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书院教育及其嬗变

书院教育及其嬗变
　　书院之名起源于唐开元年间，是设于朝廷中的藏书处，置学上等官在书院读经史、典故，以备顾问。其后私人亦将自己的读书处名为书院。书院作为教授生徒的教育机构起源于唐未，历经五代、宋、元、明，数百年间发展滋漫，遍于中土。宋明时期，著名学者多以书院为讲坛，阐发学术，培植学派，在士子中的地位傲然于官学之上，遂成为与官学相辅而行的教育组织。
　　清代初期严禁设立书院，但书院作为存在数百年的教育学术机构已根深蒂固地生长于士子心中，长期抑制是不可能奏效的。于是清廷改变政策，由抑制而松动，由松动而扶植。综观清代书院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时期：顺治时期、康雍时期、雍正十一年以后的时期。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社会文化大环境和清政府文教政策的支配，向着官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书院毕竟不是官学，因而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至于培养目标等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书院向何处发展，同主持人有密切关系。平庸之士主持书院，书院必然向科举制靠扰，受官学模式制约。著名学者主持书院，书院就会出现独特的风格，影响范围也会超出本地区，吸引外地士子负笈就学。同时，由于书院与官学有别，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调整教学内容也比官学灵活，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上述这些状况就构成有清一代书院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书院的恢复和发展
　　１。书院的禁而不绝
　　明末清初，经过多年的战乱，各地的学校和书院多遭到破坏。清朝定鼎中原，为了加强统治，实行了重儒尊道的文教政策，逐步地恢复了各地的官学体系。但是，对于重要的文教设施书院却并未提倡恢复。随着中原和江南一带战事的平息，一些士子试图恢复本地的书院。但是，鉴于明末书院活跃，学术自由，许多士大夫借兴办书院聚党讲学、清议朝政、裁量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朝政的教训，清朝统治者对此并不予以支持。特别是江南地区系明末讲学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抵抗清兵南下最顽强的地区，清朝统治者尚心有余悸，他们担心书院的活动会使复明反满思想滋漫，顺治九年便以圣谕的名义禁止建立书院。圣谕云： 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这是清政府第一个书院禁令。不仅禁止书院，而且还要求对各地官学生员严加管束，不许出现类似书院中的那些现象。因此，同年又颁布条教，刻于石碑，立于各地官员的明伦堂前。《条教》的第六条规定： 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第八条规定：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但是禁令虽有，却禁而不严，亦未发现有人因办书院而受到处罚的记载，似乎有一些未被毁坏的明代书院仍然继续下来。也就是在顺治九年，湖南有悠久历史的岳麓书院经巡抚彭禹峰聘任主持人仍然继续存在，亦未受到处罚。彭禹峰将同年颁布的被称为 卧碑 的《条教》八条刻石立于岳麓书院，并聘攸县生员刘自烶主持书院。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湖南巡抚袁廓宇请求恢复历史悠久的衡阳石鼓书院，居然得到朝廷的批准。他聘常宁县生员王祚隆为山长。因为清政府对书院的禁令意在禁止立盟结社，如果禁止未立盟结社的书院很显然与其标榜的重儒尊道的精神相左。石鼓书院复开后，攸县、常宁县的书院也相继复办，这大概与岳麓书院的主持是攸县人、石鼓书院的山长是常宁人有关。
　　湖南其他地方同时恢复书院的还有澧州直隶州的延光书院、永州直隶州的濂溪书院等。有一些地方的书院不以书院为名，而以先贤祠为名，亦未受到禁止，如周敦颐祠、张载祠、二程祠、邵雍祠、朱熹祠等。
　　２。书院的悄然恢复
　　顺治十四年衡阳石鼓书院获准恢复给各地发出了一个弛禁信号，各地的书院也悄然兴起。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山西潞安府知府肖来鸾建正水书院。康熙四年云南沾益州知州王祚楫建西平书院。康熙五年湖南会同县知县何林建三江书院。康熙九年湖南祁阳县知县王熙建文昌书院。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云南楚维府知府刘奂建雁峰书院；陕西华阴县绅士王山史等建云台书院。康熙二十四年湖南新宁县知县牟国镇建清泉书院。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福建漳浦县知具陈汝咸建明诚书院。康熙四十六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建福州鳌峰书院。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浙江嘉兴府知府关永芳捐义田建鸳湖书院。康熙年间恢复的书院见诸记载的还有：江南省省城苏州的紫阳书院，常熟县的游文书院。浙江海宁县的县城暨长安镇、硖石镇、袁花镇、郭店镇等书院；安徽合肥的斗文书院，定远县的能宏书院；福建漳浦县的垢洗书院；湖南安仁县的洁爱书院等。
