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与革新——清晚期经济（一）

保守与革新——清晚期经济（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即从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１８４０- １９１１年），清代经济进入晚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演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逐步控制了中国市场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的交汇，构成清晚期经济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清晚期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两大主题为：其一，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与革新势力的大胆变革；其二，中国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并不断扩张。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围绕这个中心，前者表现为中国人的种种主观努力，后者则表现为客观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从此开始发轫。在长达７０多年的时间里，清晚期经济既是封建保守势力顽固抵抗与革新势力不断革新的过程；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封建经济解体以至崩溃、资本主义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为此，本书根据这两大主题的发展脉络，将清晚期经济分为两个方面来叙述，本章主要叙述前一个问题。
　　清晚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并不断扩张，以至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在军事上控制了满清政府。腐败的封建统治者，虽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但为了苟延残喘，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却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封建剥削，使人民群众的负担日益沉重。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强，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顽固也是最大的障碍，是对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反动。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剥削制度，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符合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它的实施，严重地打击了以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太平天国有关学习西方、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起着巨大的启蒙作用。
　　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 自强 、 求富为口号，进行了一场创办以近代机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清政府洋务派创办和控制的近代机器工业，开中国机器制造业之先河，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封建统治，但其结果却发展了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它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改革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企图将封建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的改革运动。戊戌变法的目的是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挽救民族危亡，而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变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改变封建政治统治的 根本之学 ，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反对。
　　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开始在一批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中间产生。这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开展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土地制度的演变
　　１。清政府财政搜刮的加强和赋税制度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拮据的状况更为严重。清政府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屡次战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军事赔款。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也使白银外流更加严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一方面因镇压人民起义，每年军事开支高达２０００多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由于太平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又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仅江、浙、皖等省因太平军占领，就使清政府盐税收入的一半以上无从着落。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关税除上海以外，几乎全部丧失。当时户部库存银两，从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的８００多万两，减少到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的２２万多两。北方各省的贮存仓谷，也由道光三十年的２７５０万石，减少到咸丰三年的１２５０万石，咸丰十年则只剩５２３万石。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勒索和内战的负担也不断加重。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费尽心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用一切办法来加强财政搜刮。
　　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地丁钱粮、关税、盐税和厘金四项。而清政府用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像增发通货、铸造大钱，减少官兵俸饷，推广常捐，加重地丁漕赋的征收科派，增收盐税，征收厘金和特捐等等。
　　清代晚期，封建政府赋税制度的演变过程，就是封建政府财政搜刮不断加强的过程。
　　①开征厘金厘金，是指关税以外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征收方法有两种：一种为活厘，又名行厘，是一种货物过境税，抽之于行商；另一种为板厘，也称坐厘，属于交易税性质，抽之于坐商。收税一般以货物价值为准，税率一般为１％，但也有根据货物数量抽取厘金的。
　　厘金的开征，始于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当时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政府调集大量军队镇压，军费激增，导致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扬州帮办军务的雷以诚，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向扬州附近里下河地区的仙女庙、邵伯等乡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半年就收款２万贯。咸丰四年，雷以诚奏请清政府在江苏各府州具广泛推行。后来，胜保又奏请政府在其他各省推行。咸丰五年起，湖南、湖北、四川、新疆、奉天、吉林、安徽、福建等省相继开征厘金。咸丰七年，胜保又奏准在全国各省一律办理。
　　厘金最初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税款，税率一厘，即１％，故名厘金。当时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临时性筹款，不算正税。但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取消厘金，而是继续征收，并扩大征收范围，健全征收机构，完善征收手续。使厘金成为一种固定的税收制度，直到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才被民国政府明令裁撤。当时全国设立的厘金局达６００多个，捐卡设置有如林立，全国各地的局卡约在一万个以上，形成 五里一卡，十里一局 的状况。
　　清政府的厘金收入十分巨大。据江浙、两湖、两广、陕甘等１４个省的统计，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时即达到１４３３万多两①，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１／４以上，成为仅次于地丁钱粮的大宗收入。如果再加上其他几省的厘金，估计在２０００万两以上。对粮食、经济作物、纺织品、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税率，一般高达３- ５％以上，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厘金重复征收的现象十分严重，销售距离越远，完厘越多，有些长途运销的商品纳税额达１００％以上。
　　至于对城市和集镇坐商店铺强制征派的坐厘，也是清政府很大的一笔收入。
　　任何大小店铺都必须缴纳，甚至每碗茶也得征税一文钱。
　　厘金制度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第一，它分割了国内市场，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封锁，不利于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
　　第二，严重阻塞了商品流通，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统一。林立的局卡，繁多的名目，日益增高的税率，加重了赋税剥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第三，使商税的征收手续日益繁琐，从而增加了贪官污吏从中盘剥和敲诈勒索的机会。
　　第四，扩大了官僚机构，增加了征收人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第五，为各地封建军阀割地称雄、养兵自大提供了经济来源。
　　此外，在实行厘金制度的同时，对外国商品却免收厘金，为外国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了打击民族市场，有利外国商品推销的作用。
　　②增收盐税盐税是历代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对食盐的销售实行包销垄断政策，盐税由各包销商统一缴纳，盐价也由各包销商垄断。清政府规定，每年由户部颁发盐引，指定口岸和数量，由商人贩运，不准引和盐分离。
　　盐引，就是官府发给商人允许运销食盐的凭证。商人领到盐引，必须交税。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断增加盐税，导致盐价不断上涨。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民间食盐的价格，一般上涨了一倍以上。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两淮直隶等地，每斤食盐一般约２０余文，后来增加到３０- ４０余文。山西临汾则由１６。７文涨到３４文。福建由１０文左右增至２０余文①，再如河北文安县，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每斤盐价为２８文，光绪二十八年为３２文，光绪三十一年为３６文，光绪三十三年为４０文，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为４４文②。１５年内增长了５７。１４％。由此，清政府可从增收盐税上捞到一大笔收入。道光时清政府每年盐税收入７００多万两，到了光绪末年，增加到每年２４００多万两③。
　　③亩捐亩捐，是一种按亩征收的田赋附加税，也称田捐。亩捐包括的种类繁多，主要有厘金亩捐、学捐、警捐、国防军费捐等等，各地不一。这种田赋附加税，最早是在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时在四川开始征收，此后相继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征收。税额没有统一规定，可由各州县自定。与原先的地丁税相比，田赋附加税少者增加５０％，多者增加数倍。如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江西南昌县的田赋附加税比原来的地丁税增加５０％①。
　　四川地区的情况最为突出。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四川各大县的田赋附加税，比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地丁税增加了９倍，各小县增加了４- ５倍②。全国仅咸丰三年到咸丰十年的８年间，就征收亩捐达１０００多万两。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72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58、359 页。
　　②　　 同①，第 306页。
　　③　　 赵尔巽：《清史稿》第十三册，第 3606 页。
