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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的外国在华教育

时间:2024-07-05访问:13来源:历史铺

外国在华教育
  外国在华教育包括教会、私人、国家和团体在中国办的教育,其中最主要的是教会教育。教会学校或教会所办的各类教育事业,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最重要也是最大量采用的手段。教会办学,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一应俱全;除普通教育外,还办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应有尽有。为了配合办学,还成立教育会、青年会、书局、印刷机构、发行报纸等。因此可以说,教会办理各类教育事业,有其特殊目的和作用,有一套完整的措施,自成一个独立体系。
  (一)外国在华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1。教会学校是外国在华教育的开端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玛礼逊对外国在华教育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在马六甲创立了以华人为对象的英华书院。他以马六甲为基地经常到中国沿海活动。道光十四年(1834)玛礼逊在中国去世。
  次年,广州、香港等地的传教士和商人组织了 玛礼逊教育协会 ,设立奖学金,供给膳宿费、书本费和津贴,用以吸引中国贫苦儿童入学。道光十九年(1839)玛礼逊教育协会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小学,由美国传教士布朗担任校长。不久,由于当地人民的反对而迁往澳门,改称玛礼逊学校。道光二十二年,玛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同年,玛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也迁往香港。从此之后,外国在华教育开始在中国植根。香港英华书院的教学内容有圣经、英文、中文、算术、几何、代数、生理、地理、历史等。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特别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被迫取消了有关基督教、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禁令,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通商口岸地区自由传教,教会学校开始进入大陆沿海的通商口岸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到咸丰五年(1855)已有175名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地区传教,其中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瑞士人等。有些教士一边传教一边办学校。早期的教会学校一般附设在教堂内,以小学教育为主,有相当一部分是女童教育。全校学生仅十几人或几十人,在香港和开放的口岸城市开办。
  为了招徕学生,教会学校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膳费和路费都由学校供给。招生对象都是穷苦教徒的子弟或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当时比较著名的学校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英国 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 派遣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了一所女子学塾,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缝纫、刺绣等,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其后,又有11所女子学校先后在五口和香港开设。
  道光二十五年(1845),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招收学生30人,同治六年(1867)迁至杭州,易名育英义塾,后又改名为育英书院,分正、预两科,这所学校是之江大学的前身。
  道光二十八年(1848),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何林斯在福州创办全日学校。
  道光二十九年(1849),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圣依纳爵公学,次年开学,后改称徐汇公学,这是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
  咸丰二年(1852),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何伯森在上海开设英华书院。
  咸丰三年(1853),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开办格致书院;法国天主教在天津望海楼天主堂附设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设立明德学校,先办小学,后扩充为中学。
  咸丰十年(1860),美国长老会教士范约翰等在上海创办男塾;次年,范约翰夫人在上海创办女塾。此为清心中学和清心女子中学的前身。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逐渐深入中国内地,加之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增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又急需人才,因此,教会学校迅速增加。
  到光绪元年(1875)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所,学生约2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到义和团运动前,教会学校增至2000所,学生达4万人。这时教会学校已不仅限于免费招收穷苦子弟,而且尽力吸收新兴买办、官僚子弟或其他富家子弟,对他们收取较高的学费。这个时期,教会学校以初等教育为主,学校网日益扩大,势力不断增强。
  教会学校所隶属的教派很多,但主要是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现分述如下。
  2。基督教教会学校
  据统计,光绪二年(1876),基督教各教派在华所开设的各级各类学校已达350所,具体分类如下表(根据《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上海英文本资料制表):
  

  


  


  其中比较有名的学校有:同治三年(1864)美国长老会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设立蒙养学堂,开始时只有6名学生,至同治十二年(1873)止,前后共招收学生85人,每届六年毕业。同治十二年,该校添办相当于中学程度的 正斋 ,使学校成为包括中学和小学两级制的学堂,至光绪二年(1876)正式定名为文会馆;同治五年(1866),英国浸礼会在青州设立广德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