　　康熙年间虽然尚未解除对书院的禁令，但却表现相当宽松。有些官员或士人的讲学亦未受到干预，如康熙年间贵州印江县知县马士芳在龙津书院讲学。康熙七年（１６６８），以强烈的反清意识著称的黄宗羲在浙江宁波府甬上证人书院讲学亦未受到制裁。有些巡抚大吏还亲自或指令建立书院，如江南巡抚张伯行亲自主持兴建了苏州紫阳书院，湖南巡抚周召南令各府县建立书院等等。康熙皇帝还亲自给书院题额，康熙二十四年，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扩建竣工后，巡抚丁思孔担心书院禁令未开，他日或许有人以禁令为由毁坏书院，便两次上疏请皇帝题额。这两份奏疏送到朝廷，礼部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最后一致同意转呈皇帝。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春，皇帝玄烨御笔题写匾额 学达性天 ，并赐予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岳麓书院得到赐额很快兴旺起来。此次赐额是在国内已无战事的安定情况下题写的。为了表示扶植理学，玄烨还将同样文字的题额赐予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及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等宋代名儒祠堂为名的书院。接着又给山东省城书院赐额 学宗洙泗 ，给苏州紫阳书院赐额 学道还淳 ，给胡安国书院赐额 经术渲士 等等。康熙的御赐匾额象征着书院禁令已经失效。
　　雍正年间书院恢复的速度加快，雍正元年（１７２３）河南新乡县改会馆为书院。雍正六年浙江乐清县改长春道馆为梅溪书院。至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各省会及学政官所在地的书院均已恢复，这些书院是：
　　顺天（北京）金台书院　　　　直隶（保定）莲池书院
　　山东（济南）泺源书院　　　　　　山西（太原）晋阳书院
　　河南（开封）大梁书院　　　　　　陕西（西安）关中书院
　　江西（南昌）豫章书院　　　　　　浙江（杭州）敷文书院
　　福建（福州）鳌峰书院　　　　　　湖北（武昌）江汉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城南书院
　　四川（成都）锦江书院　　　　　　甘肃（兰州）兰山书院
　　广东（肇庆）端溪书院　　　　　　广东（广州）粤秀书院
　　广西（桂林）秀峰书院　　　　　　广西（桂林）宣城书院
　　云南（昆明）五华书院　　　　　　贵州（贵阳）贵山书院
　　奉天（沈阳）沈阳书院　　　　　　江苏（江宁）钟山书院
　　一般说来，省会都比较大、人口比较多，学派也不只一家，所以有些省会所在地也不只一处书院。
　　３。书院的广泛发展
　　康熙年间书院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顺治年间发布的书院禁令形同具文，如何调整政策，承认并倡导书院已明确地摆在清朝最高统治者面前。中国封建皇帝历来都标榜尊崇祖训，因而不可能明确宣布废除先帝政令，只能用便通的办法处理。雍正十一年，皇帝的谕旨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拨出公帑给以支持。谕旨中说： 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俾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竟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这道谕旨很体面地实现了政策转变。
　　书院正式开禁以后，各地兴办之风十分活跃。除了地方长官大力兴办书院以外，地方绅衿个人出资兴办书院的事也屡有所见。陕西华阴县的云台书院为邑绅王山史所建，贵州铜仁的卓山书院为邑绅易佩绅所建，四川自贡东新书院为邑绅王循礼所建，湖南淑浦紫峰书院为邑绅王学健等建，安徽庐江崇正书院为邑绅许安邦所建，合肥肥西书院为退休官员刘铭传所建，江苏扬中县太平书院为扬州府属六邑绅士捐资公建，河南新乡鄘城书院由本籍人士、开封府同知出资赎买商人会馆所建，江西临川汝阳书院为生员桂殿共所建，安徽六安广城书院由廪生储玑所建。此外，亦有商人出资或集资所建书院，如天津的问津书院、三取书院皆为长芦盐场的盐商出资修建或助资办学，湖南江华县凝香书院由在此经商的广东、福建等地商人捐建。有一些驻防衙门、驻在衙门也继地方官之后跻身于创办书院的行列，如驻台湾彰化县鹿耳门港的驻防同知刘传安（字文开）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在鹿港兴建文开书院，天津的会文书院由长芦盐转运司，天津海关道、天津道共同分担办学经费。
　　雍正以后，兴建书院出现了两个活跃时期，即乾嘉时期和道光时期。以台湾的书院兴建情况为例，从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建第一所书院到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所建最后一批书院的１７４年中共建书院２３所，其中康熙年间建一所，雍正四年和七年各建一所，乾隆年间建七所，嘉庆年间建四所，道光年间建三所，光绪年间建六所。乾嘉时期所建十一所，占４７。８％，光绪年间建六所，占２６％，两者合占７３。８％。
　　书院的分布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务一层次是省级书院。省级书院多设于省会，也有设于学区的学政官驻地。如广东的两个省级书院一设在广韶学区学政官驻地广州，一设于肇高学区学政驻地肇庆。有的在同一省城内设立两所省级书院，如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其次是府级书院，为知府所创建。第三是直隶州书院，为州官创建。第四为县级书院，为知县所建。
