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史之汉代赋体文学

汉代赋体文学
　　（一）汉赋的源起、文学特征及其兴盛原因
　　汉代四百年间，发展得最繁盛，最富于艺术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品种，莫过于赋，因此在文学史上犹如 唐诗 、 宋词 、元曲 等，一向有 汉赋 之称。然而，由于汉代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文学意识，文学创作尚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阶段，再加之汉武帝推行 独尊儒术 之后，文学家的思想受到儒家 诗教 片面强调 尚用 观念的箝制，尽管在直觉上颇显艺术美的追求，在理念上却不能不陷于言圣道之志中，所以虽然赋家辈出，赋作繁富，引人瞩目，在艺术上对后世影响颇深，但是赋体文学的观念则始终是比较含糊的。这种含糊首先表现为在概念上界定不够明确。汉人对赋，往往与战国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相混淆，时而称赋，时而称辞，时而连称为辞赋。由此，又表现为在体制上往往抹杀了赋所具有的独立文学属性，将其简单地纳入《诗经》六义中赋的范畴，视之为 六义附庸.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序》就本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诗赋略》： 《传》曰：' 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端），材知（智）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罹）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故而认为 赋者，古诗之流也。 （《两都赋序》）。
　　直到魏晋之后，随着文学的自觉，儒家思想束缚的松弛，对于赋文学本体属性的认识才逐渐归于明确。西晋陆机的《文赋》已认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不仅明白地将赋与诗判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而且还精当地指出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根本区别即在于一缘情，一体物。至南朝齐、梁时，刘勰则在其《文心雕龙》文体论中，专辟《诠赋》篇，深入地对赋体文学的源流、沿革、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刘勰认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物，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 不歌而颂（诵）' ，班固称' 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 大隧' ，士■之赋' 狐裘' ，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
　　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　、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乘）、（司）马（相如）同其风，王（褒）、扬（雄）骋其势；（枚）
　　皋、（东方）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帝）时，校阅于成（帝）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据此可知，赋作为在汉代盛极一时的文学形态，其名称是由它的本体特征所确定的。赋字在文学上原为铺、敷、布字的假借，《广雅？释诂三》云： 赋，布也。 王念孙疏证说： 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 而从布之义，可以引申出并非依乐歌唱的诵读、吟咏；从敷之义，可以引申出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朱熹《诗集传》）的《诗》六义中的记叙手法；从铺之义，又可以引申出排比铺陈的艺术技巧。然则赋文学的本体特征恰恰是 不歌而诵 ，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论及赋体文学的兴起，汉人认为赋体发自《诗》六义中的 赋 ，这个观点是不准确的。倘溯其渊薮，固然最早可以与上古一种 不歌而诵 ，以叙物言情为特点的诗相连络，但这种古诗虽符合赋的 体物写志 的意旨，毕竟 结言■韵 ，过于简约，不讲求、也做不到 铺采摛文 ，所以并不就是文体意义上的赋。实际是自屈原在楚国民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以《离骚》为代表的规模宏大、词采富丽的新诗体楚辞，从而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之后，受楚辞的直接影响，到战国后期在楚国宋玉及长期留居于楚的荀况等人手中，才 爰锡名号 ，首次出现赋体的创作。而赋体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相对地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以至 秦世不文 ，尚 颇有杂赋 ；自汉代初期，遂 顺流而作 ，并且一发而不能收，经武帝、宣帝到成帝时，则无论 京殿苑猎，述行叙志 ，抑或 草区禽族，庶品杂类 ，仅 进御之赋 ，即多达 千有余首 ，名符其实地 蔚成大国 ，而为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文人文学创作的瑰伟奇观。刘勰所述的 讨其流源，信兴楚而盛汉矣 大体符合实况。
　　关于赋的文学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内容上 体物写志 ，亦即作家通过对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客观事物的描摹，来抒发内心情志。第二，在艺术上采取 铺采摛文 的技法，亦即从各个不同角度，调动大量华美雅丽的词藻，对所描摹事物的外象、内理进行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细致具体的铺叙形容，所谓 极声貌以穷文.第三，在语言形态上需虽 不歌 而能成 诵 ，也就是句式在长短错落中又求相对规整，而且按韵相押，讲究诗一样的声律节奏，琅琅上口。第四，在结构体制上为 遂（述）客主以首引 ，也就是以客主问答对话的方式，引起全篇。综上可见，赋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适于状物叙事的铺张扬厉，又有诗歌的节奏韵律，显现言志抒情的诗意，然而它又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而是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
　　赋体文学既然 拓宇于楚辞 ，故而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始终可见楚辞的明显影响。到汉代，最早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高祖时 陆贾赋三篇 、吕后时 赵幽王（刘友）赋一篇 、文帝时 贾谊赋七篇.陆贾、刘友赋皆不存，无从置论；贾谊赋只存《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赋》、《旱云赋》。从贾谊传下来的四篇赋看，在内容上表现为全部是抒情言志，抒发忧思悲慨之情；在形式上表现为全部是追迹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被后世称作骚体赋。其实汉初贾谊的骚体赋，严格地说尚未构成赋体，只不过是赋从楚辞脱胎的过程中，还基本保持母体属性并未成熟的一种形态，因此在汉成帝时刘向编辑《楚辞》时，就把《惜誓》收录在内。汉人所以将其称为赋，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局限，他们是连同屈原《离骚》都视作赋的；而后世所以将其称为骚体赋，则是由于当赋体已经成熟了的时期，也确实有一些在声调上仍采取与贾谊楚韵相同的作品，如宣帝时王褒《洞箫赋》等；另外，还由于当汉赋走过二百多年铺张扬厉、 极声貌以穷文 的漫长道路， 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之后，又从自身革新旧制，变臃肿为精干、变体物为缘情，而出现更富于艺术个性、更具活力的抒情小赋的时候，从创作精神上可以说反倒是与贾谊之作遥相脉通的了。然而骚体赋尽管从西汉初期起就时有所作，但毕竟在整个汉代并不为主流。在整个汉代占据主导的赋，则是自景帝时枚乘所作《七发》开始，直接承继于宋玉《风赋》、荀况《礼》、《智》等赋篇， 述客主以首引 ，采用问答方式，有散有韵，散文意浓，极尽铺张，规模宏大，动辄洋洋数千言，完全 与诗画境 了的散体赋，又称大赋。这种散体大赋以其独特的风范，到武帝、宣帝朝雄肆文苑，盛极一时。从作者来看，上自帝王，下至臣庶；从作品数量来看，仅进御之篇，就达千有余首，可称洋洋大观，而且余势所及，直至东汉中期，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的主体。所谓汉赋主要指的是这种大赋。
　　汉赋能够发展得如此繁盛，以至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主体，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的原因的，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就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而论，赋体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必然进入不断发展演变的轨道中，赋家也必然要通过赋的创作，尽其才力，形象地艺术地再现自己对极其丰富复杂、多姿多采的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感受与思索，并借此表达、宣泄自己的心绪情态与理想愿望，而这一切又无可避免地必然打上时代的鲜明烙印。赋产生于南方楚国，原本就具有南国人文独特的神秘诡谲、绮靡华采的风韵，又以体物为其特色，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更广泛地吸收融合策士纵横游说的雄肆恢宏、铺张扬厉的语言表达技巧。而到汉代，继秦以后政治上所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再加之思想上所实行的相对宽松的政策，愈加促进了文化上的吸收融合，为其形成骈散整饬的体物大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例如西汉伊始，高祖时的陆贾，即以纵横家的身份作 骋辞之赋 （刘师培《论文杂记》）。陆贾赋虽已不存，但从其《新语》十二篇中那富赡宏丽的词藻、排比铺陈的声势、抑扬铿锵的韵律，差可想见其所作之赋的形制规模。
　　从高祖时纵横家陆贾的 骋辞之赋 ，到景帝时也为游谈之士的枚乘所奠定的散体大赋，数十年中汉赋趋向成熟的发展轨迹，大体可以理出这种历史必然的自身规律性。
　　第二，汉赋繁盛又是时代需求的必然。西汉初期从高祖统一开始，就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惠帝、吕后抵 文、景之治 ，政治上更采取 无为而治 的黄老之说，于是六十多年间生产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以致经济繁荣，人口蕃殖，国库充裕，工商业也极为兴盛，有钱达一万万的富商大贾不乏其数，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武帝之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正是凭借如此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位五十多年中，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南征百越，东至高句丽，大大开拓了疆域，使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也从来没有这样统一过。帝国威仪，如日中天，中华文明，广泛四布，甚至沿丝绸之路远远地放射到万里之外的印度、波斯、罗马。在这时期，自有一种空前高昂的民族精神、大气磅礴的时代气质，而这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气质，是一定需要一种文学形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因此，以前传统的以纤细地言志抒情为特色的诗歌及以忧思悲慨为特色的骚体赋，显然就不适于表现这一内容了，而以宏放地状物叙事为特色的散体大赋，则无疑更切合时代的需要，遂得以进一步发展。
　　第三，君主贵族的大力提倡也为散体大赋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统治者为了表示皇帝的至高无上、皇权的赫赫威仪，在宫殿苑囿的建筑上，力倡恢宏阔大、富丽堂皇之气派。高祖时就以 非壮丽无以重威 ，修建未央宫；文、景之后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物产丰茂，则更加以巨大的规模兴造动工，武帝时不仅兴建了甘泉宫、上林苑，其他离宫别馆也使其 穷年忘归，独弗能遍.除此，他们的生活也越发奢侈，声色犬马、田猎巡狩日甚一日。在寻欢作乐的同时，他们又需要歌功颂德的文学以愉耳目、适快意。这正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 至于武、宣之世 ，为了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月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甚至当汉宣帝愉悦于王褒等赋家歌颂，而 议者多以为淫     靡不急 时，宣帝则先引《论语》中孔子的话：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然后再说： 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予以肯定。因此善于状物叙事的散体赋，自然规模更加走向宏大，愈发铺张扬厉、典雅富赡，并且一时成为文士的进身之阶，吸引了众多有才华的作家呕心沥血，竞相制作。如果说文帝、景帝崇尚俭朴，不好辞赋，枚乘等大赋作家集中于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大贵族门下，那么到武帝时尚宏丽，赋家就纷纷从吴楚走向长安，从王府进入宫廷，赋作也渐由颂扬掩讽谕，以至 劝百而讽一 ，成为汉代最时兴的文学样式。人们从　　　　　　汉武帝即位就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以及随后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乃至汉宣帝时王褒、汉成帝时扬雄等等，是怎样因为献大赋而得官，即可知大赋在汉代所占据的煊赫的文学地位了。
　　（二）西汉前期赋的创作
　　西汉前期，自高祖、惠帝、吕后、文帝至景帝，历时六十多年，是汉赋的肇始期。在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优待士人，一改秦代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焚书坑儒 的暴虐，故而使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得以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但是，又由于继亡秦之后，百业凋弊，百废待兴，社会经济曾极度困窘，正如《汉书？食货志上》所说：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所以当整个社会皆处于如此严重的饥馑之中时，自然是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发展的，即使 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也仍然远远未能解决问题；到文、景之治，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才逐渐形成富庶繁荣景象。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也必然是走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另外，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道家黄老 清静无为 ，以省俭为本的思想。这种政策注诸文学，固然不会扼制汉赋的兴起，也不可能为以 铺采摛文 为特点的大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优裕的条件与丰厚的土壤。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因此有的文学史家称： 汉初，……只可算是辞的时代，而不是赋的时代①。 是基本合乎实际的。
　　汉初之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家，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门下群臣宾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陆贾三篇、朱建二篇、刘友一篇，刘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无法具论；余下四家之作虽也不全，然毕竟尚可窥豹一斑。
