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科技史之建筑、交通、纺织及其它技术

建筑、交通、纺织及其它技术
　　（一）秦汉长城
　　万里长城是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它雄踞于我国北部河山，走向由西向东，跨过黄土高坡、沙漠地带，崇山峻岭、河谷溪流，以其雄伟壮观、工程浩大闻名于世。
　　长城的修建开始于战国时代。当时，诸侯分立，各自割据一方，经常相互攻伐，进行兼并战争；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东胡、楼烦也经常南侵。因此，秦、赵、魏、齐、燕、楚等国各自筑长城以自卫。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防范匈奴的突然袭击，把燕、赵、魏等诸侯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用３０万人力连续１０多年，筑成了西起甘肃临洮，沿黄河到内蒙临河，北达阴山，南到山西雁门关、代县、河北蔚县，经张家口东达燕山、玉田、辽宁锦州并延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汉代除重修了秦长城外，又修筑朔方长城（内蒙河套南）和凉州西段长城，后者包括北起内蒙额济纳旗居延海，沿额济纳河到甘肃金塔县北的北长城，从金塔县经破城子、桥湾城到安西县的中长城以及从安西县经敦煌城北直达大方盘城、玉门关进入新疆的南长城。它们是汉武帝时期开始修筑的。
　　据《居延汉简》记载，当时长城沿线 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 ，构成了一个严整的防御体系。
　　秦汉长城的遗迹至今仍历历可寻。据考察，秦汉长城多就地取材，用夯土筑成。在黄土高原一带是就地挖土筑版而成，现存临洮秦长城遗址就是用这种方法建造的。敦煌西南玉门关一带汉长城，墙身残高４米，下部宽３。５米，上部宽１。１米，是用土夯成，距地面５０厘米开始铺纵横交错的一层芦苇或红柳，沙砾石与红柳或芦苇层层压叠，红柳或芦苇摆法相交，有些地方的芦苇至今还保留完好。利用这些植物原料，作为防碱夹层，在干燥地区是不易腐烂的，它们可以防止城墙坍塌，起着加固城墙的作用。无土地带的长城墙则是用石块砌成，如赤峰附近一段的汉长城遗址，就都是用石块砌成的。
　　在山岩溪谷之处，地势陡峭险峻，只用石块来砌筑，城墙容易坍塌，故杂用木石建造。在金塔县和额济纳旗，还存留烽火台２００多座，台平面呈正方形，每边１７米，高２５米左右，蔚为壮观。它也是由夯土或土坯筑成，施工中亦用芦苇。至今仍有许多烽火台，除四角剥蚀外，其余部分都还完好。
　　长城跨越的地区大都是荒凉偏僻的地方，气候恶劣，数十万民工长年累月地在这里艰辛劳作，生活没有保障。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是老百姓对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的死活、兴修长城的控诉。该故事说，秦始皇时，孟姜女的新婚丈夫范喜良被强征去修长城，在沉重的劳役中被折磨死去。
　　孟姜女思夫心切，万里跋涉，来到长城工地为丈夫送寒衣，得知丈夫已死，便在长城下痛哭，把长城哭倒，从而发现了丈夫的尸骸。后来，孟姜女投海自杀。这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说明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泪的结晶。
　　秦汉长城的修建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方面的高超水平。
　　（二）木结构与砖结构技术
　　秦汉时期宫殿建筑的主要形式是高台建筑，它是由一种夯土和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它把许多单体建筑聚合在一个阶梯形夯土台上。秦代修建的咸阳新宫、朝宫等都是在夯土台群上修建的庞大宫室殿屋群，周围修筑高架的道路——阁道，同其它的 离宫别馆 相通，极其华丽壮观。秦于公元前２３０年开始兴建新宫，前后经１０年时间，先建成倍宫，作为咸阳各宫室的中心，随后又建立甘泉宫、北宫等，构成了一组大建筑群。 秦尽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之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咸阳新宫吸取了六国建筑的不同形式特征，可视为战国以来宫殿建筑的集大成的产物。公元前２１２年，秦始皇又兴建一组规模更为庞大的建筑群——朝宫，其前殿即著名的阿房宫， 先作前殿阿房，……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