　　第五为乡镇书院，为民间自建。此外，无论在省会、府、州、县都有私人书院存在。乡镇中的书院也并不罕见，在浙江海宁县至少有四所乡镇书院。湖南会同县的洪江镇于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亦建有雄溪书院。府州县治所在地设两个以上书院的也占相当比例。台湾的台北府治有三所书院，凤山县、嘉义县、云林县各有两所书院。据丁钢、刘琪所著《书院与中国文化》一书所附清代各地９２所书院进行分类统计，省会所在地书院２所。府治所在地书院１８所，占１９。５６％。州治所在地书院５所，占５。４３％。县治所在地书院６１所，占６６。３０％。乡镇所在地书院６所，占６。５２％。这个数字说明，从数量上说，清代书院以县级书院为主体，以府、州级书院为骨干，以省级书院为鳌头，以乡镇级书院为辅助，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教育体系。
　　清代的书院有多少？清代全国内地１８省计有府１８４，直属州６１，县（含散州、厅及没有属县的直属厅）１５０４左右。此数不含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未设省级行政机构的地方。省、府、州、县四级共约１７６９个行政单位。平均每个行政单位有１- ２个书院，全国１８省书院（不含乡镇级）当有１８００- ３６００所。商衍鎏著《清代科举制度述录》估计全国书院接近 二三千之数 ，不为过高。
　　（二）书院的管理
　　１。管理体制与经费
　　书院的管理体制与府、州、县官学的管理体制完全不同。地方官学接受各学区学政官的直接管理，官学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只有扶植的义务，没有干预的权力。而书院则直接接受各级官府的管理。雍正十一年，在准办书院的谕旨中明确规定了省会书院由总督、巡抚管理： 封疆大臣等并有导化士子之责，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有俾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这不仅规定了督抚的管理之责，而且还规定了书院 黜浮崇实 的学风和 以广国家莆莪棫朴之化 的宗旨。在其后宣布拨给省级书院经费的谕旨中更为明确地规定了各级书院的管理体制： 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其余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款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 这就规定了由督抚主管省会书院，而学臣处于附属地位，各府、州、县书院则完全由地方官管理。这就形成了与府、州、县官学并行的由地方官管理的另一教育体系。
　　书院的办学经费是多渠道来源。雍正十一年曾拨给每所省级书院银各千两，作为一次性拨款，用于开办费和复办费，并非按年拨给。正常经费来源大体有三种形式：一、学产，二、拨款，三、基金。
　　学产主要以学田为主。学田的来源有官府一次性拨给银钱购置若干亩土地，或由绅商捐献学田。有的地还把争讼的田地断给书院充作学田的。更多的是将寺庙田产一部或全部划归书院。学田的田租即充作书院的经费。一所书院是否兴旺，学田的多少是其主要标志。学产的其他形式处于次要地位。
　　如购置木船置于渡口，来往行人乘船交费，亦为学产的一种。
　　拨款系地方政府从官银中拨出专款定期供给书院。拨款一般都比较稳定，将应拨之款固定在官府某项开支项下。京师的金台书院经费即由直隶布政司每年从正项银中拨给，湖北竹溪县五峰书院拨佛寺祀款为经费。天津问津书院的经费由盐运司盐库支出项下拨给。
　　基金制，即将各界绅商捐给的银钱投入某一商家，每月按一分五厘至二分的利率领取息银。这种现象十分常见。
　　一般的书院是多种途径并用。以湖南岳麓书院为例，其经费来源有学田１５９５。５亩，其膏火田、祭田、岁修田等，是分别规定若干亩用于学生津贴费、祭祀孔庙费、每年维修房舍费等等。此外还有渡口一处，在长沙城里还有两间商铺出租给商人。巡抚衙门从公帑银中节余四千余两交汉口商人生息，作为每年固定拨款来源。此外还有从 道库 拨款的香火费等。绅商捐献的银钱一律交商人经营，定期领取息银。三种经费来源并存，形成比较稳定的收入，有利于书院的长期发展。
　　２。教师的来源和待遇
　　书院的主持人以前多称洞主、山长，到了清代多称为院长、掌教、馆师等，其下设董理教官、监院等，已带有官学气味。院长等主持人由地方长官聘任，院长聘用教师，教师以兼职为多，但不许官学教官兼充。书院的院长，多选用有学识的士人充任，有些从官场退休的有学识的官员也往往受聘。院长或山长的聘金因各书院的经费情况不一而有很大差别。省一级书院最多年金可达白银千两，最少也有３００两，一般在５００两左右。府、州、县学的山长因身份不同而有别，如有的书院规定，举人出身者年金２００两，进士出身者年金３００两，翰林出身者４００两，而２００两者比较普遍。有些书院收入不多，山长分文不取，纯属义务。对于办学有成就的山长，清政府予以鼓励。
　　乾隆年间，规定各地山长以六年为一任期，届满由地方官考核，成绩卓著者准以议叙的方式授予八品官的职衔。
　　清代许多著名学者主持书院，或到书院讲学。著名学者黄宗羲、李颙、颜元、阮元、惠士奇、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姚鼐、俞正燮、冯桂芬、李兆洛、俞樾、刘熙载、缪荃孙、朱一新等都曾主持书院。担任书院山长的人，科举身份越来越高。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为例，从顺治九年书院恢复到光绪二十九年书院改为学堂的２５１年中共有３８位山长。乾隆十三年以前１７位山长中生员出身的１人，廪生出身的２人，贡生出身的３人，举人出身的５人，博学鸿词科出身的１人，另４人出身记载不详。乾隆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的２１位山长均为进士出身。湘籍著名学者王文清、旷敏本、罗典、王先谦都长期主持书院。学者任教并主持书院给书院的发展带来特色和风格。
