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地理学发展

地学
　　（一）清前期、中期地学的发展
　　１。西方地图和地学知识的传入
　　明末来华传教士，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世界地图及地图学知识。清代前期和中期，西方有关知识仍有一定程度的传入，主要表现在康熙、乾隆年间几个重要地图的绘制上，以及传教士传入地理等方面知识上。
　　中国传统地图，主要采用在裴秀六体的基础上计里画方，加以绘制。西方地图以经纬度表示地理位置，准确度较高。之前传入中国的世界地图，有关中国的部分粗略不详。康熙皇帝（１６５４- １７２２年）在与沙俄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曾想依据传入的世界地图了解沙俄使者到中国的路线，但因图过于简略粗漏，康熙无法从中了解。当时清政府统治已基本稳定，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皇帝，经历了镇压沿海抗清斗争、 三藩之乱 、沙俄侵占黑龙江地区、噶尔丹叛乱等等大的历史事件之后，深感精确的全国地图对于统治的重要性。西方地图中的外国部分的准确性，以及得自传教士讲授的西方科技知识，使康熙认识到，授命西方传教士，并采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绘制精确详实的中国地图，也是切实可行的。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中旬至二月末（１７０８年７月至次年１月），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雷孝思（Ｊｏ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Ｒｅｇｉｓ，１６６３- １７３８年）、白晋（ＪｏａｃｈｉｍＢｏｕｖｅｔ，１６５６- １７３０年）和杜德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ａｒｔｏｕｘ，１６６８- １７２０年）３人，受康熙命令测绘长城位置。作为测绘结果的地图，长４。６米。长城自身绵延曲折、踞高山藏幽谷之势测绘得清楚精确自下待言，其余如山脉、城门、堡寨、河流、渡口、城镇屯落，亦一一标明。康熙对试测结果表示赞许，续派另一传教士费隐（Ｘ？- Ｅ？Ｆｒｉｄｅｌｌｉ）顶替患病的白晋，测绘满洲地区和直隶北部区。历时２年余精密之图亦成。为了加快测绘进度，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测绘人员分成两组。杜德美与费隐，山遥瞻（Ｇ？Ｂｏｎｊｏｕｒ）出长城至哈密测量。雷孝思先后与麦大成（Ｊ？Ｆ？Ｃｏｒｄｏｓｏ）、冯秉正（Ｊ？Ｆ？Ｍ？Ａ？ｄｅＭ？ＤｅＭａｉｌｌａ）、德玛诺（Ｒ？Ｋｅｎｄｅｒｅｒ）测绘山东、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地图。后雷孝思又至云南，完成费隐和山遥瞻未测完部分的工作；继又与费隐共同测绘贵州和湖广省的地图。各省分图测绘完毕，康熙又派遣曾在蒙养斋跟传教士学习数学、测量的喇嘛二人到西宁、拉萨等地测量。在各地测绘的基础上，由杜德美负责拼接分图。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一部包括长城南部１５省份、东北、哈密地区及西藏地区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历经１０年的艰苦工作和不懈努力，终于绘制出来了。
　　测量方法上，同时使用了西方天文大地测量和三角测量两类方法。绘制地图之前即已做好投影、比例尺及分幅等方面的原则规定，为分图顺利拼接创造了条件。比例尺为１∶１４Ｏ万，采用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即 桑逊投影.测绘工作在全国各地测得经纬点６４１个。这类测绘，欧洲国家或未进行，或未完成。这方面，当时堪称位居世界前列。在西藏测量时，发现了珠穆朗玛峰（《皇舆全览图》标明 朱母郎马阿林 ，为藏语 女神第三峰 的音译），比印度测量局的英籍测量员埃佛勒斯（Ｇ？Ｅｖｅｒｅｓｔ，１７９０- １８６６ 年）
　　在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对此峰的测量早出１３５年。当时欧洲科学界为地球是扁圆还是长圆争论不休。雷孝思和杜德美在测绘过程中，发现不同纬度之间的经线长度不同，以事实证明了地球为扁圆形体。这两个发现，是地理发现史和测绘史上的大事，具有世界性意义。
　　《皇舆全览图》在中国和世界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第一部有文献可证的实测地图。它是《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及晚清地图产生的基础。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也利用该图和有关数据。在欧洲，法国根据传教士提供的底本绘成《中国新图册》出版。荷兰也出版了《中国新图册》。它成了欧洲认识、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媒介。
　　由于这次测量对新疆西部地区实测不多，所以乾隆时又先后两次派人去西北地区测量。第一次在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二月至十月进行。第二次始于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历时一年。第一次测量了天山北路及天山南路部分地区。第二次则完成了天山南路的测量。第一次由何国宗主持，明安图随往。第二次则由明安图主持。这两次测量也采用天文测量和三角测量两种方法。大量第一手实测材料，使《皇舆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得以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传教士蒋友仁（１７１５- １７７４年）奉命对《皇舆全览图》进行改制增订，完成了《乾隆内府舆图》（也称《乾隆十三排地图》）。此图所及，北到北冰洋，南到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实为亚洲大陆全图。蒋友仁采用特殊的梯形投影法制图，比例尺为１∶１４０万。
　　西方先进的地图测绘技术随着测绘工作的进行，自然得以在中国传播。
　　但测绘结果——地图，却深锁于宫中，不能广为国人所用，实为一大憾事。
　　及至晚清湖北巡抚胡林翼（１８１２- １８６１年）倡编《大清一统舆图》，需要依据《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才使得一百多年前的测绘成果在国内传播开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２。游记式地理著作
　　清代亦有类似《徐霞客游记》的游记形式的地理专著，图理琛、杨宾等均有此类著作。
　　图理琛（１６６７- １７４０年），字瑶圃，姓阿颜觉罗，满洲正黄旗人。康熙时期，先后在朝中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礼部牛羊群总管等职。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四月，受皇帝命令，去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进行慰问。五月由京师启程，沿途经过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乌拉尔山，越俄罗斯，终于到达目的地，交递谕旨，完成了使命。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三月回到京师。康熙予以褒奖，授兵部员外郎。康熙还命他将奏呈的报告刊印出来。书名《异域录》，以满、汉两种文字刊行。雍正元年该书刊印。