　　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达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 （《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宫殿大都采用了高台建筑的形式，西汉时期在长安城先后修建的许多宫殿的形式也是如此。
　　在西汉时已经出现的多层建筑，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出土的明器、画像砖和铜器上，用木架构成的多层楼阁和封建坞壁的门楼、望楼等，就是这一建筑形式的生动说明。这是在梁柱上再加梁柱的迭架技术的应用，表明了木结构技术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木结构高层建筑的基础。
　　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 斗拱 结构（ 斗 是斜方形垫木， 拱 是弯长形垫木），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在秦汉时期又有很大发展。其形式多样，有直拱、人字拱以及单层拱、多层拱等。四川乐山汉代崖墓的斗拱就有六、七种式样的曲拱。斗拱与挑梁、斜撑同时发展、既用以承托屋檐，也用以承托平座，是建筑结构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斗拱 结构的出现，说明已有了关于合力、分力等经验性力学知识。
　　建筑的屋顶也出现了多种形式，如四坡顶、歇山顶、卷棚顶、悬山顶、四角拈尖顶等，具有丰富生动的造型特征。
　　砖与砖结构技术，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西周已出现了铺地砖和瓦，从而开辟了新的建筑材料和结构领域，对于建筑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战国时期出现的空心砖和小条砖，到秦汉时期已被大量用作建筑材料。
　　由于小条砖具有制造容易，承重性强，砌筑方便，可灵活应用等优点，到西汉晚期终于取代了空心砖。秦汉时期，小条砖逐渐趋向模数化，长、宽、厚的比例是４∶２∶１，使在垒砌墙体时，可灵活搭配。为了防止砖块脱落，人们还创造了榫（ｓǔｎ，音损，榫头）卯砖、企口砖、楔形砖等。这些都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科学合理的方法。
　　初期的砖砌法，砖与砖之间缺乏联系，经过不断实践与总结经验，砖墙的砌法就朝着相互拉结的方向发展，使得砖墙有较好的整体性，既稳固，又能承受压力和推力。在战国时期已出现的数种垒砌技术的基础上，秦汉时期更有式样新颖的垒砌新技术出现，使墙体既坚固又美观。关于砖顶结构，两汉有重大发展。西汉中叶盛行筒拱结构，用条砖，其特点是二边支承；西汉末年出现了拱壳结构，特点为四边支承，它是由拱顶平面为十字交叉、等高的两个筒拱相互贯通穿插而成，充分发挥了砖材耐压的性能。在施工技术上采用了无支模施工法。虽然当时拱壳的跨度不大，但其结构性质，仍与现代的双曲拱砖扁壳类同。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砖结构形式——迭涩结构，它保持了拱壳结构的外形，采用上下砖之间的砖缝成水平的逐层出挑成顶的方法。这种砌法较之不断地改变砖缝面角度的拱结构，在施工上要简便得多。
　　所以该结构的出现，乃是探索一种简便的砖拱结构施工方法的结果。
　　（三）驰道与栈道
　　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对于陆路交通的发达，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的，有东方大道（由咸阳出函谷关，沿黄河经山东定陶、临淄至成山角），西北大道（由咸阳至甘肃临洮），秦楚大道（由咸阳经陕西武关、河南南阳至湖北江陵），川陕大道（由咸阳到巴蜀等），此外还有江南新道，南通蜀广、西南达广西桂林；北方大道，由九原（今包头）大致沿长城东行至河北碣石，以及与之相连的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至九原的长达９００余公里的直道，等等。１９７４年，在伊克昭盟发现了长约１００米的直道遗址，路面残宽约２２米，断面明显可见，现存路面高１- １。５米，用红砂岩土填筑，从直道遗址可以看到南北四个豁口遥遥相对，连成一线，这同《史记？蒙恬传》所载 堑山堙谷，通直道 的记载正相吻合。由此可见驰道工程的庞大和艰巨。