　　除山长之外，书院还设立教师和管理人员。庐山白鹿洞书院除洞之山长外还有副讲、堂长、管干、典谒、经长、学长、引赞、火夫、采樵、门斗等。
　　副讲掌批阅文卷、辨析答疑，堂长掌考查学生，管干掌财务收支，典谒掌接待宾客，经长系按五经名目各设一长，学长系按礼、乐、射御、书、数、历律各学科设长，引赞即祭祀时的司仪。其他为勤杂人员。除洞长、副讲和勤杂人员外，多用学生兼充。长沙岳麓书院的山长亦称馆师、掌教，官方正式名称是院长。院长之外还有监院、学长、驿道书办、学书、斋长、首士、门夫、堂夫、斋夫、看司、看碑、看书、更夫等职役。其中监院为地方政府派驻书院的代表，负责与学政、巡抚、总督联系，以监督山长教员。监院亦称董戒、司管钥、兼理、董理等，各地名称不同，但都是官府派驻学院的官员。
　　３。学生与待遇
　　书院学生的来源是多层次的，有童生、生员，有贡生、监生，还有举人。
　　雍正年间在敕令省会建书院时曾主要考虑各地生员到国子监就读，往往路途遥远有许多困难，在各省省会办书院则可以解决很多困难。可见，这类书院是相当于国子监水平的。也有一些书院是为了解决童生入学难、生员离学后无法继续读书的问题。因此，这类学校是相当于义学或府、州、县官学水平的。实际上绝大多数书院都是从童生到举人兼收，学术地位越高的书院，贡生、监生、举人越多，而学术地位低的书院则以童生、生员为主。
　　书院学生的入学审查过程称为 甄别.乾隆九年（１７４４）礼部规定，入学学生首先由府、州、县官员选定，由布政司及专管学院稽查的道员审查。
　　审查的重点目标是排除 恃才不羁 之士，审查后于每年一、二月或十一月举行入学考试。四月还有一次遗漏补考。十一月、一、二月和四月考试的考生都同时入学。这类考试与地方官学入学考试不同，其一是允许外省、外府州县的学生考试，其二是只凭文字录取。除考试录取外，还有调取、咨送等形式录取。
　　书院的学生是优中选优而来，在学期间的待遇也远比地方官学为高。袁枚《书院议》中说， 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 ，以地方官学中 饩数百人之资 养书院学生 二三十人 ，所以 升之学者岁有饩 ， 升之书院者月有饩 ，目的是使学生 赡其家绝其旁鹜.也就是说，书院学生一月所得之廪饩相当于廪生一年所得廪饩。长沙岳麓书院的学生正课生每月领银１两，全年按１１个月计算共１１两，另有米每年３。３石。
　　银和米合计大约相当于白银２０余两，与国子监贡生的待遇相差无几。
　　书院的学生或以治学为务，或以科举为务。非举人、进士出身的学生仍可参加乡试，举人亦可参加会试。
　　４。课程与学制
　　书院课程设置与地方官学、国子监的课程设置相近，以四书五经为主。
　　阐述四书五经义理的辅助性教材完全采用宋明理学家们的讲义、语录和注疏，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颢的《明道学案语录》、程颐的《伊川语录》、朱熹的《小学集注》、《近思录》、《朱子语录》、陆象山的《语录》、王守仁的《传习录》、谌若水的《心性图说》等。在课程分类方面又可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小学是基础，包括识字及其深化，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大学主要是讲四书五经，特别是以经学为基础讲授朱熹的 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的三纲领和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八目。
　　教学的组织大体分为四种，一为分年法，二为分斋法，三为自学法，四为讲会法。
　　分年法来自元代大儒程端礼，他把学生分为四个年龄段，八岁以前为第一段，主要学习《性理字训》等启蒙读物。八到十五岁为第二个年龄段，主要是读《四书》、《五经》的原文。十五到二十岁为第三个年龄段，主要学习四书释义和抄写五经原文。二十岁以上作科举文章。清代许多书院都采用分年法。清初的教育家陆世仪的分年法分为三个阶段，五到十五岁为通读阶段，主要读《小学》、《四书》、《五经》、《周礼》、《太极》、《通书》、《西铭》、《性理》、《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古诗、古文等。十五到二十五岁为讲贯阶段，仍继续深读《四书》、《五经》、《周礼》、《性理》、《资治通鉴纲目》，增加有关本朝事实、本朝典礼、本朝律令以及《文献通考》、《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等涉及实务的内容，同时增加有关天文地理、农田水利、兵事兵法、古文古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二十五到三十岁为涉猎阶段，仍继续深入钻研《四书》、《五经》、《周礼》，增加二十一史、本朝实录、典礼律令以及诸子百家关于经世致用、天文地理、农田水利、诗词古文等方面的书籍。
　　分斋教学法创自北宋教育家胡瑷。他把课程分为两类，即经义和治事，把学生分为两斋，分别讲授。清代许多书院采用分斋法教学。清初教育家颜元在直隶广平府肥乡县漳南书院讲学时把学生分为六斋，东第一斋为文事斋，讲授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为武备斋，讲授古代兵书战策以及攻守布阵、水陆战法、骑射驾御等内容。东第二斋为经史斋，讲授十三经以及史、制、诰、章奏、诗、文等课。西第二斋为艺能斋，讲授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课。其余两斋为理学斋和帖括斋，分别置于院门内东西两侧。理学斋讲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讲授八股时文。分斋法适合生员以上资格的学生。