　　全书３万字。记述所经地方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物产民俗、动植物分布、道路远近等。书中除对蒙古少有笔墨外，基本部分都是记述域外俄罗斯的。
　　该书体现几个 第一 ：卷首所附图理琛绘制的俄罗斯地图，虽失于过简，却是国人实地考察后绘成的第一幅俄国地图；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俄罗斯区域地理的专著。图理琛自然也就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经由上述地方、并留传下游记的第一人。
　　《异域录》问世后，很受欢迎，以至已刊行多种版本。在欧洲也受青睐，有法文、瑞典文、俄文、英文等几个译本。当年它有助于人们了解俄罗斯，今天仍是研究俄罗斯历史地理、中俄关系史及土尔扈特蒙古的颇有价值的资料。
　　杨宾（１６０５- １７０２年）著有《柳边纪略》５卷。其父遣戍宁古塔，他于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去探望父亲。他把一路上的见闻写成《柳边纪略》，主要内容有地理沿革、山川聚落、风土景物、语言习俗等。
　　书中提到地方语言： 边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岭，如欢喜岭、盘头岭之类。戴石者曰拉，亦作■，如拉伐，必几汉必拉之类。平地有树木者曰林，如恶林，王家林之类。山间多树木者曰窝稽，亦曰阿机。《盛京志》作窝集。
　　《实录》作兀集，……瀑布曰发库，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宽甸子，张其哈喇佃子之类。 书中还描写了当地的生活习俗： 开户多东南，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作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晓起则迭被褥，置一隅，覆以毡或青布。客主共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丽纸，寒闭暑开。 对黑龙江、松花江他作了一些考证，认为 黑龙江（《元史》作合兰河）
　　发源塞北，南流而东。混同江发源长白山，北流而东。虽入海合而为一，而其源则相去甚远。《金史世纪》称混同江亦号黑龙，大误。又以西江之水，手掬之皆白色，惟达望略如柳汁耳。《金志》及《松漠纪闻》称掬之则色微黑，皆不可信。
　　３。水文地理、边疆地理著作
　　黄宗羲（１６１０- １６９５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和科学家。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研究领域甚广，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无不涉猎。
　　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今水经》是他对水文地理的研究著作。该书把全国水系分为南水、北水两类。北水包括黄河及其支流，东北的河流，河北、山东的河流，淮河等。南水包括长江及其支流，浙江、福建的河流，广江（即珠江）水系，云南的河流等。这种分类方法比《水经注》的条理性强，改正了《水经注》的部分错误。《今水经》仍有错误之处：在分类上，它没有内流河系；在某些河流的流向和从属关系上也搞错了，说黑龙江入松花江，曹娥江入浙江（今钱塘江），潞江（今怒江）入大盈江等。
　　南北朝时郦道元注释《水经》，成《水经注》这一历史地理学之名著。
　　然而年代久远，水道变化甚大；加上《水经注》对南方及偏远之地水道叙述偏简，因故续貂之著更形需要。
　　齐召南（１７０３- １７６８年），字次风，号琼台、息园，浙江天台人。生于官宦之家。幼即聪慧，人称神童。在清廷任过翰林院庶吉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礼部侍郎等官职。他记忆力惊人，有目十行而终生不忘之载。他学问精深广博，有奉旨赴边疆的使臣行前多面询齐召南有关当地情况。他著述甚多，有关历史地理方面，有他任《大清一统志》篡修官时所撰该书中山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外藩及属国部分；有人称 清代《水经》 的《水道提纲》。后者堪称他全部著述之代表作。
　　《水道提纲》计２８卷，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完成。该书对当时中国沿海如鄂霍次克海、渤海、东海、南海，以及沿海城镇、关隘、海口、岛屿等均加记述。该书还记述了当时中国土地上的各个水系。既分述各地之河川，也专论全国名河大川，还记载了入海水系及入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河水系。内容丰富、全面、准确，多有创见。它认为长江正源非岷江，而是金沙江；它记载的黄河源头亦与今日认识一致。齐召南及其《水道提纲》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１６３１- １６９２年），字景范，人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先世累有任明朝官吏者。其父顾柔谦，博览群书，尤好史地。明亡后，率顾祖禹隐居山野，躬耕不出。临终前叮嘱顾祖禹：明《一统志》在古今战守、攻取之要方面论述不详；在山川条列方面支离破碎，源流不备；故应发愤读书，写出有水平，有见解的著作来。顾祖禹隐居不仕，专志著述。历时２１年，在５０岁时写出《读史方舆纪要》１３０卷巨著，计２８０万字。
　　全书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历代州域形势（１- ９卷）；直隶、江南及１３个布政司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１０- １２３卷）；历代地理书关于河川记载（１２４- １２９卷）；史书关于星宿分野的记载（１３０卷）。顾氏并不满足于罗列现象，更重视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战争胜败与地利关系的分析上，尤显出超群见解。他认为，无险固然重要，但胜败的决定因素还在于是哪些人掌握着天险。他举例说，函谷关秦国用之攻战六国可绰绰有余，而秦末之衰势，虽以拒盗尚嫌不足。他还举例说，诸葛亮出剑阁可以威震陕甘地区，而后主刘禅却连成都也不能保。他得出结论： 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楼之邱、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顾氏的见解是发人深省的。顾氏治学的使命感之强，在学者中也不多见。他写此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总结明朝纲纪败坏，坐失险要的教训，为反清斗争提供借鉴。该书内容丰富，考订详尽，为历史地理和战守军事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吴振臣著有《宁古塔纪略》。他父亲于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遣戍宁古塔，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在当地生他。