　　１。贾谊贾谊（公元前２０１- 前１６９年），洛阳人。聪慧好学，年十八，就以能诵诗书善属文闻名于郡中。当时河南守吴公曾将他召置门下，十分喜爱。汉文帝初年二十余岁时，由于吴公推荐，以精通诸子百家被召为博士。虽年少，因每次诏令议事，皆能出诸老先生之上，而深受文帝器重，遂破格迁升，一年之内官即至太中大夫，随侍宫廷，唯诏命所使，掌论议。此时的贾谊少年得志，意气昂然，奋发有为，在政治上、经济上，为维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多有建树。于是文帝议以他任公卿之位，但却由此触发了贵幸重臣积于心中的忌恨，不仅时任右丞相的绛侯周勃、任太尉的颖阴侯灌婴以及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纷纷诋毁他 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而且文帝身边十分亲幸的奸佞邓通之流，也乘机进谗，致使文帝对他疏远，不再用他议事，并很快将他谪出朝廷，远调为长沙靖王吴差的太傅。四年之后，虽被召回，但毕竟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又被任命为文帝少子　　　　　　梁怀王刘楫太傅。这时期贾谊尽管针对政事数上谏言，但并未起多大作用 .不上几年，梁怀王因坠马死，贾谊遂自伤作为太傅有失职责，哭泣而卒，享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所作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篇，至今所见则为四篇，计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吊屈原赋》、《鵩鸟赋》、《惜鸟赋》二篇，《楚辞》所收《惜誓》一篇，《古文苑》所收《旱云赋》一篇。此外，《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乐部四以及《古文苑》卷二十一皆录贾谊名下的《　　 赋》残文，分别为七句三十九字、六句三十六字。姑不论《　　 赋》是否为贾谊所作，只此数句残文，而且《艺文类聚》与《古文苑》又多牴牾，已经失去考评价值。《楚辞》所收《惜誓》，虽然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是贾谊的作品，但是去贾谊未远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毕竟早已指出 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而疑不能明 ，历来都不能确切判定为贾谊作品，况且形式上完全摹拟屈骚，内容上也无新意，不少词句都袭用《吊屈原赋》，被朱熹《楚辞辩证》视为 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疾痛而强为呻吟者 之列，故可不论。这样，贾谊赋现在实际上只有三篇是可靠的。
　　贾谊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志向远大，思想敏锐，见识深刻，是勇于革故鼎新的政治家。正当他以过人的才学识量深受皇帝器重，功业发展如日上中天的时候，却遭到了小人谗毁、权贵忌害，以致无端被逐，远贬长沙。如此人生际遇的蹭蹬，自然使他陷入忧思悲慨之中，因此在去往长沙国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渡湘江之时，忆想到楚国先贤屈原当年忠耿忧民，同样亦因受佞臣谗忌而不见信楚王，被流放湘沅，最后自沉汩罗的惨痛事实，不禁悲哀伤悼。在凭吊自己所敬仰的往昔仁人君子不幸遭遇的同时，更发思古之幽情，沉郁自伤，遂追步屈骚的余韵，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吊屈原赋》。
　　全文如下：
　　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
　　鸱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默默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
　　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兮，固将制于蚁蝼。
　　此赋前段正文集中对屈原 遭世罔极 、 逢时不祥 而 独离此咎 ，由衷地表示深沉痛切的惋叹和悲悼，同时在对导致屈原人生悲剧的楚国政治那种贤圣逆曳，方正倒植 的强烈抨击中，也宣泄了自身遭受谗陷， 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 的抑郁愤懑。对屈原的寂寞身后，贾谊以自己的作品第一个表现出了心通神会。继而在独出心裁甚至篇幅超过了正文的 讯 词尾声中引发了自身的感慨，表现出激昂而耐人寻味的抗争。对于在这里贾谊看似怨屈原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 表示 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应该如 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 两千多年来议者每以为贾谊心胸不如屈子 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忠贞崇高，而不乏责难，甚至由此贬损此赋少得屈心。实际上这种批评往往忽略了贾谊与屈原所处的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理想志向、价值观念。屈原生当战国，诸侯纷争，作为楚国王室贵族，对于国家社稷的认识是相对狭窄的；而贾谊生当大汉，四海一统，较之整个天下，诸侯割据本应削弱，这在他贬长沙前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及回长安后的《陈政事疏》等皆有剀切议论。 彼寻常之汙渎兮，岂容吞舟之鱼！ 在屈原，忠于一楚国，或可不能做此想；而在贾谊，以天下之大，九州之阔，自然不甘拘于一隅受肖小 蚁蝼 之 制.而本为 骐骥 ，反受昏王佞臣 系羁 ，形同 犬羊 ，乃至于悲叹 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 愤而 自沉 ，这不正是屈原惨绝人寰的人生悲剧之所在吗！百年后的贾谊，当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又向前迈进了之后，能够从精神上反思出 逝而去之 ，以示对丑恶势力决绝的抗争，不正是体现出了更加积极彻底地捍卫真、善、美的人格尊严的观念的进步吗？屈原在《离骚》中已经深沉地呐喊过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而且在最后慨叹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 之后，也确曾表示 又何怀乎故都？ 以此论之，贾谊心灵上所迸发的决绝的抗争，何尝不是两代贤人百年求索的精神的结晶！由于品格、际遇的诸多相似，贾谊较之后世深受儒家礼法观念桎梏的封建文士，更与屈原心心相通，所谓 湛思邈虑，具有屈心.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说： 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覈，辞清而理哀 ，可说是深知贾谊者。
　　由于时代所限，屈原的求索，最终只能是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以生命殉理想。这是时代的悲剧，令人扼腕，亦催人奋进。
　　而贾谊的决绝，却又只能是表示为精神理念上一时耀眼的火花，在行动上还不可能有与之相应的任何积极举措。这样，谪居长沙的漫长岁月，就必然使他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而无法自拔，于是在不堪忍受的抑郁寂寞支配下，寿命不永的不祥思绪时时以生的悲哀与死的恐惧剧烈地激荡折磨着他，不禁自伤自悼，并试图寻觅解脱，于是创作了另一篇重要的《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
　　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曰 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 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 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槃物兮，坱轧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凭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遗物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淡乎若深渊之静，氾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在这篇赋中，贾谊以当地楚人俗称为 鵩 的不祥之鸟山鸮（猫头鹰）
　　偶然飞入其室，停落他的座位近旁为契机，在疑惧不安的精神状态下，幻化出与鵩鸟的对话。这一时期贾谊在忧郁困境中，受到颇为时行的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对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于哲理的探索，一方面苦苦地试图对自己的遭遇、处境寻求合理的解释：从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大专（钧）槃（播）物兮，坱轧（圠）无垠。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 等等辞句中，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吸取了道家发展、变化的宇宙观，积极渴望摆脱厄运的困扰；另一方面又从中不可避免地落入了道家哲学中的不可知论： 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 于是必然导向了虚无： 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 结果依然无法摆脱。因此，只好消极地从通人大观，物无不可 ， 大人不曲，亿变齐同 ， 至人遗物，独以道俱 ， 真人淡漠，独与道息 ， 德人无累，知命不忧 的虚幻中，以无可奈何的释知（智）遗形，超然自丧 来自我麻醉，自我安慰。然而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是始终存在的。从贾谊对黑暗的恶势力强加给他的苦难厄运的抗争，到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自身的软弱，而不得不违反奋发进取的初衷，向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的消沉逃避，勾画出了两千多年前封建专制社会中，无数正直耿介、清操自守的文人遭受创痛的心灵历程，既显现了属于贾谊的个性，又具有普遍的共性，令人嗟叹，令人回味。
　　《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尤为值得注意。它虽然仍 声多类骚 ，但与《吊屈原赋》相比较，其 述主客以首引 ，采用对话，语言为大体规整的四言，多排句，可以见到已经融汇荀况赋体，而从楚辞中嬗递出来，完成了散体汉赋的前期形制，因此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现存最早的一篇独立成新体的重要作品。从这个意义　　上说，贾谊也是开创汉赋的第一位大家。
　　贾谊的《旱云赋》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更成为汉赋发展长河中极其少见的优秀篇章，尤为引人瞩目：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
　　运清浊之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抟据而俱兴兮，妄倚俪而时有。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纵横兮，扬侯怒而澎湃。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
　　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
　　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耨耨而下泪。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
　　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
　　嗟乎！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
　　查《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间，只记载了 九年（公元前１７１年）春，大旱。 和 （后元）六年（公元前１５８年）……夏四月，大旱，蝗。 可见旱情的严重。而后元六年的那一次，贾谊已去世十一年；九年春的大旱，又与赋中所说： 惜稚（幼）稼之旱夭兮，离（遭）天灾而不遂。 完全相合。因此，可以断定《旱云赋》作于汉文帝九年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时。
　　此赋开篇即以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 点题，义正词严，悲慨万端；继而用铺叙，生动而真切地描写了密云虽积聚然终又消散不雨的景象，心情沉郁而焦灼；接着则正面表现了 煎砂石而烂渭 、 畎亩枯槁而失泽 的严重旱情，以及农夫 释其鉏耨而下泪 的悲伤愁苦。对此，作者在忧虑痛楚之时，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仅仅停止在就事论事、悲天悯人上，而是以政治家见微知著的卓识，将时与政密切联系在一起： 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 极深刻地揭示了统治者的人治弊端，是加重天灾，使百姓陷入苦难的本质根源。最后则面对大旱，愁肠百结，痛斥天地鬼神无恩寡德、不仁不信，遂将其忧时伤政、关切民瘼的感情淋漓尽致地宣泄无遗。
　　统观汉代的赋体文学，骚体赋一般共同的主题皆为抒写志士际遇的忧思悲慨，所谓言志抒情，感士不遇，而散体赋则一般铺采摛文，揄扬颂功，但有讽谕，其效果也大抵劝百讽一。像贾谊《旱云赋》这样，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直接表现现实的灾害与政治的失和给百姓带来的巨大苦难，哀民生之多艰，其境界之高，可谓仅有。
　　２。枚乘贾谊是以政治家兼文学家，故所作之赋主情志而不尚藻饰， 文洁而体清 （《文心雕龙？体性》），即便是其奠定了散体汉赋初期形制的《鵩鸟赋》，也依然表现为 致辨于情理 ，思胜于辞。而二十余年后枚乘以游谈之士而为文学家，所作之赋才充分显现了 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的散体汉赋的特点，使之成为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的全新的文学体裁，脱离楚辞余绪， 与诗画境 而成熟。
　　枚乘（公元前？- 前１４０年）字叔，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文帝时，吴王刘濞招四方游士，枚乘遂仕吴，为郎中；曾上书谏吴王，不听，于是离吴至梁，从游于梁孝王刘武。景帝即位后，召为弘农都尉；因不乐郡职，称病而辞，复游梁。待梁孝王病薨，遂退归淮阴。武帝为太子时就闻枚乘之名，及即位，就以安车蒲轮征之，然枚乘已年老，未至长安而卒于道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有九篇，然现在枚乘名下仅存三篇，为载于《文选》的《七发》、载于《古文苑》的《梁王菟园赋》及《忘忧馆柳赋》。
　　其中《梁王菟园赋》曾被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为 举要以会新.但文字已错脱不可理，近世虽经黄侃校释，勉强可通，但为《古文苑》作注的宋代章樵早已疑曰： 乘有二书谏吴王濞，通亮正直，非词人比。是时梁王宫室逾制，出入警跸，使乘果为此赋，必有以规警之。详观其辞，始言苑囿之广，中言林木禽鸟之富，继以士女游观之乐，而终之以郊上采桑之妇人，略无一语及王，气象萧索。盖王薨、乘死后，其子（枚）皋所为，随所睹而笔之。史言皋诙笑类俳倡，为赋疾而不工。后人传写，误以后乘耳。 究竟如何，已难考定。至于《忘忧馆柳赋》，最早出自晋代葛洪《西京杂记》，文词骈俪，而且两处不避汉惠帝刘盈之讳，故被认为是后世伪托之作。这样，枚乘赋传下来的只有《七发》一篇了。《七发》是假托楚太子有病，而吴客前往探视，以客、主二人问答的形式铺写而成。其内容是从自文帝到景帝汉代的王公贵族日益奢侈腐化，精神状态也日渐萎靡颓唐的现实出发，通过对大量富于典型意义的腐败现象的具体描述，向统治者痛下针砭，并积极地提出以 要言妙道 为其解救的方法。全文篇制弘阔，长达二千多字，是首先出现的第一篇名符其实的散体大赋，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所谓《七发》，《文选》李善注为： 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 全文共分八段，第一段写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 ，指出太子之病，源在于生活过分地侈靡安逸，所谓 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膬（脆），脭脓肥厚；衣裳则杂遝曼暖，■烁热暑。……且夫出舆入辇，……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 长此以往， 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进而提出 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也。 也就是用思想启发、振作精神的办法来治疗。这一段是全篇的基础、立赋的宗旨，思想性最强，可谓痛下针砭，一针见血。待楚太子表示： 仆愿闻之。 之后，从第二段至第七段，吴客就分别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六种事，由静而动，由近及远地一步步启发太子，诱导他改变生活方式。这六段虽然并不是作品的中心思想之所在，但却是全赋的主体结构。作者以铺张扬厉之法，细致精工地描绘了许多贵族生活富丽堂皇的场面和情景，同时又寓明显的讽谕和劝戒，在艺术上不仅藻饰盛丽，颇具音律之美，而且还不显雕琢堆砌。其中第七段观涛描写广陵长江大潮的奇观，历来被称为最精彩的一段美文。文中先写大潮到来之前已足以使听者心动向往的江水混浩荡漾之态： 怳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浩瀇漾兮，慌旷旷兮。……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缪往而不来。 继而再写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的壮伟景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晲，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
