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西式教育的引进和新学制的确立

西式教育的引进和新学制的确立
　　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全面冲击。传统教育不切实用的弊端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书院虽能对教育内容进行某些调整，但并不意味着教育制度的变革。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官员开办的讲授西文、西方工艺和西方军事的学堂，是官方正式引进西式教育的开端，但早期的洋务派并未对旧的教育制度提出疑问。维新派人士则从变法的角度看待旧的教育制度，率先提出 废科举、兴新学 的主张，向旧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由于变法的失败， 废科举、兴新学 的主张未能实现，但其对旧教育制度的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成为被各界接受的势在必行的主张。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清政府不得不按着各派人士的主张废除了旧的教育制度，开始全面改变新旧教育制度并存的局面，新学制渐渐成为唯一的合法学制。
　　（一）西式教育的引进
　　官方引进西式教育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受洋务思想的制约，洋务派官员并非打算全面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以之取代固有学制，而是出于为洋务活动服务的目的而把西式教育的引进局限于对外交涉、引进军事装备和建立为军事装备服务的西文、军事和工艺制造等少数几个门类。
　　１。外国语学堂的设立
　　洋务派首先感到急需的是翻译人才。《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三年内可以附用汉文。中外交涉的日益增多和外务的紧急需要，促使清政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兴办了以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京师同文馆（１８６２）、上海广方言馆（１８６３）、广州同文馆（１８６４）
　　等学堂。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七月，由恭亲王奕？等奏请，在北京成立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仅设英文馆，第二年相继成立法文馆和俄文馆。后来，奕？等认识到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于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十一月要求加设天文算学馆。此议一出，立即遭到朝中许多大臣的非难。大学士倭仁等认为中国人学天文算学是一种耻辱，横加反对。经过反复辩争，清廷终于同意奕？等人的意见，在同治六年（１８６７）添设了天文算学馆。天文算学课的设立是官方正式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作为教学内容的开始，同文馆自此由单一的外语学堂变成综合性的专科学校。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同文馆添设德文馆，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又添设东文馆。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同文馆解散。次年清廷兴办京师大学堂，将同文馆并入其内，后称 译学馆.同文馆的学生，最初只有１０名。后来添设法、德文馆，每馆也只有１０名学生。到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同文馆学生的名额已增加到１２０名，以后就一直保持这个数目。同文馆的学生，最初只限招收１５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后来也招收３０岁以下科举出身的正途人员，诸如秀才、举人、进士以及五品以下的官员。
　　同文馆的学制分五年和八年两种。八年制课程设置如下：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五年制的课程设置如下：首年：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二年：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三年：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四年：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五年：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的考试分为四种：一为月课，每月初一举行。二为季考，二、五、八、十一月各月初一举行。三为岁试，每年十月举行。四为大考，每届三年举行。每届大考后，优秀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别降革留馆。考试时，由总教习、提调、分教习监场。学生考得官职以后，每年的奉银，由奏拨各海关船钞项下支给。
　　同文馆的教习，除汉文由中国教师讲授外，其它课程的教习多为外国人。同文馆前后总计约近百名教习，外国教习约占８０％。仅举同文馆各馆创办时第一名教习为例：英文馆是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法文馆是荷兰传教士司默灵，俄文馆是俄国驻华使馆翻译柏林，德文馆是俄文德文教授第图晋，东文馆是杉几太郎（在他未到任前曾由东文翻译唐家桢兼任），只有算学馆第一任教习是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同文馆的教习，最初是各馆分立，没有总辖校务的人员。同治八年（１８６９）由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介绍，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这就是同文馆第一任校长。丁氏在同文馆任校长达２５年之久，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才由欧礼裴担任。同文馆除教习外，还有提调与帮提调四人，提调从总理衙门办事人员中拣选满汉各一员兼任，专管学馆一切事务。帮提调二人自同治四年起，轮流居住馆内。
　　同文馆还附设有印刷所，译印数、理、化、历史、语言等方面的书籍。
　　洋务派创设同文馆，将 西文 和 西艺 引入课堂，效法西方采取班级授课，这是对中国传统儒学内容和个别施教方法的一次革新和突破。虽然同文馆存在教学质量不高、后期管理不善、不重视 西政 学习等弊端，但它毕竟开创了中国人兴办西式学校的先河，对中国新教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京师同文馆设立以后，洋务派又相继建立起我国近代第一批外国语学堂，其情形与京师同文馆大略相同。简况请见下表（根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有关资料编制）：
　　

