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天文学

天文学
　　（一）欧洲天文学的有限传播
　　１。《时宪历》的颁行
　　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在明代受到很大阻碍。为保证朱氏天下传之万世，明王朝竟于开国之初就下令严禁民间学习和研究天文历法。长达２７０年的明代，始终使用着元代的历法，只不过把元代《授时历》之名改为《大统历》而已。相袭日久，误差甚大，以至于国家天文台——钦天监竟接连测算日食失误。徐光启主持并起用西方传教士编纂的《崇祯历书》，介绍了较先进的欧洲天文与历法知识，本来可据以改正《大统历》，竟因晚明社会动荡，尤其保守派反对而束之高阁。《大统历》虽多错讹，竟照行如旧。
　　清朝建都北京，为实行新法历书提供了机会。顺治元年五月（１６４４年６月），传教士汤若望（Ｊｏｈａｎｎ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Ｖｏｎ　　Ｂｅｌｌ，１５９２- １６６６年）
　　请求清廷保护天文仪器及《崇祯历书》书版。随即摄政王多尔衮命汤若望以新法正历，其历名为《时宪历》。经过对日食的测验，证明明代之《大统历》、《回回历》皆误，惟新法准确。清廷乃令监局学习新法，并颁行《顺治二年时宪书》。顺治三年，汤若望对《崇祯历书》略加改订，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顺治皇帝。顺治命令监局官生习读。汤若望本人因新法正历之功，被朝廷授予要职和殊荣：钦天监监正、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光禄大夫、通玄教师、一品封典，等等。顺治皇帝对他非常器重。
　　然而，《时宪历》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钦天监原设回回科，后汤若望因行新法而罢置回回科。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烜乃上疏诬告汤若望推算错误。
　　幸顺治皇帝未轻信流言。康熙即位后的第四年（１６６４年），吴明烜之友杨光先等人又上疏参劾汤若望，攻击新法。时鳌拜等人专权，竟错误地下令废止《时宪历》，复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将汤若望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１６２３- １６８８年）逮捕入狱，给汤若望加上邪说惑众、谮谋造反、新法荒谬的罪名，并定处磔刑（分尸）。只是因康熙五年春宫中大火，京城连日地震，统治者以为不祥，才决定从宽免死，释放出狱。
　　汤若望与南怀仁获释后幽居北京，汤若望于康熙六年逝世。
　　杨光先、吴明烜成为钦天监监正、监副，但复用旧法，与天象多有不符。
　　二人无法解释。南怀仁上疏康熙，辨旧法之误。康熙遣人实测立春、雨水节气及太阴、火、木二星躔度，南怀仁所言属实，而吴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时宪书》所言逐款皆错。于是，守旧派气焰一落千丈。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年），南怀仁被授钦天监监副（４年后擢升监正）；废除《大统历》和《回回历》，重行《时宪历》；杨光先、吴明烜被革职查办；汤若望昭雪平反。
　　２。《历象考成后编》与《坤舆全图》
　　《时宪历》是由《崇祯历书》改订而成，但《崇祯历书》的内容却未能反映世界最新天文学研究成果。它采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该体系是一个折中体系，介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的地心体系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日心体系之间，认为地球为宇宙中心，月亮、太阳和恒星均绕地球运转，五大行星则绕太阳运行。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乃在于当时欧洲教会反对哥白尼日心体系说，传教士自然也就不会在书中采用这个理论体系。当然，书中也介绍了包括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著名天文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许多材料也被引用。
　　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年），清政府重新修订新法历书，编成《历象考成》，虽对原历书中隐晦难解之处予以条理、系统化，但理论体系仍是过时而落后的。