　　訇隐匈■，轧盘涌裔，源不可当。…… 如此声势威貌，极尽夸张、渲染，确如方伯海所评： 心思魄力，凿险洞幽，神技也，亦绝也。 （引自《评注昭明文选》）像这样描写景观的词采声色，是枚乘之前从未有过的。
　　然而对以上六种事物活动，楚太子依然不能 起而观之 ，于是最后第八段即顺势写吴客适时揭出第七种事： 将为太子奏方　　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 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 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所谓 说到精论，更无容费词.表现出以精神修养克服物欲的主旨，从而结束全篇。
　　枚乘《七发》对后世汉赋创作的繁盛有很大影响。这不仅如前人所指出的第二段写音乐 虽只二百字，而实具《子虚》规模，　　后来箫、笛、琴赋祖此.第五段写游观 内具七种意思，山川、辞赋、宫馆、鸟鱼、草木、声伎、女色，次第铺叙，绝紧严，而造语更工妙，是《高唐》、《子虚》缩体 （《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而且致使 七 也成为一种特定体裁，西晋傅玄在《七谟序》中说：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　　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常（融）、张平子（衡）亦引其源其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奢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 直到魏晋，还有曹植作《七启》、左思作《七讽》等等，南朝梁时，卞景居然汇集 七 体作品成《七林》十　　卷，可谓洋洋大观。然而皆不如枚乘《七发》，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说：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 ３。庄忌及淮南小山汉初文、景时期，沿楚辞余绪创作骚体赋并有作品传世的，在贾谊之后还有庄忌以及淮南王刘安诸宾客淮南小山。
　　庄忌，吴地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枚乘同时。曾先后为吴王刘濞与梁孝王刘武门客，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二十四篇，但大多不存，只留《楚辞》所收的《哀时命》一篇。
　　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哀时命》是 （庄）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 哀时命' 也。 这　　种看法并不确切。实际上 时 即当今， 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 此 予就是自己，并非指屈原。这从篇中援引古代贤士高风亮节的 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汩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 中，可以清楚看出。因此，庄忌此作，是在哀伤自己虽然 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执权衡而无私兮，称轻重而不差。……形体白而质素兮，中皎洁而淑清。 但是却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不过寄贵族篱下作清客，无由施展才智，以致 老冉冉而逮之 ，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美丑不辨、贤愚不分， 璋珪杂于甑窐兮，陇廉与孟娵同宫 ， 释管、晏而任臧获兮，何权衡之能权！ 的不正常、不健康、不合理的现实深感不满，故而 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 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这样的内容题材又是汉初骚体赋最适于表现的，所以《哀时命》大体上完全模拟《离骚》的形式，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创新的意向，然而在感情的宣泄上毕竟较真切、沉实，非一般无病呻吟者所能比。
　　淮南王刘安（公元前１７９- 前１２２年）及其门下臣僚宾客也是这一时期赋的重要创作者。《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安赋八十二篇，但均已不存。人们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说当武帝命他做《离骚传》时，能 旦受诏，日食时上 ，而且其中以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给予极高评价，可见他对屈原楚辞不仅极其熟知、擅长，而且倾心推崇，故而推测他的赋必为追步屈原的骚体；另外，淮南王宾客目前仅存的署名为淮南小山的一篇《招隐士》，全为屈原《九歌》笔法，以上下大抵所好同一声气，也可证明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故而萧统《文选》径直将此篇标为刘安所作。
　　淮南王臣僚宾客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四十四篇，现除淮南小山《招隐士》收在《楚辞》中之外，余皆不存。关于淮南小山，最早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称： 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 ，或称' 大山' ，…… 近世学者多以为类似现在的集体笔名。
　　关于《招隐士》，《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认为是 （淮南）小山之徒悯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但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则认为是 义尽于招隐，为淮南招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悯屈子而章之之意。考其文意，王夫之的见解更符合实情。
　　此赋采用铺写手法，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荒山谿谷的凄凉幽险：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层波。
　　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极其成功地渲染出令人怵目惊心的艺术氛围，显现隐士幽居的寂寥艰危，急切地表达 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的意向，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很高的美学价值，历来为人所宝重，堪称汉代骚体赋的精品，故王夫之评赞道： 其可从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虽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 ， 其辞致磅礴弘肆，而意唯一致，真得骚人之遗韵.
　　（三）西汉中期赋的创作
　　西汉中期从武帝经昭帝至宣帝，九十余年间是汉赋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由于积七十余年休养生息的持续发展，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思想观念也趋向杂儒霸的舆论一律。与此相应，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并形成风气，因此上自皇帝，皆喜爱最适于形象地再现这种时代风气的赋体文学，从而给予大力提倡。这样就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很快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文士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驰骋才华，于是迅速出现了繁荣景象。仅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依照刘向在成帝时经过审查筛选， 论而录之 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就占了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枚乘《七发》所展示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而继楚辞余绪的骚体赋则退居支流，为世所轻了，所以这时才真正是赋的时代。
　　１。司马相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赋家是司马相如。正是他将枚乘《七发》所开创的散体大赋发展到定型的极致，使得以后的创作从总体来看，大抵皆不能出其圭臬。
　　司马相如（公元前１７９？- 前１１８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年时即好读书，有文才志向，初名犬子，因追慕战国蔺相如义而有勇的为人风范，故更名为相如。以家产仕为郎，景帝时任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好辞赋，故因病去职。客游于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回归家乡。武帝即位，喜其《子虚赋》而征召，又作《上林赋》以续《子虚》，被任命为郎。曾奉使巴蜀、西南，对安定、开发西南边地有所贡献。在此期间，也曾针对朝廷政事及武帝放纵，多有所讽谏，但颇不得志，而且遭受诽谤，故常称病闲居。
　　后为孝文园令，又因病免职，不久卒于家。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的赋有二十九篇，然而多数已不存。现在能见到的有《史记》本传中的《子虚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另外还有《文选》中所收《长门赋》，《古文苑》中所收《美人赋》以及《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梨赋》、《北堂书钞》引《鱼葅赋》、《玉篇？石部》引《梓桐山赋》片断。其中《美人赋》从内容到结构，全为模拟被称为宋玉所作的《登徒子好色赋》，历来有人怀疑并非是司马相如的作品；《梨赋》、《鱼葅赋》、《梓桐山赋》皆不过零言片语，无从析论。
　　就目前司马相如所存之赋来看，《子虚赋》是最成熟的汉赋，堪称其代表作。据《史记》，此赋包括《子虚》和《上林》两部分。《子虚》作于景帝朝客游梁孝王时，而《上林》则续成于武帝朝被征召时。司马相如自己表示赋中的'子虚' ，虚言也，为楚称；' 乌有先生' 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 无是公' 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 也就是说，此赋虽然前后相隔数年才完成，但是经过艺术构思，先是虚构出楚国子虚、齐国乌有先生两个人物互相夸耀、责难，再虚构出无是公更极力铺陈渲染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射猎盛举的宏大，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这样就既颂扬了大一统中央皇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精神，也对诸侯、天子侈靡享乐，耽于游猎，提出了规劝讽谕。
　　此赋的前半 子虚 部分，讽谕性更强一些，表现出作者在政治上维护王朝统一，反感诸侯割据坐大的进步思想。梁国之地在战国后期曾主要分属齐国、楚国，所以虚构出楚之子虚、齐之乌有先生，在地缘上是恰切的。另外，当时发生过的七国之乱，主要是盘据吴楚与齐地的诸侯反叛，而梁孝王刘武参与平乱后，居心叵测，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不仅 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　　 ，拟于天子。……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汉书？文三王传》）。
　　而且招延四方豪杰，重用羊胜、公孙诡，一心想当皇帝了；当武帝刘彻被立为太子后，甚至派人刺杀反对此事的朝廷大臣十余人。司马相如游于梁孝王数年，耳闻目睹，对此当然是清楚的，所以他在借子虚之口，炫耀楚国云梦湖山的辽阔崔嵬、禽兽的珍奇凶悍，以及楚王射猎的豪举侈靡之后，立即又借乌有先生之口斥责他 是何言之过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 而且在夸饰齐国海山茫茫， 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 之后，又表示 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 ，以示安分，这就明显是针对梁王的所作所为，在委婉曲折的言词中有感而发的了。正因为这样，深爱辞赋同时又雄才大略、唯我独尊的汉武帝读到后，才极为欣赏，甚至慨叹： 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当听到担任狗监的蜀人杨得意说： 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 立即召问，而引出后半 上林 部分的续作。
　　如果说 子虚 部分作者是以游客的身份针对僭越的诸侯，尽管不能不用曲折的手法、委婉的言辞，但毕竟意在于讽；然而 上林 则是以在仕宦上不甘寂寞的才士初次面对皇帝，因此其创作主旨自然在驰骋才情、歌功颂德上，于是便极力颂扬天子富有四海、无上至尊，卒章显志的规谏，也是以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 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 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即以天子自悟而主动革弊利政的方式，更加委婉地表达明智的主张，故而使一代雄主的汉武帝阅罢大悦。
　　《子虚赋》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不仅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文学创作的方法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如何充分运用艺术虚构，去对具体的客观事物进行细致形象并独具特色的艺术加工，使其更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而这在当时还是全新的课题，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供借鉴。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曾主张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这就是著名的 赋心说.它虽然指的是赋，实则对文学有普遍意义。《子虚赋》则是此一美学理论第一次自觉的艺术实践。如对上林苑的描绘：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于是乎崇山矗矗，＞？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于是乎周览汜观，缜纷轧芴，茫茫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Ｃ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