　　甲午战争后，田赋附加更为严重。２０世纪初，四川田赋总额达到３５０００００两以上，比鸦片战争前增加了千倍以上③。山东莱阳县的田赋附加税，有时比正税大１Ｏ多倍。河北定县的田赋附加税如以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为１００，则光绪二十九年为１３７。７，光绪三十三年为３５５。９，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则为３２１。２。亩捐的加派，不仅增加了广大自耕农的负担，就是佃农也未能幸免。地主往往以田赋苛重为由将负担转嫁给佃户，加租加押。此外，这一时期由于外国商品输入的加强和对我国原料掠夺的增长，清政府的关税收入也随之增加，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由于清政府的财政搜刮和关税增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到１９世纪末，清政府财政收入比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增加了一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过去的８０％以上降到了４０％以下，而关税、厘金、盐税三项收入则约占财政收入的６０％。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由主要依靠田赋而为主要依靠商品税收。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国商品侵略的加强，也反映了封建剥削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阻碍。
　　２。封建土地制度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封建国家所有制、封建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并存，其中封建地主所有制占据主要地位。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了封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鸦片战争后的７０多年里，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在这期间，由于发生了严重动摇封建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也由于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不断发展，使清晚期的封建土地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①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打击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农民革命，它历时１４年，革命势力所及达１８省，猛烈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文件是《天朝田亩制度》，而《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根据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的原则，宣布把全国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具体方法是按产量把土地分为九等，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这种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方法，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但是，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没有得以实施，但是在太平军所到之处，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07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07页。
　　③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中国财政简史》第 203页。
　　太平军占领一个地区后，就命令大地主大商人交纳金银、粮食等物品，补养军队。个别地区，实行没收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的政策。对于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分子和拒不交纳钱粮的地主，实行查抄没收浮财积粮的措施。
　　为了打击封建的剥削制度，太平天国广泛实行了增加地主赋税负担的措施。
　　在太平军占领区，很长时间里，佃户一般不再交纳地租。有些地区，农民还自发地占有地主的土地，使土地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在太平天国后期，为了解决军事费用，有些地区还采取了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措施，但地租率受到严格限制，地租额一般降低到原额的一半。
　　但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没有根本动摇封建剥削制度，因此当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之后，封建政权立即重新复辟，封建的土地关系很快得到恢复，广大农民重新陷入受剥削的深渊。
　　②土地掠夺和兼并加剧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封建政权重新复辟，封建土地关系很快恢复原状。
　　土地集中的趋势日益加剧。由于清军的野蛮烧杀劫掠和长期战争，江苏、安徽、浙江等东南各省，人民大量死亡，耕地严重荒芜，地价十分便宜。军阀、地主、豪富乘机收买、侵占大量土地，出现了许多占地数千亩以上甚至数十万亩的大地主。江苏嘉定，原地价 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四、五十金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 亩不过三五金.在安徽南陵，太平天国失败后，土著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因致土地几等无价，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者，约两万余亩 ①。
　　当时，兼并土地的，有地主、官僚、商人，但侵占土地最为突出的，还是大官僚、大军阀。这些军阀官僚，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抢劫了巨额财富，因此大量购置和侵占民田，其中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湘、淮两系军阀最为突出。如湘军头子曾国藩及其亲属，仅在湖南湘乡、长沙就有田１３０００多亩，其中曾国藩占田六千亩。曾国荃则 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求田问舍 ①。淮军头目李鸿章一家，仅在合肥就占地６０万亩。其他官僚军阀在各地兼并土地也很多，江苏右江道台张汝梅，在河南占地１万亩。据统计，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在苏北地区，占地４０万亩的有一户，３０万亩的一户，４- ７万亩的有很多户。在山东莱州和直隶武清县占地１万亩的，各占总户数１０％以上②。
　　除了军阀官僚地主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乘机兼并土地。同治年间，天津盐商张锦文，乘灾荒之机， 收买大清水地二百余顷 ③。山东临清的高利贷者冀耀祖，开设了几家银号，每家银号 都是在乡下拥有三十顷土地 ④。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封建军阀势力的不断增长，地方割据状况的逐步形成，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并且继续向前发展。这时期，除了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继续兼并土地外，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加入了兼并土地的行列。如大生纱厂的张謇，恒丰纱厂主聂缉椝，无锡业勤纱厂主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等，都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张謇在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便购买了大量土地，到了民国初年，兼并土地达到数百万亩。此外，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成为中国土地的兼并者。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土地最普遍的形式是教堂。帝国主义教堂遍及全国，这些教堂都拥有大量土地。如在内蒙，外国教堂很普遍，每个教堂都领有蒙地数百千顷。这些土地大多是以抵偿庚子赔款而取得的，仅在达拉特旗和阿拉善旗两处掠夺的土地就达７１万亩。从光绪二十六年到宣统元年（１９００- １９０９年），绥远的外国教堂向当地蒙王放款，以土地作押，结果被占用土地１３７０万亩，绥远２６５所天主教堂，共占有土地５０万亩。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76页。
　　②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二十三，第 79 ，117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0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0页。
　　土地掠夺和兼并的加剧，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不合理的状况日益严重。同时，这个时期土地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自耕农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大量存在到逐渐减少，而佃农的比重则不断增加。据统计，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时，自耕农在杭州占农户的４０- ５０％，直隶武清县约占农户总数的７０％，山东莱州占农户的６０％，江苏昆山、南通，自耕农半自耕农约占农户的４０％，安徽宿县自耕和半自耕农占农户的８２％，福州自耕地占全部耕地５０％，宁夏自耕地占耕地７０％，云南大理自耕地占耕地８０％，山东益都自耕地占９０％①。但这些自耕农占有土地一般只有几亩到十几亩。但到了２０世纪初，情况则发生了变化，自耕农户显著减少，而佃农户不断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江苏昆山、南通和安徽宿县的典型材料中，得到说明②。
　　

  

  

　　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后，限制了封建剥削，使地价下跌，原有地主将土地跌价转让，使一部分农民得到小块土地。同时，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东南各省人口稀少，土地大量荒废，河南、湖北、福建、广东等地农民大量迁往这些地区开垦荒地，本地无地的农民也开荒当作自产。由于当时荒地较多，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的同时，自耕农仍然能够大量存在。尤其在偏远地区，官僚、军阀兼并势力未及，情况更加普遍。此后，随着土地掠夺和兼并的日益加剧，小土地所有者难逃被大土地所有者兼并的命运，因而出现了后来的自耕农显著减少，佃农逐年增加的趋势。清晚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土地集中趋势加剧的标志之一。
　　③官田逐步私有化清王朝原有不少官田，如屯田、旗田、庙田、学田等，此外还有一些禁垦土地。清晚期，尤其是到了清末民初，这些官田公产，大量私有化，逐步转入私人手中。
　　①　　 李文冶：《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5-196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76页。
　　清朝的屯田和旗地原来是不许买卖的，但实际上很早就有旗人和屯丁暗中典卖，并有许多早已转入地主手中。官田被大量暗中典卖而成为黑地，清政府又不能对之征收田赋，使清政府在财政收入上遭受很大的损失。为此，咸丰年间，清政府被迫承认旗地买卖的合法化。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清政府又改变政策，宣布禁止旗地的买卖。可是旗地买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到２０世纪初，直隶的旗地 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日深，辗转典卖，变为无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 ①。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清政府宣布， 将各省屯田地亩逐一彻底查明，悉令该囤户报官税契。听其管业，将囤饷改为丁粮，统归州县官径征 ②。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清政府不得不再次下令， 嗣后旗人房地，准与民人互相买卖，悉照咸丰年间成案办理 ③。
　　据估计，清政府的官田公田原先约占全部耕地的２５％，到了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清政府的屯田和各种官田约占耕地面积的１８。８％。清末以后各种官田大量贱价转让给私人，一些官僚、军阀、资本家等竞相争购，到了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官地下降为仅占耕地比重的３。３％④。
　　清代时边疆的荒地也属国有公产。东北和内蒙的牧地，原本都是清政府的禁垦之地。可是，这些土地实际上也早已被内地逃荒去的农民私自垦种。
　　内蒙地区的开垦，从清中期就已开始。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垦务机构，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清政府正式委派督办垦务大臣。从此内蒙的放垦全面展开。由于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祥之地，因此封禁更为严密，放垦比内蒙要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侵入东北地区，清政府为了巩固边防，也为了通过增加民垦收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于是将东北地区的禁垦地陆续开放。清政府在放垦官荒时，采取大段丈放，收取押荒金的做法。因而使绝大部分荒地落入军阀、官僚、地主之手。光绪三十二年到宣统二年（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之间，黑龙江省土地局长周肇义在肇东东南松花江以北一带圈占沃土５０平方公里①。这些官田逐渐私有化的现象，也反映了土地兼并之风的强烈。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201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207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204页。