  文会馆和广德书院合并,易名广文学堂,迁至潍县,是为齐鲁大学的前身。
  同治三年(1864)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在北京设立育英学堂;美国圣公会在北京创设贝满女学堂。
  同治十年(1871)美同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在武昌设立文氏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命名为文华书院,以后发展为华中大学。
  同年,美国监理会在苏州设立存养书院,光绪五年(1879)改名博习书院,是为东吴大学的前身之一。
  光绪五年(1879)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将上海培雅学堂(同治四年设立)和度恩学堂(同治五年设立)合并,成立上海圣约翰书院。开学之初招收学生49人,第二学期增至71人。校长初为圣公会会长颜永京,次年由传教士卜舫济继任。书院先后设立文理学部、神学部、医学部和预科。数年以后,有毕业生愿留校进修高等学程者,因此该校于光绪十八年(1892)起开始设大学课程。光绪二十一年(1895)第一班学生三人毕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添建大学校舍一所。
  光绪七年(1881)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该会又在苏州设立中西书院。此二校亦为东吴大学的前身。
  同年,美国圣公会将原上海裨文女塾(道光三十年设立)和文纪女塾(咸丰元年设立)合并,成立圣玛利亚女校,聘黄素娥为校长,招收学生40余人。
  光绪十四年(1888)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在广州创设格致书院,自任 管教 ,有学生十余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学校迁往澳门,改名岭南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又迁回广州,以后发展为广东岭南大学。
  同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傅罗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学生15人,聘请传教士福开森任院长。此为金陵大学的前身之一。
  同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光绪十九年(1893),美国公理会在河北通县设立潞河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改名为北通州协和大学;民国八年(1919)两校合并,成立燕京大学。
  光绪十六年(1890)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在上海筹设中西女塾,次年校舍落成,光绪十八年(1892)正式开学。此为中西女子中学的前身。
  光绪十七年(1891)美国传教士在广州茅村设立明心学堂,教育盲童,此为外国人在华设立较早的正式盲人学校。
  同年,美国基督会在南京创设基督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长老会在南京设立益智书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校合并为宏育书院,也是金陵大学的前身之一。
  光绪十八年(1892)美国美以美会派遣孟存慈到福建创办义塾三所,次年又续办三十余所。课程有《圣经图说》、《天路历程》、《十诫》等,还有教会自编的《三字经》、《四字经》、《五字经》。其他沿海各省教会也先后设立义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在上海设立华英书馆,分英汉两部,为纪念最早来华的传教士麦都思,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麦伦书院。
  同年,美国南浸礼会柏乐缇女士和吉慧丽,在上海创办桂秀女学,后改名晏摩氏女校。
  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甘惠德在杭州创办蕙兰中学。
  当时基督教学校设在上海的很多,多为欧美教会所经营,现将其小学和中小学混合学校的情况列表于下(根据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1- 22页资料制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各教派在中国各地所办学校日益增多。为了协调各教派的办学和传教,解决各教派面临的共同问题,加强对中国教育的控制,各教派传教士感到有必要改变从前各自为政、缺乏联系的状态,成立一些联合组织,以促进合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华教育会和基督教青年会。
  光绪十六年(1890),经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光绪三年(1877)设立的 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 扩充改组为中华教育会 (或译为 中国教育会 ),推选狄考文为首任会长,并规定每三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
  中华教育会的宗旨是 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学工作人员教授上的互助 (中华教育会:《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号)。
  换言之,也就是要联合各教派所有教育机构的力量,来控制整个中国教育。
  中华教育会的任务已不再局限于编写学校教科书,还包括:拟订一个办学指南(光绪二十一年即公元1895年首次编辑了教育指南,并在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进行了修正);对全国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交流会、演讲会,交流和推广在华基督教教育的经验、策划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和具体措施;定期检查各教会学校办学情况和学生考试成绩,不定期进行一些地区的教会学校的统一考试等等。
  中华教育会成立当年,有会员35人,光绪十九年(1893)有会员73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有138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189人。起初会员均是英美传教士,后来也有华人加入。
  光绪十九年(1893),中华教育会利用已有英文杂志《Recorder》中的一部分,刊登教育界的各种意见。光绪三十三年(1907)另外发行一种教育月刊,宣统元年改为教育杂志,后又改为英文教育季报,作为该会的机关杂志。