　　自学法亦创自元代大儒程端礼。他将学生每日的自学时间分为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段，分别安排自学不同的内容。明代王守仁亦把学生每天自学时间分为五节。清初教育家李颙在关中书院讲学时把学生自学的时间分为六段，清晨即起为第一段，静心养气，排除夜眠的惰性，第二段为饭前晨读。这两段都是准备阶段。第三段饭后，读四书白文即无注释者。第四段为午饭后，读《大学衍义补》。第五段为下午的申时和酉时之间，为驱除一天的疲惫读焕发精神读古文。如《汉魏古风》、《出师表》、《归去来辞》、《正气歌》等。第六段为每晚初更之时，挑灯夜读《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宋明理学大师濂、洛、关、闽和河、会、姚、泾的著述。最后，还要在临睡时反省一日的邪正。在每日分段自学的基础上，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由学生自由组合成三五七人等，共同切磋、讨论。
　　讲会教学法创自南宋朱熹，元、明、清皆采用。清代有影响的书院都采用讲会制度。讲会有严密的组织，清初苏州紫阳书院对参加讲会的人有严格的入会要求，讲会设立会宗、会长、会正、会赞、会通等职。参加讲会的各府、州、具书院公推一人为会宗， 主盟阐教，躬执牛耳.会长处理讲会中的事务。讲会一般先发通知，通告要讲的内容和时间。讲会之日，由会宗主讲四书五经中的一章，听讲的人可以提问，或阐发自己的见解，采取问难辩答式，到会的人都是参与者，便于教学相长、活跃学术气氛。各书院的讲会制度有一年两次讲会，也有每月进行两次讲会，或者每月一小讲，每年两大讲。每次讲会一般为三天。有些书院还将讲会制度推广为学生的讨论式教学。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李文炤主持岳麓书院时规定学生每日上讲堂讲经书一通，并准许辩难发问，有不明处可以反复讨论推敲，直至向山长求解。
　　山长一时难以回答者，便记录在册，以备有水平高的学者前来讲会时求教。
　　这种讲会方式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学术思想与书院风格
　　１。学者治学与书院风格
　　清代的书院虽具有很浓的官学化趋势，但书院毕竟不是完全化的官学，书院的山长虽由官方聘任，但毕竟不是官员，他有应聘和拒聘的自由，在聘期间拥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因而，书院的办学风格同官学相比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不同时期内的学术风尚，从而使一些书院形成自己的办学风格。
　　清朝初年，反对宋明理学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舜水、傅山等人的思想有广泛影响，从其学者络绎不绝。顾炎武批评理学不过是禅学的变种，指出理学弃《五经》而学《语录》，比学习八股文还容易。
　　朱舜水斥责理学家不做任何实事，只尚空谈。傅山咒骂理学家不过是个 奴君子.稍后的学者甚至发出 理学杀人 的呼声。这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体现在教学中，颜元和李颙是其代表。颜元（１６３５- １７０４），字浑然，号习斋。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 诚心、修身、齐家、治国 都同实在的事物相联系的，同实际结合是 学之要也 ， 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道与治俱废.颜元以２２个字概括他的 实学 的内容： 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 ①。他主张功利主义，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②。他在主持漳南书院时，把实学放在首位。
　　在他设立的六斋中，把学习文章、军事、经史和以水学、火学、工学等为内容的艺能四斋做为正斋，位置南向。虽然亦置理学斋、帖括斋，却皆置于北向的位置。这样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胸怀和应付时风，正如他自己所说：置理学、帖括北向者，见为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 ①，排斥和贬低理学的意图十分明显。
　　颜元所设立的前四斋体现了他的办学风格，其特点是 治事 和 治经 的结合。所谓治经，就是以十三经原经为主，排斥宋明理学家对《四书》的注释和阐发，以明确儒家经典本义。所谓治事，是学习治国安邦的基本知识。
　　这是明末清初 经世致用 思想在办学中的体现。其文事斋的教学内容是孔子所提倡的六艺中的前四艺（礼、乐、书、数）和天文、地理知识。这可以说是治事的基础知识。其武备斋是学习兵法和战术以及孔子所提倡的六艺中后两艺（射、御），用以培养学生的军事才能。其经史斋，以学习十三经、历代史为主，兼习诰、制、章、奏、诗、文等封建王朝常用的应用文写作。
　　其中学经史用以总结历代明君贤臣的治国经验教训。其能艺斋的课程设置是区别于一切儒学而体现治事学派核心精神的课程。基中的水学、火学、工学等课程即是有关这类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有关的政策及其得失。如水学，既包括农田水利、治河、治漕，又包括水政、河政、漕政等内容。这些也是所谓反理学派所主张的 实学 的基本内容。
　　①　　 《存学编》卷三。
　　①　　 《习斋记余》卷二。
　　康熙中叶以后，理学再次被扶上正统地位，一切非理学的学说被视为异端，科举考试以理学家的阐发为正宗，书院的办学风格不能不受其影响。特别是雍正季年官方明确立了扶植书院并将书院置于地方官的管理之下以后，理学和制艺渐成为书院教学的主流。这种类型的书院已同官学教育没有重大区别，都以参加科考为主要教学目标。在学术方面，由于理学已走向没落，尽管官方扶植理学，有清一代却没有产生有独到见解和重大影响的理学家。