　　④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75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6页。
　　（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１。《天朝田亩制度》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不久，便颁发了太平天国前期的政治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它以解决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提出了彻底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的纲领和措施。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既规定了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又规定了建立新的各项上层建筑制度。
　　关于财产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根据 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 的原则，否定一切私有制度，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为公有。它明确规定，土地及一切财产都归上帝，不许任何人据为私有。而且根据上帝教的教义，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 ，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上帝那里取得一分同样的土地和财产。
　　《天朝田亩制度》根据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的原则，规定了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及分田办法。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是把土地按产量分成九等，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并照顾到劳动力的具体情况。
　　明确规定，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十六岁以上分全份，十五岁以下减半。肯定了妇女完全同男子一样分田，使妇女在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每家农民应有的副业生产以及实行公有制的分配制度。规定农民要种桑、妇女要织布，每家要饲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
　　农副业生产的分配办法是： 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使每一个农家都过着不受剥削的自给生活，达到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的理想境界。
　　此外，《天朝田亩制度》还根据土地及生产物公有制原则，提出建立以军事、行政、经济相结合的一整套社会组织形式，即所谓守土乡官制度。它分中央机构和地方政权。天王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首领，由诸王辅政，组成中央机构。地方政权分为省、郡、县三级。省级政权由中央派遣丞相、检点等职官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称为 守土官 ，由中央委任，管理地方行政。总制和监军以上为朝内官.县以下为基层，设各级乡官。每县设若干军，把居民按太平军的编制组织起来，以家为基础。每家选一伍卒，平时务农，战时充军，５家设一伍长，２６家设一两司马，１０５家选一卒长，５２６家举一旅帅，２６３１家举一师帅，１３１５６家举一军帅。从两司马到军帅都是 乡官 ，由民众公举产生。这一套社会组织，是军事、行政和经济的统一体，并赋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了不起的设想。
　　由２５家组成的 两 ，是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相当于村，由 两 司马领导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司法等项工作，形成一个以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组织。２５家组成的 两 中，设一国库，一个礼拜堂。
　　每年收获的粮食留够当年消费以外，都要交到国库。婚丧嫁娶等费用，由国库领取，鳏寡孤独废疾由国库供养。赏罚也由两司马负责，两司马还要保举人，祭告上帝等等。这样，两司马领导的２５家便成为一个生产、消费、财政、行政、军事、司法、教育、宗教等各项职能统一的基层组织，也是一个绝对平均、没有商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没有明确和直接地触及到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土地所有制，更不可能提出系统地改革土地制度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群众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经济纲领，取得了中国农民革命的最大成就。《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思想，符合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它对广大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对封建势力给予巨大的冲击。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度，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超越了未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当时的历史要求不相适应，因而流于空想。同时这个纲领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也不可能得到实现。所以，当《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纲领在执行时就遇到了困难，不得不退到现实社会中来，又制订了一系列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２。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①田赋制度《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由于当时战争仍在进行，没有实行分田的条件。同时，实行平均分田的政策也不易被自耕农所接受，因此，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没有实行。革命初期，一部分地区曾经按照圣库制度的精神，试行过余粮、余资征收制。即每家按 大口一月一担，小口减半 的标准留下各家粮食，其余粮食、商贾资本都交国库，政府不再向农民征收粮税。由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种办法难以广泛推行。咸丰三年，经杨秀清等奏请洪秀全批准，承认土地私有，开始实行 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
　　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再加上各地革命政权的稳固程度不同，以及各地太平军领导者的状况不同， 照旧交粮纳税 的田赋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情况有很大差别。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由太平天国各地的乡官直接向农民征收钱粮赋税，承认佃农不再向地主交租。向农民征收钱粮，也包括向一部分佃农征收钱粮。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攻克一地之后，就将大地主、大恶霸、赃官和寺庙的土地财产进行没收，其他地主也大量逃亡，这些土地的田赋便由佃农完纳，按亩征收，即 以实种作准 ，其余收获物全归佃农自得。实际上，佃农已经把这些田地作为自产，有些地方还把 田凭 （土地证）发给了农民。许多地方的农民也自发地向在乡地主抗租，不向地主交租。
　　另一种情况是向地主征收钱粮。在太平天国地区，由于封建土地关系并未摧毁，虽然大地主被镇压和逃亡，但中小地主还仍然存在，暂时逃避的地主后来也陆续返回。这些在乡地主向农民收租的现象就很难避免。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政权不稳固，赋税收入受到影响。而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后，由于清政府公开勾结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太平天国采取了对地主实行 安抚 的政策。洪秀全发出诏旨，明确承认地主阶级的存在，并要他们承担 钱漕正款.后来，一些开始实行 以实种作准 ，着佃收粮的地区，也相继实行向地主征收钱粮，允许地主收租的办法。对地主的租额，进行了限制，并普遍减少。与过去相比，高的仅占五成，一般都低一半到十分之九。地主的负担，除了 钱漕正款 之外，还经常征收一些捐费，如筑路费、门牌费、修塘捐、红粉（火药）捐等。由于地主的负担加大而租额减少，实际所得大大减少。这就沉重打击了封建剥削制度，也使一部分地主 降价鬻田佃农 ，使一部分佃农成了自耕农，自耕农的比重显著增加。
　　②工商业政策太平天国初期，曾在军队中实行过手工业集体生产的匠营制度。金田起义时，太平军集中手工业工匠编成诸匠营，负责军需生产。到南京后，把这种制度在全城扩大实施，把私人手工业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国家集中各种工人，按男女和技术门类设立机构（诸匠营和典官）管理，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生产。诸匠营有７种：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和镌刻营。典官的机构叫 衙 ，归营管理，分为两种：一种专管采办、保管、分配等工作，如典圣库、典圣粮等；另一种兼管生产和分配。由于典官分工很细，种类很多，所以称 百工衙.当时天京（今南京）所设的百工衙，除军用工业外，还有民用工业，种类较军队中的复杂。这是太平天国设想在手工业中废除私有制后实行的一种制度，和当时军队中实行的平均供给和圣库制度紧密相联。在当时对于加强战斗力和保障军队供给，严格军纪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不能适应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实际情况，而私有制和圣库制度也并未贯彻执行，因此它也不能坚持下去。
　　许多诸匠营和百工衙的手工业工匠也大批逃亡。在天京恢复家庭制度后，除军队和政府机关中仍保留这种制度外，其他地区均未实行。后来，太平天国对于独立的手工业者采取了听任自由经营的方针。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初期，曾一度采取废除商业的政策，规定 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由于整个社会商品经济还存在，要取消商业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不久便取消了对商业的禁令，从咸丰五年开始，对商业实行了国家经营管制的政策。商人愿意开业的发给执照，到圣库领取资本，但对经营的货物品种和利润均有限制。这个政策实行了几个月，店铺纷纷歇业。于是，随着其他公有制的废除，太平天国进而对商业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
　　太平天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特点是：保护商业，扶持贫困小商贩，课以轻税，对重要商品采取国营。为了保证店铺不受干扰、破坏，发给 印照 和 店凭 ，同时规定不得抬高市价、囤积居奇，务必公平交易，交纳捐税，否则予以打击。还明文规定 圣兵不犯秋毫.对于贫困的小商贩，政府先给予经商的本钱，后只交还七成，留三成以资周转。太平天国的商税，有关税、营业税和船钞三种，都比清政府的商税轻。关税只征一次；营业税，如米税，只是米价的１％；船钞每船一般只有几两银，而清政府则是 商船每只捐银二十两.太平天国对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必需品实行国营，以防止私人垄断。如食盐，过去由盐商垄断，现则由国家专卖，由各地盐师帅专门管理，并降低盐价。由于太平天国后期实行了正确的商业政策，境内出现了商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③对外贸易政策太平天国一开始就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政策，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外商进行通商贸易。太平天国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贸易特权，外商到天国境内贸易，必须请领护照，按数交税，如有危害革命的行动，则取缔通商关系。对鸦片 严禁入口 ， 贩卖者斩，吸食者斩.太平天国占领的江、浙、皖、赣等省是生丝和茶叶的主要产区，太平天国大量输出生丝和茶叶等商品，换取输入物资，并经常向外商购买枪炮军火、粮食、棉纱等物，以满足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治元年至二年（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年）
　　度的茶叶出口额，为革命爆发前的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度的２。６倍，生丝出口额为４。７倍。由于外商失去贸易特权，鸦片又被限制进口，使英、法、美等国商人与太平天国贸易总是入超，需使用大量白银购买丝茶，又使太平天国在通商中选购了许多军需品。因此，各资本主义侵略国与太平天国自然处于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太平天国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的特权，更为他们所不能容忍，这是他们勾结清政府公开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原因。
　　此外，太平天国还有一些曾实行过后又取消的制度和政策，如圣库制度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等等。
　　由于太平天国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打击了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而境内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１８６０- １８６３）