  中华教育会还在各地设立分会,专门研究本区特殊问题。成立最早的是四川、福建、广东等省。在宣统元年(1909)召开的大会上,对此事作了专门讨论,决定 凡地方教育会将其章程送交本会审查合格者,本会一律欢迎为分会 (《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基督教青年会 是在美国控制下的一个世界组织。  1844年创立于伦敦,1855年在巴黎成立 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 ,其实权操纵在美国手中,协会的经费大半来自美国,总干事的职位多半由美国人担任。188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会联合组织 北美协会 ,并通过这个协会把青年会扩张到亚、非和拉丁美洲国家去。
  中国最早的青年会都是学校青年会,设在学校内。最早的学校青年会设在福建英华书院内,时间是光绪十一年(1885)。接着山东登州的华北书院和浙江杭州的育英书院里也各自成立了一个。自此逐渐推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北美协会 派遣美国传教士来会理到中国,在天津组织 基督教学生青年会.以后各地高中以上的教会学校都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各地青年会也都兼办学校。
  光绪二十二年(1896),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 北美协会 首脑穆德来华,把当时设有青年会组织的教会学校由5个扩张到27个,并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组织—— 中国基督教学塾幼徒会 (民国四年即公元1915年改为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由来会理任总干事。于是全国基督教学生团体,就正式成立了。
  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青年会成为向青年学生灌输宗教思想的重要组织。福州英华书院的青年会,每周组织一次特别宗教集会,每天早上六时开一次灵修会, 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到附近的地方,传上帝国的真理.后来,青年会不只设在教会学校中,也有少数设在中国的官立私立学校内。官立学校中第一个组织基督教青年会的,是上海的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
  青年会对中国官立私立学校发生影响,主要的还不在于直接将青年会设于其中,而在于通过各种活动 感化 官立私立学校的学生。来会理首先在天津组织青年会,就是因为看到天津有国立医学堂、海军学堂、陆军学堂、电报学堂、北洋大学等学校,是清政府开办新教育的一个中心,因此他企图通过青年会的工作,来 感化 这些学校的学生,他认为这无异于 感化 中国未来的领袖。事实上,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组织了许多活动,例如每周开一次英文查经班和定期举行宗教和其他问题的辩论会等。由于青年会的活动,天津各学校的宗教空气相当浓厚。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到一年多时间,仅天津国立医学堂一所学校,就有大批学生变成了 基督徒.对此,来会理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用非常得意的口吻给茂雷写了一封信,说: 现在这个医学堂,却是天津最基督化的学校。比较教会学校或且有过之无不及。试问现在其他官立学校内,是否也需要这样的基督徒学生,作这样的基督化工作?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93页)。
  学校青年会由学生组成,可算是当时学校里的学生会组织,因此青年会对训练和培养青年学生,是相当重视的。青年会认为,对学生来说,青年会在他们的一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在青年会中所做的工作,所负的责任,就是他们终身事业上最重要的一部分。青年会认为对这些学生领袖加以训练和导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达到目的,青年会全国协会和市会专门为他们开办了夏令大会、干事学校、干事循视团和各种专门讲演等;而在各校,青年会也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会社,更成为学校里唯一的学生团体,负责训练会员们的德、智、体、群四育。
  3。天主教教会学校
  天主教教会在各地所办各级各类学校数目亦十分可观。据统计,光绪四年至五年(1878- 1879),仅江南地区就有男校345所、学生6222人,女校213所、学生2791人。到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897- 1898),学生人数增加到16571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前,仅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便有天主教会所2423个,住堂58处,大堂、公堂、小堂1535处,教民约15万人,有中等学校30余所,学生400余人,初等学校500所,学生近1万人,大、小修院十余所,院生约350人,医院、施药局及育婴堂等数十家。
  天主教学校多为法国教会所开办,最重要的学校有徐汇公学、启明女学校、圣方济学校等,都设在上海。
  徐汇公学,成立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为天主教最重要的学校,前面已经介绍过。
  徐汇女子中学,前身是同治六年(1867)法国耶稣会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经言学校。聘法国拯亡会修女圣心和保禄来华任教。该校专收教内女生,以 四书 、书法为主科,另附医科,并注重刺绣、裁缝、扎花等手工。
  光绪二十四年(1898)改名为崇德女校,后改称徐汇女子中学。
  启明女校,成立于光绪二十年(1904),专收教外女生,课程有国文、法文、英文、理科、算术、音乐、图画、手工、体操等。
  圣芳济学校,成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由法国天主教会设在上海法租界,最初只招收四名外侨儿童,以后陆续增加,光绪六年(1880)开始招收中国儿童,学生达90人,光绪十年(1884)学生达193人,迁入虹口新校舍。课程有英文、法文、中文、拉丁文、数学、音乐等,高级班又有哲学与希腊文字。
  以上学校均为中学,当时设在上海的天主教会小学详情如下(根据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1页资料制表):
  
  

  

  

  

  


  同基督教一样,天主教也建立了教会学校的后援组织——公教青年会,用以扶植天主教在华学校。其活动宗旨与基督教青年会大体相同。
  4。其他外国在华学校
  除教会学校外,还有少量外国团体和个人在中国兴办的学校。
  在当时的各国租界中,常由租界管理当局开设一些学校,这些学校多与教会有密切关系,有的本身即是教会学校,有的则是由租界工部局管理,而由教士负责教育。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法公童局董事会讨论预算,提议创办法华书塾。选出董事萨坡赛、莫利斯、神父杜纳德等组织监管学校委员会,租赁校址,招收学生100名,教以法国语言文字和中国书籍,并附设巡捕学习法文夜班。
  同年,英国 规矩会 会友在上海设立西童公学,由兰能任校长。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工部局开始设立教育委员会,次年起该校划归工部局管理。