　　栈道的修筑始自战国秦。公元前三世纪，秦国为了开发四川，就修筑了栈道，正如蔡泽所说： 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到西汉前期已有嘉陵故道、褒斜道、谠洛道和子午道四条通蜀的栈道。其中褒斜道长２５０余公里，路面宽３- ５米不等。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在筑路工程中，适应十分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出色的技术能力。栈道是川陕间的交通干线，历代屡屡修建，在经济文化交流和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各种车辆。秦时规定 车同轨 ，亦即每辆车的两车轴间距离相等。这时大多为两轮车，其设计因不同的用途而异，有的适于载重，有的利于速行，有的轻便舒适。秦汉时也有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等。辽宁辽阳西汉遗址出土有铁车輨（车轴承）、车锏（铁圈）等物，说明汉代已在车轴上加铁圈，使铁与铁相磨，其间加上油脂润滑，增强了车轮的牢固性，减少了车轴承的摩擦力。
　　（四）船舶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相继建立了水军，并设有专门建造作战用船的工程，能够制造许多类型的战船。秦以后，在甲板上建有重楼的战船- - 楼船成为主力战舰，秦始皇曾派遣用楼船组成的舰队攻打越国。汉武帝为征伐广东、福建的越人，建造了高达十多丈的楼船，船上插满旗帜，显得非常威武雄壮。汉时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师非常强大，一次战役就能出动楼船２０００多艘，水军２０万人。《后汉书？公孙述传》还有 造十层楼帛栏船 的记载，其高大壮观可想而知。秦汉楼船等的出现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初步成熟的标志。１９７４年，在广州发掘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古代船舶工场，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加工场地，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枕木分大小两种。滑板宽距可以调节。一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１。８米，船的宽度应是３。６- ５。４米；二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２。８米，能造５。６- ８。４米宽的船。滑板上平置两行承架船体的木墩，共十三对，两两相对排列，高１米左右，便于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艌缝等作业。
　　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发明和应用。橹是我国造船和航行技术中的一大发明，在长沙出土的西汉船模中，已有一支橹，说明至迟在公元前１世纪时，橹已经发明和应用。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 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 橹的外形有点象桨，但是比较大，支在船尾或船侧的橹担上，入水的一面剖面呈弓形，另一端系于船上。用手摇动橹担绳，就可以使伸入水中的橹板左右摆动，橹板与水接触的前后部分会产生压力差，形成推力，推动船只前进，就象鱼儿摆尾前进。用桨划水，只在桨板划水时才做有用功，而在桨板离开水面之后的整个过程都做的是无用功，浪费了许多人力。橹从桨的间歇划水变为连续划水，提高了功效，因而有 一橹三桨 之说，意即橹的功效可达桨的３倍；而且橹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原理，人们只要来回摇动橹担绳就可以推动船只前进，大大减轻了用桨划水的笨重劳动。这种结构简单而又轻巧高效的船舶推进装置，有人称之为 可能是中国发明中最科学的一个.大约在１８世纪中叶，橹被英国海军所引用。后来，在橹的性能的启发下，发明了螺旋推进器。
　　舵是我国古代在造船和航行技术方面的另一重大发明。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释名》中说，船尾的装置称为舵，舵是拖的意思，在船后可以看到它拖在船尾，用来帮助船只顺着航向行驶而不偏转。１９５５年在广州近郊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有一只陶制船模型，船尾有一支舵，舵杆用十字状结构固定，从船尾斜伸出船的后方，表明这已是一种轴转舵的装置。舵为船舶的航行提供了方便有效的制导工具。它的作用原理与桨不同，桨是通过划水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来推导船只前进的，舵不划水，但是当船舶前进时，船尾所产生的水流会在舵面上形成水压——舵压，由于舵压的作用，船舶就会改变航行的方向。舵在应用的过程中，形状和性能都在不断得到改进。
