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暴行成冢，烈士永铭忠义史

陈公博：抗战时期伪国民政府的终结者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与此同时，陈公博也积极探寻外交途径以结束战争。他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试图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可正当此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这成为了一场关键的政治博弈。 1938年1月，日方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发表不承认条件声明，蒋介石对此心存顾虑，并未接受。然而，汪精卫、周佛海等组成的“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有极端的悲观情绪，但始终未参与投降活动。 1938年11月，汪精卫向陈公博告诫：“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并多次强调“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精卫代表与日方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一举动让陈公博深感威胁。 1940年3月，陈公博抵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成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重要职务。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时，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并强调中日可永久和平。“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这宣告了这场战争的彻底失败。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做出抉择。考虑到汪精卫私利，他坚持留在重庆。1940年3月下旬，陈公博到达南京，继续履行其职务；5月，他又前往日本，希望日本协助调整汪日邦交。“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但汪精卫的代表与日方签署协议，陈公博大为心惊，与汪精卫争论久。 不到一月，汪精卫再次告知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精卫代表在上海签署的一系列协议让陈公博深感忧虑，决定随汪精卫离开重庆。 1944年3月，在汪精卫治病期间，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主持伪国民政府重要会议等职务。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在此之后，陈公博参与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 抗战胜利后，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他们纷纷慌作一团。“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惊慌中，陈公博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不断，陈被押解回国。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最终逃脱不了送上断头台的命运。8月12日下午4时，在江苏高等法院再度开庭，宣判陈公博处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1946年6月3日，汪精卫的继承人、大汉奸、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被处决。这结束了陈公博长达25年的历史，他在抗战时期与日本达成妥协，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