　　那八川分流，崇山崔巍的宏大雄伟的声势气魄，那宫殿楼馆、高廊曲阁的壮丽豪华的堂皇规模，确实足以压倒齐、楚诸侯，张扬天子的无上尊威。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年）所兴建的上林苑，原本就极为辽阔宏大，占地东起宜春，西达盩厔，绵延一百五、六十里，北靠阿房宫旧墙，南与终南山相连，纵贯亦六、七十里，包山括水，林麓丰衍，作为巨型皇家苑囿，可谓空前绝后。将如此规模的客观场景从总体上艺术地再现出来，在两千多年前除以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为其创作特点的汉赋，没有第二种文学形式；而赋家倘若缺乏 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的艺术修养和凌云健笔，也不可能成功。司马相如在富于独创性的精妙构思中，以深厚的艺术积累，发挥过人的想象力，驰骋才情，通过铺排、夸张、比喻、渲染、对照等多种艺术手法，完成了这一长达三千五百多字的赋体宏篇巨制，取得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遂将汉赋推上了艺术发展的顶峰，不仅表现了对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的维护、对高亢的时代精神的感受以及在封建专制皇权的重压下对统治者侈靡现象的不满和巧妙规戒，而且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高度评赞司马相如 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越汉代.《子虚赋》在体物文学出现的初期，在描绘浩大而复杂的场景上，也毕竟存在着不成熟的的缺欠。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结体庞芜，不够精练，少有尺幅之中具万里之势的气度。第二，竭力铺叙，往往句式重复堆砌，如子虚夸饰楚之云梦： 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
　　其西则……其北则…… 行文有板滞之嫌，不够活泼灵变。第三，为追求新奇，使气骋才，好用生僻怪字，甚至搜罗相同偏旁部首的字，致使文章幽晦难读，《文心雕龙？练字》转用曹植的话批评说： 趣幽旨深，读者非师傅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 而这些缺欠一旦被后学者也当做祖法的典式去摹拟仿效，势必泛滥有加，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是汉代散体大赋的顶峰，但同时也孕育了其无可挽回的衰颓。
　　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大概因为王莽的新朝被起义军推翻后，长安曾两次遭兵燹焚掠，宫室文物毁坏殆尽，故而只赖《史记》保存下来《子虚赋》一篇。至于《哀秦二世赋》、《大人赋》以及《长门赋》，则全为骚体。其中《哀秦二世赋》是他在随从武帝游猎长杨宫之后，经过当年秦二世胡亥被杀并埋葬的宜春宫苑， 登陂阤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 ，览迹兴怀，感哀秦二世 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 而作。联系此次随猎所上《谏观猎》文所发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所忽者也 ，此赋在吊古之中又不乏伤今之慨，感情深沉而忧郁，故《文心雕龙？哀吊》称： 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 其言怆恻，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 此赋《史记》所录甚短，不足一百六十字，因疑仅为节录，而非全文。
　　《大人赋》是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时，见武帝好长生不老的神仙之道，他认为 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于是遂作此以讽。赋中袭从《楚辞？远游》的笔意，写 在于中州，宅弥万里，曾不足以少留 的大人 ，因 悲世俗之迫隘 ，故 朅轻举而远游.于是 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 ，驾应龙、骖赤螭，逍遥天宇，与众仙徜徉。
　　但是当他到北极之山的 玄阙 、天北门的 寒门 时，就不能不将随之而往的 屯骑 、 先驱 留在后边，而成孤家寡人，致使 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揭示了规讽的意旨。然而由于手法过于含蓄委曲，所以武帝读毕不仅不能体味出谏旨，反到 大悦，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后人常将汉赋的社会作用批评为 劝百而讽一 ，这可以说是早期典型了。
　　《长门赋》因不见于汉代典籍而载于南朝萧统《文选》中，并且赋前有序，称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 云云，所以后世常有论者据此以为非司马相如之作。但是《文选？长门赋序》从语气上看，实际只是保存此赋的史家或选家的作品介绍性文字，并不是司马相如的手笔，因而都不足以否定他对此赋的著作权。
　　这是以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１３０年）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为由所创作的一篇表现后妃失宠，悲苦哀伤的骚体赋，情致深婉，凄楚动人。宫怨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戕害人性的重要弊病之一，历来有不少正直的诗人、文学家以此为题材，进行揭露和批判，而《长门赋》可谓最早出现的成功之作。
　　此赋一开始，就以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 充满同情地推出一位美丽而憔悴的后宫妇女的形象，继而通过她登兰台 所望见的疾风、俘云、沉雷、桂树等阴郁的自然景象， 下兰台而周览 的高崇空旷的宫闱景观，以及清夜洞房的垂泪、梦魂牵绕的睡寐、惊起之后的冷月寒星，交织成一幅幅凄凉忧伤的画面，表现出女主人公内心由于被遗弃而积郁的悲哀愁苦，委曲深婉，悱恻感人，既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更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古代延绵不断的宫怨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朱熹誉为 此文古妙，最近楚辞 ，是这一时期骚体赋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２。武、宣赋坛在从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九十余年汉赋的全盛时期，除司　马相如之外，活跃在赋坛上的赋家既有文学侍臣，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枚皋、东方朔、庄葱奇、王褒、张子侨等，也有公卿大夫如兒宽、孔臧、董仲舒、司马迁等，只是大部分人的作品都已失传。像枚乘的庶子枚皋，史称： 从（武帝）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其多产，终汉一代实一人而已，但却一篇也没有保留下来。
　　有作品流传至今的，不过仅东方朔、董仲舒、司马迁、王褒等极少数人。
　　（１）东方朔东方朔（公元前１５４？- 前９３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省惠民县）人。聪明机敏，有才智胆气，性格诙谐，善讽刺，放言不羁。武帝初，上书自荐，而待诏公车，奉禄微薄；后因滑稽笑谑，受到爱幸，先后任过常侍郎、太中大夫、给事中等职。东方朔关心政事，热衷仕进，时常 观察颜色，直言切谏 ，但武帝始终将他当作俳优一类的弄臣，而不予重用，因此内心忧愤之中，越发放诞，嬉笑怒骂，玩世不恭，被视为 狂人。 东方朔的赋，《汉书？艺文志》未予著录，但是在《汉书》本传及枚皋传中，则至少提到了诸如《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皇太子生赋》、《平乐观赋猎》等六、七篇，其中保存下来的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
　　《答客难》是东方朔晚年的作品。他从二十岁负才自荐 可以为天子大臣以来近四十年间，虽然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 ，而对他，却一直与对枚皋、郭舍人一样， 诙啁而已 ， 终不见用.因此内心幽愤难以平衡，遂作此篇，发泄牢骚，自慰表志。
　　作品开始即虚构出一位 客 以不解之辞问难东方朔： 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愤懑不平之情已经沛然而出。继而再以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 辩答，引出一大篇 发愤以表志，……渊岳其心，麟凤其采 （《文心雕龙？杂文》）的妙文。在这部分中，作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首先以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的所谓 时异事异 ，表面上看似责怪 客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 ，颂扬当今之 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 实际上则是在机巧地反话正说，极辛辣地讽刺汉武帝刚愎昏暗、贤愚不分，甚至还不如战国诸侯明白 得士者强，失士者亡 的用人之道。尤其是当他嘲弄了 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 的所谓盛世之后，顺势揭露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凭个人好恶，对人才 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致使才士 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其感情的激越、笔锋的犀利、针砭的深刻，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于后面对自己的困境，表示要以 务修身 ，完善道德来求得解脱，自慰之中，又流溢出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答客难》在艺术上成就也是很突出的。它承继被称为宋玉的《对楚王问》，又有重要发展创新。就汉代赋体文学而言，它既不同于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对统治者表示规谏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与嘲讽，名为 客难 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 难 皇帝。和贾谊《吊屈原赋》以来的骚体士不遇赋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后者则辛辣尖刻，从而更加丰富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扬雄、班固、张衡、蔡邕， 迭相祖述 ；《解嘲》、《答宾戏》、《应间》、《释诲》，应运而出，蔚为大观。
　　《非有先生论》也是一篇优秀的散文赋。赋中开始先虚构 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于是吴王问难他： 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经一再启发，非有先生才极其感慨地回答： 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 接着就以 谈何容易 为中心，引经据典，借古讽今，指陈 邪主之行固足畏 ，如果不遇 明王圣主 ，志士仁人则不想被杀戮，就须避世以全身。全文纵横捭阖，气充辞沛。在艺术风格上与《答客难》明显有别，不以嬉笑怒骂的尖利讽刺见长，而更加表现出深味仕途艰难的感慨。结尾所展示的吴王听后 俯而深惟，仰而泣下文颐 ，痛下革弊的决心，三年之后出现 海内晏然，天下大洽 的太平盛况，实际是集中阐发了东方朔一生的政治理想。此赋写于武帝晚年已经国事日非，皇皇大汉无可挽回地由极盛渐入衰微之时，所以倍显沉重而耐人寻味。故而，班固称赞： 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 （２）董仲舒及司马迁董仲舒（公元前１７９？- 前１０４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东北）
　　人。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初，举贤良对策，为江都王相；后废为中大夫。遭主父偃嫉害，曾下法吏受审，当死，经赦免。又遭公孙弘嫉，而任行为纵恣的胶西王相，恐久获罪，称病，罢官，于是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以寿终。
　　董仲舒是西汉一代著名的大儒，曾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主张，被武帝采纳，而开启封建王朝以儒学为正宗的局面，影响极深远。他的赋不见《汉书？艺文志》著录，只是在《艺文类聚》及《古文苑》中保存有一篇《士不遇赋》。赋为骚体，从所叹： 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 可知作于晚年屡遭嫉害而称病罢归时。赋中感慨自己 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 ，自己作为 耿介而自束 的 贞士 ， 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犹怀进退之惟谷 ，因此对当时 彼实繁之有徒兮，指贞白而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 的现实予以抨击。此赋所传正文从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 至 不出户庭，庶无过矣.仅十八句，然后即是尾声 重曰 ，显然并非全篇。但是作为儒学思想家之赋，在艺术上远绍荀卿，不以词藻富丽取胜，而以朴素沉实见长的风格，还是很清晰的。这是汉代最早出现的以 士不遇 为题的赋，从而开创了汉赋的又一新体，影响也颇大，以后常有人继之而作，最著名的为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武帝朝中，以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华，继承父业，为太史令；晚年因李陵之祸，被受宫刑，蒙冤负屈，遭世大辱，悲愤莫名。他不仅有不朽巨著《史记》（对此将有专章论述），同时还是独具特色的赋家。《汉书？艺文　　志》著录他的赋共八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艺文类聚》所载的　　《悲士不遇赋》。此赋甚短，全文不过一百八十余字，因此有人怀　疑仅为节录，但是仍能看到其特有的艺术风神。全文如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从辞意可以味出，必为遭受宫刑之后，含悲忍垢，发愤继续撰修《史记》时所作。面对奇耻大辱，司马迁于此不仅 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 ，表现了为实现 志行 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 穷达易惑 、 美恶难分 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董仲舒所创 士不遇 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３）王褒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一改西汉前期的黄老无为政治而为尊儒的多欲政治，对外用兵，对内兴作，好大喜功，风气侈靡，固然成就了一代鼎盛辉煌，也为赋体文学的创作繁荣提供了丰饶的土壤，但是毕竟付出了 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经济濒于崩溃的沉重代价，故而昭帝即位后，复行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于是赋坛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到宣帝时，一方面 数审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 ，使国家出现史称 中兴 的景象；一方面又重 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
　　颇好歌诗，欲兴协律之事，……颇好神仙…… （《汉书？王褒传》），因此辞赋创作再次振起。史载：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但是规模、气象毕竟不如从前，而显出自顶峰下滑的势态。像司马相如《子虚赋》所表现的那种声势气魄，已经不见；而且就在王褒为宣帝大猎、宫馆作赋歌颂的时候，甚至遭到舆论非难， 议者多以为淫     靡不急.这实际上预示了汉赋的开始衰微。王褒，字子渊，蜀地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县）人。生卒年不可考。宣帝时，因益州刺史王襄奏荐其有逸才，受征有，不久擢为谏大夫。
　　王褒是这一时期艺术上成就最为突出的赋家。他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六篇，但是流传至今的只有存于《汉书》本传的《圣主得贤臣颂》，存于《艺文类聚》的《甘泉宫颂》，存于《文选》的《洞箫赋》，以及存于《楚辞》的《九怀》等。
　　王褒是汉代最具有文学情趣的赋家。他的赋往往并不追求政治上的讽谕规诫，而是 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 ，显现出唯美的 辩丽可喜 ， 娱悦耳目 ，有 鸟兽草木多闻之观 的纯文学属性，因此不符合当时儒家言志尚用的标准，但却更具作为语言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价值。这从《汉书》本传所载：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 使得太子 疾平复 ，可见一斑。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精神需求、美感享受也必定趋向更加丰富的多元化。其实早在春秋后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他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的著名论断就是证据。从这一意义上讲，王褒赋所自觉表现出的唯美意识，不仅在当时赋坛独树一帜，而且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洞箫赋》可以说是王褒美赋的代表作。