　　单靠人力划桨、摇橹推动船舶前进来进行远洋航行是难于实现的，古代一般都是依靠风力来进行。在３０００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已有帆字出现，说明当时已发现了帆，利用风力来推动船只前进。到了汉代，帆的结构和性能都有很大改进。这时已经有了布帆，而且大概已经有了升降帆幕和改变帆的张挂方向的装置。《释名》说： 随风张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 这说明东汉已经使用了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
　　秦汉造船遗址，汉代楼船，以及高效率推进工具橹的出现、船尾舵的出现和风帆的使用，说明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到汉代已经成熟了。
　　（五）纺　　织
　　１。纺织业的发展随农业的发展，秦汉时的手工业也很快地发展。官、私营手工业都很发达，当时的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都很大。为了供应皇室纺织品的需要，西汉在京师长安没有东、西两织室，由织室令丞主管。这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是纺织业，时谚曰：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纺织手工业一般的来说是与农业密切结合的，一个农户的家庭，总是 男耕女织 ，解决衣食问题。
　　纺织手工业的原料在种桑养蚕，汉时对农桑业很重视，每年必由皇后举行养蚕仪式。这种采桑养蚕也是妇女们的劳动，汉乐府民歌中有一诗名《陌上桑》，叙述秦罗敷在春月采桑时严辞斥责一个侮弄她的太守的故事。
　　秦汉以前，我国的纺织业绝大部分集中在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地区主要是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养蚕丝织业重心也在北方，但我国南方也早有种桑养蚕方法在流传，位于长江中游的蜀中，蚕桑之利也极流行，四川成都和德阳汉墓出土都有 桑园 图砖，成都出土的 桑园 画像砖上，桑园设有门，一高髻妇女正在园内从事劳作。当时蜀地的人民栽桑养蚕，并生产全国著名的蜀锦。当时在长城以北和西北地区的广阔土地上，也有蚕桑业。１９７１年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的和林格尔县，发现汉代壁画墓一座，图的左上部画了一大片丛林，有女子在采桑，另外还画了一些筐箔之类的器物，表明庄园内是有蚕桑业的。崔寔的《四民月令》中，记载了从养蚕到缫丝、织缣、擘绵、治絮、染色的全部生产过程，说明养蚕织帛是庄园中的一项重要生产。根据壁画我们可知至迟到东汉晚期，中原的蚕桑生产技术已传播到边远郡县，内蒙南部已经发展起蚕桑之业了。１９７２年，在距市中心约４０里远的嘉峪关市东面的戈壁滩上发掘一东汉晚期砖墓。墓内有大量反映有关蚕桑、丝绢的彩绘壁画和画像砖，其中有采桑女在树下采桑、有童子在桑园门外扬杆轰赶飞落桑林的鸟雀，还有绢帛，置有蚕茧的高足盘，丝束和有关生产工具的画面。这说明当时河西走廊不仅是丝绸之路，而且也是农桑繁盛、丝绸生产的地区。
　　汉时由于农桑业的迅速发展，全国范围内都普遍植桑养蚕，绵帛生产激增。据《汉书？平准书》记载，在元封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的一年中，官府收到民间的输帛５００余万匹，根据现存的西汉牙尺推算，５００万匹就是２４００万平方米左右，而当时全国人口至多不过五、六千万，由此可知当时纺织生产的发达。
　　２。秦汉时期的纺织技术汉时纺织品不仅数量大，而且纺织花色品种也已十分丰富多样。就丝织品来说，在缯或帛的总称下，就有纨、绮、缣、绨、？、缦、綮（ｑǐ，音起，细密的缯帛）、素、练、绫、绢、縠（ｈú，音胡，有绉纹的纱）、缟、■、■，以及绵、绣、纱、罗、缎等色品种。汉代丝织物品种花色如此多种多样，可见织造技术达到了纯熟的境地，是汉代纺织工艺空前提高的标志。在麻织物方面，汉代的布以麻、葛为代表品，也有緆、絺、绤、绉、絟、繐、紨等许多品种。汉代还有把毛织成毡褥，铺在地上，叫做氍毹（ｑú　ｓｈū，音渠书，地毯），或称毛席，是地毯的正式开端。
　　秦汉时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比前代大为提高。马王堆出土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纺织品，更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仅在１号墓中，除殓尸用的高级纺织品服装外，还出土了各种成衣５０余件，单幅丝织品４６卷，此外，还有绣枕、巾、袜、香囊、鞋、镜和乐器的袋套等，五光十色，可称是２０００年前西汉初期丝织品和高级服饰的一次博览会。