  光绪十六年(1890),法国工部局在上海设立中法学校,为小学和中学两级制学校,能容学生250人。法国工部局将教育权授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教师中,法国传教士6人,华人10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国驻北京公使和法国驻天津领事向法国圣母文学会和天津紫竹林教堂建议,在天津为中国子弟开设的学校增设法文课。
  光绪二十三年(1897)改为法国学堂,属法国工部局管辖。后改为天津法汉学校。
  除上海、天津的法汉学校外,北京、汉口等大城市也都先后设立同类性质的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英国工部局创办的华童公学在上海公共租界成立。
  学生400人,年龄一般在13- 16岁之间,均不寄宿校内,学费每年40元,修业年限共八年,课程分英文科和中文科。讲师共18人,其中英国人3人。
  学生成绩优秀者,可参加英国康勃利奇大学(即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
  宣统三年(1911),上海法公董局创办法国公学,由梅云鹏任校长。
  外国在华学校,也有私人办理的。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德国人宝隆在自己开设的上海同济医院内附设同济德文医学堂。医正科设在医院内,医预科及德文科设于法租界。正科五年毕业,预科三年毕业。学科除一切医学与治疗法外,还设德文、法文、汉文、生理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形性学、化学、算学、地理、历史、拉丁文等。这所学校即同济大学的前身(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德国人贝伦子来华,添设工科,改称同济德文医工学校)。
  欧美各国在中国开办学校较早,而日本起步较晚,20世纪初以后才开始在中国大力开办学校,进行文化渗透。
  根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的记载,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较为重要的学校有:杭州日文学堂(1898)、泉州彰化学堂(1899)、天津东文学堂(1899)、厦门东亚学院(1900)、南京同文书院(1900)、南京本愿寺东文学堂(1901年左右)、北京东文学社(1901)和上海留学高等预备学堂(1905)等。这些学校除教授日语外,也开设普通学科课程。
  实藤氏认为,日本人在中国所设立的最出色的学校是北京东文学社。创议者为日本人中岛裁之,他与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以及吴的侄婿廉泉共同商议,在北京外城前孙公园的锡金会馆设立东文学社,1901年2月1日正式开学,由廉泉任总理,中岛裁之任总教习。东文学社开学之初即招收80名学生,分成两班,有汉学修养的老年及壮年人编入 专门学班 ,少年人则入 普通学班.不久学生即增至280余人,学社又聘原口新吉等六名日本人,分别担任六个教室的教学工作。1906年,该校转归直隶学务处管辖,改名为直隶官立中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从沙俄手中夺取中国南满洲的权利后,开始积极地在当地设立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发表《论日本宜设大学于中国东北各省》的文章,对日本于 战后之满洲者,惟偏重于物质,而疏于精神根本之计 ,表示 扼腕而痛心.它建议: 为今之计,宜先设大学于奉天,而示以日本学风之模范;乃渐次分设中学、小学于满洲各处,使不越其轨涂。 由此,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各地的教育事业开始发展起来,但这主要是清朝灭亡、民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
  (二)外国在华教育的宗旨和作用
  1。教育宗旨
  教会学校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传教、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首先是用以传教、训练教民和培养传教士的助手。《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便说: 教会小学最初设立之宗旨为宣传福音。以后专为教中儿童筹备一种合于教义之健全教育,俾于儿童易受感化之时期中,造成耶稣美德之基础。更进一层,更应为非教中之儿童开一入学之门,以扩充耶教之范围。 又说: 中学教育之影响乃在于大部分的中等社会,此中等社会者,盖即目前教堂之所藉以发展得力者也。……大部分基督教的社会之强健的维持者,乃端由此中学供给之也(该书卷三,第79- 80页)。
  光绪十六年(1890),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讨论到有关基督教教育问题时,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把教会学校比作美国的 西点军校 ,是教会传教、战胜敌人非常重要的战略机构。他说: 如果教会工作不以我们的教育工作为基础,它就好象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是不牢固的。 他认为教会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和教师,他在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 上说: 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实际上,早期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有相当一些人当了教会的牧师和教师。
  例如,北京汇文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毕业了五名学生,除一人供职海关外,其余四人都在教会工作;光绪十九年毕业一人,留在教会学校内教书;光绪二十年毕业二人,一人在教会学校教书,一人当牧师;光绪二十一年毕业三人,二人当牧师,一人在海关工作。
  教会办学的主要目的还在于造就知识干部,借以控制中国的各个领域,以及使中国 基督教 化。
  在光绪十六年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首任中华教育会会长狄考文宣称: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的《中西教会报》也指出,振兴教会学校,在于 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在华传教士大会报告书则更明确地说: 我们必须在那必将到来的更大的机会来到前,就作好准备;现在就应该训练我们之青年人,使他们将来在担任政府职务时能够胜任.这一点,从教会积极兴办大学的目的中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基督教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特殊贡献》一文说: 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领袖人才。此种领袖人才,不独要有精深的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人民以后的历史.而所有这一切,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国 基督化.《基督教教育之宗旨与精神》一文称: 必有彻底纯洁的基督教,方足使中国彻底的受基督教化 ,教区的增加扩充,教会学校的开设发展, 非基督教之终鹄,不过为达到大目的之一种手段。大目的盖在造成中国为一基督教民族.总之,西方各国教会办学的本意是在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的同时,辅以教育手段,从而达到它们完全控制中国的目的。