　　官方对理学的扶植并没有完全消除脱离现实的学术风尚。由于严酷的文字狱不断发生，在康熙、雍正之际力图脱离理学的学者在 大儒学 的范围内逐渐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理学又不同于实学的以考据为特色的复兴汉学的学派。这一学派以康熙中叶的胡渭、闫若璩开其先河，以雍乾时期的惠栋、戴震为代表形成了乾嘉学派。其后王鸣盛、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存、王引之、阮元等形成了一大批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成果丰厚，成为乾嘉时期的主导学术，致使 濂、洛、关、闽之书无读者 ①。乾嘉学派以治经史考据为特色，钱大昕主讲钟山书院四年，主讲紫阳书院十六年。他本人五经皆通、六艺皆精，教授弟子以 通经读史 为先，培养了一大批人材。他的名著《二十二史考异》就是在钟山书院讲学时的讲稿。戴震一生以讲学为业，北京、山西、扬州、邵武、婺源都有他讲学的足迹。他以制度名物的考证和文字语言的训诂见长。其嫡传弟子段玉裁继承其有关音韵训诂的学说，著《说文解字注》，成为研究古代文献、古代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其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书证》，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都是音韵、训诂学的名著。王氏父子的学问使理学家们也钦佩不已，被他们誉为使郑玄、朱熹俯首的学者。
　　乾嘉学派中办学成绩卓著的当推阮元。阮元（１７６４- １８４９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清朝著名经学教育家，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９）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等地总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嘉庆六年（１８０１）任浙江巡抚时，在西子湖畔建立名为诂经精舍的书院。其所以不以书院为名，是为了避开一般书院的科举气息，但他并不反对科举。诂经精舍祭祀汉代著名学者许慎和郑玄。
　　授课的内容经史为主，兼及小学（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算法等。精舍分上舍、下舍等。阮元除自己亲自讲学外，还聘王昶，孙星衍等著名学者主讲。不到十年间其上舍学生名声显赫、成一家之言者不可胜数，俨然东南地区的学术中心。阮元最重训诂之学，他认为圣贤之道皆在《五经》中，要读懂《五经》，必须借助训诂之学，而汉代人对《五经》的训诂最贴近《五经》本义。因而，要通《五经》，必须从汉代学者的训诂中了解《五经》文字的本来涵义。他聘用的孙衍星也认为，如果没有汉代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那么西周的文字后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此，诂经精舍的办学风格就是训诂学。阮元调任广州，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又在广州城北的秀山越王台故址创建学海堂书院。 学海 一词双关，一意为堂址依山望海，有吞吐潮夕之气，一意取汉代经学家何休无学不通，有学海之誉。学海堂一如诂经精舍，以讲经史训诂为务。学海堂的教学方法是自学为主，不设山长，从学生中挑选八名学长，每名学生可以从八名学长中选一人为师。教材有《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集》等。学生每日任选一书，或加以评校，或阐发自己的理解，共同讨论，互相切磋。学海堂与诂经精舍不同之处是不设有关科举的课程，是完全学术性的书院。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八。
　　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对晚清的书院影响很大，光绪年间效法他而建书院者遍及全国。江苏江阴的南菁书院、浙江黄岩的九峰书院、上海的诂经精舍、龙门书院、湖北武昌的经心书院、湖南长沙的水校经堂、四川成都的尊经书院、广州的广雅书院等都以阮元的办学宗旨相标榜。
　　书院主持者的个人风格对书院有重大影响。主持岳麓书院十余年的学者王文清在教学方面强调经史和时务。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他刚刚主持书院时制定的《岳麓书院学现》规定： 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 ，没有强调八股制艺。王文清举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经史方面的著述达数十种。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他再度主持岳麓书院时制定了《岳麓书院学箴九首》，再次强调经史的重要性： 日月不灭，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孕经纶；史书廿二，纲目星陈，如何不学，长夜迷津.可见他把经书当作经纶之源，把读史书当作指点迷津。关于时务，他继承了颜元的办学宗旨，把礼、乐、兵、农等科列为必修。经史、时务兼重的学者在乾嘉时代并不多见。因此，经他培养的人才既精通经史，又通达时务，比较适应封建社会内部的实务和发展变化。据说，他主持岳麓书院时，培养的有成就的学生多达四百余人。