　　经鉴定，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的丝的质量是很好的，丝缕均匀，纵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相当进步。马王堆出土的丝织物，从种类上包括了：绢、绮、罗、纱、縠、锦等，许多织品的精细，令人赞叹。其中最能代表当时纺织技术水平的有两种织物：其一就是薄如蝉翼、轻软透明的素纱；另一就是手感厚丰、图案富丽的绒圈锦。
　　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这种轻纱从观感上来说，可以和现代的尼龙纱相媲美。其中一件素纱单衣，衣长１２８厘米，袖长１９０厘米，全衣轻薄透明，领口、袖口都用绢缘，总重仅４８克，这是用相当细的纱织造的。现代衡量纤维粗细的单位名称叫（ｄàｉ，音代），它是用９千米长单纤维的克重来定义的，学名又称 纤维度.　　 数愈小，说明纱的纤维愈细。出土的素纱单衣的纤维度，经测定是１１。２　　.出土的另一块宽４９厘米、长４５厘米的纱料，重量仅２。８克，其纤维度为１１。３　　.更多的测定证明出土素纱的纤维度是在１０。２- １１。３　　 之间，这完全可以和乔奇纱相媲美。素纱就是用这种纤细的丝加拈，经丝弱拈，纬丝强拈，用平纺织造而成的。这说明当时的缫丝、纺织技术均已达到很高水平。
　　锦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提花织物，也可以经过精心的设计，织成花纹美丽的纹锦。此次出土的绒圈锦乃是在纹锦的基础上，使有纹样的地方用起圈的提花方法，用许多起圈的组织，构成突出在织物表面上的隆起的花纹。经分析研究，发现其织造工艺过程十分复杂。假如以幅宽为５０厘米计算，所用经线的密度可达８８００- １１２００根。其中有四分之一的经线是上一下三的规律，用手纹式提沉，其余的地经和起圈的绒圈经（由４根以上丝线合股拈成）则需要由提花束综来提沉。尤其是起圈时需用假纬（多股蚕丝或细竹丝）使起绒经绕假纬起圈，织好后再抽去假纬，即可达到起圈的目的。这种起圈的织法一直是绒类织物所必需的，例如现代的平绒就是普遍起圈再经过剪平之后形成的，而洗脸毛巾则是保留整圈不剪。马王堆出土的绒圈锦就是把提花和起圈联系在一起，在有花纹的地方形成突起的织物。构思之精妙，织造技术之高超，真可谓巧夺天工。
　　除素纱单衣和绒圈锦之外，马王堆西汉墓还出土了各种纹式图案的纱、罗、绮、锦等丝织品。有些是用提花方法织造的，也有一些则是用各种矿物染料（朱砂、绢云母、硫化铅等）和植物染料（靛兰、茜草、栀子、炭黑等）
　　印染而成的。不但有浸染，而且有套版印花、媒染等技术。这些都说明：除缫、络、纺、织等丝织技术之外，印染技术也达到十分精美完备的程度。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织物可知，汉代织物上的彩绘和印花，归结起来约为两种：一为彩色套印，一为印花敷彩。彩色套印的为印银白云纹灰色纱，以灰色方孔纱为地本，用白色和银粉套印成白色细线、金色小圈点的云纹图案，花色极为淡雅。印花敷彩的为印茱萸花敷彩拓黄纱，以柘黄色方孔纱为地本，先用黑色印出茱萸花枝干，然后用白、失红、灰蓝、黄、黑等色加工描绘花和叶蔓。 两者的共同点是，线条细而均匀，极少有间断现象，用色厚而立体感强，没有渗花污渍之病，花地清晰，全幅印到，可见当时配料之精，印制技术之高，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魏松卿：《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９期）。我国印花和彩绘，起源于秦汉以前，但从未见过早期实物，从这批印花、彩绘织物娴熟的工艺水平看，它决不是初创时期的产物，这是无可疑义的。
　　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中，还有一部分是麻织物。其中有灰色细麻布、白色细麻布和粗麻布，俱质地细密柔软，白色细麻洁白如练，灰色细麻布灰浆涂布均匀，布面经过辗轧，平而有光泽。麻织物的原料经鉴定是大麻和苎麻，细麻布的单纤维比较长，强度和韧性也比较好。最细的一块苎麻布，单幅总经数达１７３４-１８３６根，相当于２１- ２３升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如此精细的麻织物。这些麻布的色泽和牢度，均和新细麻布一样，由此可见，当时从育种、栽培、沤麻、渍麻、脱胶、漂白、浆碾、防腐以及纺、织等技术，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时少数民族自织的布、帛、毡类纺织品亦多。当时东北地区的挹娄也能织些麻布，西南方的益州郡、永昌郡产毛织物、木棉布、火烷布（石棉布）。