  2。课程设置与教材
  教会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最主要的是宗教,它是一切学科的中心。
  根据光绪二十一年《中国教育指南》的记载,北京贝满女学堂的课程有:四书、女儿经、算术、地理、历史、科学初步、生物、生理学等,但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的。
  学校把新、旧约圣经的历史和道理都非常仔细地教给学生。其他与《圣经》有关的书,如《真理的权衡》、《基督教信仰的论证》等,也是学生必读的书。
  美以美会在镇江开办的女塾的功课章程中,同样以圣经为主要内容。其课程分十二年安排,每一年的首要功课都是圣经,其余还按年分别安排了真理便读、三教问答、天路历程、读教士列传、圣教史记、耶稣圣教复初、天道溯源等课程,让学生学习。
  读圣经为教会学校的必修科,因为教士认为: 别种学问,少有亏缺尚可原宥,而不知圣教道理,实为教友之耻.对于教会学校中的宗教科,是有课程标准的。以对小学的要求为例,对圣经的掌握分初级和高级两重标准。
  初级标准为:①能背诵六样经、及辅弥撒经,且能领会大意。
  ②洞明要理六端、天主十诫、圣教四规、七件圣事。
  ③从小养成儿童热心之习惯、圣事之勤领、爱天主外,又恭敬耶稣圣母圣若瑟护守天神,及他圣人圣女等。
  ④能辅平常弥撒。
  高级标准为:①能诵周年瞻经礼,及一年中通行之各种礼节,耶稣圣母圣人之经文,如能背诵更好。
  ②耶稣一生之言行,略知其概要,了解教理详解上之道理,及圣教会之简单史略,与古史略。
  ③从小学得之热心习惯,勤领圣事,及各种敬礼等,需见明其紧要及关系,而发展其超性生命,以固信望爱三德。
  ④能辅大礼弥撒,能知权付之方法,及预备领受终傅做代父母等之礼节。
  教会学校为了宣传宗教、吸引学生和培养干部起见,也注视科学、史地、语言等课程的开设。
  在光绪三年(1877)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就已经提出,基督教学校应当注重 科学教育.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大会上,狄考文又强调说: 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我们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上和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光绪二十二年(1896),狄考文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言、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他特别强调教会学校要重视科学,因为第一,学习科学可以破除中国的迷信;第二,注意科学可以使教会学校出名;第三,教会学校开设科学课程可以使教会学校毕业生更有能力,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国社会。
  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还听取了有关学校各科教学的报告。女传教士派克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学校中是否应当学习自然历史》的报告,她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自然历史可以 说明上帝的力量和上帝对造物的慈爱和照顾。 传教士雷那斯的报告则论述了教会学校开设音乐课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做可以 赞美上帝.英文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教会学校的必修课。早期的教会学校很少教英文,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反洋教斗争遍及全国,洋文和西学在那时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在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教会学校是否教英语,经常成为争论的问题。一派主张不用英语,而用中文,这样容易与中国人的生活发生联系,也可以避免危险;另一派则主张学习英语,以便更好地传教。
  在光绪十九年(1893)的中华教育会第一届大会上,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坚持教会学校应当教英语,并主张应当使英语成为东方的语言。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第二届大会上,圣约翰学校校长卜舫济也强调教科书最好用英文课本,并且指出英文如同拉丁文在古罗马时代一样,可以作为 感化蛮族的工具.从这以后,英语教学逐渐地在教会学校,尤其是在高等学校中普及起来,并成为教师在课堂上讲课通用的语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起,教会学校常利用英语学习来吸引中国官僚家庭和富有家庭的子女,从而灌输给学生宗教信仰和亲外崇外的心理。此后,英语就一直成为教会学校的一项重要课程。
  教会学校所用的教材,多半由传教士在华开办的印刷出版机构编辑出版,如广学会、浸会书局、汉口圣教书局、圣教书会、圣公会书籍委员会、竞新印书局、中国基督圣教堂局、青年协会书局等;也有直接用英美法等国原版教材的;还有各学校自编的教材。此外,狄考文、林乐知还于光绪三年(1877)专门发起成立了 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 (原名 益智会 ),主要任务就是为各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并规定以宣扬宗教作为编写的 最重要 的原则。大部分编纂委员为英美传教士,如丁韪良、林乐知、韦廉臣、傅兰雅等。该会曾先后编辑过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宗教教学用书有《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圣道问答》、《福音史记课本》、《旧约史记课本》等;自然科学教本有:狄考文的《笔算数学》、《形学备旨》、《代数备旨》,傅兰雅的《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术》、《格致须知》,潘慎文的《八线备旨》,艾约瑟的《重学》,等等。这些教科书除供教会学校应用外,也赠送各传教区私塾使用。中国 教科书 一词即由此而来。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1890),该委员会共出版了教科书59种,约3万册,尚有库存1万5千册。