他在宁古塔生活了１７年。４０年后，他根据自身的经历，写成此书。描述了当地的气候、物产、风俗、植被等，对当时的边防措施、官庄制度、满族的语言文字及边防上各站的名称和里程也作了介绍。最后，根据朋友的言谈记载了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年）六七月间圃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东北５０里发生火山爆发的事实。他写道： 忽烟火冲天，其声如雷，昼夜不绝，声闻五、六十里。其飞出者，皆黑石硫黄之类，经年不断，竟成一山。 徐松（１７８１- １８４８年）著有《西域水道记》５卷。是书是他仿《水经注》体例，于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写成的。是书以罗布淖尔（今罗布泊）、哈喇淖尔（今敦煌西北）、巴尔库勒淖尔（今巴里坤湖）、赛喇木淖尔（今赛里木湖）、宰桑淖尔（今斋桑泊）、特木尔图淖尔（今伊赛克湖）等１１个湖泊为纲，叙述甘肃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地区的水系，体现了内河流的特点。在湖泊之下以河为条目，对河流流经地区的城市、聚落、支流、山岭、某些地点的经纬度及这个地区的历史、物产、地貌、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方言、水利、水文、驻军情况等都作了叙述。它既是一部水系著作，又是一部地理著作。书中还记载了冰川及冰川地貌，如将木素尔岭上的冰川冰分为浅绿、白如水晶、白如砗磲３种。
　　李诚著有《云南水道考》５卷。是书写于道光年间，约６５０００字，以北盘江、南盘江、西洋江、金沙江、六归河、赤水河、澜沧江、潞江、大金沙江等９条干流为主纲，附以各干流的支流。总计支流４５４条。是书对云南省的水系记载详细，亦有个别错误的地方，如把大金沙江误为雅鲁藏布江。书后所附《滇南山川辨误》，对《徐霞客游记》中３处错误给予订正。
　　４。传统地方志
　　地理志是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著作，《汉书？地理志》首开先例，历代相沿不辍。而中国古代地理志的主要内容，则包括疆域沿革、山川、物产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地理志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历代正史中都设 地理志 ；二是官修全国性的总志，如元代的《大元大一统志》、明代的《大明一统志》；三是由省至乡所修的地方志，如道志、卫志等。
　　清朝继承前代传统，也重视编修地理志。我国现存地方志总数约８０００种，其中清代编修的为５５００种，明代编修的约有１０００种。清代地理志存数较多，固然与社会发展进步及清廷重视有关，也与清之前历代距今久远，旧时代兵荒马乱，多有失佚有关。
　　清朝非常重视全国性总志《大清一统志》的修纂，曾三次组织人力，三次修纂。第一次成书于乾隆八年（１７４３年），全书３４２卷；第二次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全书５００卷；第三次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全书５６０卷。《大清一统志》的体例，将北京和各省、地区分为２２统部和青海、西藏等地区，再以府、州分卷叙述；具体内容包括疆域、分野、建制沿革、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关隘、梁津、人物等计２５目。
　　堪称涉面较广，内容也较详尽。
　　除《大清一统志》外，清代的地理志即基本上为地方省、府、州县志乃至镇、乡志。一般省一级为某某省 通志 ，府一级称某某 府志 ，县一级称某某县志.清政府修纂《大清一统志》之前，要求各地先修当地方志，以备参考，这便促进了各地的方志的编修。各地方的方志的修纂，当然不仅限于清朝前期和中期，晚清各朝特别是历时较长的光绪朝，均有新修方志的问世。
　　地理志中记载有许多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又是其他文献中难以求寻的。
　　如地震、矿产、河流、科技人物等资料，是后人研究地学史的重要资料，也为地震、河流观测及探矿找矿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地理志的发达，使方志学应运而生。章学诚（１７３８- １８０１年）在修成和州、毫州、永清三志和主修《湖北通志》基础上，总结修纂方志的经验教训，创建方志学，对地方志的定义、沿革、体例、内容、编纂方法进行了研究。
　　５。矿产文献
　　有的矿产文献，撰者多数并不出于科学研究的动机，而是爱好、玩赏和收集各种石头的文人雅士写成的石谱。自古以来此类书籍层出不穷。清代宋荦的《怪石赞》（１６６５年成书）、高兆的《观石录》（１６６８年成书）等书，便属此类。书中对多种石头的形状、颜色、自然特性等均有涉及，成为矿产文献资料中有价值的一部分。
　　清代已有专门研究矿物学的著作。云南矿业尤其铜矿业历史悠久，规模亦大，堪称全国之首。有关云南矿厂的书，清代有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檀萃（？-１８０２年）撰《滇海虞衡志？金石篇》，对铜矿及其它矿种，做了一些记载。还有一部《铜政便览》８卷，但成书年代和著者均不可考。较有影响的当推吴其濬（１７８９- １８４７年）所著《滇南矿厂图略》。此书为吴其濬编纂，徐金生绘辑，约成书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１８４４- １８４５年）。全书分上、下卷，上卷名《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下卷名《滇南矿厂舆程图略》。
　　《滇南矿厂图略》细述云南铜矿分布、矿床构造及找矿、采矿技术。关于铜矿石，书中记述了许多种。 自来铜 为最佳，含铜量为 十溜 （１００％）。九溜以上者有 彻矿 ，色深黑，质松脆。含铜量较高的还有 绿矿.含铜量较低的则是 锡镴 类矿石。书中记述汤丹铜矿床的特点为：矿体为扁豆体，厚度由数米到四百米不等。书中也介绍了云南所产金、银、锡、铁、铅等矿产，并记述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后金银矿在采铜时被发现而附带开采。
　　（二）晚清近代地学的发展
　　１。对世界地理与边疆地理的研究
　　长期以来，政治高压使人们噤若寒蝉，不敢了解和研究外国； 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又使人们不屑于这样做。然而，正是这些不为人们所认识的外夷，居然对天朝上国走私鸦片，侦察挑衅，甚至为保护鸦片贸易和打开中国大门而蓄意挑起战争。严峻的现实，使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觉悟到，必须了解和研究外部世界了。鸦片战争前后，形成了一个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史地、政情等情况的高潮。林则徐开其端，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魏源深入进行研究探讨，进行了必要的理论总结；徐继畬等人也做了富有意义的工作。
　　林则徐（１７８５- １８５０年），福建侯官人，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嘉庆进士。在东河河道总督任内，徒步抽验秸料数千垛，尽力修治黄河。任江苏巡抚期间，疏陈连年钱漕之累，小民之苦，坚请缓征，并修白茆、浏河水利。在湖广总督任上，力主严禁鸦片，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禁烟。正由于他勤于吏治，为政清廉，较有远见，禁烟态度坚决，故为道光派遣至广东查禁鸦片。在广东，他有虎门销烟的壮举；他有区分鸦片走私和正当贸易的灼见；他积极进行战守准备，并相信 民心可用 ，允许人民在外国侵略者入侵时持刀痛杀。