　　１９５５年，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发现大批约当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反映奴隶制生产和生活的器物，在一具贮贝器上，雕铸奴隶从事家内劳动的场面。一群装束不同的女奴隶环绕在中央高坐的滇族的奴隶主周围，从事纺织和其它家内劳役。１９５９年，在新疆民丰县发掘出的东汉合葬墓里，出土的大批织物中有些是棉织品。如复盖在盛着羊骨的木碗上的两块蓝白印花布，男尸穿着的白粗布裤和女尸的黄粗布手帕，都是用棉纤维织造的，证明１８００年前，新疆地区就已经有了棉织印染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６０年第６期）。此外，《罗布淖尔考古记》所记烽火台遗址中出土的毛织品也不少。
　　汉代丝织品的图案花纹，是我国古代工艺装饰图案灿烂的一页。汉代丝织品图案花样繁多，有龙、凤、孔雀、豹首、双兔、双鹤、爰居等象形图案，又有云气华藻美丽生动的图案。《西京杂记》卷三有 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支，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 ，又卷一载： 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蒲桃（葡萄）其时初传入中国，就被引作锦绣的最新图案。
　　１９２４年发现的诺颜乌兰的匈奴主古墓遗物，墓中绢布上面绣有彩色的山云、鸟兽、神仙、灵芝、鱼龙等物，在流云神仙中间，并刺有 新神灵广成寿万年 吉祥语。蒙古人民共和国通瓦拉古墓出土的汉代丝织物中，除各种花纹外，有 群鹄 、 交龙 、 登高 等字样，还有 云昌万岁宜子孙 等吉祥语文字。汉代丝织物组织复杂，花纹绮丽，证明当时人民已掌握了很先进的纺织技术。
　　３。纺织机械汉代纺织物如此精美，织纹极其复杂，织造这些织物的工具和工艺技术，当然也必然是先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纺轮很多，汉时纺轮仍沿用不废。新疆民丰古墓葬中出土带杆木纺轮一副，长１６。５厘米，出土时放在女尸脚下。长沙西汉后期墓葬中也有纺轮出土，可知为汉代个体劳动人民所用之纺具。
　　汉代纺织工具，在山东肥城孝堂山郭巨祠、山东嘉祥武梁祠、山东滕县宏道院、山东滕县龙阳店、江苏沛县留城镇和江苏铜山洪楼、江苏泗洪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纺织图中，可以见到有络车、纬车、织机３种，图中的织机构造比较简单，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织机是由竖机向平机发展中的一种过渡样式，可能是汉代民间一般所常用的普通小型织机。汉代纺织工具见于文献的，有繀（ｓùｉ，音岁，纺）车（见《太平御览》八百二十五引《通俗文》），有榬、有络车（见同上书引《方言》，有机杼（见同上书引《列女传》），有棱（见同上书引《通俗文》）。
　　织机经过不断的改造，到汉昭帝时（公元前８６年- 公元前７４年），巨鹿陈宝光妻创造了一部高级提花机。《西京杂记》说她所用之机，复杂至１２０蹑，须６０方成一匹，费工费时之多，实在惊人。这种丝织机之构造，属于特殊最精细的绫锦之织机，不便于一般织物适用，至于普通绫机，用蹑不会如此之多，至多五、六十蹑够用。东汉王逸的《机妇赋》有一段对 花机 的描写： 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窜身匿蹄。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游鱼衔饵，瀺灂（ｃｈáｎ　　ｚｈｕó，音缠浊，水声）其波，鹿卢并起，纤激俱垂，宛若星图，屈伸推移，一往一来，匪劳匪疲，…… 赋中所说的 兔耳 是控制怀滚的装置， 猛犬 是对于引杆行筘的迭助木的形容。 高楼双峙 ，是指提花装置的花楼和提花束综的综絖相对峙，挽花工坐在３尺高的花楼上，按设计好的 虫禽鸟兽 等纹样来挽花提综。挽花工在上面俯瞰光滑明亮的万缕经丝，正如 下临清池 一样，制织的花纹历历在目。 游鱼衔耳 是指挽花工在花楼上牵动束综的衢线，衢线下连竹根是衢脚，一般要１０００多根，挽花工迅速提综，极象鱼儿在上下争食一样快。提牵不同经丝，有屈有伸，从侧面看，确如汉代人习惯画的星图。 宛若星图，屈伸推移 是一句十分形象化的比喻。 一来一往 是指 推而往，引而来 的打纬用的筘。
　　这里把提花机的作用原理，描绘得维妙维肖，提花过程也描绘得十分具体动人。临淄、襄邑两地织工，精深技巧，思图发明织花机代替手工刺绣，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７年），诏书云： 齐三服官诸官，织骑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 （《汉书？成帝纪》），是临淄织工在试制织花机。