　　２。书院教育的嬗变
　　以颜元为代表的清初治事学派对传统的书院教育有重大的改革，在五经之外兼习水、火、工、虞、兵诸法，将自然科学和军事学引入书院教育，是经世致用学派的重大发展，具有西方教育的某些特点。其后阮元在广州建立学海堂，亦推崇西方自然科学，他认为 西洋天学诸书，略能于事求理 ，即通过实验证明其理论。因此，他的书院 兼采泰西诸说 ①。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通过两种途径进入书院的教育领域。第一个途径是西方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地区建立以中国人为教育对象的教会书院。第二个途径是中国书院在教学内容上引进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英国传教士理雅在香港建立的英华书院，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建立的第一个书院。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上海出现清心书院。咸丰三年（１８５３）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创立福州格致书院。同治六年（１８６７）美国传教士在杭州建立育英书院。同治九年（１８７０）苏州出现存养书院。同治十年，美国传教士在武昌建立文华书院。光绪二年（１８７６），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登州建立登州文会馆。光绪八年（１８８２）美国传教士在上海建立中西书院。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英国传教士在山东青州建立培真书院。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南京出现汇文书院。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建立汇文书院。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美国传教士在直隶通州建立潞河书院。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建立汇文书院。至１９世纪末叶，西方传教士在华建立的书院近４０所。
　　西方传教士所办的书院同中国的传统书院有相似之处。第一，属于民间办学系统；第二，书院亦分小、中、高三种形式，其中许多书院也属于启蒙性质的义学之类。有的书院教育本身就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具有大学层次的书院，后来发展为教会大学。如上海的中西书院并入东吴大学，南京的汇文书院发展为金陵大学，杭州的育英书院发展为之江大学，武昌的文华书院与汉口的博文书院等发展为华中大学，登州的文会馆迁入济南后发展为齐鲁大学，福州的格致书院发展为福建协和大学，北京的汇文书院发展为燕京大学，等等。
　　教会书院的教学内容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宗教内容，系一般教会书院所必备；其二是汉学部分，包括汉语识字教学或四书、五经中的某些内容；其三是西学，这是教会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西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上海的中西书院学制为６- ８年。分一、二分院和大书院。学生入学先在分院学习两年，然后升入大书院学习四年，有成就者可自愿再学两年。该书院逐年开设的课程有：认字写字、浅解辞句；练习文法、习学西语、练习翻译；数学启蒙、各国地理；代数学、格致学基础；天文学及几何学；化学、重学（力学）、高等数学、性理；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富国策（经济学）、天文学、地质学、金石学等。汉语和西语、中西翻译是八年中始终开设的课程。
　　①　　 阮元：《空香笔谈》卷三，《海潮辑说序》。
　　西方传教士所办的书院是比较系统的西学教育的开端，但它带有浓厚的西方宗教神学特点和中国传统的儒学和理学的余绪。完全排斥西方宗教学和中国四书五经教育的书院是光绪二年（１８７６）由华人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合办的上海格致书院。所谓 格致 是 格物 、 致知 的简称。《礼记？大学》云：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 ，格物就是观察和研究事物，致知即在格物的过程中探求事物的内在道理。近代将探求自然科学的声学、光学、电学、化学、重学（力学）这 五学 统称为 格致 之学。格致书院规定凡传教之书一概不许进入书院，也不将儒家经典及应付科举的制艺帖括等课程列入教学内容。傅兰雅亲自编制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课程纲目。书院还附设博物馆，专门陈列各国的工艺、制造，供世人参观。此外，还附设实验室，进行实验教学。上海格致书院由傅兰雅任监督，徐寿任主管。徐寿去世后，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由王韬接任。傅兰雅还创立考课法，请海关道官员和南、北洋大臣等洋务派官员以及有名望的进步思想家命题。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薛福成、郑观应等都曾为书院考课命题。