　　战胜敌人，必须了解对手。林则徐等人已经认识到，外国为达侵华目的，对中国 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 ，他为 吾中国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 而深深抱憾。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抵达广州，在禁烟的同时，每天派人 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报纸）.林则徐将搜集到的外国人编撰的各种书籍及报纸，亲自审阅修订，先后译编成《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四洲志》系根据英人慕瑞（ＨｕｇｈＭｕｒｒａｙ）《地理大全》译出，林则徐润色，编成初稿。《四洲志》介绍了世界五大洲３０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是当时中国第一本较有系统的世界地理志。据说有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刊本，惜未得见。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本，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上海石印。
　　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当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积弱的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成为失败者。但林氏睁眼看世界之举，却影响了一代人；《四洲志》的译编，成为清代地理学全新进程的起点里程碑。
　　魏源（１７９４- １８５７年），湖南邵阳人，原名远达，字默深。道光进士，为主张 经世致用 的今文学派。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撰筹漕、筹河等篇。助江苏巡抚陶澍筹办漕运、水利诸事。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度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参加浙东抗英斗争。后愤清廷战和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乃辞归著书。他于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撰成《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刊本５０卷，５年后增订为６０卷，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
　　又扩编为１００卷。
　　《海国图志》所参考和征引的文献资料颇多，范围涉及中外古今各类著作。除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历代史志１４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７０多种、奏折３０多件，以及亲自了解而来的材料，附图７３幅。该书叙述世界各国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情，提出了自己对政治、经济、海防的见解。
　　内容远较《四洲志》等书丰富和浩博。
　　《海国图志》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中国的世界史地研究基础。它不仅是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更重要的是初步触及了研究世界史地的理论方法，走出了前无古人的一步。它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研究世界史地的时代意义和方法问题。魏源从对历史的观察，已朦胧意识到 中外一家 的发展趋势。既然已不能绝缘于这个世界，就必须主动研究世界史地。他强调材料基础的扎实性，主张尽量用外人的直接记载。他主张加强系统性研究，注意东西方国家联系和对比。在编撰上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结构：全书分为自撰部分和资料汇编部分，自撰部分有总叙、后译和文中夹注等，是全书灵魂；资料部分是全书内容的主体。
　　《海国图志》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赋予国人以新的近代世界的概念。之前旧史之《外国传》多过简或失实；少数专书不外海外奇谈；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新知识不受重视。是书以几十幅世界地图，以浩繁的叙述，为人们展示了另一个近代世界。书中阐发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主导思想，促使人们去思索，去变革。
　　《海国图志》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错误之处。在辑录他人著作时，魏源未能对原著中的欠缺和错误予以指出和纠正。如所附地图系选之他书，但原图绘制技术较差，形状、位置及距离多有偏差，魏源并无任何说明和改正，照辑不误，失于准确和科学。另外，该书虽有魏氏自撰《筹海篇》及各部分叙文与按语，但大多为辑录他人著作予以汇编而成。
　　《海国图志》之后，世界地理研究竟成风气。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反映了这一趋势。
　　梁廷楠（１７９６- １８６１年），广东顺德人，字章冉，号藤花主人。道光副贡生。曾任广州越华、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长、广东澄海县训导等职，参与过禁烟斗争和鸦片战争时的抗英斗争。鸦片战争前夕就留意搜集海外旧闻、各种报章及西人著述，探寻西方国家强弱分化的原因。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开始，先后撰成《合省国说》（即美国史）３卷、《兰仑偶说》（即英国史）４卷等书。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刊行《海国四说》，内中即有上述二书并其它种书。
　　《海国四说》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及风俗等。是书也把介绍史地与激励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相联系。在介绍美洲开发时说：欧洲人初至美洲， 其地已先有土著如中国之苗者十数万人……
　　各国商船始不过以贸易至，货尽即行，继侦知其力弱谋独无能力，又人少土旷，谓可夺而有之……各国遂先后劫以兵而分裂其地 ，对英国灭印度、攻缅甸、占南洋的侵略行为，无不予以揭露。作者显然要让国人从中汲取教训，变弱为强，以免遭侵略。是书在规模上不及《海国国志》，但在体例上已不同于《海国图志》式的资料汇编，形成为一家之说的撰述之作。