　　此赋在艺术形式上采用骚体，但内容却并非贾谊以来抒发忧思悲慨的 缘情 ，而是细致描绘洞箫的 体物 ，完全是大赋的格局，庶几可以标明汉代骚体赋终于完成了由辞到赋的转化。同时这种独特风格的骚韵大赋，又不以 叙客主为首引 ，虚构人物，进行问答，而是开始即对所咏之物直接描绘再现；也不在 卒章显其志 ，着意规诫，劝百讽一，而是意在表现小小洞箫的竹质、制作、声音、功效，从外形到内理，音容体貌无不生动毕见，美仑美奂，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叹爱赏。另外，在语言上也不是散韵分离，堆垛奇字，而是始终用韵，音调和美，而且铺排之中，多用精巧骈偶。例如描写洞箫竹干：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巅。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泊以■猭. 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可谓钟天地自然之灵秀，秉性素洁而清静，恰是极佳箫材。用笔精细，颇具诗情画意。凡此种种，都和司马相如所定型的散体大赋区别明显，表现了艺术上难能可贵的创新。咏物赋最早起于荀卿的《云》、《蚕》，但词既简略，又多隐语，只是初具雏形而已。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虽说过景帝时梁孝王曾使枚乘作《柳赋》，路乔如作《鹤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羊胜作《屏风赋》，而且其中《柳赋》、《鹤赋》、《月赋》、《屏风赋》还载在《古文苑》中，但是历来都被怀疑为伪托，不足信。因此，《洞箫赋》实为目前所能见到继荀卿之后完成咏物赋体的第一篇。这不仅丰富了当时已露式微的大赋，而且对后世咏物文学也都影响深远。
　　（四）西汉后期赋的创作
　　西汉后期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近六十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
　　在政治上，皇权削弱，外戚专擅，吏治腐败，豪强大户肆意兼并，统治集团日益侈靡，导致百姓愈发贫困化，无以为生。仅据《汉书》，从元帝即位开始，在这一时期无论史实记录，抑或大臣所上奏书，一句 人至相食 ，竟多次出现，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遂使局势动荡不安，不可收拾，整个政权渐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哀帝时，谏大夫鲍宣就曾上书痛切指陈： 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无度，穷困百姓，……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王莽篡位，西汉灭亡。如此政局，势必给文学以深深的影响。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其创作精神既然主要是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那么经一百多年的发展，随着王朝的兴旺，当其跃上全盛的顶峰之后，这时又随着王朝的衰颓，既无什么 鸿业 可供 润色 ，又无多少 上德 可供 宣扬 ，所通 讽谕 不过起到 劝百 的作用，所尽 忠孝 亦只能为虎作伥，再加上本身结体庞大臃肿，对客观事物的靡丽铺排往往淹埋主体情志，大量罗列奇词僻字更使作品生涩诘屈，因而不可避免地渐露衰败，走下坡路，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１。扬雄扬雄（公元前５３- 公元１８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
　　人。出身贫寒，自幼好学，为人简易，不慕富贵，故而博览群书，讲究融汇贯通，终于成就为一代学识渊深，经学、小学、辞章兼长的学者、作家。成帝时，以善赋被召见，后除为郎，给事黄门，成为文学侍从。历事成帝、哀帝、平帝三朝，由于政治腐败，始终不得迁升；王莽篡汉后，以三朝耆老的资历，虽 转为大夫 ，但终因新朝混乱，仕途险恶，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遂默默而卒。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又一位汉赋大家，在文学史上并称 马、扬.然而，如果说司马相如的成就主要在于通过创作，使汉代散体大赋从体式结构、描写手段到语言表现等方面，都完成了定型法式，而将其推上煊赫的顶峰，那么百余年后扬雄的成就，则主要在于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总结，都令人信服地给这种虽曾盛极一时，却专以 铺采摛文 的 体物 ，为专制皇权唱颂歌的奉命应景文学，从总体上画了句号，宣告其缺乏艺术的活力，不再有继续发展的前途，从而客观上为抒泄情志为主的骚体赋越过障碍，活跃发展，最终取代散体大赋，成为主流，使赋体文学经涅槃获得新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扬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二篇，至今所存者为十一篇，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解难》、（以上七篇均载于《汉书》本传）《太元（玄）赋》、《逐贫赋》、《蜀都赋》、（以上三篇均载于《古文苑》）《酒赋》（载于《艺文类聚》）。
　　这个数量，是西汉赋家中迄今存赋最多的。此外，《文选》注还残存其《覈灵赋》零星佚文，《汉书》本传又存其《广骚》、《畔牢愁》两篇篇目。
　　扬雄生当西汉王朝已经步入未世衰微之时，由于经济凋弊、生民饥馑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使得朝野正直之士普遍反思从武帝开始愈演愈烈的奢侈之风，缅怀文、景之治的节俭务本、休养生息，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相应隆起一股反思怀古、以伦理文化求治的思潮。正是在这种思潮的浸润之下，扬雄思想上有复古的倾向，创作上则喜模拟。他的散体大赋追踪司马相如。《汉书》本传称：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扬）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这在他早年所作《蜀都赋》中看得很清楚。此赋在具体描述蜀地风物时所用的铺排句式，以及罗列同部首僻字等方面，几乎与司马相如同出一辙，从而明白地显示了大赋的进入艺术上已经少有创意的模拟期。然而，扬雄毕竟是学识渊博、才气横溢的大手笔，所以虽有模拟，却仍能驰骋才学，构思遣辞，表现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即便是《蜀都赋》，在宏大的结构中，以瑰丽的文采，专写蜀郡成都山河壮伟、物产富庶，也开创了表现都城大邑题材的先河，对以后著名的东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都有影响。
　　扬雄大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作成帝文学侍从时所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这四篇赋尽管如《汉书》传赞所说，是 以为……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依而驰骋云。 但是倘与司马相如赋相比较，即可看出其中存在着区别。首先司马相如《子虚赋》主旨在于颂扬大汉天子之声威，有所讽谕，也是 曲终奏雅 ，并未能有机地贯通于全篇。扬雄四赋的主旨即在讽谕，且能有机地贯通于全篇，规诫的目的始终很明确。如《甘泉赋》的创意即在于： 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阹（宫），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宫），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也。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天）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豹尾中。故（扬）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 屏玉女，却虙妃' ，以微戒斋肃之事 （《汉书？扬雄传》）。从此创意出发，全篇在以写实、比喻、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对甘泉宫室苑圃进行描绘时，突出犹如天帝紫宫的气象，暗谕其过分奢侈；特别是当写到 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掍成。曳红采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冤延 之后，突将笔锋劈入 袭琁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肃乎临渊.用历史上著名的末代暴君 桀作琁室，纣作倾宫 ，警示 登高远望，当以亡国为戒，若临深渊也 （《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引应劭语）。故而《文心雕龙？诠赋》称道： 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讽）.其次，由于这种自觉重视讽谕的创意，使得扬雄四赋在铺陈中又融入说理，表现出辞采昳丽，且思理深赡的独特风范，而不同于司马相如。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长杨赋》。此赋的创作缘由，据《汉书》本传为： 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　　.（扬）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讽。 全文一千多字，结体宏大，开篇虚构人物对话， 叙客主为首引 ，中间铺陈， 闳侈巨衍 ，凡此种种都效司马相如；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并未描写田猎的盛大场景，而是先以 子墨客卿 的提问，寥寥十数句，通过 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 ，反衬 今年猎长杨，……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 ，立即点出讽谏之旨： 亦颇扰于农人。……岂为民乎哉？……本非人主之急务也。 如此干脆利落，指陈当今，与司马相如赋就迥然相异了。接下去以 翰林主人 作答而展开时，又先追叙历史上为除暴秦高祖的艰难创业： 当此之勤，头蓬不暇梳，饥不及餐，鞮鍪生虮虱，介胄被沾汗，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 ；为守成业文帝的躬服节俭： 绨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 为安边患武帝的振旅兴伐： 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 以前世功业，来与当今荒淫扰民作对比。而在叙及此次田猎时，则采用反话正说，看似颂扬，实乃否定的手法，如 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恺悌，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 从强烈的矛盾反差中，取得既含蓄又有力的讽刺效果。最后，更通过子墨客卿听此一段起伏跌宕的宏论后， 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思理。总览全赋，在运笔行文上，也显流利晓畅，没有词藻的堆砌，无涩滞臃肿之感，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大赋少见的高度。唐代韩愈认为：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进学解》）。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扬雄的骚体赋则以屈原楚辞为楷模而学之。《汉书》本传说他早年即 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
　　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由此可见其模拟。至今仅存的《反离骚》，在为屈原鸣不平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内心身处昏暗的郁愤，但从辞中所反复提出的一系列疑难来看，则表现了缺乏屈原的情志坚贞，而显得消极；在艺术上又没有创新，因此成就不高，被刘勰批评为 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膇 （《文心雕龙？哀吊》）。
　　扬雄的赋文，更值得注意的是《逐贫赋》与《酒赋》。
　　《逐贫赋》别开生面地将 贫 拟人化，而由作者 扬子呼贫与语 ，通过一番煞有介事的斥责：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飡. ……徒行负赁，出处易衣。
　　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体霑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严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
　　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
　　表现了生活贫困的窘境以及极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无奈心态，于谐谑中寓悲愤辛酸。然后再以 贫 作答辩，赞颂清俭治世，谴责奢富乱政：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堦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榭，室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崤。是用鹄逝，不践其朝。
　　又在谐谑中抨击了当时社会的未世堕落和黑暗，生动而有味。如此作品，可谓立意新颖，构思奇妙，寓庄于谐，揭露深刻，是赋体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创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唐代韩愈《送穷文》、柳宗元《乞巧文》，皆源于此。
　　《酒赋》所传甚短，不足百字，然而却创意新奇，笔锋老辣，充满艺术魅力。全文如下：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缠微。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作者采用借物喻人的手法，十分形象地以汲水之瓶喻高洁之士，处处掣肘；以盛酒的鸱夷（皮囊）喻得势小人，却 常为国器.巧诘滑稽而深寓愤世疾俗之思。
　　扬雄作为与司马相如齐名的赋家，对赋体文学所作的贡献，除表现为在创作上引人瞩目的成就外，还表现为经多年实践，最终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对风靡一时的汉代散体大赋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汉书》本传说： （扬）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讽），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为。 《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亦说： 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这些看法，在他的学术著作《法言》中都有明确的论述。如：或问： 吾子少而好赋？ 曰： 然。童子雕虫篆刻。 俄而曰： 壮夫不为也。 或曰： 赋可以讽乎？ 曰： 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或问： 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 曰： 必也淫。　淫则奈何？ 曰：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以上观点，从儒家传统的重教化的思想出发，单纯强调讽谕、法度，而排斥审美取向，乃至于完全否定了包括他自己创作在内的赋体文学，当然是片面而偏激的。但是，就散体大赋的发展实况而言，其歌颂应景往往流于帮闲；即便有所讽谕，也多被闳侈巨衍的丽靡之辞所淹，委婉含蓄到极不分明的程度，主观创意与实际效果相矛盾；不厌其详的铺陈体物，又妨碍了内心情感的抒发。这些都确实影响了作为文学作品所应该起到的反映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不仅司马相如《大人赋》有此缺欠，就是自觉贯彻讽谕意图的扬雄《长杨赋》，尽管用反话正说手法讥刺成帝荒侈，也要绕一个大弯子纵谈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等等，难免不 览者已过 ， 劝而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讲，扬雄的批判又是尖锐而深刻的。作为最优秀的汉赋作家，扬雄基于这种认识 辍而不为 ，实际预示了散体大赋已不再有前途，必须由体物向缘情转化。