　　格致书院为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为后来西学教育提供了不少华人教员。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维新变法思潮的发展，西学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西式书院的教育影响越来越广泛。光绪十五年（１８９０）康有为在广东提出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心学、西学为用 的办学宗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６）《万国公报》主编沈寿康正式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口号，经张之洞等人的极力推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口号一时风靡朝野，成为洋务派与维新派在教育上的合流。中西学兼容成为书院的发展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建立的广雅书院、两湖书院、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书院成为中西学并举的卓有成效者。
　　广州的广雅书院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由张之洞创办。最初开设经学、史学、性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后改为经、史、理、文，把经济学、舆地学附于史学之中。史学中包括西方的社会科学内容，成为书院中最热门的课程之一。广雅书院的第二任主持人朱一新（１８４６～１８９４）是一位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学者，他对西学有独到的见解。他批判了庸俗汉学家所谓西方化学、光学、电学都出自墨子之学的所谓 西学中源 论，认为这种附会毫无意义。他认为学习西学，首先应了解西方的地理和政治人文，即所谓 明其地势，考其政俗 ，其次是学习西方军事和天文学、制造学，即 取西人之艺事，以辅吾不逮 ①。广雅书院对书院的办学方向有重大影响。
　　万木草堂是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１）在广州创办的。
　　康有为是贯通中西的学者和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光绪十七年他从上海采购了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译著回到广东。其中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学书籍被他买走四分之一以上。广东的学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慕名登门求教，于是康有为便办起了万木草堂，开堂授徒。他所讲授的 义理之学 包括中外哲学； 经世之学 包括中外政治沿革及其得失，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考据之学 包括中外史地、数学、格致学； 文字之学 包括传统辞章和西方语言文字。演说、游历（考察）、体操也被列为 科外学科.在教学上他注重结合实际进行中外对比，每讲一事必须联系上下古今，讨论其发展变化和利弊得失，又引述欧美事例加以比较证明，开创了一代新学风。万木草堂以 制造新国之才 为宗旨，培养了一批维新派的骨干力量。
　　①　　 朱一新：《无邪堂问答》卷四。
　　甲午中日战争后，西学的兴起蔚然成风。张之洞创立的两湖书院改革了教学内容，将经、史、理、文四科改为经、史、天文、舆地、地图、算学六门。又将地图科改称兵法，分为三类：兵法史略学、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增设化学、博物、测量、军训和体操等课程。湖南的求是书院还聘请外籍教师讲授西学，并且购置了教学实验设备。此外还建立了中西学并重的考试制度，每月初一考西学、每月十五考中学。陕西的崇实书院设立格致学、外国时局与政治、外国刑律、公法、条约以及水陆兵法、地舆、农学、矿务、语言等课程。陕西的味经书院将西方风土人情、两洋史、西洋政治、电气、光镜、化学、医学、气学等亦列入课程之中。湖南岳麓书院还专门设立 评学 课程。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对教学提出的要求是 通古今，达中外 ，要求学生必读时事新报，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动态。时务学堂还沿用书院的讲会制度，以星期日为讲期，议论政治，讨论中外时务，并延揽名流学者轮流讲演。梁启超还采取谈话、座谈的方式，邀集学生数人共同讨论，随时提问解答，教学气氛十分活跃。
　　晚清书院教育的嬗变为彻底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准备了条件。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刑部郎中李端棻正式向朝廷建议改变书院章程，规定书院要设立格致、制造、农学、商学、兵学、矿学、交涉学等。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上奏，建议书院的史学要附以时务，掌故之学要附以洋务、条约和税务，舆地之学要附以测量和图绘，算学要附以格致和制造，译学要附以外国语言文字。这无疑是保留传统学科之名而改变教学内容之实。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颁行各省。书院教育制度的嬗变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