　　间，英国人呤唎曾长期生活在太平天国境内，他曾这样描述当时苏州地区的情形， 镇外停泊了许多运丝船、本地船、上海船，正忙于装卸货物，镇上的商店无不货物充足，生意兴隆。老百姓衣着整齐，熙来攘往地一片太平景象。特别是没有看到一个乞丐。镇外田间谷物丰收，农民们正忙于收割，……
　　太平区域人民的和蔼友善态度使我感到意外惊奇 ①。苏、吴一带商业繁荣，宜兴大浦镇 商贾云集，交易日数十万金 ②。芜湖成了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湖州成了极大的蚕丝集散中心。
　　３。《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也是中国第一个粗浅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是洪仁玕于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提出的，经洪秀全批注后，镌印颁行。
　　洪仁玕（１８２２- １８６４年）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还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金田起义时，他正在广东清远教书。为了躲避清政府缉拿洪氏家族，他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逃往香港。咸丰四年曾从香港到上海，准备去天京未成，又返回香港。咸丰八年，他再度在西方传道士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投奔太平军，由香港取道广州，经广西、江西、绕道湖北，终于在咸丰九年春天到达天京。在香港期间，洪仁玕有机会广泛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一些了解。他留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结识了许多外国人。洪仁玕到达天京时，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已发生极大的逆转。洪秀全见其弟至，格外欢喜，不到半个月，就封他为军师，号为干王，总理朝政。他针对当时太平天国的不利形势，根据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向洪秀全提出一个旨在全面革新太平天国内政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
　　①　　 呤唎：《太平天国的茶丝输出贸易》，《历史教学》1956年第五期。
　　②　　 《宜兴荆谿县志》卷五，见郭从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 683页。
　　洪仁玕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胜过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中国必须顺应这种时势。他要求太平天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巩固太平天国政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
　　《资政新篇》的内容为四部分，即 用人察失类 、 风风类 、 法法类 和 刑刑类.可分为 用人 和 设法 两大类。在 用人 方面，提出 去朋党之敝.主要是针对当时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现象而采取的措施，旨在加强中央集权。 设法 方面，包括 风风类 、 法法类 、 刑刑类 三部分。风风类 主要是移风易俗的问题，提倡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改变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落后闭塞风气。 法法类 主要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提出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是文献中的重点部分。 刑刑类 主要是关于如何建立和健全法制的问题。
　　在经济改革方面，洪仁玕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富强，是因为西方的 邦法 （资本主义制度）好，因而太平天国应该学习西方的 邦法.他十分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为了能够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自行制造生产运输设备和科学仪器，洪仁玕提出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工、矿、交通事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主张，提出建立国民经济部门体系的完整方案。
　　他主张建立制造 精奇利便 的新式工业， 兴器皿技艺 ；主张 兴宝藏 ，开发金、银、铜、铁、锡、煤、琥珀、美石等矿藏； 兴车马之利 ， 兴舟楫之利 ，制造火车、轮船，修筑公路，建立邮政，设邮亭，书信馆；主张修建水利工程；主张开办银行，建立保险公司，以利 商贾士民.洪仁玕还提出兴办以上事业时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革旧的生产关系。他主张依靠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和地主，兴办新式生产流通事业。并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 禁卖子为奴之例 ， 准富人请人雇工，不得买奴.采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同时，洪仁玕还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专利权制度。鼓励和保护新式工业的发展。对发明、制造火车、轮船及其他科技发明， 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嘉许，洪秀全逐条批示，在许多条款上都写有 钦定此策是也 ，或 是 等批语。但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到了晚期，军事、政治都不稳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已无力实施这个纲领，因此这个纲领没有能够实现，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资政新篇》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因素已经产生的情况下提出的，它符合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封建剥削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和削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资政新篇》提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当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资政新篇》提出在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资政新篇》所具有的资产阶级倾向，不仅超过了地主阶级改革派，而且令中日甲午战争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不及。《资政新篇》提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预示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主体阶级——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开始。
　　但是，《资政新篇》本身又存在重大的缺陷。其最主要、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完全没有提到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提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措施。《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政权下提出来，而又完全不包括土地问题，因此就不会得到广大农民的关心和支持，就连太平天国农民军政要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思想感情上也接受不了这个纲领，对它 皆不屑看.《资政新篇》企图依靠 富民 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对广大贫苦农民而言，必然是格格不入的。而在太平天国内部，也不可能找到一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骨干。《资政新篇》出现在农民起义阵营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后，《资政新篇》被作为 逆书 查禁，无法为人们所知，而使其中的杰出思想在当时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果。
　　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客观上符合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虽然天朝田亩制度没有付诸实现，但太平天国的土地和田赋政策，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精神是一致的。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沉重打击了以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政策，不仅反映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对封建剥削的要求，而且反映了广大小生产者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要求。所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等人的思想，能够从废除一切私有制，转到全面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先进人物，决不是偶然的。
　　（三） 求强 、 求富 的洋务运动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国内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急剧衰落，在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分化出一个以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他们以 求强 、 求富 为口号，主张兴办 洋务 ，以维护封建统治。故称其为 洋务派.所谓 洋务 ，即泛指与外国有关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一切事务。
　　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掀起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他们建立外交机构；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制造新式武器和轮船；训练新式军队使用新式武器，建立海军；创办新式工业，修筑铁路；设立电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等。其中心内容，是创办以机器为核心，以军事重工业为先导的近代机器工业。
　　１。 船坚炮利 与近代军事工业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和洋务派的官僚们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明白了大刀长矛难敌外国的 船坚利炮 ，于是洋务派打起了 自强 的招牌，积极主张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同时，清王朝在借助洋枪洋炮和洋枪队直接参与剿杀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又尝到了西洋新式武器的甜头，便对西洋武器更加羡慕和赞赏。曾国藩认为， 实赖洋炮之力 ①，才使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转败为胜。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过程，就是曾国藩所说的 先购后制 的过程。在镇压太平军革命的过程中，外国侵略者不仅直接出兵出枪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且怂恿和帮助清政府建立近代军事工业。清政府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实际上是清王朝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结合的产物。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原先标榜的御外的一面，已流为空话，兑现的只是师夷长技以安内。
　　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是在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主持下创建的。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二年（１８６０- １８６３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开始在安庆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并试制过一艘小轮船。江苏巡抚李鸿章也在上海和苏州设立了洋炮局。但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小。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马尾船政局（亦称 福州船政局 、 福建船政局 ）。
