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源及属性剖析

安史之乱：社会矛盾与权力错位交织下的历史悲剧 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民族间的冲突以及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权力斗争，构成了这场大乱的根源。在唐朝初期，社会经济达到空前繁荣，然而封建经济的发展却加速了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这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加剧了人民负担。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用宫中专为贵妃织锦刺绣的工匠达七百人，她们年脂粉钱上百万，这无疑是庞大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杨氏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汇聚京城，互相夸尚，他们每建一堂都需花费千万计。这种腐败不仅损害了统治阶级利益，也让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直接的原因。唐玄宗后期，其“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奸臣当道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尤其是在与安禄山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线。 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的矛盾也极为复杂。内外交错，使得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的矛盾更是促成这场叛乱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民族间的矛盾同样不可忽视。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他们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一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构成了这场叛乱的关键环节。 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后，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形成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使得“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竟达十五万人，中央军则不足且质量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 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