　　这种情况在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部分地得到了改变。德国传教士戴进贤（１６８０- １７４６年）应康熙之召，于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来到中国，雍正年间任钦天监监正。鉴于雍正年间以第谷理论推算日食有失于精确，乃主持纂修《历象考成后编》，书成于乾隆七年，计１０卷。书中介绍了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转轨道为椭圆的论点，传入了牛顿计算地球和太阳、月亮距离的方法。但该书内容仍未提及日心说，仍以地球为中心，太阳绕地球运转。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日心说才传入中国。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ｎｏｉｓｔ，１７１５- １７７４年）奉乾隆之召进入北京。他以设计精美的圆明园水法工程而得乾隆宠眷。为解答乾隆关于地理方面的询问，他于乾隆二十五年进献了《坤舆全图》（世界地图）。图高、长分别为１。８４米和３。６６米，图的四周有许多文字和插图。文字多涉天文，插图均为天文图。文字与插图说明哥白尼日心说是唯一正确的学说，还介绍了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并指出地球不是正圆球体。此外，有关太阳黑子、太阳自转、月面结构、金星位相、木星４颗卫星及土星的５颗卫星的绕行周期、土星环、太阳系天体自转及数据、恒星发光、彗星绕日运转等内容，也作了介绍。乾隆虽也不失为一代英主，吟诗作赋或算内行，于科技的兴趣却远逊乃祖康熙。他本人是否认真研读该图不得而知，但该图几十年秘不示人却确定无疑，因为它被当成奇珍异宝锁入深宫密室。
　　三四十年后，该图经翻译和润色以《地球图说》之名出版。但影响仍很小，未得到传播。究其原因，一则当时历法计算中并未用其法，权威性不足；二则阮元为该书所作序言斥日心说为离经叛道， 不可为训 ；三则正值乾嘉考据复古之风强劲不衰之时，许多人但知故纸堆，无暇顾之。
　　３。先进天文仪器的引进与介绍
　　汤若望主持钦天监工作后，重新制造已损坏的天文仪器，如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仪、望远镜等。
　　南怀仁在钦天监工作期间，为了便于观测天象，又对天文仪器进行了改造。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建成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经限仪和天体仪。他还编成《灵台仪象志》１６卷，附图说明这些仪器的制做原理和安装使用方法，书中还附有使用这些仪器测得的许多记录。
　　戴进贤于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年）奏请修订《灵台仪象志》，在此基础上主持编成《仪象考成》，根据观测结果和中西星图，纠正了原来星图中的许多错误。玑衡抚辰仪也是在戴进贤指导下制做完成的。此仪器分三重，最外是古时六合仪而不用地平圈，其内是古时三辰仪而不用黄道圈，再内是为四游仪。《仪象考成》卷首即附有介绍此仪的绘图和文字。
　　此外，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时，钦天监还增加一件具有法国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地平经纬仪。上述仪器的制造和书籍的编写，无疑把我国天文观测水平提到新的高度。
　　（二）国人对中西天文学的研究
　　１。薛凤祚的贡献
　　薛凤祚（１６００- １６８０年），字仪甫，山东益都金岭镇（淄博）人。父为明万历年间进士，故有家学传统。曾授官中书舍人，愤魏忠贤弄权误国，乃辞归乡里，专事学术研究。薛凤祚少时读王阳明书，后从魂文魁习传统天文历法，继又在清顺治年间随波兰传教士穆尼阁在南京学西方天文历法，并协助穆尼阁翻译过西方天文、数学书籍。薛凤祚堪称清初少有的兼通中西天文学的学者。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刊行了他所著《历学会通》。书计６０卷，其中天文历法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历学会通》收有５种历法，其中旧中法即为元代《授时历》和明代《大统历》；新中法是学自魏文魁的东局历法；西域回回历即元、明时与《授时历》、《大统历》并用的《回回历》；今西法选要选自《崇祯历书》；新西法选要系学自穆尼阁的《天步真原》。
　　薛凤祚以其掌握的中西天文学知识所作的历法，在《历学会通》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内容包括：太阳经纬法原、五星经纬法原、交食法原（以上内容是关于日、月、五星及日食和月食的计算方法）；太阳、太阴并四条、五星立成、交食表（以上内容为计算用表格和数据）；经星经纬性情（此部分标出用十二次划分的较亮恒星的黄、赤道坐标和星）；中历及辨日食诸法异同。
　　薛凤祚所作历法基本上以《天步真原》为理论基础。在他的历法所述新西法选要中，较《崇祯历书》先进一些，突出表现在对五星部分所用宇宙模式，有别于《崇祯历书》所介绍之托勒玫本轮、均轮地心体系，以及第谷行星绕日、日绕地球的宇宙图形。计算行星经度所用日地圆，是独立于行星运动轨道的，从而体现了哥白尼日心体系特征。当然，书中仍然作出地球为中心，太阳绕地球转动的说明。这样一来，书之精华部分难于理解，故未能引起很大反响。
　　２。王锡阐的建树
　　王锡阐（１６２８- １６８２年），字寅旭、昭冥（肇敏），号晓庵、余不，江苏吴江人。家境贫寒。过继给无子嗣的叔父。王一生无子女，生活清贫。自学天文学和数学。他有很强的华夏正统观念，清高正直。满清入主中原，他以死报亡明未遂，乃布衣终生，不图功名。明末清初欧洲天文历法等西学传入，甚至朝廷以西法正历，他从感情上也难于接受。他要通过对中西天文历法的比较研究，来明了中西天文历法孰优孰劣。他在深入细致研究基础上，写就重要的天文学著作《晓庵新法》。全书计６卷，成于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