　　此后，全国许多省份，如河北、陕西、甘肃、云南、广东、山东、四川、吉林、北京、浙江、台湾、湖北等地，由各省督抚动用官款相继建立机器局，制造洋枪洋炮。到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为止，从中央到各省，共设立大小１９个军事工厂①，约花费４５００万两左右国库经费，雇用工人约１万至１。３万人。这些企业大部分是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建的，规模一般都很小，有些创办不久便夭折。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二卷，第 56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565-566页。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成立于上海，是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创办的。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准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枪局。第二年，李鸿章又派苏松太道丁日昌和总兵韩殿甲设立制炮局。同治四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以１０万元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该厂当时被认为是洋泾浜外国机器制造业中最大的企业，能够修造大小轮船及制造洋枪和开花炮。李鸿章买下这座铁厂后，把它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将原先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合并入总局。这时容闳购买的机器已运回上海，也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江南制造总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新建。到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发展成为占地４００余亩，具有３２座厂房，一座大船坞，２０００余工匠的大厂。到９０年代，制造总局的厂所分设３０多处，厂房１５００多间，汽机、锅炉３０座，大小机器达８５０部。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局内各有关造船的分厂独立出来，组成江南船坞，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后改称江南造船所；其余部分仍称江南制造局，民国六年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一切开办经费，包括容闳购买机器的费用在内，约计５４３０００两①。常年经费，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以前由军需项下拨款，每年约十几万两。同治六年，经曾国藩奏请酌留江海关洋税二成，为常年经费，约３０- ６０万两之间不等。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一年（１８９２- １８９５年）间，增建炼钢厂和无烟栗色火药厂时，又由户部拨专款４０万两作为增建经费，并添拨常年经费２０万两。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 １８９４年）的２８年间，共耗费国库银１６０２８８７４两②。是全国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
　　江南制造局用重金聘用大量外国技术人员，主要生产各种机器、车床、刨床、枪枝、子弹、大炮、火药、水雷和轮船。设有广方言馆和翻译馆，专门培养翻译人员，并翻译出版西方著作。还下设工艺学堂和操炮学堂，训练制造和使用枪炮的技术人员。江南制造局规模很大，但生产能力却很低下。
　　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共生产轮船１５艘（载重量从几百吨到２４００吨），各种枪枝５万多支，各种炮２７４门，各种枪炮弹５０多万粒，水雷５００多枚，各种机器车床４００多件①。这些产品都以调拨的方式，供给各军械所、军营、炮舰、炮台的需要。产品的质量也很低劣，所造的炮， 炮身不长，机器不灵，施放过迟，一点钟只能放七、八炮 ②。所造之船， 小船只能供给沿海岸巡缉之用，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 ③。
　　金陵机器制造局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李鸿章在苏州洋炮局的基础上创办。同治二年，李鸿章攻陷苏州后，利用 阿思本船队 的机器设备，创办了苏州洋炮局。
　　同治四年夏，原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从苏州移驻南京时，将由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苏州洋炮局一个车间随之迁往南京，厂址选定在雨花台，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经过逐年扩建，拥有机器局、水雷局、火药局、火箭分局和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局等，能生产大炮、炮弹、枪枝、子弹、水雷及各种军用品，主要供应李鸿章的军队之用。有工匠七八百人。其常年经费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后，由南北洋各拨银５万两，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南洋加拨１万两，共１１万两。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310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311-312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293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303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289页。
　　该局工程师兼督管曾由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担任，对制造军火是外行，所制大炮多不能用。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大炮，在演放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７人，以致全部成品都成废物。李鸿章不得不撤换马格里的职务。到了９０年代，金陵制造局每月可生产后膛枪１７枝，两磅炮２尊，一磅小炮１尊，各种枪炮弹１万多枚。所用钢料也大多是从上海江南制造局买来。
　　马尾船政局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办的一个近代船舶修造厂。地址在福州马尾山后，故又叫马尾造船厂或福州船政局。正当船政局筹建之际，左宗棠奉命调任陕西总督。左在离任之前奏派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监督，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总理船政大臣。虽然左宗棠已经离任，但仍参与船政局的建设和发展事宜。
　　马尾船政局开办经费４７万两，常年经费自同治五年起，每月由闽海关拨银５万两，同治十二年起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２万两①。到光绪二十年止，共用去经费１４００多万两。船政局占地６００亩，雇佣工人约在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人。
　　设备比较完备，设有造船厂、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钢厂、储材厂、鱼雷厂，还有可容纳北洋海军最大铁甲船的船坞。从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建造第一艘轮船开始，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共建造轮船４０艘，载重量最大为２２００吨。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之前为初创阶段，所造轮船多为木船，共造大小轮船１５艘。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为发展阶段，所造船只多是铁皮船只。
　　马尾船政局初创阶段，雇佣了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光绪元年后，在沈葆祯的领导下，大部分外国技师和工头被辞退，改由船政局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造船工艺和制造水平不断有所提高。
　　天津机器局同治六年由清室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请创办。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崇厚在天津训练洋枪队时，就开始试制炸炮和军用品。同治五年，崇厚以 练兵需器 为由，奏准筹建天津机器局。第二年开始投产。该局分东西两局，分设于贾家沽和海光寺。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天津机器局遂由李鸿章主持。李鸿章接办后，加以整顿扩建，增添水雷局、淋硝、强水厂等，制造的新式军火在产量上较前增加三四倍。还承修兵轮、轮船和挖河机器船。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试制水雷。光绪十三年到十九年（１８８７- １８９３年）又建栗色火药厂，还附设培训技工人员的学馆。
　　共有工匠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人，占地数百亩，是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军事工厂。
　　天津机器局的创办经费２１万两，常年经费主要指拨津海、东海两关的四成关税，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起户部每年又月拨边防饷银１万两，到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另从海军衙门指拨洋药厘金作为常年经费的补充。每年约有２０多万两至５０多万两不等。东局以制造火药、铜帽、各种枪炮及各式子弹和水雷为主，附设电报、水雷学堂。西局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同时兼造电线、电机、行车桥船和小战船。生产效率高于金陵制造局，产品主要供给北洋水陆各军和炮台的需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后，改称北洋机器制造局。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遭八国联军焚毁。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425页。
　　湖北枪炮厂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筹建，光绪十六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从广州迁往湖北汉阳。光绪十八年正式兴建，光绪二十一年陆续开工。该厂设有钢厂、火药厂、炮架厂、炮弹厂、枪弹等厂。机器设备全是从国外购置，每年约能生产枪枝３０００多支，炮６０尊，子弹１００多万发，炮弹数万发。产品主要供给内地各省防务之用。创办经费７０多万两，常年经费主要来自湖北土药税和川楚盐斤加价款，每年约４０多万两。
　　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由于受到清政府创办其目的的制约，主要是为了强化封建的国家机器，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且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经费、常年经费以及扩建经费，都是由封建政府统一拨给。
　　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封建色彩浓厚，企业均为封建官僚控制。这些企业本身名为国家所有，实为各封建军阀官僚集团把持，成为培植封建割据势力的资本。所以，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并有一定的买办性。
　　但是，这些企业由于使用了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基本上仿照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或进行生产，早期军火产品的调拨就采取计价方式，同治十三年后，天津、江南等制造局都先后有出售军火的商业收入。因此，这些企业已经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了。实际上，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时，就认为向外洋购买军火价值太昂，于是自办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价值规律的影响，受到国际军火价格因素的制约。如天津机器局在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制造林明敦枪时，虽然 精利合用 ，但 以核费与购价悬殊，当饬停止 ①。四川机器局也于光绪十三年因 核计局中铸枪工料，其用费已昂于外洋买价……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
　　饬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以所省局费，购备外洋枪弹 ①。这些企业的产品，早期更多的是由清政府统一调拨，到了后期，则这些企业的经营方针也有了较大的变化，逐步转到要为出卖而生产。如马尾船政局，在８０年代为北洋和两广承造的轮船，就要收取半价或全价。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则提出今后沿海沿江各省用船，一律由船政局代为承造，各制造局在后期的生产中，为各省承造的船只，不仅收取价银，而且把这些收入正式作为企业的经费。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356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494页。