　　２。刘向与刘歆在西汉末世反思怀古思潮的影响下，当扬雄激烈地否定汉赋之前，与他同时代的前辈及同辈著名学者、文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则都大力提倡抒情述志、表现忧思悲慨的骚体赋，为赋体文学向缘情的转化先期作了准备。
　　刘向（公元前７９- 前８年），字子政，沛（今江苏省沛县）人，西汉宗室，为楚元王刘交之后，本名更生。年二十在宣帝朝被擢为谏大夫，曾因事下狱，后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为文学侍从。
　　元帝即位后，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由于反对外戚横行、宦官擅权，两次入狱，并被被夺爵位，免为庶人。直到成帝时，才又被起用，改名为向，任光禄大夫，依然关心政治，上书言事。河平三年（公元前２６年），受命整理校雠皇家所藏经传诸子诗赋等书。每一书成，则条其篇目，撮其旨要，录而上奏，成《别录》。后以中垒校尉终。
　　刘向学识渊博，是兼通经、史的学者和文学家。早在宣帝朝，即 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 《汉书？艺文志》就著录有三十三篇，其数量仅次于枚皋、淮南王、严助，在西汉赋家中居第四位。但目前所传，除《古文苑》中 缺讹难读 无法见其面貌的残文《请雨华山赋》外，只有保存在他所编辑的《楚辞》中的《九叹》一篇。
　　刘向一生，身历昭、宣、元、成四世，恰临王朝由盛入衰、赋体文学也随着发生转变的时期。宣帝时，他以二十余岁的青年人，受召进对，投皇帝所好，所献数十篇赋，尽管无一存留，但从情理推测，必为时尚的体物大散。
　　这在《请雨华山赋》的残文中隐约可见端倪。元、成之际，政治腐败，国事日非。刘向以身为宗室， 吾而不言，孰当言者？ 屡屡上言切谏，却反遭迫害，于是反思怀古之心愈浓厚，故放弃大赋，转而创作骚体赋，排遣忧愤。
　　他的《九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九叹叙》中说： （刘）向以博敏达，典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 可以说大体准确。《九叹》共分九个章节，即：《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其内容为代屈原立言，反复抒发其不见容于君、不受知于世的忧思悲慨，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虽为伤悼先贤，也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如《怨思》中写： 念社稷之几危兮，反为仇而见怨。思国家之离沮兮，躬获愆而结难。若青蝇之伪质兮，晋骊姬之反情。……孽臣之号咷兮，本朝芜而不治。犯颜色而触谏兮，反蒙辜而被疑。……时混浊犹未清兮，世殽乱犹未察。 这与自贾谊《惜誓》以来作品的情结大体上是相一致的。从其结构来看，每章独立成篇，且篇未都有 叹曰 为尾声，显然追踪屈原《九章》，在创作思想上，复古的倾向更分明。
　　刘向除通过创作上改变赋体，以表达重视长期以来并非时尚的骚体赋外，更重要的还有借整理文献，编选了被后世誉为 总集之祖 的《楚辞》。
　　在《楚辞》中，首先收录了屈原《离骚》以下的全部作品，以示尊崇；其次再选录从宋玉《九辩》至自己《九叹》，各个时代著名赋家严格采用骚体悲悼屈原、寄寓哀思的作品，以示承继。这就为以缘情为特点的汉代骚体赋经盛世的相对沉寂之后，于未世重新振起，再度活跃，作了正本清源的重要工作。
　　刘向之后，其子刘歆也基于反思怀古、以礼乐求治的思想，在倡导古文经学的同时，又有骚体《遂初赋》的创作，显示了汉末赋体转变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遂初赋》作于哀帝朝。当时刘歆因欲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于学官，遭坚持今文经学的《五经》博士的反对，故而写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触怒时为执政大臣的大司空师丹，于是不得不放弃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的朝职，自求外任。他先为地处中原的河内太守（郡治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但到任伊始，又因宗室不宜典三河地区，而徙往地处塞外荒漠的五原郡（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于是因 朝政已多失 ，自己 以论议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 ，所以当 经历故晋之域 时， 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往事而寄己意。 （引文出《古文苑？遂初赋序》）。此赋开始从贤佞不分，朝政昏乱，自己由于惧祸而不得不出朝，远 守五原之烽燧 写起，继而以白描的手法，叙写过太行山，入天井关，经旧黎侯国的壶关县，到高都县而北行，直到太原，行进在三晋大地，一路上吊古伤今，以春秋时晋国后期 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日不悛而愈甚兮，政委弃于家门。……宝砾石于庙堂兮，面隋、和而不视。始建衰而造乱兮，公室由此遂卑。 抒发了对当时外戚专擅危及社稷的忧伤，并对蛾眉见妬、方直难容的世道积习，表示了悲愤的批判。特别是当登越句注山，历雁门，入云中郡，抵达边城五原时，通过对萧条旷野、漫漫沙埃、积雪严寒、凄风惨怛等等塞外景象的生动而具体描绘，强烈地宣泄出内心谪居的苦闷之情。像这样融真情于实景的艺术手法，丰富了赋体文学的表现力，开启了后世述行赋的先河，是值得肯定的。刘歆《遂初赋》可谓西汉末叶最后一篇优秀的赋作，同时也是骚体赋再度活跃时有创意的力作。
　　（五）东汉前期赋的创作
　　公元８年，西汉王朝被自身的腐败击垮，掌握大权的外戚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从此以后的十五年中，王莽打着变法改革的旗号，实际推行更加残暴的统治，很快就激发了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整个社会陷于战乱之中，王莽新朝被摧毁。到公元２５年，南阳豪强刘秀称帝，重建汉朝，因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自光武帝、明帝至章帝的六十余年，史断为前期。这一时期大致可称新建政权的经营、巩固和发展期。值王莽新朝农民大起义之后，各地豪强并起，纷纷割据一方，因此光武帝首先面临的是削平割据，安抚百性，整顿吏治，恢复生产。经过十多年用兵，国家得到统一，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政权逐渐稳固。到明帝时，甚至出现了 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后汉书？明帝纪》）的繁荣局面。
　　如此社会状况，反馈到文学艺术主体的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前后景观颇不相同：光武帝建武年间，继西汉末世仍为散体大赋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而明帝永平年间，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成为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搏。
　　１。建武赋坛此时最早有赋传世的是《汉书》的著者班固的父亲——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他的《北征赋》作于公元２５年。当时刘秀虽在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西南）称帝，而旧都长安实际上已有被新市、平林义军所立的更始帝刘玄。
　　不久，起义军分裂，赤眉军攻入长安，在战乱中长安被毁，于是二十三岁的班彪出逃凉州安定郡的高平（今宁夏固原），因作此赋。《北征赋》用骚体，追迹西汉刘歆《遂初赋》述行的声气，不以浪漫的比兴抒情，而写从长安到安定途中见闻，感时伤乱，既表现了自身 遭世之颠遣兮，罹填塞之厄灾 的流离之悲，又反映了乱世之中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的疾苦，尤其应该肯定的是，除吊古伤今外，还即景生情，通过对塞外荒野的描绘，抒发内心情怀，虽然模拟刘歆《遂初赋》，但较之更为简练而不失之繁缛，情与景交融得更显和谐。如： 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摇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 《北征赋》全文不过五百多字，尽管由于班彪涉世未深，还不可能抒泄出更深曲的情思和沉至的怨愤，但这样与大赋迥异的短小篇幅，实已开抒情小赋的先河，表现出赋体文学风格的转变，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与班彪同时的赋家还有被誉为 豁达激昂，鹰扬文囿 （张溥《冯曲阳集题辞》）的冯衍。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幼有奇才，二十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不肯出仕。义军起，投更始帝部下；因后降刘秀，故不被重用，出为曲阳县令。在此期间，由于结交外戚，迁为司隶从事，然亦由此而得罪，免官归里，闭门自保。建武末年曾上疏自陈，犹不被任用，故作《显志赋》以自励。
　　冯衍《显志赋》前有序文，慷慨自论作赋缘由及主旨，表示自己二十余年来，虽然 正身直行 ， 好俶傥之策 ，但 时莫能听用其谋 ，故 喟然长叹，自伤不遭 ，只有退而幽居 新丰之东，鸿门之上 的祖茔， 游精宇宙，流目八纮。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悯道陵迟，伤德分崩 ，并 眇然有思陵云之意.于是仿效屈原《离骚》、《哀郢》、《涉江》的笔法风格，抒发了个人遭时不遇的忧愤不平，艺术个性有所加强。
　　２。班固与建武年间抒情寄慨的骚体赋承传前世而继续发展活跃的势态相反，到明帝永平时，由于政权的巩固，出现东汉一代的太平盛世，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点缀升平，所以早在西汉成、哀之　际，就被刘向、扬雄否定并逐渐消歇的散体大赋竟再次抬头，这　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班固。
　　班固（公元３２- ９２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汉书》是我国第一　部断代史，为后世封建王朝官修正史的楷模（对此将有专章介绍）。作为赋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班固有浓厚的忠于皇室的正统思想。
　　根据明帝批评司马迁《史记》 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表彰司马相如 颂述功德，……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的诏令（见《文选？典引序》），他不仅在《离骚序》中，一反自西汉刘安《离骚传》以来对屈原的高度评价，指责屈原 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对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 ，而且在《两都赋序》中，与扬雄论赋截然相反，对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西汉大赋从为封建王朝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的角度，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全面肯定，将其与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诗经》相提并论，赞其 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炳焉与三代同风 ，认为 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支配下，他在明帝永平年间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体与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马相如《子虚赋》。《子虚赋》分《子虚》、《上林》两部分，《两都赋》则分《西都》、《东都》；《子虚赋》虚拟 亡是公 针对楚之 子虚 、齐之 乌有先生 互相炫耀，而 明天子之义 ，《两都赋》由虚拟 东都主人 针对 西都宾 赞扬长安， 望朝廷西顾 ，而 盛称洛邑制度，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子虚赋》前后两部分转接用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 ，《两都赋》则用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两相比较，如出一辙，在总体风格上缺乏艺术创新，未能越出西汉藩篱，不过是以超过《子虚赋》近一千二百字的篇幅，更加典丽宏大而已。
　　至于相如《子虚赋》针对当时诸侯曾割据谋叛，而维护皇朝统一，且就帝王淫侈，尽管委婉，毕竟有所讽谏，而扬雄《长扬赋》，讽谕之旨则更为自觉；但班固《两都赋》选材不过是涉及都长安、洛阳，哪个更有利王朝统治，中心思想则只在 宣上德而尽忠孝 ，从内涵意义而言，又似不如了。
　　然而班固毕竟天资聪颖， 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后汉书》本传），学识渊深，有精湛的艺术修养，写作文章，独具风范。《后汉书？班固传赞》评道： （班）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这种特色在《两都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首先，《两都赋》所描述的具体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帝王宫苑、游猎，而是借鉴扬雄《蜀都赋》，创造性地发展为京都山河形势、表里布局和雄伟气象，虽然不能全免大赋夸张渲染失实之病，但由于采用了不少实际的历史地理资料，而不显过分虚浮，有真切的现实感。如对长安城内及郊野的介绍：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
　　无论是都城形胜、街市繁华，还是郊野气象、农桑丰硕，都有具体而生动的艺术表现，确实 文赡而事详 ，引人遐想。另外，在语言的运用上，排偶之中，音调和谐，极少奇僻的异体字，明畅顺达，无汉赋常见的臃肿涩滞之弊，又确实 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正因如此，班固赢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不仅蜚声文坛，而且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刘勰也称其 明绚以雅赡.尽管《两都赋》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历来为士大夫所重，但是总体来看，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革除早已被扬雄针砭的散体大赋自身具有的通弊，从而扭转其衰竭之势。就赋体文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当大赋已经定型为以 穷泰极侈 的笔墨达颂圣之旨，即便有讽谕，也不过 劝百讽一 ，而以骚体为代表的抒发内心情怀之赋，正越来越成熟，在显示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之时，仍要恪守老路，企图重新振兴，毕竟是违反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断不会成功。
　　其实在对待赋体文学的正常发展走向上，班固实际也是自相矛盾的。这不仅表现在其于明帝永平初给辅政的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中，曾高度评价屈原： 屈子之篇，万世归善。 与以后希明帝诏旨诽毁屈原 露才扬己 大相径庭，并效《离骚》之体，作《幽通赋》述志明意，而且当章帝继位后，因官职未能高升而有怨思时，又效东方朔 托古慰志，疏而有辨 的《答客难》体，作《答宾戏》，尽管表面上堂皇地表示自己 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 ，但通过 宾 之口 戏主人 所说的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冕之服，浮英华，湛道德，■龙虎之文，旧矣。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振拔洿涂，跨腾风云，使见之者景骇、闻之者响震 ，仍能味出其内心不平衡的情绪。正如范晔《后汉书》本传所道破的： 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作《宾戏》以自通焉。 所以虽然成就不能与东方朔独辟蹊径相比，然而还是发泄了隐秘的真情。
　　３。永平、建初赋坛这一时期赋坛是很活跃的。凡在《后汉书》中列于文苑、或有专传的文臣，很少有未作过辞赋者。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杜笃、傅毅。
　　杜笃（？- ７８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博学，善文辞。他在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公元４３年）左右，曾作《论都赋》。