　　越１０年，他又完成另一部重要天文学著作《五星行度解》。此外，王锡阐其他天文学著作尚有：《历说》５篇（约顺治十六年，即１６５９年）、《历策》（康熙七年，即１６６８年）、《日月左右旋问答》（康熙十二年，即１６７３　年）、《推步交朔序》（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测日小记序》（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及《大统历法启蒙》和《历表》３册。他佚失的天文学著作有：《西历启蒙》（属西方天文学提纲挈领之作）、《历稿》（以传统历法推算的年历）、《三辰晷志》（介绍自己设计制造的一架天文观测仪器）。
　　《晓庵新法》第一卷介绍天文学计算所涉三角学知识。第二卷是天文数据。第三卷用中西二法推求朔望、节气的时刻和日、月、五大行星位置。第四卷探讨昼夜长短、晨昏蒙影、月亮、内行星的位相和日、月、五大行星的视直径。在第五卷中，王锡阐创造了 月体光魄定向 法，用此法确定日心和月心连结。第六卷研究交食，以 月体光魄定向 法计算初亏复圆方位角；书中对金星凌日和月掩恒星、月掩行星、行星掩恒星、行星互掩等 凌犯 的计算，他为第一次，开历代天文历法著作之先河。
　　《五星行度解》中，他意在改进与完善西法行星运动理论，故采用西方小轮几何体系。他在书中建立了略有别于《崇祯历书》中的第谷模型的自己的宇宙模型。他受到开普勒的启发，以磁引力来解释行星环绕太阳的运动。
　　在谈到 水内行星 时，他认为内行星凌日与太阳黑子有必然联系。这种见解，与同期伽利略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所提，属不谋而合。
　　《晓庵新法》表现了王锡阐坚实的中国传统天文学功底。写作动机也很明确，就是应用西方天文学的某些技术，来构建更加完善的传统天文学的框架。但内中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他在第二卷所给数据中的大部分为导出数据，却无导出过程，且又径用导出数据继续推演。再则，第二至第六卷新用数据及中间值多达５９０个，所给名称多有重复。他刻意追求传统，详法而略理，全书无图。这些都降低了该书价值，并因其难懂而使传播受到影响。
　　《五星行度解》表明王锡阐对西法造诣非浅。这本书实际上是他在所能接触到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的基础上，试图对西学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结果。
　　书中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如他所建自己的宇宙模型，谈到五星中之 土、木、火皆左旋 ，就属一例。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王锡阐当时还不可能全面、系统地接触到包括天文学在内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崇祯历书》多有过时、不妥之处，因此他提出了西法也不完善，中法未必不善的见解。前半部分观点是正确的，后半部分观点则带有感情用事的成分，如他不同意西法对中法的批评，坚持认为传统方法把周天划分为3651度比西法360 度更好，便属这种情况。
　　4 这种感情用事，就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了。及至他认为西法源于中法，就更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了。对传统文化执著的热爱和追求，严格的夷夏之防，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把中西天文学上某些似是而非的联系，当成本质上的源流关系。
　　王锡阐注重天文的观测实践，且非常勤勉。 每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他终生贫穷，无资购置制造大型和精密观测仪器，所谓观测，更多的还是以目视观测为主。但他在观测理论上仍有较高水平的总结。在《测日小记序》中，他对于仪器的误差和观测者的人差，均有较为正确的概念。他认为，要取得理想观测效果，仪器须精密，观测人须熟练且善用仪器；同一仪器以两人观测，所见必然有所不同，因为 心目不能一 （人差），反过来若同一人用两个仪器观测，所见也会有差别，因为 工巧不能齐 （仪器系统误差）。应该承认，王锡阐受观测条件所限，观测精度并不很高，但他勤奋的精神和较高的理论水平，确是非常可取的。
　　王锡阐在清代天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时有 南王（锡阐）北薛（凤祚） 之说。康熙御定《历象考成》中就采用了王锡阐的 月体光魄定向 法。《四库全书》收入《晓庵新法》。联系到王锡阐一介布衣，刚正不阿，终未仕清，享此殊荣更属难得。他改进第谷宇宙模型和行星运动理论，是推动天文学研究的大胆尝试，启迪和带动了之后梅文鼎、杨文言、江永等人的相关研究。他在清代天文学界的名气似没有梅文鼎显赫，但梅文鼎却非常推崇王锡阐，认为王锡闸水平超过薛凤祚，并为自己无缘早识王锡阐而抱憾。
　　梅文鼎名声远播，除成就大以外，还与受到康熙的礼遇厚待有关。
　　３。梅文鼎的成就