  

  

  

  

  

  

　　２。军事学堂的设立
　　洋务派创办近代海军和陆军以后，立即面临新型军事人才缺乏的问题。
　　他们看到，西方各国讲求军事，其兵士将领，皆由水师学堂、武备学院造就出来，遂决定加以模仿。于是，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１８８１）、天津武备学堂（１８８６）、广东水陆师学堂（１８８６）等便相继出现了。
　　天津水师学堂创设于光绪六年（１８８０），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设立的。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七月校舍落成，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挑选天津附近１３岁以上、１７岁以下读过几年书的良家子弟入学。始招学生６０名，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在堂学生达到１２０名。学习期限为５年，不准退学，也不准应童子试，以免妨碍功课。学堂仿照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订条例和计划，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回国的严复为总教习，聘用英国军官为教练。分设驾驶、管轮两科，驾驶科专习管驾轮船，管轮科专习管理轮机，学习英语、几何、代数、三角、重学、化学、格致、天文、地舆、测量推算、驾驶等课程，并习汉文，训演外国水师操法。四年在堂学习各种课程，一年上练船实习。学生毕业后分往北洋海军任职，或选派赴外国留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学校。
　　其后，各地也陆续兴办一批水师学堂，详见下表（采自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５３２页及其他资料）。
　　为了改造旧式军队，洋务派还着手兴办陆军学堂。第一个陆军学堂是天津武备学堂。
　　天津武备学堂创设于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也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设的，经费也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学堂模仿德国陆军学校，聘用德国军官教练。挑选北洋各营兵弁精悍敏捷者入堂肄业，文员愿习武事者一并录取，学生约百余人。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兼习经史。一月之中，每隔三五日，由教师督率学生，赴营演试枪炮阵式及造筑台垒之法，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开始仅学习一年，考试合格，即发回各营，后来逐渐延长年限，选募年轻学生肄业。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时有学生２８０人，分设马队、步队、炮队各科。北洋系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都出自此校。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学校被焚毁。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各省效法天津武备学堂，陆续兴建了以培训步兵为主的学堂，其情况列表如下（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５４７- ５５０页，并参照该书第５４０- ５４６页内容补充）。
　　

  

  

  

  

  

　　

  

  

  

  

　　洋务派为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筑铁路，花大量白银从西方进口机器设备，但是缺少懂得安装、操纵、维修这些机器的人员；况且外国机器设备发展迅速，种类不断增多和更新，中国不学习制造原理， 只能步其后尘，不能独出奇异 ①。因此，洋务派开设了以培养制造和驾驶等技术人才为主的学堂。有代表性的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和广东实学馆。
　　

  

  

  

  

  

  

  

  

  

  

  

  

  

  

  

  

  

  

  

  

  

  

  

  

  

  

  

  

  

  

  

  

  

  

  

  

  

  

  

  

  

  

  

  

  

  

  

  

  

  