　　此赋颇具创意。他缘以东汉政局稳定之后，光武帝行幸长安， 经营宫室，伤悯旧京，……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 ，而洛阳人士心存疑虑，于是写此赋，阐明 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 ，并上奏。《论都赋》采取大赋设客主问答的形式，开篇以散文为序，本体以韵文展开，语多铺排，言辞辩赡，打破了以往文学之士献赋颂圣娱悦的老例，居然作为疏章，奏谏国事，提高了赋体文学的政治品位，将经国济世的应用性与审美娱情的艺术性结合在一起，在大赋衰竭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表现题材，扩大了内在张力，在内容上直接启发了班固《两都赋》的创作。
　　杜笃还有一篇《首阳山赋》载于《古文苑》中传世。此赋并非意在写山，而是通过神遇西周初隐居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来宣泄自己遭时不遇的内心郁愤之情。短小精悍，独创新风。特别是开始对首阳山的描绘： 嗟首都之孤岭，形势窟其盘曲；面河源而抗岩，陇塠隈而相属。长松落落，卉木蒙蒙；青萝落漠而上覆，穴溜滴沥而下通。高岫带乎岩侧，洞房隐于云中。 寥寥数笔，描绘出幽深之意境，寓情于景，将情与景较完美地融为一体，在赋体转变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
　　傅毅（公元４５？- ９０？年）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人。
　　少博学。章帝建初中，以文学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
　　和帝永元初年，为大将军窦宪司马，不久而卒。傅毅在文坛上，与班固齐名，曹丕《典论？论文》称他们 伯仲之间耳.在赋的创作上，当散体大赋已经式微，虽然班固重又提倡，并写《两都赋》身体力行，但也总是不可能恢复司马相如时代的风采，于是傅毅另辟途径，更以复古的手法，去追踪大赋的祖型。这显然有革除司马相如大赋 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 的积弊，而使其恢复正常发展的意图，可谓用心良苦。为此，他继踵枚乘《七发》作《七激》。这是二百多年来所谓大赋中 七体 的第一篇赓续之作，并一时引起了纷纷仿效的 七体 热，然而从成就看，却不能与枚乘《七发》相比。
　　《七发》是基于贵族王侯日益严重的生活侈靡、精神颓萎，痛下针砭，并以包融百家文化的 要言妙道 去解惑，现实的针对性很强，思想观念上积极有为；而《七激》则是针对 徒华公子，托病幽处，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 ，而批评他 变度异趣，违拂雅心，挟六经之指，守偏塞之术，亦有所蔽与，何图身之谬也！ 于是以历述音乐、饮食、车马、田猎、游观等， 论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综道德之弥奥 来启发他，最后全为颂圣： 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含咏圣术，文质发矇，达牺农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坟，遵孔氏之宪则，投颜闵之高迹。推义穷类，靡不博观；光润嘉美，世宗其言。 这在语言的运用上虽然有如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所评的 会清要之工 ，但平心而论，在总体艺术上既没有创新，在思想观念上也愈显相对枚乘的偏狭和倒退，因此价值并不高。另外，傅毅更向上袭祖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形式，创作了《舞赋》。这倒是一篇在艺术上颇具创意，有很高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此赋假托楚襄王游云梦将置酒宴饮，与宋玉以 何以娱之？ 相问答，于是宋玉陈赋 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 的舞蹈。这是古代对大规模宫廷乐舞的第一次细致而生动的文学描绘。它首先叙写了在明月之夜，于灯火辉煌中，宫中舞场的布置、气氛，舞女的容貌、妆扮，伴舞的乐声、歌辞，接下去具体再现了舞女美妙舞蹈的全过程：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络绎飞散，飒擖合并，鶣鷅燕居，拉■鹄惊。绰约闲靡，机迅体轻。……于是合场递进，按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佚态横出，瑰恣谲起。眄般鼓则腾清眸，吐哇咬则发皓齿。摘齐行列，经营切拟，仿佛神动，回翔竦峙，击不致　　 ，蹈不顿趾，翼而悠往，暗复辍已。及至回身还入，迫于急节，浮腾累跪，跗蹋摩跌，纡形赴远，漼似摧折，纤縠蛾飞，纷猋若绝。超逾鸟集，纵弛殟殁，蜲蛇姌袅，云转飘忽，体如游龙，袖如素霓。徐收而拜，曲度究毕，迁延而笑，退复次列。
　　如此精湛传神的文学笔法，确实上承宋玉，下启曹植，充分显示了傅毅深厚的艺术功力和美学追求，其价值远过 宣上德而尽忠孝 的平庸之作，是这一时期汉赋中不可多得的美文。
　　（六）东汉后期赋的创作
　　公元８８年，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外戚窦宪掌握了朝权；四年后，和帝依靠宦官郑众诛杀窦宪，又开始了宦官干政。从此，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经安帝、顺帝到桓帝、灵帝，百余年间，外戚、宦官往往通过野蛮屠杀交替专权，政治极其腐败黑暗，豪强势力恶性膨胀，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后终于触发了黄巾大起义，导致全国性的军阀混战，而东汉统治也就让位于三国鼎立了。这样的时代环境，使班固重新提倡的以 雍容揄扬 地颂圣为特点的大赋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 抒下情而通讽谕 ，还是 宣上德而尽忠孝 ，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现实迫使他们对朝政失掉信心，总要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思索。再加上文学领域除赋之外，诗歌也逐渐摆脱传统经学、夷夏观念的束缚，冲破音乐附庸的地位，成为语言艺术的重要形式，走上自觉发展的道路，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凡此种种，都必然给赋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促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一定要革故更新，从有固定模式，热衷于脱离实际地聚事征材、纂组辞藻而忽略、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否则就势必被不断发展的文学所淘汰。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则为杰出的代表。
　　１。张衡张衡（公元７８- １３９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北）人。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少年时即善属文，曾游学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后抵京城入太学， 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却无骄色，且淡泊宁静，不追逐名利。因慨于王公贵族日益腐败，被举为孝廉而不行，公府征召而不就，甚至大将军邓骘几次邀请，他都拒绝。直到安帝亲下诏令，才入朝为郎中。后迁尚书侍郎，又转为太史令，前后十四年主持天文、地理、气象等观测和研究，著名的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自然科学的旷世杰作，就制造于这一期间。顺帝阳嘉二年（公元１３３年），升为侍中。
　　因秉性正直，受到宦官谗毁，于永和元年（公元１３６年）被挤出朝，任河间相。虽然任内 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擒，上下肃然 ，有效遏制了河间王刘政的 骄奢不遵典宪 ，打击了 豪右共为不轨 ，颇有政声，但是毕竟深慨于朝廷昏暗，志向难伸，前途凶险，不得不于永和三年（公元１３８年）上书 乞骸骨 退休。然而不获允，并再调回朝任尚书。
　　一年后去世，终年六十二岁。
　　张衡是汉赋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划时代巨大贡献的重要作家。在他一生作赋的生涯中，首先是虚心学习，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近取班固《两都》而有《二京赋》；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踪班固《幽通》作《思玄赋》；七体则步枚乘《七发》、傅毅《七激》作《七辩》；文赋则依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作《应间》。其他还有受扬雄《蜀都赋》启发作《南都赋》；效傅毅《舞赋》而再作《舞赋》等等。以上所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如《应间》，固然踪迹东方朔的《答客难》和班固的《答宾戏》，但是又不似东方朔反话正说，辛辣尖刻地发泄遭时不遇的愤诽，也不似班固隐微地抒发内心 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 的不平衡的怨思，而是通过有人对自己自安帝元初二年（公元１１５年）为太史令，六年未迁升，建光元年（公元１２１年）转官接近皇帝、较有权势的公车司马令后，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１２６年）又复任太史令，认是 失志 ， 非进取之势也 ，故说非难闲话的回答，重在表明自己坚持高尚修洁的操守： 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胁）
　　肩. 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美），不获不吝（耻）.并且尽管不被世俗理解也不愁闷， 居下位而不忧 ，一心 与世殊技，固孤是求 ，在太史令的位置上笃志于天文、科技的潜心研究，根本不以官职势禄为意的人生志向。考察张衡一生正直不阿，淡泊宁静地投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而且做出了享誉世界的伟大成就，推动了人类文明进展的事实，此赋自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经如此广收博取的学习继承，张衡更突出的还在于能融汇贯通，极富创造性地以《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
　　张衡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是《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
　　《后汉书？张衡传》说： （和帝）永元中（公元９６年左右），……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全赋结体宏富，长达七千六百多字，为汉代所仅见，然而就形式而言，则完全蹈袭班固的《两都》，不过是标准的大赋，并没有实质上的发展创新，未能越出旧模式的藩篱。论到成就，则主要表现在惩奢劝俭的讽谕立意、丰富多彩的具体内容以及灵动流利的艺术技巧几方面。
　　首先，在立意上既不同于 曲终而奏雅 ，也不是 宣上德而尽忠孝 ，而是真正实践了 抒下情而通讽谕 ，并且较之扬雄的《长杨赋》更显深刻。
　　这表现在上篇《西京赋》虚构 凭虚公子 盛陈西京气象时，就始终贯注着对汉代帝王奢靡淫侈的揭露。如： 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字之既坦（大），心犹恁（懑）而未掳（舒）。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 身居于极尽豪华富丽的宫殿中，仍然唯恐与人臣显不出尊卑的不同，还觉不满足，而想天帝的紫微宫，恨不能占有被项羽烧掉的阿房宫。所谓 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既定且守，焉知倾陁？ 更有甚者，竟异想天开 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情露。屑琼药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乔，要羡门乎天路。想升龙于鼎湖，岂时俗之足慕。 造仙手承露盘，作长生不老药，幻想成仙飞升。于是紧接着极辛辣地质问： 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 力度之大，前所未见。到下篇《东京赋》，则又通过虚构的 安处先生 历数古代特别是秦亡的教训，畅说节俭宽民、遵教兴化的重要，对 凭虚公子 的侈靡之论进行批驳。所举之事，皆为两汉前期奉行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呈现的盛世景象，毫不涉及当今，而且最后更严厉斥责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娱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 其明确的针对性和思想的深刻性，都是迄今同类大赋罕见的。如此始终一贯的惩奢劝俭的讽谕立意，使得《二京赋》充盈着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个性特征明显，具有相当突出的积极的思想价值。
　　第二，在具体内容上，由于《二京赋》规模空前巨大，故而其内在容量也更加丰富多彩。为体现对统治者长期以来愈演愈烈的骄奢淫逸的揭露，以及提倡节朴宽民、遵教兴化的立意主旨，张衡在选材上竭思殚虑地罗织了大量的有关事物场景，凡诸山川城邑、宫殿苑囿、草木鸟兽、衣食乘舆、祷祀射猎、歌舞百戏、……无不搜奇辑异，极尽铺陈，其表现范围大大超过了司马相如以来此类大赋作家的作品，虽然不能全免虚诡的弊病，但对汉代社会状况的再现确实更全面细致，不仅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如《西京赋》中最为人所重视的对广场之上角觝妙戏（杂技百戏表演）
　　的描写：乌获（力士）扛鼎，都庐寻橦（爬竿），冲狭（钻矛剌席筒）、燕濯（燕子点水），胸突铦锋（硬气功），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箎. 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逶迤；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各种化妆舞蹈）。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磅■象乎天威（舞台效果）。……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魔术表演）。……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杂技表演。）
　　第三，在总体框架上虽然未能跃出前人大赋的藩篱，但在创作技巧上，却表现出以过人的艺术才华，汲取自有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以来，不断发展积累的成功的经验，消化吸收，融汇贯通，创造性地为我所用，铸成独具魅力的灵动风格。《二京赋》大量运用了浪漫的想象、夸张、渲染，但并不显过分的虚滥，很多都收到出人意表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效果，极为生动形象，上举杂技百戏表演即是一例。再如对甘泉宫通天台的描绘： 通天眇以竦峙，径百常而茎擢（直立一百六十丈而如巨树上拔），上斑华以交纷，下刻峭其若削，翔■仰而不逮，况青鸟与黄雀！伏櫺槛而俯听，闻雷霆之相激。 极写其高耸峻拔壮丽之貌，甚至伏栏俯听，滚滚雷声在下，使人不禁有身临其境之感。另外在语言上，宏富而不堆砌，藻丽而不平板，转接自如，清新流畅，无罗列奇字诘屈涩滞之病，铺张扬厉之中又不乏诗情画意的优美。如对洛阳宫苑的描绘： 濯龙（池）芳林（苑），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蛿。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鵘秋栖，鹘鸼春鸣；睢鸠鹂黄，关关嘤嘤。与以前大赋中皇家宫苑一味豪华典重的描写，迥然异趣，更显自然真淳。
　　《二京赋》由于上述成就，而被后世评为 长篇之极轨 ，确实堪称集汉赋之大成的作品。但是，如此一篇精雕细琢耗十年心血始能完成的作品，因受早已形成的固定模式、题材范围等限制，毕竟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不遗余力地 铺采摛文 而造成的臃肿呆板的缺欠，也不能从心所欲地述志遣怀，即使是对痛心疾首的丑恶腐败亦不能直接揭露批判，而需迂回缠绕，在大唱颂歌中隐寓讥刺，客观效果上还是难免欲讽反劝的弊端。因此，愈是再难企及的顶峰之作，就愈加宣示这种形式不再有继续发展的前途，必须彻底改造才能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论，《二京赋》实为标志着大赋体裁自西汉末衰歇，虽经班固重倡，似乎复燃，终究不过如昙花一现而已。此后赋坛再也不属于大赋了。就是张衡本人也转向了述志抒情的创作。如顺帝阳嘉四年（公元１３５年），因受宦官谗毁， 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 ，而 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此赋为骚体，乃效屈原《离骚》，面对当时珍 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要袅（骏马）以服箱（驾车）。行陂僻（邪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 的贤佞不分、小人得意的黑暗政治，自己既然坚持正道， 不抑操而苟荣 ，不 巧笑以干媚 ，却受到排挤，而 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鹥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因此在悲愤伤痛之中，通过浪漫的想象，虚幻地超绝尘世，神游八极，寻觅安身立命之处。然而最终又不能不落于尘世，无可奈何地表示 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 ， 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逍遥 ，在儒家独善其身、道家避世无为中聊度余生。全篇针对衰朽混乱的现实以及自己志向难伸的境遇，抒情寄慨，有较强的感染力。但是也应该指出，像这样的骚体赋，在两汉时代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创作历史，大抵都是仿效屈原楚辞，艺术上既无创新，内容上更不能与屈原作品那种与日月争光的博大辉煌媲美，正如《文心雕龙？辨骚》所说：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模拟文学总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因此，张衡《思玄赋》就其继往开来的赋体文学创作道路而论，还只是属于并不成功的尝试。