　　梅文鼎（１６３３- １７２１年），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生于当地望族之家，远祖、曾祖及祖父均任明代地方官。其父梅士昌明亡后隐居，以耕读相伴。梅文鼎少时从父亲和塾师处学到一些天文知识。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梅文鼎从师学习大统历法，并撰成首部天文学著作《历学骈枝》。他几次专往金陵访会师友。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是他较多接触西学历法的一年，他购得《崇祯历书》一部分，并抄得穆尼阁《天步真原》和薛凤祚《天学会通》。从此开始系统钻研西方天文、数学知识。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梅文鼎到北京，以期与传教士南怀仁晤谈学术。虽因南怀仁先逝，他却得缘与当时为康熙讲授西方科学的传教士安多切磋历算。次年，写成《历学疑问》。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康熙南巡，因之前读过《历学疑问》，特于御舟召见梅文鼎，磋谈历算之学，对梅文鼎褒彰有加。梅文鼎著述甚丰。
　　他逝世二年之后，他的天文、数学著作出版，书名《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
　　后其孙梅瑴成重新整理排列，以《梅氏丛书辑要》之名刊行。
　　梅文鼎对中国传统历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曾自撰《古今历法通考》５８卷（未出版），专门探讨古历源流得失，而其重点则放在《授时历》和《大统历》上，有关著作有《历学骈枝》、《堑堵测量》、《平立定三差详说》等。在《历学骈枝》中，他分析对比《授时历》与《大统历》的异同。
　　他认为，二者相同之处在于法原、立成及推步等方面。他还认为《大统历》弃置《授时历》所用前代岁实消长法乃是一种退步。对二历在月行迟疾、日食开方等有关数据的不同及其原因，他也进行了研究。他对日、月不等速运动对合朔时刻的作用，对《大统历》在交食方面的数据错误，都予以分析和纠正。他用几何法阐释《授时历》日、月食食限辰刻的计算原理。在《堑堵测量》和《平立定三差详说》二书中，分别详释了《授时历》中的黄赤坐标换算法和招差法这两项数学成就。他对古历尤其是《授时历》、《大统历》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条以《大统历》解读《授时历》的途径展现在学者的面前。
　　他对西方天文历法也进行了研究，并有所贡献。在《历学疑问》中，他介绍了古典天文学的小轮学说和偏心圆理论，但怀疑其可用来说明行星运动规律。他在《崇祯历书》基础上，对原有推算日、月食法和推算日、月、五星位置法，加以系统化和详解，分别在《交食》和《七欧》中予以介绍。在《五星管见》中，他提出 围日圆象 说，调合托勒玫和第谷体系，实现行星运动理论模型和谐自洽。在《恒星纪要》中，他系统地整理了散见于诸书之中的西方星表，如《崇祯历书》、《灵台仪象志》及托勒玫《天文学大成》等书，均是重要的资料引用来源。他本人还根据诸表按岁差原理推得 康熙戊辰各宿距星所入各宫度分.梅文鼎还自制了多种天文仪器，主要有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浑天新仪等。
　　由于梅文鼎在天文历法和数学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他被时人誉为 历算第一名家.但梅文鼎这样严谨、杰出的科学家，也持有 西学中源 观点。这对他本人及后世学人主动吸收外来先进成果，自然会产生消极影响。
　　４。阮元、李锐等人的研究
　　阮元（１７６４- １８４９年），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科举一帆风顺，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至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间，先后中秀才、举人和进士。所任学职有：山东、浙江学政，经筵讲官兼管国子监算学，翰林院侍讲兼国史馆总辑，会试副总裁、总裁。也曾任封疆大吏：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漕运、两广、云贵总督。晚年为体仁阁大学士、经筵讲官。
　　后加太傅衔。阮元博览群书，尤长于考证，是乾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李锐（１７６９- １８１７年），字尚之，号四香，江苏苏州人，世居河南。青年时受业钱大昕，习天文、数学。曾钻研《大统历》、《回回历》及蒋友仁的《地球图说》。多次参加科举，榜上无名，一生主要为人充当幕客。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广结学术师友，于天文、数学均有大量著述和创造，堪称乾嘉学派在天文、数学领域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阮元于天文学最大贡献在于主编了记录和评论历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生平事绩和科学成就的《畴人传》。书在李锐、周治平参与协助下完成。全书４６卷，２６９篇，时间跨度上起三皇五帝，下迄嘉庆初年，所涉人物有中国科学家２７５人，西洋天文学家、数学家及传教士４１人。传记除介绍传主的简况如姓名、籍贯、科举出身及主要官职外，基本篇幅记叙在天文学、数学领域的观点、见解和活动。有著作者，无论著作是否存世，概列名目，录序言、凡例，并介绍概要。阮元为多篇传记写论，评说传主思想、活动，分析学术源流演变。《畴人传》从另一途径开展了中国古文献整理，在发掘古文化遗产及为天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汇编方面，贡献非常突出。