　　徐继畬（１７９５- １８７３年），字健男，号牧田、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广西浔州知府、福建延邵津道道台。鸦片战争时，在福建汀漳龙道任上抗敌。后升任广西巡抚、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他利用在福建沿海为官的便利条件，广泛收集外国史地资料，历经五载，手稿修改几十次，终于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撰成《瀛环志略》１０卷，刊刻出版。
　　该书约１５万字。系统介绍了世界近８０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于亚洲、欧洲及北美洲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国人向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亦有介绍。该书资料比较准确。全书有４２幅地图，除日本及琉球一幅取自中国资料，其他均从西方地图册上钩摹而成，堪称是当时中国刊印的外国地图中最好者。书中介绍了西方先进武器和交通工具，并以欣赏笔调谈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是书出版后，即为国内开明者所重视。魏源增订百卷本《海国图志》即引用其该书约４万字的材料。该书于咸丰十一年传入日本后，备受重视，几次翻刻，广泛流传，印刷与装帧质量亦远在中国刻本之上，并以日文、英文注出人名、地名，地图套彩印刷。日本刊本反流入中国，成为翻刻的摹本。
　　洋务办学，是书成为同文馆教科书之一。是书亦有不足。何秋涛（１８２４- １８６２年）曾作《瀛环志略辨正》一文，对书中有关俄罗斯部分的差误予以订正。
　　另外，某些观点失当。在非洲社会发展落后的原因上，是书沿袭殖民主义者的诬蔑之词： 黑番愚懵，无经营创造之能，遂至人禽杂处，长此榛狉。 他解释欧洲器物先进的原因是欧地 在乾戌方，独得金气。 他认为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计划不能实现，在他看来， 两地之限隔，天地之所以界画东西也 ，既然理当如此， 欲以人力凿之，不亦傎乎！ 再则，是书不同意 师夷长技 ，唯恐失体，表现出封建保守性。
　　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日衰，在英国东南沿海挑衅和大举进犯的时候，陆地边疆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著书立说，对边疆的地理和历史加以研究，以图唤起国人的注意。龚自珍（１７９２- １８４１年）为澄清东北边界问题，写过《最录平定罗刹方略》，于研究东北中俄边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曾立志编撰《蒙古图志》，搜集许多资料，惜失火被毁。
　　魏源在边疆地理研究上也有贡献。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撰成《圣武记》，内有《国朝俄罗斯盟聘记》和《俄罗斯附记》两篇，介绍中俄边界情况。
　　稍后并且成就较大的研究者当推张穆、何秋涛及曹廷杰等人。
　　张穆（１８０５- １８４９年）初名瀛暹，字诵风、蓬仙，一字石州，山西平定人。２６岁时录为优贡生，候选知县。３４岁（１８３９年）后弃仕途，长住北京宣武门外，一意著述。学识精深广博，尤精于历史地理和古文字学，《蒙古游牧记》是他的代表作。
　　《蒙古游牧记》凡１６卷，张氏逝世后经友人何秋涛校订，并排比补辑末４卷，才得全部成书。以蒙古历史上各盟的旗为单位，对在内外蒙、青海、新疆等地各部落历史、地理情况，详细考注。对清廷与蒙古王公的关系，也记述甚详。内蒙古２４部６卷，外蒙古客尔喀４部４卷、额鲁特蒙古３卷、额鲁特新旧土尔扈特３卷。在地理方面，他对蒙古各处地形、驻军重镇及边地卡伦，都考古证今。他还注意对自然经济条件的考察，每记一地，必记其水道泉源流向，何处水咸不可食，何处有水草，何处宜稼穑畜牧，等等。
　　《蒙古游牧记》是第一部较系统的蒙古地志，是研究蒙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有俄译本问世；民国六年、二十八年先后有两种日译本出版。
　　何秋涛（１８２４- １８６２年），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曾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因外患日深，关心社会政治问题，尤注重边疆史地研究。他认为沙俄与中国接壤， 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 ，乃广为搜集资料，撰成《北徼汇编》６卷，后又增至８０卷并附图。进呈咸丰，赐名《朔方备乘》。
　　何秋涛著书目的在于称颂清初武功，提醒统治者认清边疆形势，抵御外来侵略。为了这个目的，该书不仅记载了历朝北部边疆用兵得失之故，而且对东北到西北的边疆沿革的攻守地形作了详尽考察。他认为中国北部边疆最大威胁来自沙俄，故对中俄关系方面的史地情况着墨甚多，文章亦最有价值。这方面的篇章有《北徼界碑考》、《俄罗斯馆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艮维窝集考》、《库页附近诸岛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乌孙部族考》等等。
　　论及东北边境防御，何秋涛认为吉林至关重要， 为盛京屏障者吉林也，为吉林根本者东海诸部也.故以专篇记东海诸部，该书还以边疆沿革考证，驳斥一些不正确的说法。
　　该书考订群书，集诸家大成，史料来源十分丰富。该书突破了之前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边疆以外史地。在继承发展东北、蒙古、新疆史地研究成果的同时，又展开了对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史地的研究。
　　姚莹（１７８５- １８５３年），安徽桐城人，字石甫，号展和。嘉庆进士。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道，会同总兵达洪阿，奋力抗击侵台英军，屡次击退英舰。
　　平日即注意搜集有关世界各国情况的资料。鸦片战争后受诬贬官四川，尤努力探寻抵抗侵略的良策，将多年搜集所得资料，撰成《康輶纪行》１６卷，着重考察西藏地区，绘制有世界和中国西南边疆地图，记载了不少有关英、法、俄、印度、廓尔喀、哲孟雄等国地理、历史知识，提醒时人警惕英国侵藏野心，建议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
　　曹廷杰（１８５０- １９２６年），字彝卿，湖北枝江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并及史地书籍。由廪贡生考取汉文眷录，在国史馆当差。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
　　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几次受命去东北，在三姓靖边军后路营中办理边务文案；进行过近２年的黑龙江等地的边防考察；调查沙俄擅自派人到东北勘探铁路的情况；试办呼兰山植山货税务，试办都鲁河税务；补吉林知府并兼理府学。在东北期间，他广泛收集资料，勤于著述，研究东北史地。他的主要著作有《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等，于我国东北史地研究贡献甚大。
　　《东北边防辑要》偏重于历史文献的汇集整理。阐明明、清两代东北疆域及其管辖，论证黑龙江流域自古即为中国领土。