　　清政府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目的，决定了这些军事工业的双重历史作用，即具有 安内 和 御侮 的两重作用。无论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社会矛盾以阶级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线以对内镇压人民革命为主；还是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社会矛盾转变为以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线转变为对外御侮为主，清政府都没有放松对人民革命和人民起义的武装镇压。正是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为清政府镇压和防止人民起义，提供了大量先进的军火。清政府曾经赞誉李鸿章制造枪炮并用来镇压捻军和太平军的功绩， 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披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 ②。各省机器局所造的军火，也都在镇压当地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恶劣的作用。但是，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同治十三年因琉球事件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江南制造局为此而加紧了军火生产， 不管中日台湾问题的交涉前途如何，江南制造局的官员们显然比平时更关心他们的军用品制造，并忧虑可能爆发的战争。高昌庙的制造厂特别忙碌 ①。在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和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两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江南、天津等制造局和各省制造局生产的军火都发挥了有效的御敌作用。马尾船政局所制造的军舰，是南北洋舰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法、中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首先建立了近代军事工业。由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工业体系，因此，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带动下，中国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工业陆续建立起来。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工矿、交通运输等工业，是与近代军事工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和近代军事工业联系在一起，形成近代中国的大机器工业。近代军事工业不仅生产力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经营方式也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特别是近代军事工业，开中国大机器工业之先河，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２。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
　　①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由于军事上的饷需匮乏、经费拮据，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经验，并逐渐认识其迫切性，从求强为主转变为求富为主，提出 寓富于强的发展战略，以 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由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性的厂矿企业。
　　早在太平天国兴起后不久，清政府就遇到饷源匮乏问题，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办厘金。随着与太平军战争的持久和扩大，军费大幅度上升。
　　尤其是到了６０年代，购买新式武器和轮船的费用进一步增大，以及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使费用急剧增加。再加上外贸入超，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政形势十分严峻。而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又使清政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整顿武备和扩充军事工业的重要性。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有巨额资金不可，因此，在求强与求富的问题上，求富摆到了首要的地位。
　　洋务派认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是由于它富，而富又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够真正强盛。有了这些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就能解决不断增加的饷源，也就必然能够增强整个国力。导致洋务派将举办民用工业提到实施日程的原因，还在于近代工业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军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工业体系。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钢铁、铜、铅等原材料和煤等燃料的需求日益增多，而这些原材料和燃料的取得，如果要从国外购买，一是不方便，更重要的是价格昂贵。这就促使洋务派的官僚们为了不买或少买外洋军火，取得廉价原料和燃料，而举办煤炭和铝铜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等工业企业。此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轮船航行于沿海内江，航运之利多为洋商所夺；纺织品和棉纱大量进口，逐渐占领小生产者失去的市场；钢铁、铜、铅及其制品和煤炭的大量进口，使外商赚去的钱财日益增加，等等，也促使洋务派产生举办民用工商业的强烈愿望。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第 1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294页。
　　②民用工业的主要部门和重要企业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相适应，发展主体也由单纯的官办扩展到 官督商办 、 官商合办 以至 商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举办近代民用工业的组织形式。官督商办，就是政府出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号召私人投资，创办企业，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官商合办，就是由政府和私人双方订立合同，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盈余分配办法，各按认股比例出资，各举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民用工业除少量官办企业外，大部分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先生的研究，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止，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共２７个，经费２９６４万元，雇佣工人２５５００- ２９５００人①。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纺织厂，第一条实用铁路，第一条电报线，都是洋务派在这时开办的。这些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除轮船外，力量要比外国在华企业雄厚得多。
　　这时洋务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大类。
　　轮船航运业主要企业是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最早举办的民用企业，也是由纯粹官办转向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同治十一年，清政府鉴于漕运困难，并看到新式航运业利润优厚，批准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设立轮船招商局的建议。同治十一年冬（１８７３年１月），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最初委派浙江省总办海运委员会候补知府朱其主持，规定股本１００万两，招商承办。但商股最初只有１０多万两，到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才凑够。同治十二年夏之前，实际上是纯粹官办，在此之后到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则为官商合办，光绪十一年，盛宣怀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后，才转为官督商办。
　　招商局起初只有３艘轮船，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增加９艘，光绪三年又以银２２２万两的高价收买了美国旗昌洋行的旧轮船１８艘，达到３０艘，使中国轮船吨位增至４００万吨左右，约占中外在华轮船总吨位的３６。７％。招商局的出现，使航运业的竞争阵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美国旗昌、英国太古、怡和３家互相倾轧的局面，一变而为外国侵略者共同勾结，一心要挤垮招商局，妄想垄断中国的航运业。由于清政府给予漕运专利，回空免税等协济，才使轮船招商局得以维持。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招商局与太古、怡和两公司勾结订齐价合同，共同垄断沿海和长江航运，停止竞争，分享垄断利润。
　　轮船招商局曾经营过海外贸易，派船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后因无力与外商竞争而停止。招商局先后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设有分局。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又行改组，归清政府邮传部管辖。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后改为国营，成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航运的重要机构。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379页。
　　采矿、炼铁业洋务派在这方面的企业创办最多，大小共有１７个。其中较大的有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和汉阳铁厂。
　　台湾基隆煤矿，是中国近代第一座机器采煤企业。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
　　因福州船政局用煤之需而设。原为土法生产，光绪二年沈葆祯改为官办，开始用机器采煤，资本１９５０００元，常年经费由船政局拨给。机器购自英国，聘用英国技师，雇佣工人１０００人左右。最高年产为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的５。４万吨，煤块主要供应福州船政局，部分售给招商局及香港外国商人。由于每吨售价２。５元，付矿工工资仅４角，成本仅为１。５元左右，故利润极丰。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中法战争时遭到炸毁。此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由于经营拮据，时而商办，时而官商合办，时而官办，长期处于破落状态。
　　开平煤矿。矿区在直隶（今河北）滦县开平镇西南。光绪二年，李鸿章委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筹办。光绪三年拟定官督商办章程，招商集股，计划筹资８０万两，但应者很少。光绪四年，李鸿章、唐廷枢等官僚凑够２７万两，加上大量借拨官款，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光绪七年全面投产，光绪八年日产煤５００-６００吨，光绪二十年增到日产１５００吨。机器购自英国，重金聘用外国技师４- １０人，雇佣工人约３０００人，再加其它辅助工人达１万多人。产煤约有三分之一免厘售给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以及清政府其它用煤，６０％以上销往全国各地和香港。由于矿藏丰富，工价很低，运到天津以低于洋煤价格出售，最少还有２０％的利润。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英国人骗买，此后长期被英国资本占有。
　　漠河金矿。位于黑龙江省兴安岭以北的黑龙江畔，同治初年就已发现，陆续有人前去开采，最多时达六七千人。　　８０年代起，清政府开始重视对金属矿的开发，漠河金矿是最有成效的近代矿业。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黑龙江将军恭镗奏请举办。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和恭镗开始筹划开采，次年成立漠河矿务局，在漠河、奇乾河两处设立金厂，确定为官督商办，由候补知府李金镛总理局务。光绪十五年正式投产，购买外国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开始时雇佣工人１５００人，后又增加到２０００人。开工后采挖顺利，年产值银１３万两。光绪十九年新建观音山金矿，年产值１５万多两。光绪二十三年为３０多万两，光绪二十五年达４２万两。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沙俄强占，到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６年）才收回。宣统三年改由黑龙江省自办。
　　汉阳铁厂。前身为广州炼铁厂，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筹办。当年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将广州铁厂迁到湖北，地址设在汉阳大别山（龟山）脚下，于光绪十七年正式开工建厂，起初为官办。
　　与此同时又勘采大冶煤铁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并修建运矿铁路。机器设备全由外国购进。到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共花去经费５８３万两①，但每日出铁仅４０多吨，且都不合用，合用的钢却一炉也未炼出。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无力筹措经费，于光绪二十二年改为官督商办。光绪二十四年，又在江西萍乡开采煤矿。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盛宣怀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扩充，添招股本，改名汉冶萍股份有限公司。汉阳铁厂是当时民用企业中规模最大，经费用得最多，但成效很差的一个企业。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下册，第 385-387页。