  3。外国在华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办教会学校,其本意是为了传教、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争夺中国青年一代、以及辅助政治军事经济手段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其结果,也确实在这些方面起了一些作用。教会学校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教徒和神职人员,也培养了不少具有亲外崇外心理的青年为他们服务。教会学校几乎控制了中国新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从立案、教育方针到教科书的使用,中国政府都无权过问,这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但是,教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教会办的众多的初等学校,对我国普及教育有所促进;教会办的大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很大推动,这些大学设备完善、教授西学,为中国培养出不少著名专家和学者;教会开办的女子学校,有助于推动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中传授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起到了开风气、冲击封建文化、促进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作用;教会学校经费充足、设备齐全、教师素质好、管理经验丰富,这对中国自办新式学校也有借鉴和促进作用。
  (三)各级各类教会教育
  1。幼儿教育
  教会在中国兴办的慈幼事业,最初主要是孤儿院、育婴堂等。最早的教会孤儿院是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开办的土山湾孤儿院,咸丰五年(1855)设立,同治三年(1864)确定收容6- 10岁的孤儿入院。教会孤儿院、育婴堂多附设在教堂内,其确切数目尚无法统计。
  有些教会孤儿院、育婴堂设备条件差,照料不善,营养不良,有时出现婴幼儿大量死亡的情况。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成为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一个导火线。例如,同治七年(1868),江苏扬州育婴堂内有不少婴儿受虐待致死,罪行败露,群众纷纷辱骂和殴打传教士,最后约有一万人集合起来,捣毁教堂,将婴儿救出。
  除孤儿院、育婴堂等外,教会还开办幼稚园。光绪三十一年(1905),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论中国亟需设立幼稚园》一文,强调中国欲求进步,必自儿童教育始,而幼稚园乃是教育儿童的好场所,他还说:吾闻善诱敌者,即以敌之所以诱人者诱之,然则幼稚之年,正就我范围之时,而亦吾党所宜注意之时也.因此他呼吁,开设幼稚园,为今日之大事业, 吾党其速为之! 教会所办幼儿园中,较为有名的一个是苏州慕家花园幼稚园。创设者为美国金振声女士,她创办英华女塾多年,后在校内增设幼稚师范科,又在校园近旁设置幼稚园,具体时间不详。幼稚园有手工、游戏、唱歌、图画、识字等课程,有老师和保姆负责教导和照料儿童,重在发挥儿童天性,不使其受束缚,以及助长儿童学业上的兴趣。
  2。初等教育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教会教育的重心在于初级学校,所兴办的学校中,大部分是小学。设立教会小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传教,后来则发展为教育训练儿童,以使他们从小就具备宗教信仰和中国未来 领袖 人物的素质。教会小学的要求是:(甲)使学生得有健全与发育完善之身体,俾其身常健适,并有清洁、合理、活泼、敏慧与端正之生活。(乙)注意养成儿童耶教美德之根本习惯及行动。(丙)予学生以教育上三大要具,即读、写、算三者健全之训练。(丁)发展学生已有之爱国心,使洞悉彼为中国社会一分子之根本义务与权利。(戊)予学生以礼貌上及其他仪式之训练。(《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三,第56- 57页)。
  教会小学的问题之一是:入学的学生多,但能够读完的学生往往只有半数。大约市镇学校的情况好些,乡村学校的条件简陋,学生又多来自贫苦家庭,故而许多学生中途辍学。其二是教员问题。许多教会学校毕业生,因为小学教员的地位过低,往往不愿担任。
  教会小学设立、发展以及著名小学的情况,本章第一节已经论及。
  3。中等教育
  基督教教会中学的要求是:(甲)使十二岁或十四岁基督教的男女能得受一种教育,足以使其在社会上占一有用的独立的并超出于寻常的位置。似此,每校当不仅供给职业上之训练,而亦必教授一般的处世之智识焉。(乙)
  表现基督的宗教及其传道救世,改良社会,及为国家服务等之教义。(丙)
  召集及训练对于基督教事业之成功最有关系之工作者,教员及传教者尤为重要。(丁)使少数有特殊能力者得进受大学教育或职业之训练。(《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三,第79- 80页)。
  清末基督教中等教育的沿革,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胚胎时期。香港英华书院可称为基督教中等学校的开端。其后有澳门玛礼逊学校、宁波女塾、宁波崇信义塾等学校。第二个时期为1856年以后。上海圣约翰书院、福州格致书院、登州文会馆等,皆在此时期开办。女校之中,以广州真光女学、北平贝满女学、上海中西女塾最为著称。第三个时期为戊戌政变以后。这时期里,天津中西书院、辽宁文会中学、太原铭贤中学、汉口博学中学、上海麦伦书院等,皆先后设立。上述学校设立的情况,请参见本章第一节。
  第三个时期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这一时期,西方文化渐受国人重视,基督教中学也因时代的需求,逐渐注重英文和科学学科,同时相继提倡西洋中学校中的学生课外活动。
  第二,这时期里,各基督教学校多提倡工读制。据宣统二年(1910)中国教会年鉴记载,男校中有40%的学生是工读的,女校中有50%,这样可以免除全部或部分学膳费。
  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对基督教教育进行批评,如指摘学校过于西洋化、不注重国文、课程欠系统、科目缺实用、教师多无相当的训练,等等。
  4。高等教育
  义和团运动前,教会学校多是中小学校,数量少,规模小,虽然办了一些书院,但很少有大学。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各国调整对华策略,采取 以华治华的战略。他们企图培植一批具有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基督教精神的 高等华人 ,以取代崇奉儒学的中国士大夫阶级,掌握中国政府的领导权。
  因此,他们更加重视在中国办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这一时期,教会教育在中国迅猛发展,教会大学不断涌现。
  据统计,光绪十五年(1889)时,全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学生人数为16,836人,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已增加到57,683人,增长3。42倍;到清朝灭亡时,又增加到13万多人,与光绪十五年相比增加8倍多。