　　《西伯利亚东偏纪要》是作者实地考察中俄边界后写成的，全书计１１８条。曹廷杰对永宁寺碑和奴尔干都司衙署所在地的考察，以及对永宁寺碑文的拓取与研究，都成为明代东北疆域的极富说服力的证据。曹廷杰拓取和研究奴儿干永宁寺碑文的成果，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是书对当时边防价值也很大。吉林将军特摘取书中８５条送清廷军机处，摘了３５条奏呈皇帝。
　　《东三省舆地图说》，主要是关于东北地理、考古及民族等方面的学术札记。内中《古迹考》１卷，是作者在东北实地考察的成果。咸平府、率宾府、显州、信州、五国等处，作者考证出确切地点，解决了史家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它如金上京、三姓、白城、得胜陀碑、完颜娄室碑等问题，该书均提出独到看法。
　　曹廷杰还撰有《条陈十六事》、《查看俄员勘探铁路禀》，在抵制沙俄侵略东北方面，向清政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如自筹款项筑路、自定路轨规格、垦荒开矿、移民实边、练兵备战等等。
　　曹廷杰是晚清首位全面实地调查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地理、古迹及社会经济的学者，他在清朝边疆地理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２。西方地学知识的传入
　　鸦片战争后，西方地学知识也比较系统地传到中国。
　　编著、翻译西方地学著作是传播渠道之一。第一个在中国传播西方近代地学知识的是英国伦敦教会教士慕维廉（Ｍｕｉｒｈｅａ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２- １９００年）。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他即来到中国上海传教。他有很深的中文功底，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出版了他编译的《地理全志》。书分上、下编，上编论地政，下编论地质、地文。
　　在上编中，分洲叙述了世界地理。下编之卷一为地质学内容，其他各卷则是自然地理学的内容；卷二是地貌学；卷三为水文学；卷四至卷五为气象气候学；卷六为植物地理学；卷七为动物地理学；卷八为人口地理学；卷九为数理地理学；卷十为地理学史。此书把世界地理知识比较完整准确地介绍给中国人，同时，还使中国人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到诸如地震、火山、地裂、水质、江河湖泊、海洋潮汐、化石及地层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
　　慕维廉还在咸丰七年刊行《六合丛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包括《地球形式大率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地震、火山论》、《平原论》、《潮汐平流波涛论》、《河湖论》等一系列文章。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科学家华蘅芳等人与外国传教士合作，也翻译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西方地学著作。
　　《金石识别》是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Ｊ？Ｄ代那（Ｊａｍｅｓ　ＤｗｉｇｈｔＤａｎａ，１８１３- １８９５年）所著，由英国传教士玛高温（Ｄ？Ｊ？Ｍａｃｇａｗａｎ，１８１４- １８９３年）口译，华蘅芳笔译，江南制造局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出版。
　　这是第一次将近代矿物学和晶体物理学知识系统介绍到中国。全书１２卷，设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中有 论金石结成之形 、 论金石形色性情 等内容；分论中的内容包括论述 锈金类 、 气类 、 水类 、 炭类 、 硫黄类 、 金石化学 、 金石分类之法 等。此书译完之后，华蘅芳又继续与玛高温合作，把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Ｃ？Ｌｙｅｌｌ，１７９７- １８７５年）所著《地学浅释》译出，同治十二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全书３８卷。原著为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出版的第六版本。于是，莱伊尔的地质进化均变说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首次在中国得以介绍。
　　此外，江南制造局还译有其它地学方面的书籍。据统计，从同治七年至光绪三十三年（１８６８- １９０７年），共译出 矿学 书籍１０种７２卷，译出 地学 书籍３种５１卷。其中矿学类书有《开煤要法》、《井矿工程》、《宝藏兴焉》等等。
　　清末新政中去日本留学的学生，也译出一些地学书籍。范迪吉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翻译并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１００册中，有地学方面的：《地质学》、《日本新地理》、《万国新地理》、《万国地理学新书》、《地理学新书》、《日本地理问答》、《世界地理问答》、《矿务学问答》、《矿务学新书》、《地文学新书》等。
　　上述编著和翻译的西方地学著作，对于传播地理学、地质学、采矿冶金学、矿床学等知识，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然，有些书中关于地质年代等译名采用音译，不利于掌握和普及。
　　自洋务运动起，晚清教育也逐渐进行改革。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学堂，许多都开设地理、矿学课程，有的还专门设立这方面的专业。京师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第五年开设地理金石课；八年制学生第三年开设各国地图课，第八年开设地理金石课。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又称中西学堂、北洋公学），即有 律例、矿务、制造 ３个专科。张之洞在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于湖北矿务内附设矿业学堂和工业学堂，开设矿学及工艺课程。张之洞在湖北开设的湖北算学堂亦开矿学课程。广东开设的西艺学堂，分设矿学、电学等５种专业。
　　洋务运动中办起的学堂选派出国留学生，有的就是选学矿务等专业。福州船政学堂在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派出首批留欧学生３０余人，其中有１人专学矿务，有４人学习矿务和制造理法（上述５人依次为：罗臻禄、池贞铨、张金生、林庆昇、林暲）。
　　清末新政中，各地纷纷设立新式学堂，地理课程得到普及。张之洞在湖北开办的小学堂、中学堂，均开设地理课程。张之洞开办的师范学堂，也开设地理课程。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张之洞改湖北西路高等小学堂为矿业学堂。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京师大学堂设 地质学门 ，聘请德国人梭尔格博士（Ｆ？Ｓｏｌｇａｒ）讲授。同期国人也有出国留学学习地质专业的，如章鸿钊（字渲群，浙江吴兴人，１８７７- １９５１年）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留学日本，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学部地质科；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１８８７- １９３６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系，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回国。日本专设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中，有一矿路学堂，内设铁路、矿务两科。