　　阮元本人开创性地主编中国第一部科学史著作，工作本身功德千秋。在多篇列传后论中，他表现出博采中西学长处的胸怀，主张既继承前代成果，又不断创新，还要 择取西说之长 ，故对徐光启赞颂，对杨光先抨击。他主编《畴人传》原则之一，就是摒弃迷信的星占学及术数，表明他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阮元的局限一面，则表现在他宣扬 西学本源 ，并对哥白尼学说持贬低态度。
　　李锐被阮元称为江南第一深于天文算术之人。他受阮元之邀，参与《畴人传》编写，是《畴人传》设计者和主要执笔人，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书中多人之传完全成于李锐之手。李锐对天文历法的贡献远非这些。他的著作以《李氏算学遗书》之名刊于嘉庆时，其中如《日法朔余强弱考》、《三统术注》、《四分术注》、《召诰日名考》、《乾象术注》、《奉元术注》、《占天术注》、《回回历元考》等，在训诂、考据经史典籍中的天文学资料方面，多有建树。他研究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等，并复原了已散佚的宋代《奉元历》和《占天历》。
　　此外，乾嘉学派中的汪日祯所撰《历代长术辑要》，列出西周至清代共２５００多年朔闰时刻，成为历史年代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需要提到的清代前、中期的天文学家还有梅瑴成（１６８１- １７６３年）、明安图（？- １７６４年）、戴震（１７２４- １７７７年）等人。梅瑴成是梅文鼎的孙子，精通数学和天文学，参与主持《历象考成后编》编纂工作。著有天文学研究短文集《操缦卮言》，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建议《明史》之 天文志与 历志 分开；认为 天文志 中所载月犯恒星乃 天行之常 ，而所谓五星犯月入月乃 必无之事 ，应行删去；强调在 历志 中图示立法之原，并被采纳。明安图是蒙古族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长期在钦天监工作，并担任过监正。他在康熙发起编撰百卷《律历渊源》书中，负责其中《历象考成》的考测，实际考察和检验计算书中的理论和数据。乾隆年间编写《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他均担任主要工作。在前书中，他任副总裁和汇编，后书中担任推算工作。戴震通晓西方天文历法，而对于传统天文历法尤堪称精博。他撰《观象授时》１４卷，十三经并各家注疏及子部诸书中有关天文历法部分，史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西洋新法算书》、《大清会典》及李光地、梅文鼎等人著述，均在征引范围，堪称古今天文历法分类集成之作。
　　尚有以六经释天文的《释天》、《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续天文略》等。
　　总体看来，国人在清代前期和中期对天文学的研究，的确成就不小。但是，于西学研究来说，仍未进入学术尖端领域，受哥白尼学说影响甚微； 西学中源 限制了人们开拓、学习的精神；整理国故使许多人越发自我陶醉于祖先的成就，不思进取，并使一大批有才华的科学家耗光阴于旧纸堆之中。
　　（三）晚清天文学的发展
　　１。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鸦片战争惊醒了许多中国人傲视天下的美梦。他们急于知道外界，迫切想了解宋明理学与考据之学而外的其他知识。魏源（１７９４- １８５７年）的《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即１８４２年首次出版，后有增补本），堪称战后最早把西方政情、地理、历史、天文等知识传送给国人的巨著。哥白尼学说也在书中有所介绍。在《海国图志》中，译载了几篇关于哥白尼学说的文章，并附录了地球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的绘图。《海国图志》战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长期、广泛、巨大的影响。哥白尼学说再也不是传教士规避不谈之学，再也不是锁匿深宫之论，再也不是视而不见、 离经叛道 之说，它已伴随着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在渴望了解世界的中国人中传播开来。但《海国图志》并非天文学专著，故影响有限。
　　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１８１６- １８７３年）曾在来华后着手编译《博物新编》，全书共３集。其中第二集《天文略论》刊行于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对哥白尼、牛顿学说进行了介绍，并提到道光二十六年发现的海王星。
　　近代天文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当始自上海墨海书馆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
　　出版汉译《谈天》。
