄｕì，音对，憎恶）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 （《重黎》）。对于古代流行的天命５００岁一循环，５００岁而有圣人出的神秘主义思想，他也不赞成。
　　在认识论问题上，《法言》中反对生而知之，强调后天的学、习和行，如说 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也，况习是之胜非乎 （《学行》）。强调感官闻见在认识中的作用，如说： 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 （《吾子》）。他还反对没有验证的妄言，认为 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
　　无验而言之谓妄 （《问神》）。
　　《法言》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在很长时期内是比较大的。最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法言》中所表现的对以董仲舒哲学和谶纬经学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的怀疑和不满，为后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场，促进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二是杨雄在《法言》中所表现的捍卫正统儒学的精神，对后世儒家所谓道统的建立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杨雄在《法言》中认为，孟子在他的时代为捍卫孔子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要学习孟子，在汉代担负起捍卫正统儒学、批判诸子异说的任务。《法言》对后世所产生的这两方面的影响，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但在当时神学迷信作为正统的官方思想弥漫泛滥于整个社会的情况下，他独能发表这样一些怀疑和不满，是很不容易的。
　　（三）桓谭及其《新论》
　　桓谭（公元前４０年- 公元３２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
　　人，生活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曾在农民起义的更始政权中担任过太中大夫。他好音乐，善鼓瑟，遍习五经，精天文，主张浑天说。因宗弘荐拜议郎给事中。桓谭的主要著作《新论》早已失散，现在见到的本子是后人辑录的。
　　桓谭明确指出，谶记纬书是 奇怪虚诞之事 ，并非 仁义正道 ，应该而且必须抛弃。他指出，谶纬预言虽然也有偶然巧合的时候，但完全不足凭信。他说，王莽崇信谶纬，临死时还抱着他的符命不放，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王莽的失败，是由于 为政不善，见叛天下 ，并非什么天意。所以，在桓谭看来，唯一 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 （《后汉书？桓谭传》），从这种观点出发，桓谭反对一切的灾异迷信，他说 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 （《新论？谴非》）也就是说，灾异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奇怪。他批判当时的儒学信徒把灾异当作上天的谴告，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他认为连孔子都讲不清楚 天道性命 ，后世的 浅儒 怎么会知道呢？因此桓谭公开对刘秀说自己不读谶，对谶纬表示轻蔑。刘秀非常恼怒，说桓谭 非圣无法 ，要杀他的头。结果桓谭被贬为六安郡丞，在赴任途中病卒。
　　桓谭还反对方术士所宣扬的通过服 不死之药 ，达到 长生不老 、 羽化成仙 的神仙思想，桓谭认为， 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异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 （《新论？形神》）他把人的生死现象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这对秦皇、汉武以来，方士之流所宣扬的长生不老 是有力的批判。
　　神仙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是认为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如果 养神保真 ，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认为，精神是依赖于形体的，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用蜡烛和烛火的关系来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 （《形神》），脱离形体的精神是不存在的。
　　桓谭的思想直接受到杨雄的影响，在其著作中，桓谭曾多次高度赞扬杨雄及其《法言》和《太玄》，甚至把杨雄比作孔子，《汉书？杨雄传》记载桓谭评论杨雄说： 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好者尚以为过于五经。……今杨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杨子之书 指的就是《法言》，可见他对杨雄和《法言》的推崇。
　　当时，除了杨雄、桓谭外，就连在斗争中动摇不定、比较温和的贾逵，也曾历数谶纬之说的弊端。这说明了思想界反对谶纬之说的广泛性。这种反对谶纬迷信的思想斗争，对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桓谭，他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并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响。
　　（四）王充及其《论衡》
　　王充（公元２７- 约公元９７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 细族孤门 ，青年时游学洛阳，家贫无书，常到市肆（店铺） 阅所卖书.曾做过几任州、县官吏，他疾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去职，以至于终身 仕路隔绝 不得通显。他十分推崇司马迁、杨雄、桓谭等人，继承了这些先行者的叛逆精神，与 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王充建立了一个反正统的思想体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说自己一生作四部书，因 疾（厌恶）俗情，作讥俗之书 ； 又闵（忧伤）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 ； 又伤（痛感）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晚年作 养性之书.但今天只有《论衡》一书被保存下来。《论衡》全书８５篇，２０余万言。所谓论衡，是说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在这部书里，他全面地批判了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汉儒思想体系，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在《论衡》中，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为武器，无情地批判了 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有的是当代的成果，有的则是王充本人对自然现象认真地观测研究的心得。于是，《论衡》不但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也是我国古代科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典籍。