　　教会学校也开设了地理、地质等课程。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开学的上海中西书院八年制教育中，第三年有 各国地图 课，第八年有 地学、金石类考 课。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有的人虽然出国并无学习使命，但却在国外不失时机地学习地学方面知识。邹代钧（字甄伯，湖南人，１８５４- １９０８年）就是这样。他受家学熏陶，自幼喜好舆地之学。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作为随员随刘瑞芬出使英俄等国。他在外国期间，潜心学习、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技术，堪称中国第一位在国外研习西方近代地图学的人。
　　上述传播西方地学的手段和渠道，在传入西方地学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地学浅释》曾在中国用作教材，鲁迅就读江南陆师学堂时就用过它。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书籍，较长时间成为国内新式学堂的教材。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规定的学堂教材，属于翻译的地学书即有《世界地理学》、《大地平方图》、《地学指路》、《金石略辨》等。洋务运动期间派遣的首批赴美留学的幼童，虽学业未竟就被迫回国，但其中仍涌现出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人，成为中国首批矿业工程师。章鸿钊在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地质科毕业回国后，在京师大学堂任地质学讲师，是为中国人中第一位教授地质学课程者。王汝淮（别号皖南，广东南海人，１８７０- ？）原在广州同文馆，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调至京师同文馆学英文，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被派至英国伦敦学习矿务，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在工部任职，继到京师实业学堂工作。宣统三年开始编写《矿学真诠》，民国六年（１９１７）脱稿，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采矿学教科书。邹代钧于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从英、俄回国，带回欧美地理图册多种。适逢清政府开馆续修《会典》，乃呈《上会典馆书》，建议兼采中西地图测绘法，受到普遍赞赏。他担任湖北舆图局总纂、湖北译书局海国地图编辑。戊戌变法运动中，他是湖南维新报纸《湘学报》的舆地撰稿人，是南学会舆地主讲人。戊戌变法失败，又主讲两湖书院。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
　　又在京师大学堂任总教习，并主讲舆地。
　　近代地学的传入，还有一种特殊的媒介，即西方学者到中国进行地质资源调查。这种调查本身是学术性的，但却服务于帝国主义侵华目的。客观上，这些调查过程、调查结果，也影响着中国地质学的发展。
　　这类调查始于同治年间，整个晚清未有间断。先是西方学者进行，继则日本学者也参加这类地质调查。
　　第一个到中国调查地质的是美国人庞佩利（Ｒ？Ｐｕｍｐｅｌｌｙ，１８３７- １９２３年）。他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开始，在华北和长江下游进行了三四年的调查。他于调查之后，著有《中国蒙古及日本的地质研究》一书，提出中国地质构造线为东北——西南走向的所谓 震旦方向 学说，对中国地质学产主过较大影响。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德国著名地质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Ｆｅｒｄｉｎａｄ　ｖｏｎ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１８３３- １９０５年）到中国考察，进行了４年，到达中国南北１４个省区。根据调查，写出《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多卷巨著（１８７７年至１９１３年陆续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中国地层和地质构造等论述，以及有关中国化石的记述及所附地质图，都有一定影响和权威性。书中还提出了 山西之煤可供全世界千年之用 及胶州湾为良港的观点。德国强租胶州湾和垂涎于山西采煤权，理论依据均与调查有关。
　　其它调查还有：光绪三年至六年（１８７７- １８８０年），洛茨（Ｄ？Ｌｏｃｚｙ）
　　先走长江流域，过秦岭而入甘肃，然后沿南山北麓进入川西山区，最后由西康进入云南；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维里斯（Ｂ？Ｗｉｌｌｉｓ）和布来克维尔德（Ｅ？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ｄｅｒ）先后去山东西部、东北南部、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湖北、长江三峡地区调查，发表有《中国调查报告》；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１９０７- １９１０年），布朗（Ｊ？Ｃ？Ｂｒｏｗｎ）几次去云南调查；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戴普拉（Ｇ？Ｄｅｐｒａｔ）进入云南调查，历时１５个月，写有《云南东部地质》，清末来华进行调查的日本人有小藤文次郎（１８５６- １９３５年）等人，他们活动范围是东北。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隶属于大连满铁总部的满铁地质调查所成立，对中国东北及山东进行地质调查，更是赤裸裸地为日本变东北为其殖民地的阴谋服务的。
　　３。中国近代地图学、地质学的诞生
　　西方地学理论传入中国后，晚清中国学者加以运用，进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
　　邹代钧是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所著《上会典馆书》、《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二书，堪称是他地图理论和方法的代表作。于西方先进测绘理论如经纬度测量法、三角测量法、多种投影法、等高线法等均加论述，对西方先进的测绘工具及其用法的介绍不胜详尽。