  由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的着重发展初等教育,变为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的着重发展中高等教育,这是教会教育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转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 美国人和不列颠人,双方不约而同的认为小学校比高等学校较为次要。他们坚决主张中国归根到底会很快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假使有一帮受过良好训练的领导人,能够培养起来,尽管人数不多,总比那一班只受拙劣教育麋集于教堂的人们为佳。他们认为这样的领导者,只能在基督教徒的主持下,通过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培养,才能最理想地获得。这就成为他们对这些教育制度作出主要努力的目标。 ①根据这种 以华治华 的培养干部的政策,许多教会大学都在这个时期前后建立起来。但除少数是新建学校外,大部分是由原来设置的教会学校改建而成。著名大学有:东吴大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美国监理会在上海和苏州开办的中西书院合并而成,设在苏州,并在美国田纳西州州政府立案。初由葛赍恩主持校政。开办时,所授课程实际上仅为中学程度,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始招收大学生,开设大学课程。
  震旦大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设立于上海。最初名震旦学院,学生仅二十余人,由发起人马相伯任总教习,各科教师由教会委派教士担任。分语文学、致知学(即哲学)、象数学、形性学(格物学)
  等科。预科一年,本科二年卒业。次年,耶稣会派安徽传教士南从周来上海任震旦学院教务长,南从周任意改变学院章程,院长马相伯辞职,学生大哗,相率离校,震旦学院遂暂行停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震旦学院复课,李问渔任院长,学校设董事会,张謇、李平书等为董事。改肄业期为四年,前二年为附科,第一年以中文教授,第二年以法文教授,至第三年始称本科,教授法文、英文、文学、中外历史地理、哲学、经济学、法学、算学、物理、博物等,第四年分为文理两科。光绪三十四年(1908)震旦大学肄业期增为六年,预科本科各三年。
  岭南大学:光绪三十年(1904)岭南学堂由澳门迁回广州,广东各教会正式宣布岭南学堂为广东基督教教育之最高学府。中华基督大学联合会董事会政策委员会宣布,岭南学堂在福建以南踞有此种地位。民国五年即公元1916年,岭南学校改组为岭南大学,始分文、理两科,后扩组为文、理、农、工、医五学院。
  圣约翰大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圣约翰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州立案,其文理科、神学科、医科,可授予与美国大学毕业之同等学位,学制由原来的三年改为四年。
  ① [美] 盖?斯?拉托里特:《在华基督教学校概况》,纽约麦米伦图书公司 1929 年版,第 624-640页。
  北京协和医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英国伦敦会创办。不久,美国长老会、内地会、美以美会、以及英国伦敦教会医学会和英格兰教会等五个教会加入办理。这是第一个由英美医务人员在中国合办的医学学校。民国四年即公元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了协和医学校,改名为协和医科大学。
  浸会大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美国南北浸礼会在上海杨浦区创办浸会大学,由美国传教士柏高德充任校长。开办初期,学生仅4人,设置宗教、国文、英语、格致等课程。民国四年即公元1915年,上海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实行分科制,设教育、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科。
  燕京女子大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美国教会设立于北京灯市口佟府夹道。民国八年即公元1919年合并于燕京大学。
  文华大学:宣统元年(1909)由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立,分神学、文理学、汉学三科。民国十三年即公元1924年,以文华大学为基础,并入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和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成立华中大学。其后,又有湖南长沙雅礼大学和岳阳湖滨大学并入华中大学。
  金陵大学:宣统二年(1910)年冬,由美国基督会、长老会和美以美会联合组建于南京。金陵大学由南京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合并而成,汇文书院兴办于光绪十四年(1888),宏育书院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成立后,首任校长为美国传教士包文。宣统三年(1911),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州立案注册,获学位授予权。
  华西协合大学:宣统二年(1910),由美以美会、公谊会、浸礼会等联合创办于成都。前身为华西协合中学(光绪三十二年建立)。华西大学首任校长为美以美会传教士毕启,创办初期有教师8人,学生11人,分设文、理、教育三科。民国三年即公元1914年增设医科。
  之江大学:宣统三年(1911),由美国长老会兴建于杭州,前身是杭州育英书院。
  教会大学得以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传教士的积极推行和清政府的求全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教会大学在当时确有吸引学生之处。教会大学教学设备好,有学术造诣较深的外国教师,重视外语学习,并且容易出国留学,等等。这些条件吸引了多中国学生入学。
  20世纪初教会大学迅速发展,以至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外国人在中国办理的初等学校的学生只占中国学校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高等学校却占中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的80%。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官立大学只有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三所,教会大学却有十几所之多;并且中国官立大学中也多由传教士任职(如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山西大学西斋总理李提摩太,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等),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就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 中华教育会 第四届大会上夸耀说: 中国政府开设的每一个大的书院中,都有基督教传教士担任首长。 可见教会大学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5。师范教育