　　①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2册，第 130页。
　　福建船政学堂为福建船政局的一部分，是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奏请创办的。设立前后两学堂，聘请法国人和英国人担任教习，总名求是堂艺局，教育体系悉按英法海军学校成规。当时制造学公推法国为最优，因此前学堂注重法国学问，专习造船，基本课程有：法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机械学、轮船与轮机原理等；至于管轮驾驶学，以英国为优，因此后学堂注重英国学问，专习管轮驾驶，课程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海理论、地理等。两堂并读《圣谕广训》及《孝经》，兼课策论。学生除由本地考选聪颖子弟外，又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学习期限为五年，学生一切膳宿费用皆由学校供给。每三月考试一次，由教员分别等第，得一等者赏洋十元，二等无奖，三等记过一次；两次连考一等，加赏衣料等物；反之，如两次连考三等，则给以警告，三次连考三等，则勒令退学。因此，学生淘汰率很高，开办后入学的学生有１０５名，到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底仅剩下３９名。最后二年中，学习制造的学生必须至船厂工作，学习管轮驾驶的学生必须上舰实习。毕业后授以水师官职或派充船厂监工、船主。除前后学堂外，后又添设绘事院和艺圃。绘事院内分二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艺圃从各厂招收青年工人，随同洋匠学习，名为艺徒。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以后，学校建制趋于完备，两个学堂共有六科：法文学堂由造船科（即前学堂）、设计科（即绘事院）和艺圃三个科组成，英文学堂由航行理论科（即后学堂）、航行实践科（即练船）和轮机房（即管轮学堂）三个科组成，共有学生和艺徒３００余名。光绪三年（１８７７），沈葆桢、李鸿章会奏选派船政学堂学生３０名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和制造，以后又派出三批。船政学堂初期由左宗棠、沈葆桢办理，成效卓著，培养出不少海军军官和造船人才；后期逐渐衰落。民国元年（１９１２）１１月，前学堂改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为海军学校。
　　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操炮学堂，学习军事工程。课程有汉文、外文、算学、绘图、军事、炮法等，光绪七年（１８８１）改为炮队营。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炮队营和江海关道所设的广方言馆合并，改称工艺学堂，分化学工艺和机器工艺两科，课程有汉文、英文、算学、化学工艺、机器工艺、绘图等。有汉文教习二人，西学教习六人，学生５０名。学习期限为四年。工艺学堂后改称工业学堂，旋又改为兵工学堂，并附设兵工小学。
　　广东实学馆（西学馆）。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两广总督刘坤一提议设西学馆，光绪七年（１８８１）总督张树声主持建造，拟定章程，次年建成开学。首届招生５０名，学习轮船驾驶和制造，学制五年，统一课程有外文、数学、汉文等，学驾驶的，加习航海、天文、船艺等，学制造的加习重学、微积分、化学、格致、汽机、造船、制炮等。学生学习期满，再分赴工厂、轮船、外国学习，使之精益求精。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将广东实学馆改为博学馆，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又将博学馆并入广东水陆师学堂。
　　除军事技术学堂外，洋务派还设立了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学堂，详情见下表（根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有关资料制表）。
　　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一系列学堂，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批新式学校，是对西式教育的第一次引进。它们介绍和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外语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虽然它们的规制尚不完善，教学内容局限于 西文 和 西艺 ，且强调四书五经等封建主义旧学，以及过多依赖外国人等，以至于质量不高，没有培养出能使中国救亡图强的真正有用的人才。但从整个中国教育发展进程来说，洋务教育是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教育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中国新教育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二）新学制的确立
　　１。旧学制的废除
　　正式向旧教育制度发动冲击的是维新派的变法运动。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主持书院时曾部分引进西方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办学过程中对旧教育制度的弊病和新式教育的科学性加深了认识。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四月二十三日开始的变法把维新思想变成了维新行动，对旧教育制度的否定也由宣传鼓吹变成实际行动。光绪皇帝颁布的一系列变法诏书中有一些就是对科举制度下的旧教育制度进行的重大变革以及新的办学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
　　

  

  

  

  

  

  

  

  

  

  

  

  