　　电讯业　由于外国在中国经办电报事业，使清政府及洋务派官僚们感到电讯业是军务和商务的必需。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李鸿章在大沽至天津间设置电报，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电报。光绪六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设电报总局，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代为办理，并在天津成立电报学堂。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镇江、清江、苏州、上海各设分局。电报总局先是官办，由盛宣怀任总办。创办经费１７８７００两，在军饷内垫支。光绪七年，开始敷设由天津、上海、福州到广州的电线，当年完工。光绪八年招集商股，改为官督商办，在上海成立电报学堂，敷设上海到南京的电线。以后陆续归还官款，敷设广州到海南岛、南京到汉口，北至东北各省和朝鲜仁川的电线。光绪十年总局移至上海，与此同时，各地也陆续自建官线。光绪九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插手敷设广州至九龙和香港、福州、上海的海底电线。洋务派的电讯事业实际上为外国人控制和利用。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后，商股由官方收回，电报总局遂成为政府机关，隶属邮传部，称电报局，兼办电话事业。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各省官办电报也收归中央政府。
　　棉毛纺织业　在外国纺织品的冲击下，洋务派官僚为了与洋商竞争，分洋商之利，追逐利润以致富，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前共办了五个纺织企业。他们是：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开办的官办兰州机器织呢局；光绪四年筹办，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成立的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成立的官办湖北织布局；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筹办、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开工的官办湖北纺纱官局（以上两局又称湖北纱布官局）；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开办的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新局；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开办的官商合办湖北缫丝局。洋务派的纺织业是在洋商没有在中国设厂的情况下筹建的，同时也是在洋布充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洋务派创办纺织工业，不仅纯粹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且完全是要运用先进的生产方法达到挽回利权的目的，并通过它来致富。这些企业中，以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纱布官局规模较大。
　　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企业。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倡议兴办纺织业，呈请李鸿章、沈葆桢奏准设立。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成立，委派三品江苏补用道龚寿图专办官务，三品候选道郑观应专办商务，成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厂址设在上海杨树浦，占地面积３００亩，聘用美国技师英国人丹科，机器设备购自英美。由于资金不足，经营不力，直到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才正式开工建厂。光绪十五年十二月（１８８９年１２月）试机，并正式开车。该局包括纺纱和织布，雇佣工人约４０００人，聘用外国技师４人。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时有纱机１００张，日产纱１６包（６０００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时有纱锭３５０００枚，布机３５０台，日产纱５０包，布六、七百匹，年产２４万匹。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很高。正当织布局建成投产并大力扩充之际，光绪十九年九月（１８９３年１０月），织布局被大火焚毁，损失约达１００万两以上。
　　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又命盛宣怀恢复织布局，在原旧址重建，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总厂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开车投产，有布机７５０台，钞锭６４５５６枚。甲午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陆续在上海开设纱厂，使利润显著下降，华盛总厂连年亏损，难以维持。以致于宣统元年以２１０万两银出售，股票全为盛宣怀把持，变成私产，将总厂改为商办集成公司。
　　湖北织布官局和纺纱官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创立后不久，张之洞也在筹办新式纺织厂。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开始向英国订购机器，准备在广州设立织布官局。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遂将机器运至武昌，设立湖北织布官局。光绪十六年兴工建造厂房，开办经费全由官筹措，官本官办。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建成开车，共用经费１２０万两。
　　该局拥有纱锭３００００枚，布机１０００台，聘用外国技师，雇佣男工２５００人。
　　光绪二十年，可日产１６- ２５支纱４０包，本色斜纹等布４００- ７６０匹。由于织布官局拥有免厘和专利权，产销均由局员包揽，尤其是棉纱的利润很高，因此张之洞决定扩充纱厂。
　　湖北纺纱官局是光绪十九年开始筹建的，因为张之洞看到纱利丰厚，决定增设纱厂，拟增加９７０００锭，分建南北两个纱厂，官商合办。由于筹措资金困难，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在织布官局旁建成了北厂。次年投产，有纺１０- １６支纱的纱锭５００６４枚。由于商股见官权太重，不愿参加，北厂即由官办，是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则因资金缺乏，没有再建。
　　湖北织布官局和湖北纺纱官局，后期由于布匹销路日减，内部管理腐败，逐渐难以维持，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一起租给粤商承办。
　　此外，这时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还有铁路等行业。我国第一条自建的实用铁路唐胥路，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建成。全长１１公里，建成不久后正式通车。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延长至芦台。光绪十三年李鸿章组成天津铁路公司，官督商办，次年将铁路修至天津。光绪十五年，成立北洋官铁局，官办，与天津铁路公司 通融权用.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又将铁路从唐山延至山海关外，全长约２００公里。
　　③洋务民用工业的历史作用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起源于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二者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洋务民用工业的创办和经营，目的是为了致富以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生产的产品全属商品生产；资本的所有者多数是以私人投资为主，即使是官办企业往往也借有商人资本；绝大部分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所以，这些民用工业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最早的民用工业。它不仅是作为封建主义而且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面产生和发展的。
　　但是，由于洋务民用工业受到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制约，即使是在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里，私人资本也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从企业的管理到产品的销售，都受到封建政府的制约。企业的领导权往往是由封建官僚掌握，认股的商人对企业的管理很少有发言权。这些企业，往往享有某些封建特权，如拨借官款，减、免税，专利垄断等，从而使这些企业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这种情况往往又使企业难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摧残。由于官僚控制和经营腐败，这个时期所办企业多数亏损，或者改组出租，或者关闭，许多获利优厚的企业也在所难免。然而 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不仅严重影响了商民投资办厂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
　　总之，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企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企业，它构成新兴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同时又刺激和影响了其它新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它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掌握大规模机器生产的近代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积累了发展近代工业的经验，为以后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建设和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开端。从洋务军用工业，扩展到洋务民用工业，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构成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整体和体系，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洋务派官僚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重重束缚，学习和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创了近代中国机器工业，使中国有了新式军事工厂、煤矿、钢铁厂、造船厂、金属矿、纺织厂、铁路和通讯事业，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这些企业的建立，使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也是一种 分洋人之利 的竞争和对抗力量。洋务派官僚们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统治，但其结果却不自觉地走向自己预期目的反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衰亡。所以，北洋海军的覆没虽然宣告了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失败，却并不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的终结。
　　（四）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经济主张
　　１。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经济主张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春，《马关条约》签订的恶讯，使云集京都参加会试的举人震惊，康有为起草了１４０００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梁启超联络湖、广举人联名，各省举人有１３００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字，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历史上的 公车上书 ，它成为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起点。从此，维新派人士不断上书（康有为共上书７次），并通过办报纸、组织维新团体、办学会，宣传变法主张。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清德宗下 诏定国是 的诏书，宣布变法，到同年９月２１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历时１０３天，史称 百日维新 或 戊戌维新.维新其间，清德宗任用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维新派人物，颁发新政诏书、谕令１１０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行他们维新变法的改革措施。维新派的经济主张主要包括下面一些方面。首先，他们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富国，必须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要通过皇帝下诏书奖励和重视提高技术来发展工业。农业作为与工矿企业和商业同等重要的生产部门，也要采用机器生产，改造农业的落后面貌。
　　中国商务的振兴，必须走发展工业的道路。为了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在京城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农工商分局；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农业研究机关）和商会（商业公司）；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提倡各种实业，直到允许私人开办兵工厂。创办中国银行（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算，公布岁出岁入，按月发表。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新著作，新发明。在京城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各省府州县也一律举办。奖励创办报刊、设立译局，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派人出国留学。