由《论衡》我们看到，一方面正是王充冲决了正统思想的束缚，而在科学技术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另一方面，正是王充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当代的科学实践，从而获得同正统思想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并为阐明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王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元气学说，以元气自然说与神学目的论相抗衡，从而体现出两个思想体系 两刃相割 的总态势。王充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 元气 构成的。 天地，含气之自然也 （《谈天》），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自然》），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 元气自然而然地构成的，既然天与万物一样，都是客观存生的自然实体，没有什么手足耳目等感觉器官，因而，天也就没有意识性活动，更谈不上什么嗜欲，不可能有目的地创造万物。王充还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只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和人世间的变化根本不存在感应关系；至于宣扬帝王是天的儿子，代表 上天 的意志来统治人民，统治有了偏误，便会发生灾异，说是 天造谴告 ，这些王充都斥之为虚妄无稽之谈，并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否定了天有意识等正统观念。
　　元气自然说是王充说明许多自然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在批判 天人感应 说和各种迷信思想时，他更从具体地考察自然现象的特殊性入手，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给予强有力的批判。
　　针对董仲舒土龙致雨的迷信，王充考察了云雨产生的自然机制。指出 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 （《说日》），即雨并不是天上固有的，而是由地气上蒸，遇冷 冻凝 而成的。先是 云气发于山丘 （《感虚》），而后 初出为云，云繁为雨 （《说日》），科学地解释了降雨的机制。既然云雨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那么一些向天求雨止雨的举动都不过是无用的蠢事。王充还指明了云、雾、露、霜、雨、雪等，只是大气中的水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是王充在同迷信的斗争中取得的合乎科学的可贵见解。
　　对于雷电是所谓 天怒 的表现，雷电去杀人是 上天 惩罚有罪的人的说法，王充也给予有力地驳斥。他认为雷电是由 太阳之激气 同云雨一类阴气分争激射 而引起的，这是关于雷电成因的直观、朴素的猜测。由此，王充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了雷鸣电闪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决不是什么 天怒.依照这个原理，王充还说明雷电发生的季节， 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 ，驳斥了所谓 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 的无稽之谈。王充还用 雷者，火也 ， 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 （以上引文见《雷虚》），说明雷电杀人的现象。
　　与把虫灾的发生同贪官污吏为害等同起来的观点不同，王充把这两者区别开来，指出虫的特性和一定的生长条件， 甘香渥味之物，虫常生多 ， 然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温湿之气，常在春秋，秋冬之气，寒而干燥，虫未曾生 ，并且注意到虫有它们自己的生活史， 出生有日，死极有月，期尽变化，不常为虫（《商虫》），进而谈到干暴麦种、煮马粪汁浸种和驱赶蝗虫入于沟内加以消灭等防治病虫害的办法。这些认识和措施都是与 天罚说 相对立的。
　　针对潮汐现象是鬼神驱使而生的迷信说法，王充把潮汐涨落同月亮盈亏联系起来，指出 潮汐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同时，他还注意到河道 殆小浅狭，水激沸起 （《书虚》）的现象，并以此作为说明涌潮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这些科学的创见，对于有神论都是有力的打击。
　　王充还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 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 ，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 ， 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 （《论死》），对于那些 道术之士 ，企求 轻身益气，延年度世 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提出了 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
　　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 （《道虚》），把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里王充利用当时的医学成就，继承了桓谭等人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见解以及对 长生不老 术的批判，阐述了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当时和后世鬼神迷信观念都是有力的抨击。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有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对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见解也不尽正确，甚至落后于他的同时代的人，这一方面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关，也同王充本人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有关。但是王充毕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学的 异端 思想体系，而且在同 天人感应 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斗争中，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到天文、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反映了王充有关于科学技术的渊博知识，更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王充的思想，代表着当时人们要求从实际出发，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社会要求。又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感性知识，这就要求突破旧的思想的束缚，开拓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道路。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确实为新道路的开拓提供了锐利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