　
　　由光绪十七年一个分析煤炭和铁矿石的班级扩充而成课程：德文、汉文、格致、地质学、矿物学、算学、历史、体操、绘图等
　　筹办京师大学堂，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经费由户部筹拨。将官书局、译书局归并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
　　要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郡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各省绅民捐建学堂者予以奖励。民间祠庙已无祠典者一律改为学堂。
　　废朝考之制。
　　诏兴农学，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发农报，购置农器，命各省学堂翻译外洋农学诸书。
　　设立翻译局及编译学堂。
　　鼓励出版书籍及报纸，允其免税；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及学会；开放言论，鼓励上书。
　　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管辖，着孙家鼐详拟办法。
　　于已开通口岸及出产丝茶省分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
　　各省教职改为中小学堂。
　　鼓励设置各种实业学堂，并鼓励各种新著作和新发明。
　　上述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愿望，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一次冲击。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他们在西学与中学之争中对中学采取了保留态度，反对封建教育传统不够彻底，因此这些改革也不够深入。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全凭诏书、上谕下达，在很多地方遭到顽固派的阻碍，真正能实现的很少，最终又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被全部废除。尽管如此，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影响还是巨大的，各地公私立学校从此发展迅速，特别是私立学校得到很大的鼓励。梁启超便说： 政变以后，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见，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从维新运动起，开始了一次文化革新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封建专制教育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西书大量翻印，新书刊大量出版，废科举、兴学校、学西学等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不得不将宣布废除的改革措施又次第恢复实行。
　　辛丑（１９００年）以后，迫于中外形势的剧变，慈禧太后不得不悄悄地拾起维新派的部分主张和建议，把改革纳入自我调节的轨道。从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１１年），清政府陆续颁布了各种章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调整机构、整顿吏治、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等等，是为 新政.其中，变相地继承了百日维新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八月二日，清政府下兴学诏，谓： 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这样，兴办近代学堂便成为清统治者的既定国策推行到全国。由于这一政策适应了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他们广泛地参加了兴办学堂的活动，从而出现了政府提倡、官吏督促、士绅热心的兴学局面。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八月四日，清政府下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十二月二十四日，又命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次年九月四日，清政府再次命各省督抚筹款选派学生赴西洋游学；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定《出洋学生约束章程》十款及《奖励章程》十款，对留学生的管理以及奖励作了详细规定。这些谕令和章程对清末留学热潮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八月，清政府诏准 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光绪政要》卷三十一，第５７- ５９页）。在中国实行了１３００余年的科举制度就此彻底废除，它宣告了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终结。科举制的废除，为近代学堂的兴起扫除了一大障碍。新政时期，中国新式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而新教育制度的确立，也在此时期完成。
　　２。新学制的酝酿
　　旧学制废除之时，新学制取代旧学制已有水到渠成之势。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一批有先进思想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酝酿新学制，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第一个倡议制定近代学制的是中国最早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容闳，他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曾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建议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他的理想未能实现。
　　其后，清政府的一些出访国外的官员，介绍过西方的教育制度，如斌椿的《乘槎笔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之春的《广学校篇》等等。
　　有些外国传教士也建议清政府仿效西方教育制度开办各级学校。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出版了他的《德国学校论略》，向中国介绍了德国的教育制度。光绪九年（１８８３），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受总理衙门的委托，完成了关于欧美和日本教育制度的报告。其他如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也写了不少著作介绍西方各国教育制度。这些书籍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维新运动前后，维新派一些人士和清政府一些官员都提出过建立新学制的构想。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三级学校——府州县学、省学、京师大学，每级三年。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建议清廷 远法德国，近采日本 ，设立小学、中学、专门高等学和大学。同年，张之洞撰《劝学篇》，也主张 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 清政府明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以后，留学生特别是日益增多的留日生翻译了大量介绍日本教育制度的书籍，如《日本新学制》、《日本学制大纲》、《日本普通学科教授细目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等等，这对中国仿效日本教育模式制定学制起了促进作用。
　　清政府除主张多派学生留学外，还鼓励国人出国游历考察，因为后者时间短、花费少、收效快。在这种情况下，管学大臣、京师学务处以及各省学务处、各地学堂，都多次派人考察日本学务，也有不少人自费前往。可以列表说明（见１０３页表）如下。
　　

  

  

  

　

  