　　东汉永平二年（公元５９年），明帝率公卿大臣祭天地，各着五色新衣，明帝衣刺绣，公卿大臣衣织成，俱着襄邑服官所贡。襄邑织工发明织花机，不知在何年，至少东汉初这种织物已为公卿大臣所服用。虽然织物精美程度比手工刺绣差，但以机械织花代替手工刺绣，这是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造。世界公认欧洲开始有提花机的时间，较中国为晚，而且还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英国学者认为西方的提花织机是从中国传去的，采用时代比中国晚４个世纪（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１９７２年第２期）。
　　（六）其它技术
　　１。秦汉桥梁技术秦汉时的桥工继承和发展了前辈巧匠的宝贵经验，将建桥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
　　据《水经注》记载：渭水上有桥，称为渭桥（即中渭桥），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三辅黄图》说： 始皇兼并天下，都咸阳，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象征天上的银河），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效法牵牛星座），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此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 由此可见，这座桥是多跨梁式桥，共有６８跨，由７５０柱组成了６７个桥墩，每墩由１１根或１２个根柱组成。《三辅旧事》说此桥是 汉承秦制 ，也就是说汉朝的渭桥和秦朝的差不多。这是第一个明确地说明了秦汉桥型和详细记载了尺寸的历史资料。秦时１丈约等于现今２。３米，６丈约合１３。８米，这个数字接近于我国现代大中城市四车道城市桥的宽度１５米。
　　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的 渭水桥 图提供了当时桥梁的明晰形象。它是一座多跨梁桥，每跨端点连接处各有由四根木柱组成的排架式的桩支承着。这是某座渭桥的一个局部的简化图。
　　沂南汉墓和成都青杠坡汉墓都有桥梁画像砖，未注明桥名。它们都是多跨，两个边跨倾斜，中间诸跨水平。上部结构和桥柱都与渭水桥相仿。从三个相隔甚远的地区的汉代古墓中发现的桥梁图形竟是如此相似，足见这种多跨梁式桥是当时普遍采用的形式。
　　为什么桥梁是采取中跨水平边跨倾斜的形式呢？这是出于当时通航的需要。汉朝已有较高的船只，楼船即其一例。《汉书？薛广德传》曾载汉元帝欲乘楼船泛渭河去宗庙举行祭祀的事。汉代桥梁中段高起，可能是为了满足较高船只航行所需的净空。
　　据《三辅黄图》记载，渭桥南北两头筑有堤激（即泊岸），其作用在于抗波和防坍。砌筑泊岸仍是今天的桥梁工程、码头工程和水利工程常用的技术措施。
　　据和林格尔汉墓的 渭水桥 图，渭水桥的木柱顶部置有两跳斗拱承托盖梁（盖梁是横梁，用作纵梁的支承），桥头还立有华表（或灯柱），可见当时已很重视桥梁的建筑艺术。
　　《水经注》记载： 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象以祭之，镦乃可移动。 《三辅黄图》也有同样的记述，且指明是建造渭桥。据《康熙字典》载：镦有 千斤椎 之意，那么 铁镦 就是 大型铁椎 之意。《汉书》说： 秦始皇为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最末一句是用铁椎夯土坚实之意。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可胜，足见造桥时用了大得多的铁椎。筑桥时桥台夯土和桥墩打桩都要用铁椎，特别是打桩时需要使用较重的椎。青杠坡出土的汉墓画像砖上的桥梁，木柱很多而且很细。这些桥柱倘若立脚于河底的天然土壤上是不行的，须在河底打桩，置柱脚于桩顶之上，方能承托全桥。由此可知，秦始皇筑桥时已使用了桩基础，汉朝推广了这种技术。
　　１９５７年４月，河南新野县北安乐寨村出土了一批东汉画像砖，刻有拱桥的图形。砖上刻有一座单孔裸拱桥，桥上有驷马，车前有骑马者，桥下还有若干艘船。画面的线条极为清楚，一目了然。这幅图画明确无疑地提供了我国至迟在东汉已有拱桥的科学结论。
　　秦始皇建阿房宫时修的 阁道 ，即天桥，因为上下有道，就称上道为复道。我国两千多年以前的能工巧匠这样精妙地处理双层交通问题，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另外，栈道是木桥早期的一种形式；东汉已有伸臂式的梯桥，能靠斜撑支持悬于湖水之上，山东曲阜孔庙保存的东汉墓石有梯桥浮雕图。