　　经过四十余年不断的继承、实践、探索，他终于在去世前一年创作出了著名的《归田赋》。此赋作于顺帝永和三年（１３８年）于河间相任上 乞骸骨 时。由于深感阉竖当道，朝政日非，豪强肆虐，纲纪全失，自己既 俟河清乎未期 ，又 无明略以佐时 ，使他从《思玄赋》所宣泄的精神反抗中顿悟到 徒临川以羡鱼 ，不如退而织网，于是决心 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以归隐田园的实际行动表示对黑暗政治的诀绝与抗争了。全赋极其短小明畅，不过二百一十一字，一洗以前汉赋闳侈巨衍、堆垛凝滞、虚夸损情的旧弊，脚踏实地，直抒心迹，特别是对想象中归田后田园景象的描绘：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寥寥几笔，即勾勒出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风貌，既表达了对归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暗寓对官场龌龊的厌恶。寄情于景，情景交融，语言清新，优美生动，历来深受人们爱赏。《归田赋》作为迄今最成功的抒情小赋，在赋体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自西汉末叶以来赋体革新转变的最高成就，基本结束了大赋为主流的创作时代，而开辟了灵巧自如的小赋的新时期，使赋这种文学形式得以继续活跃发展。从此以后，特别是经魏晋到唐宋，虽几经演化，但无论是散韵、骚韵、俳体、文体，有成就的作家大多循此路径抒情述志、咏物叙事，丰富了文苑。
　　２。桓、灵赋坛顺帝之后，到桓帝、灵帝时，东汉王朝更深地陷于衰朽之中，统治集团异常酷虐，整个社会动乱不堪，正直之士沉沦下位，动辄横遭迫害、杀戮，因而悲愤抑郁，伤时慨乱。如此时代特点，反弹到文学上，为已经产生的抒情小赋提供了充分的发展契机，使其逐渐上升为赋坛主体，而流行了三百年的大赋，虽然由于惯性未曾绝迹，还不时有人拟作，却再也无可挽回地退居末流，成为古董。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小赋作家当属蔡邕、赵壹。
　　（１）蔡邕蔡邕（公元１３３- １９２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少年博学，通经史、数术、天文，精辞章、音律、书画，是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桓帝时，因憎恶宦官专权，一直居闲，不交当路。灵帝即位，始受聘桥玄。后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于东观，再迁为议郎。因上书言事，密奏奸邪乱政而得罪，被判死刑，后改流放，远徙朔方（今内蒙古）。翌年遇大赦放回，遂为避祸，亡命江海十多年。董卓乱政时，被逼任职，后被王允所杀。
　　蔡邕是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其所作赋绝大多数为小赋，取材多样，切近生活，语言清新，往往直抒胸臆，富于世态人情，很有艺术的感染力。
　　其中代表作品为《述行赋》。
　　据蔡邕自序，《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１５９年）秋。当时宦官擅权，朝政腐败， 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而昏庸的桓帝听中常侍徐璜说蔡邕善鼓琴，于是敕陈留太守将其送到京城。蔡邕行至洛阳附近的偃师县，即称病不前。因 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此赋一开始即以上路时的秋雨连绵、积滞成灾，即景生情，抒发 郁抑而愤思 的内心情感。
　　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途泞溺而难遵 ，于彤云密雨、路途泥泞的描写中，隐寓社会黑暗、世道艰难以及浓烈的忧思。
　　接下去通过京畿所见所闻所感：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煽以弥炽兮，佥（皆）守利而不戢（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趋而竞入。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谄媚奸人），纠（查办）忠谏其骎急。……周道鞠（尽）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没）。
　　将统治者的穷奢极侈与人民百姓的极端贫苦，奸佞之徒的受到纵容与忠贞志士的横遭迫害进行比照，不仅强烈抨击了腐败政治，而且抒发了整个王朝陷入穷途末日的悲愤之慨。最后表示既然 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 故决心 爰结踪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绥。 尽管未免消极，但拒不为垂死王朝作点缀，也真切显现了作者的反抗和血性。全赋短小精悍，感情沉痛，批判深刻，情辞俱佳，是汉末抒情小赋的力作。
　　蔡邕小赋的题材多样，他甚至用以表现男女情爱，风格大胆而直率。《青衣赋》就是相当感人的好作品。在这篇言情小赋中，他真实地坦露了对一位出身微贱的美女的爱情：爱她的姿容： 盻倩俶丽，皓齿娥眉 ；爱她的勤快： 精惠小心，趋事如飞 ；爱她的能干： 中馈裁割，莫能双追 ；爱她贤淑： 关睢之洁，不陷邪非 ；热情地赞扬她： 察其所履，世之鲜希 ；为她的社会地位不平而惋叹： 金生砂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散在卑微 ；同时也为由于门第相隔而不能结合深感痛楚： 寒雪缤纷，充庭盈阶。兼裳累镇，辗转倒颓。昒昕（晓明）将曙，鸡鸣相催。饰驾趋严，将舍尔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 感情是真挚的，表现了人情与封建礼法的矛盾撞击。
　　如此题材的作品在汉赋中可谓惊世骇俗，绝无仅见，甚至招来卫道士的谴责，如当时的张超就写了一篇《诮青衣赋》，讥其 文则可佳，志卑意微 ，因此愈显难能可贵。
　　（２）赵壹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人，与蔡邕同时代。
　　为人高才狂傲，秉性耿直，被世俗所不容，但不屈服。灵帝光和年间，曾因名望，十次被公府延聘，却皆不肯就职，终老于家。
　　赵壹的赋流传下来的只有两篇，即《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均载于《后汉书》本传。《穷鸟赋》为咏物抒情之作。因其倨傲耿介为世俗不容，屡次获罪，几乎被杀，由于友人救助才得脱免，故写信致谢。在信中深感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就作此赋，托穷鸟以自喻，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世道险恶，自己横遭迫害的满腔愤激之情，以及对友人的由衷感戴。全篇才一百字，用规整的四言连骈而下，却似信笔挥成，通脱自如，绝无雕凿，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写穷鸟的走投无路： 毕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 这虽然表现的是个人的际遇情怀，但确也写出了当时正直之士的普遍处境。
　　《刺世疾邪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 五帝三王 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 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 而只能愈演愈烈： 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 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而这一切又都由于 实执政之匪贤 ， 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的人如何能执政？宦官近习又如何能秉权？说到底还在于 九重既不可启 ！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从舐痔拍马的谄佞，到掌握大权的执政、宦官，再到昏庸皇帝的那种 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 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 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 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尤其在最后，颇具独创性地以两首在文学史上有重要价值的优秀五言诗作结尾，更增强了艺术上的清捷简劲。
　　《刺世疾邪赋》的出现，表明了汉末抒情小赋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强劲的艺术活力，令人信服地取代了僵化的大赋，而跃居于赋坛主体地位。
　　（七）汉赋的价值、成就及其嬗变的根本原因
　　汉赋作为两汉四百年间文学现象的主体，其本身客观存在的重大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汉赋是我国古代文学从自在、自为向自觉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最早脱离先秦文学不同程度地附着于音乐歌舞的状况，率先成为以文字为唯一载体、纯语言艺术为特征的文学品种，从而在文学史上掀开了不再借助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立的文学创作新时期。其意义的巨大、影响的深远，就文学本体的发展而言，不啻于革命性的变化。
　　第二，汉赋是这一历史时期审美意识不断丰富和提高的具体体现。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势必冲破传统的相对封闭的自我，对多姿多彩的客观世界投入更多的关注，精神需求、审美意识也逐渐趋向多元化。而汉赋则正是这种文明进步在文学上的物化。它将先秦时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创作重在内心情绪的感发，延展到对外界事物形象的艺术再现，从注重美政、美德，扩大到包括自然美在内的一切客观美的追求，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愉悦性情的需要，从而对使文学的艺术功能更趋完善作出了贡献。
　　第三，汉赋是后世津津乐道的两汉文章之盛的主要体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采。正是汉赋，以前所未见的浓笔重彩，形象而细腻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首次呈现的享誉世界的辉煌景象，不仅艺术地描绘出当时诸如自然山川、都会城邑、宫观园囿、帝王生活、民生疾苦、婚姻爱情、经济生产、物质文化等极为广阔的社会画卷，而且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在特定环境中饶具特色的诸如进取意识、自我完善意识、补衮意识、悲剧意识、怀旧意识、隐逸意识等精神心理，从而成为人们认识当时社会无可替代的珍贵艺术资料。
　　汉赋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第一，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我国古代体物文学，使其日趋成熟。先秦时代，文学的叙事状物是不够发达的。诗人总是重在抒发主观的内心情感，表现自我，而比较地忽视有意识地运用形象思维去搜捕客观的创作对象，进行细密的艺术概括，大抵不出 有心为志，发言为诗 （《毛诗序》）的范围，很少 体物写志.这样就势必限制了文学所特有的艺术张力，不能充分展现广阔的大千世界。直到汉赋，才首次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自觉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不仅 极声貌以穷文 ，而且 蔚为雕画 ，从而奠定了我国体物文学的基础。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影响之深远，甚至泽及现代。诸如在艺术观念上以大为美，强调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 ，追求气势力量的宏阔博大；在创作构思上充分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驰骋想象，巧构幻境，夸张渲染，拟人状物，使所表现的事物往往较之自然形态更富于艺术创意，而显得神采飞动，激越人心；在描写技巧上善于把握整体铺陈扬厉，将宏观与细节结合在一起，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化描绘；在语言运用上非常注意熔铸华赡的词藻，词汇丰富，造语多变，句式参差，韵律铿锵，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典雅华丽，发展了修辞技艺，奠定了美文学的语言基础。
　　第二，极大地开拓了文学题材。由于汉赋体物写志的特性，导致作家有可能将文学的触角探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较之前代开拓出了广泛得多的文学题材，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的程度。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是体物文学的发端，大到城市建筑，小至花木虫鸟、工艺器皿，无不摄手；汉赋又是山水文学的先声，已经出现专门对自然山水景物的描绘篇章，如张衡的《温泉赋》、蔡邕的《汉津赋》等。除此之外，汉赋还开创了宫怨题材，田园题材，确立了纪行文学等。凡举种种，对文学艺术的繁荣无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盛极一时、形成汉代文学洋洋大观的大赋毕竟衰落了。虽经班固重新提倡，也无法挽救，最终不得不放弃故辙，让位给灵活短小、更加注重抒情述志的小赋。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很耐人寻味的。汉赋的如此嬗变，原因很多，诸如形成了固定的体制模式，陈陈相因，再难有实质上的突破；虽说体物以写志，但连骈铺陈、穷极物象、往往庞大而臃肿，作家情志未免常被淹抑等。然而仔细分析，这些原因毕竟是属于表象、次要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大赋的颂圣应制性。这种文学体裁自从在司马相如手中由吴楚郡国走进宫廷，成为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专利品，就决定了它基本上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以迎合皇帝一人所好为极致，而赋家也靠此得以进身，成为皇帝身边的 言语侍从之臣 ，亦即御用文人。纵观两汉以大赋名世的赋家，几乎概莫能外。
　　大赋一旦成为进身的 敲门砖 ，势必吸引了大多数文人对此趋之若鹜，甚至东汉后期顺帝时，张衡《论贡举疏》中还特别奏谏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能有焉。……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可见早已形成风气。既然连扬雄、班固、张衡作大赋都要祖式司马相如而转相摹拟，更何况其他诸生。
　　向皇帝献赋、在朝廷试赋，当然不出 宣上德而进忠孝 的颂圣。而一旦成 言语侍从之臣 ，又必应制而 朝夕论恩，日月献纳 ，仰天子之鼻息，诚惶诚恐，投其所好，为其帮闲；即使心有讽谕之思，在此场合，用此体裁，也不敢越雷池，只能将真情淹隐在一片颂辞之中，不可能率兴而发，明抒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任何一种纯语言艺术的文学体裁像汉代大赋那样，从定型的时期开始，无论内容抑或形式都是完全颂圣应制性的。这种特性除使偏爱它的帝王感到欢愉和满足之外，很少能使有才华、有识见、有个性的作家真实而强烈地表现出主观情思，相反倒是常处于艺术创作时的知与行、心与手失衡的矛盾痛苦中，故而或转用适于行情的别体宣泄，或抑郁悲悼，或弃而不作。如司马相如的不得志 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且做骚体《哀二世赋》、《长门赋》；枚皋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又自诋娸（丑）。 ；扬雄更蔑称其为 童子雕虫篆刻 ， 壮夫不为.因为文学毕竟是作家心灵的物化，不可能通过大赋这种文学形式充分展示作家心灵，而只能去取悦统治者，这才是汉代大赋走向绝境，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灵活自如的小赋，以真正体现 体物写志 宗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