　　考察者或参观各地学校，或走访文部省，或与日本教育家进行交流，从而获得了对日本教育的大量感性知识。他们还收集了大量书籍图表，带回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如罗振玉详细收集了有关日本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字，缪荃孙将从日本资料翻译来的日本１０７６所各类学校的图表全部刊录于《日游汇编》，李宗棠搜集、购买各类学校章程、规则１３６种，等等。
　　不仅如此，考察者还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介绍日本教育的具体情况，与自己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感想和建议一并写成考察日记。所有这些为中国模仿日本制订学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考察者中，有许多教育名家，考察促使他们的教育思想完成了由养士教育到新民教育的转变，促使他们回国后将在日本学到的经验应用于教改事业，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例如，罗振玉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在上海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１９０１～１９０３）刊登了日本新教育的章程、法令、规章制度共９７篇，其中不少是他本人在访日期间收集来的，为中国制订近代学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他还根据考察日本教育的观感和调查得出的结论，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从学制到具体课程的设置，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在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所写的《学制私议》中，主张教育应有以下几个阶段：一、由六岁至九岁，入寻常小学（亦称蒙学）四年，十岁至十二岁入高等小学三年。二、由十三岁至十六岁，入中学四年，或入寻常师范四年。三、由十七岁至十九岁入高等学校三年，或入专门学校三年，或入高等师范四年。四、由二十岁至二十二岁入分科大学三年。
　　五、由二十三岁至二十六岁入大学院。凡五年。（《教育世界》卷二十四。
　　转引自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２４７页）。从 壬寅学制 和 癸卯学制 中都可看到这些建议的影子。
　　３。新学制的确立
　　经过近４０年的酝酿，在旧学制正式废除以前，新学制的基本模式已经初步奠定，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八月廿五日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时称壬寅学制）和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１９０４年１月１３日）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确立了新学制的基本模式。
　　《钦定学堂章程》包括《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和《钦定蒙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教育系统为三段七级，入学年龄为五岁（即虚龄六岁），教育年限共２０年（大学院未算在内）。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三级，即蒙学堂４年，寻常小学堂３年，高等小学堂３年，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简易实业学堂。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一级，即中学堂４年，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即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３年，分政、艺两科，与之平行的有４年的师范馆、师范学堂，３年的仕学馆和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堂３年，分政治、文学、商业、农业、格致、工艺、医术７种分科大学；大学院主要研究高深学术，不立课程，不定年限。各章程从纲领、课程、入学、官员、教习、堂规、建置等方面对各级教育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没有女子教育的规定。《钦定学堂章程》虽然是中国近代正式公布的第一个学制，但因学制本身不够完备和清政府对张百熙心存疑忌等原因，未见诸施行，次年即被《奏定学堂章程》所取代。现将壬寅学制的学校系统图示于下（采自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２４９页）：
　　

  

  

  

  

  

　　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在《钦定学堂章程》基础上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参考日本学制拟定的。它包括《奏定学务纲要》、《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艺徒学堂章程》、《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奏定译学馆章程》、《奏定进士馆章程》、《奏定任用教员章程》。癸卯学制规定的教育系统可分为四段七级，入学年龄为六岁（即虚龄七岁），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需要２０年或２１年，到通儒院（研究所）毕业时需要２５或２６年。第一段学前教育，即蒙养院（幼稚园），不立年限。第二段初等教育９年，分为二级，即初等小学堂５年（六岁入学），高等小学堂４年；与初等小学相当的为艺徒学堂，半年至４年毕业，与高等小学相当的为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皆３年毕业。第二段中等教育５年，只有一级，即中学堂５年；与中学堂相当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亦５年毕业。第三段高等教育１１年至１２年，分为三级，即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３年，与之相应的有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大学堂３至４年，分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大学；通儒院为最高学府，研究期限５年。此外，还有译学馆和仕学馆，虽属高等教育性质，但学生不是由小学递升而来的；译学馆修业５年；仕学馆为已任官员学习新知识而设，修业３年。现将癸卯学制的学校系统图示于下（采自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２５３页）：
　　

  

  

  

  

  