  随着外国在华教育的扩展,外国在华学校日益增多,课程逐渐扩充,师资问题也就出现了。因为这时的各门课程,已经不是外国传教士所能独自承担的了,不能不从中国通新学的人中谋求教员之材。但是这种人才并不能令教会完全满意,因为他们只是在新式学校受过一年以上教育而已,对于新学的内容、教材和教法等,所知极为肤浅;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大都不是教徒,甚至有反对信教的,教会认为让他们任职教会学校,对带动学生信教不利。因此,教会开始考虑开设自己的教会师范学校,专门培养教会学校师资。
  教会师范教育起步很晚,至清朝即将灭亡前才有少量师范性质的学科和学校出现。例如,宣统二年(1910)夏,华西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在潼川和南川两处设立暑期师范学校,同年设立成都男子师范。后再成立女子师范。
  上述二校都属初等师范学校,学生大多自教会高等小学升入,学生的学费及其他费用,大都由教会供给,学生毕业后服务数年作为偿还。
  暑期师范学校是为那些已任教员而不愿再重新入学者设立的。教育联合会在暑期特设课程,举行考试,成绩合格者授予教员资格证书。凡欲取得证书的教员,必须在暑期学校学习两期,并有两年授课经历,还必须通过下列课程的考试:一类,教材及教授法,如圣经、汉文、算术、地理、历史、卫生、图画、手工、体育、音乐等;二类,教育研究,如教育概论、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
  6。女子教育
  教会女子学校的设立,始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的女塾。从这年起至咸丰十年(1860),又有11所教会女校相继设立于五口商埠。如:道光三十年(1850),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格兰德女士在上海西门白云观兴建校舍,设立裨文女塾。学生20人,均为走读生,是年秋季后,学生改为住宿。是为裨文女子中学的前身。
  同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州创办女塾。
  咸丰元年(1851),美国圣公会教士琼司女士在上海虹口设立文纪女塾,最初学生仅8人,均住宿在学校内,以后有所增加。功课方面,以纺织、缝纫、园艺、烹调等为主,唯于上午略读浅易圣经与 四书 ,其中出色的学生也稍微学一点英文。光绪七年(1881)与裨文女塾合并为圣玛利亚女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第一期学生毕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立琴科,光绪三十四年(1908)添设师范科,学习期限为二年。
  咸丰三年(1853),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的夫人在广州开办了一所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
  咸丰四年(1854),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创办福州女书院,后来发展为文山女子学校。
  咸丰九年(1859),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福州创办育英女书院。
  天主教开设的较为著名的女校有徐汇女中、启明女校等。
  教会女子教育,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达到专门学校程度。这一年,协和女学校(即燕京专门学校)始设于北京。同时南京美以美会设立南京妇女专门学校,此校后来让女生与金陵大学的学生同班听讲,开男女同校之先河。
  教会女校的培养目标是修女、教师、牧师助理、宗教教育领导者、宣传教义者、青年会书记,以及贤妻良母等。
  教会女塾的校规凡十五条,即:择师宜谨慎、规例宜严密、功课宜限定、经书宜审择、讲书宜周详、词章宜渐学、算法宜稍知、书法宜讲求、医理宜稍知、言语宜诚实、大义宜讲明、日用宜整备、衣饰宜俭朴、女工宜熟悉、缠足亦废弛。
  7。医学教育
  随着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医院日益增多,缺乏医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教会认为,若都用外国医生,不仅语言障碍是个大问题,而且经济上也不合算,于是,教会方面便出资创办医学校以造就普通医师人才。
  宣统三年(1911)以前,教会创办的医学校有: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广州夏葛医学院、大同医学院、金陵大学医科、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校。
  圣约翰大学医学校的发韧,为光绪七年(1881)上海同仁医院一位美国医师文氏在院中组织的医学班。光绪二十二年(1896),圣约翰大学设医学专科,请文氏任校长,学生修业四年,给文凭,但无学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医科学生毕业可得到与美国大学同等的学位,修业年限改为五年。学生实习即在同仁医院。
  8。特殊教育
  教会学校的特殊教育包括工艺教育、残疾人教育和汉语教育等。
  教会所谓工艺教育,即在教会学校内开设工艺课,一来手工劳动可以辅助书本教育,二来可以培养学生的技能,利于他们谋生求业,三来让学生作工可以改善贫寒子弟的经济状况。
  教会所设工艺科目有:木工、铜工、洗衣、织布、编织、刺绣、园艺、打字、印刷、制糖、造烛、制鞋等等。各地各校根据原料、产品销路以及自身条件等情况,自由选定多种多样的工艺科目。
  教会所办残疾人教育,主要是聋哑学校和盲童学校。
  光绪十三年(1887),美国传教士梅理士的夫人耐德,在山东登州开设聋哑学校,按照美国聋哑教授法教育聋哑人。当时风气未开,只有个别贫寒子弟或流离失所的人入学,衣服饮食,皆由学校供给。光绪二十四年(1898),学校迁至烟台,分聋哑男学和女学讲室,总名 启瘖学馆.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徐家汇圣母院开设聋哑学校,这是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残疾人学校。原来,圣母院的孤儿中有许多哑巴,圣母院的院长便写信给法国总院,陈述本教区的需要。法国总院便派马尔塞嬷嬷在巴黎学习了一年训导聋哑的知识,然后来到上海。马尔塞在中国工作了两年后患霍乱去世,由她的助手朱贞姑继续这项工作。以后,土山湾孤儿院的哑巴前来受教,连非教徒人家的聋哑儿女也送来受教。
  盲童学校有光绪十七年(1891)美国传教士在广州设立的明心学堂等。
  汉语教育是为来华的外国人举办的,目的在于让他们掌握中国的语言,有兴趣的进而还可以研究中国的语言及文化。
  宣统二年(1910)成立的华北华语学校,就是一所这种性质的学校。外国人在这里学习常用汉字,在一两年内初步掌握汉语的听、说、读、写。学校还有按学生职业而设的特别功课,分为四类:(1)医生及看护妇,(2)商人,(3)外交界翻译,(4)不属于上述三种者。学生除学普通功课外,还须学习其职业中常用的文字及语言。
  此外,还有函授教育。宣统元年(1909)开设的函授学校,直接受中华教育会的管辖,有自己的董事部、校长和教职员。函授学校全年开学,向全国各地的学员进行函授教育。学费低廉,按月纳款。大学和中学的课程完全俱备,小学的课程也有一些。由函授学校修得的学分,可得到一切教会学校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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