　　他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在武昌创办译图公会。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是会改名为舆地学会，是中国近代地理学最早的学术组织。舆地学会致力于编译出版中外名图，推进地理学研究，普及地理教育。
　　邹代钧主持湖北舆图局、舆地学会期间，先后绘制出版湖北地图《湖北全省分图》、《中外舆地全图》等地图书，计各类总图、分图千余幅。这些地图除《湖北全省分图》是实测外，其他都是精选自外国人所作最新地图和国内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各省通志、州县志所附地图。编制地图时，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绘法转化为地图投影法。在编译外国地图时，不仅把外文译成汉文，把经纬度改为以中国京都子午线为起始子午线，而且把比例尺改行自制的中国舆地尺，以便国人掌握。他还采用多种投影法和彩印法来制作地图，使这些西方先进技术在中国得到运用。
　　邹代钧在地理书籍方面也有许多著述，主要有《光绪湖北地记》２４卷、《中国海岸记》４卷、《西域沿革考》２卷、《中俄界记》３卷、《蒙古地记》２卷、《日本地记》４卷、《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阿富汗、俾路支六国记》８卷等。
　　中国人自己撰写有关中国地质的学术论文，最早的当推虞和钦和鲁迅（１８８１- １９３６年）。虞和钦（浙江镇海人）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上海创办《科学世界》杂志，当年该杂志四、五月份的第二、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论文《中国地质之构造》。鲁迅曾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读书，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十月在《浙江潮》第八期上发表《中国地质略论》。
　　之后的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直隶矿产局总勘探师邝荣光测绘出《直隶地质图》是为中国首份地质图，后他又发表《直隶省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等学术文章。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东京帝大留学生顾琅根据日本地质矿产局秘本编纂一幅《中国矿产全图》。张相文（１８６６- １９３３年）早在光绪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两年（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就编著《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成为中国最早自编地理教科书。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又编著《地文学》和《最新地质学教科书》。
　　中国人在晚清成立了中国地学会。该学会是张相文与张伯苓等人发起，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在天津创立的，张相文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次年，《地学杂志》问世。初为月刊，因经费原因，后改双月刊、季刊、半年刊，甚至还被迫几次停刊。
　　中国人在晚清也进行了一些地学考察性质的活动。张相文曾在宣统元年至三年（１９０９- １９１１年）到山东、河北、河南、内蒙等地，进行旅行考察。
　　《地学杂志》上发表过他考察后所写文章《齐鲁旅行记》、《豫游小识》、《塞北纪行》等。
　　４。考据派对历史地理的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传播、倡导和研究西方地学固然渐成时代主流，但仍有一些学者继承乾嘉考据学风，埋首于古书之中，进行沿革地理的研究。在考证地名、补充史实、校注古代地理名著、搜集历史地理资料等方面，促进了我国沿革地理学的发展。杨守敬与丁谦在这方面尤值一提。
　　杨守敬（１８３９- １９１５年），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中举人后，屡次进京会试皆不中，乃绝意功名，专志著述。
　　曾为随员出使日本。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归国后曾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其代表作有《水经注疏》、《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水经注图》、《历代舆地图》等。
　　《水经注疏》４０卷，计７３万字，４倍于原书字数，对于《水经注》所述河流迁徙、郡县沿革、城镇荣衰、各种地理现象，都有详尽考述，以今地名予以注释；对以往研究《水经注》的成果予以辨析，订伪纠谬，对全祖望、赵一清、戴震３人校勘中的纠谬之错予以揭发。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共９卷。广征博引隋史志记传、唐宋地理总志，以及明清两代研究成果，论述了隋代郡县建制与省并的原因。
　　《水经注》无图说，难令读者有具体地理观念。咸丰年间（１８５１- １８６１年）汪士铎（１８０２或１８０４- １８８９年）撰《水经注图》，惜描绘粗陋，比例失调，方位错乱，水道源流亦追溯不清。由是杨氏乃作《水经注图》，取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为底本，以传统绘图之法，将郦氏记载的１３７条水道、１２５２条支流及所经地方（城邑、湖泽、古迹）和各种自然地理现象，均予细致而准确的描绘。即以今日标准衡量，大多数也是正确的。
　　《历代舆地图》共３４册，耗时３５年。图籍包括历代疆域总图和各朝详图，从春秋到明朝，贯通古今，内容可谓丰富。过去的历史地图，多为断代之图。嘉庆年间李兆洛曾编有《历代地理沿革图》，但内容过简，错讹亦多，且将割据之朝省并为一图，完整性较差。杨守敬编绘之图则予以改进。所据府本为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而胡氏舆图又以康乾时传教士所绘制地图为根据，故杨氏舆地图更具准确性。
　　除上述三书外，杨守敬还著有《汉书地理志补校》、《三国志郡县表补正》、《晦明轩稿》、《禹贡本义》等。考释地名方位，补订郡县变革，均有创建，正因为杨守敬学术成就超出前人，故当时人就把他的地理学与李善兰的数学、段玉裁的小学，并称为清代三绝学。
　　丁谦（１８４３- １９１９年），字益甫，浙江嵊县人。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
　　贡于乡，后曾任象山县教谕、处州府教谕。他博览群书，长于边疆和域外地理考证和研究。代表作为《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
　　出版。
　　丁谦对历代史书的西域传详加考证，对其中舛误、弊病予以纠正。他还广泛搜集古今中外材料，对正史西域传的遗阙进行增补。除了撰著历代正史西域传地理志外，丁谦还对蒙古舆地详加考证，撰《元秘史地理考证》１６卷，纠正前人错误，并补其遗漏。丁谦的考证，往往还扩及到域外。《晋外四夷考证》就谈及大秦（罗马）的历史，并考证了通向大秦的通道。对朝鲜史地也有涉及，《朝鲜传考证》则考证出大同江和鸭绿江均有浿水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