　　《谈天》即《天文学纲要》，原著者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尔（Ｈｅｒｓｃｈｅｌ），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初版。该书汉译工作由中国人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ｙｌｉｅ，１８１５- １８８７年）完成。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徐建寅又把到同治十年为止的最新天文成果补充进去，出版了增补版《谈天》。《谈天》是一部全面介绍欧洲先进天文学知识的书籍，包括日心地动学说、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恒星、变星、双星、星团、星云及银河系等内容。《谈天》汉译本有序言，李善兰歌颂了哥白尼、开普勒及牛顿等人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他说： 哥白尼求其故，则知地球五星也绕日 ，开普勒 求其故，则知五星与月之道皆为椭圆 ，牛顿 求其故，则以为皆重学之理也.序言还批判了阮元对哥白尼学说的诋毁和钱大昕对开普勒定律的实用主义态度： 未尝精心考察，而拘牵经义，妄生议论，甚无谓也.序言使沉闷的中国天文学界震聋发聩，全新的天文学知识更使其耳目一新。
　　晚清发展近代教育，也推动了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洋务运动中北京及上海、广州建起了教外语的同文馆，很快洋务派官僚就认识到应增加包括天文在内的自然科学课程，并增设天文算学馆。到了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这个设想已经实现。在京师同文馆中，五年制学生在第四、第五年始开 天文测算 课程；八年制学生在第七年开设此课。英国人方根拔等４人即在同文馆担任天文课教师。天文算学馆也开办起来，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就录取了２名专学天文学生。京师同文馆还建立一座供学生实习之用的天文台，时称观星台。观星台上有各种仪器，台顶可以四面转动，高约５丈， 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登之，以器窥测.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也有观星台一座。
　　洋务派兴办教育过程中，各地同文馆及江南制造局所设翻译馆也翻译出了一批天文历法书籍。京师同文馆译出的有：《星学发轫》、《戊寅中西合历》、《己卯、庚辰中西合历》等５部；上海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译出天文学著作２部２２卷。
　　清末新政中，留日学生翻译的大批日文书中也有天文学方面的，如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范迪吉等人译的百册《普通百科全书》中，就有日人所著《星学》。
　　晚清教会学校众多，一般都开设天文课程，而其中上海圣约翰书院和济南齐鲁大学还专置天文科或天算系。
　　上述天文学教育和译书活动，都直接有力地推动了晚清近代天文学的传播。
　　２。天文事业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堪称内外交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几乎是不间断地发动侵华战争，而清政府每战必败，败必乞降、让权和赔款；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清政府穷于镇压；资产阶级的维新与革命，尤令封建统治者坐卧不宁。民穷财尽，使清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发展近代天文事业。及至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劫走钦天监全部仪器，属于中国自己的天文机构已是荡然无存。
　　与此形成对照，殖民地性质的天文事业却有了发展。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文台，收集中国沿海气象情报，为法国舰船航行提供授时服务。中法战争中，法国侵华舰队就得利于这座天文台。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法天主教会又在松江县建起余山天文台，进行天文、地磁、地震观测。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即把中国作为侵略目标，对台湾更是急不可待地欲行吞并。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日本就在台北建立了进行气象资料收集活动的测候所。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海陆战场连战皆北，终以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赔偿巨款而结束战争。日本占有台湾后，又在测候所增加天文观测内容。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德国在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强占胶州湾（次年迫使清廷同意租借９９年）
　　为始作俑者。德国经营青岛，建立起包括气象、天文、地震、地磁等观测及测时、授时工作的青岛观象台。中国领土上的这些外国人经办的天文机构，尽管客观上有传播科技文明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及军事侵华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