　　２。制镜技术用青铜制镜子，在我国大约流行了２０００年之久，到了近世才给玻璃镜所代替。汉代的铜镜，质量很好，历代都非常珍重。
　　镜是铸造的，正面平滑可以照人，背面常铸上文字和图案，这主要起装饰作用。关于浇铸的镜坯，如何加工使它光亮照人，《淮南子》上有一段简略记述，大意是：镜子铸好，不能照人，撒上了 玄锡 ，再用毛毡磨打（ 抛光 ），才能照见眉毛头发。 玄锡 可能是二氧化锡，就是锡在熔化时，氧化而成的锡灰 ，因锡中常含杂质，所以是灰黑色，与 玄 字恰相符合。近代二氧化锡仍有用作抛光剂的。
　　汉武帝曾设 尚方 来监制镜子，所以在镜上常有 尚方作镜真大好 等类似文句。在王莽时代，镜铭上常有 汉有善铜出丹阳 句。汉朝生产一种叫 魔镜 的铜镜，这种镜又名 透光镜 ， 魔镜 是欧洲人的称呼，认为是中国西汉人的伟大发明。这种镜就是一面平滑（反射面）一面有凹凸饰纹（背面）的青铜镜，但奇妙的是，用它的反射面把日光反射到壁上，能显出镜背的饰纹来。
　　今日透光镜已不多见，上海博物馆藏有两面西汉时期的透光镜，用此镜把日光或灯光聚光反映到墙壁上，能现出镜背上饰纹的朦胧映象。这说明了当时劳动人民已在铸造铜镜中，发现了由于应力所生的 透光 现象，并掌握了必要的研磨技术。
　　３。其它技术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１９７２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以及１９７５年在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男尸，尸体基本保存完好。这两具尸体在地下保存了２０００多年仍然完好，雄辩地证明了西汉防腐技术的巨大成就。
　　汉代已经出现了指南仪器，王充《论衡？是应篇》： 司南之杓（ｂｉāｏ，音标，北斗第五、六、七颗星的名称，也叫 斗柄 ），投之于地，其柢（ｄǐ，音底）指南 ，司南之杓，为磁性的勺子。将磁勺放到地盘上即能指南，解释上有困难，所以有人认为此句中 地 应为 池 ，指 水银池 ，柢为勺柄。原文的意思是： 磁性的勺子，投到盛水银的小容器中，浮着的磁勺的柄将指向南方.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于磁体指极性和磁偏角的物理性质已有认识。
　　当时人们已开始把热膨胀与热应力用之于工程。《华阳国志？蜀志》记都江堰工程时说： 大滩江上，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 意即江上的悬崖很难开凿，就用火烧，然后冷却让石头爆裂。
　　公元２世纪初成都太守虞诩（ｘǔ，音许），曾主持西汉水（嘉陵江的上源）
　　航运整治工程，为了清除泉水大石，用火烧石，再趁热浇冷水，使坚硬的岩石在热胀冷缩中炸裂，《后汉书？虞诩传》注引《续汉书》说： 下辩（今甘肃成县西）东三十里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辄（ｚｈé，音折）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泛溺之患。 这是 火烧水淋法.这表明秦汉时人们对于热膨胀与热应力学的认识。
　　汉武帝时，李少君为汉武帝设计了一场幻术。据说汉武帝死了爱妃李夫人，思念不已。当时的术士李少君说可以设法让其相见，他在一个夜晚 张灯烛，设帐帷 ，让汉武帝远远地坐着。忽然，汉武帝看见帐帷之上有 好女如李夫人之貌 ，忽而走动，忽而坐下。但又看得不甚真切。据后世人记载，当时李少君是用一种特殊的石头，刻成李夫人的形象，在帷帐与灯烛之间动作，帷帐之上就生成李夫人的影子在动作（见王嘉《拾遗记》）。在这里已有了光源、形象与屏幕三个基本部分，可以称得上是影戏的雏形。
　　１９６８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表现出了西汉时期的高超的手工技术水平。出土的 长信宫灯 ，制作十分生动，灯的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出土的错金（把金丝嵌入器物表层，磨光后，面呈纹饰）博山炉是一种用来熏香的铜炉，高２６厘米，分炉座、炉身和炉盖三部分，炉座用透雕方法通座雕满蟠龙纹。炉身的上部和炉盖铸出一层层高低起伏的山峦，在山峦之间还铸有猎人和奔驰的野兽，构成一副非常生动的群山行猎图案；炉的通身还用黄金错出美丽的纹饰，更加显得光彩夺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墓中两套完整的 金缕玉衣 ，这两件金缕玉衣都是用２０００多块玉片组成，每一块玉片四角穿孔，然后用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玉片上的孔经仅１毫米左右，这充分表现出玉工们精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