　　《奏定学堂章程》各章从立学总义、学科程度及编制、入学规则、教员、管理员、屋场图书器具等方面对各级各类教育做了详尽的规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完备的学制。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学校教育制度化、系统化，使全国散在的学堂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并以法令形式规定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促进了普通教育数量上的发展和质量上的提高；尤其是将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规定为两个与普通教育并行的体系，适应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和近代教育发展对师资的需求。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教育的瓦解和资本主义新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确立。民国以前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都以此为根据。
　　但是，癸卯学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首先，封建教育的阴魂不散。在立学宗旨方面，学制规定： 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重订学堂章程折》，《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第３页），特别注重旧礼教的陶冶；在教学内容中，特别重视经学课程，在各级教育中所占学时最多；在奖励章程中，保留有科举制度的色彩，规定对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分科大学毕业生，分别奖励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称号。其次，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女子教育仍未列入章程中，只是包括在家庭教育之内。再次，这一学制几乎完全抄袭日本学制，许多地方不切中国实际。复次，教育年限太长，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很难完全实现。等等。
　　癸卯学制自颁行之日起，一直沿用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清政府被推翻。
　　光绪三十一年正式宣布废除旧学制以后，成为中国唯一合法学制。这个学制在施行过程中暴露出的不完备之处不时有所修改，具体情况将在下一章介绍各级各类教育时连带叙述。
　　４。新学制下的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宗旨
　　清末新学制下的教育行政机关主要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又分为省和府厅州县两级。
　　科举废除以前，清代没有统管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而是由礼部兼管。国子监是中央的专门教育机关，但它隶属于礼部，对府、州、县学无直接管理责任。自同治元年（１８６２）设立京师同文馆以后，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鉴于有关学校管理的事务日益增多，一些有识之士奏请设立专门管理教育事务的机关。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以及各省学堂事务，管学大臣就是当时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实行 新政 以后，这一职务由张百熙充任。但此时仍无教育行政机关。
　　清末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和管理人员的发韧，始于总理学务大臣和六处属官的设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１９０４年１月），张之洞认为管学大臣既要管理京师大学堂，又要管理全国学务，事务繁杂，恐难以胜任，奏请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管辖全国学务；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一员，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考核，专管大学堂事务，不兼他职，以免分散精力。在总理学务大臣之下，设六处属官，即：专门处、普通处、实业处、审订处、游学处、会计处。
　　清末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正式单独建制，是学部的成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山西学政宝熙奏请设立学部，十一月十日，清廷谕允。学部统辖全国学校事务，部内最高长官为尚书，次则左右侍郎，再下依次设左右丞、左右参议、参事官等官。部内分为五司十二科，即：总务司- - 内分机要、案牍、审定三科；专门司——内分专门政务、专门庶务二科；普通司——内分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三科；实业司——内分实业教务、实业庶务二科；会计司——内分度支、建筑二科。每司设郎中一人，每科设员外郎一人，分掌本部事务及全国各项教育。学部还设有咨议机关，置咨议官。另有礼学官，定期轮流出京视察全国各省教育。此外，学部还设有一些附属机关，如编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京师督学局、教育研究所、国子监、高等教育会议等，皆由学部派员兼理。
　　省级教育行政机关辖于省级行政长官，管理各省新学。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张之洞设湖北学务处并奏请各省仿办，次年颁《学务纲要》，规定各省设学务处，总理全省学务，是为省级教育行政制度之始。
　　到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以前，各省均建立了学务司或学校司。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上谕一律裁撤学务司和辖于中央的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员，专管全省学务。这就是正式的省级教育行政机关。提学使司设在省会，内置学务公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辅佐提学使参划学务。
　　学务公所分为六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会计课和图书课。
　　每课设课长、副课长各一人，由提学使派充。另设省视学六人，承提学使之命，巡视本省各府厅州县的学务。
　　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机关为县劝学所。县劝学所首创于直隶，由直隶学务处督办严修模仿日本地方教育行政机关而设立，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劝学所设县视学一人总理其事并兼学务总董，掌管本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随时视察所属学堂，并负责劝诱地方人士建立学堂，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各府厅州县又划分为若干学区，由总董挑选各区 品行端正热心教育 的士绅充任劝学员，负责推行本区的一　　切学务。据清学部统计，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全国设立劝学所１５８８所，劝学员１２０６６人。这些劝学所在推广各州县中小学教育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民国成立以后遂成为各地教育局。
　　清末教育宗旨的提出，始于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七月孙家鼐呈奏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该折提出： 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六册（学校上），第１７- １８页）。戊戌维新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名存实亡，此后， 新政 时期所办新式学堂虽然都以此宗旨所体现的中心思想—— 中体西用 为办学实际指导思想，但全国没有明文规定的统一的教育宗旨。
　　清末教育宗旨的确定，始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的《奏定学堂章程》。
　　该章程规定： 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第３页。）这项宗旨很明确地反映了当时新教育的指导方针——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以达到为统治阶级造就 实用 的 通才 的目的。
　　清末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是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三月一日由学部颁示全国各级教育机关切实推行的 五端十字 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根据学部《请宣示教育宗旨折》的解释，所谓 忠君 、 尊孔 ，乃是 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 ，也就是说要 以中学为体 ；至于 尚公 、 尚武 、 尚实 ，则是 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 ，也就是说要 以西学为用.由此可见，这五端十字的教育宗旨，仍是 中体西用 的教育方针。
　　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为我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虽然仍带有传统教育的烙印，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清王朝统治集团被时代潮流裹胁而去，朝着近代生活步步迈进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