　　这些发展经济的政策和主张，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因此，是符合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的。由于戊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而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必须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因为戊戌维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所以维新时期的许多新政触犯了上上下下腐朽的封建官僚和社会势力。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仍然十分厚重，而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以及维新派的政治势力还很薄弱，再加上清王朝帝党和后党在朝廷权力上的二元结构，使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地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希望变成泡影。
　　２。戊戌维新的历史作用
　　百日维新 作为一次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所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
　　它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因素不断发展和积累所产生的客观效应的集中体现。从经济的角度，历史地看待戊戌维新，其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百日维新的经济政策和维新派的经济主张本身来看，它是继洋务运动之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革新。
　　尽管维新派与洋务派在政治上有所不同，但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两者却是一脉相承的。维新派提出的许多经济方面的革新措施和设想，与洋务派的相同或基本相同，其中有些措施洋务派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或正准备实行。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所阐述的 富民之法 六项：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 惠民之法 四项：务农、劝工、惠商、恤穷，以及康有为多次提出的培养新式人才等等。
　　其次，从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中心问题来看。洋务运动是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并相应地进行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而戊戌维新运动则是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核心，通过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下情上达的民主社会制度，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新，以达到国家富强，垂危的大清王朝得以挽救的目的。戊戌维新使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从器物层推进到制度层，把政治制度的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维新派们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富强的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行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如果想要富强，就必须实行这种民主政治制度。
　　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清代经济失去了依靠既有统治权威进行类似于日本和俄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现代化富强之路的机会。但是，由于经过戊戌变法运动，资本主义思想得到迅速传播，这对后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又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教训，企图再来一次 维新 运动。尽管在 新政 时期，清政府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１９０３年９月）成立了商部。但是这不仅已经为时太晚，而且已经难以得到有识之士的支持，丧失了主持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权威。清政府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只能得到灭亡的下场。
　　（五）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
　　从清晚期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再加上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一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和言论，随之出现，并逐渐起着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用。这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从其发展的过程来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鸦片战争前后的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１９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发展。
　　１。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封建社会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这在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发生了明显的反映。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上层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在提出抵抗侵略的同时，开始产生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处的要求。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魏源等一些进步学者，为了争取实现某些政治、经济改革以缓和社会危机，感到有必要反对维护完全僵化的现状的正统学术，提倡重视现实，反对颂古非今，论证随时势变化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有少数爱国士大夫抱着对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略的警惕，开始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本着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 的认识，最早较为系统地了解和介绍西方的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林则徐主持翻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请人将英国人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译编为《四洲志》，介绍了世界３０多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同时，林则徐还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主持编纂了《华事夷言》等书。初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技术方面有胜过中国和值得中国学习的长处。
　　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了解西方、注意搜求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知识的风气，在进步士大夫中有进一步发展。相继出现了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最有影响。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魏源整理编写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以后又两次扩充，发展为百卷巨著，成为中国人和东方人了解西方的划时代的史地和军事政治经济文献。它不仅是当时介绍外国地理和社会情况的一部最详尽的著作，而且在林则徐已取得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开启了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声。它不仅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传入日本后，也成为日本维新人士传阅的宝籍。
　　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太平天国颁布《资政新篇》这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纲领的同时，作为林则徐的门生、魏源的友人、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营垒中，也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纲领——《校邠庐抗议》。冯桂芬主张 采西学 ， 制洋器 ，在重视国内商品经济和商业的作用方面，在学习西方的内容方面，都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有所发展，他把学习西方与改革国家政务联系起来，并提出在中国广泛建立大机器生产的思想，比魏源的那种主要是仿建西方军事工业、指出有从军事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可能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冯桂芬的思想，与《资政新篇》相比，远不如后者系统和彻底。由于冯桂芬身处当权者的营垒，并信奉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①的原则，所以冯佳芬的思想，更直接地体现了开始出现社会改革需要的中国社会现实，他的经济主张也较容易为统治者所采纳。冯桂芬的思想开洋务运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先声；其经济改革的具体意义，也有许多在不同程度上为洋务派所采用，并被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这个时期出现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主要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以林则徐、魏源的经济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①林则徐的经济思想林则徐（１７８５- １８５０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伟大政治家和先进思想家。他是中国近代首先举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旗帜的民族英雄，并能以开明的眼光和态度，看待世界和处理国际事务。由于林则徐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政务上，从未著书立说，因此他的经济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他处理政务时写的各种文件中。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期间，为了解敌情组织编集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成为最早系统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的书籍。《四洲志》还是后来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基础。
　　林则徐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观点，散见于他关于具体经济问题的论议中，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理论上的分析论证。但他较早和较多地注意到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关的各种经济问题，并把抵制外国侵略和扶持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尽管林则徐对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仍然陌生，但他在同外国侵略势力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从武器和军事方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认识到 天朝 还有 不如夷 处。他主张中国自己制造船炮，力求在新式武器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
　　林则徐作为统治阶级中禁烟派的领袖，除了从政治、军事、社会、国家财政等各方面指出鸦片走私对中国的危害，还十分重视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他认为鸦片贸易是导致当时中国白银外流和发生 银荒 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办法主要在于禁止鸦片进口和国内吸食。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无法再主张用禁烟的办法解决 银荒 ，便主张用开银矿的办法，增加白银的来源。为了使商民开矿能够获得稳定可靠的赢利，林则徐建议实行 宽铅禁 、 减浮费 、 严法令 、 杜诈伪 等保护措施。由于铅是开银矿的副产品，又是制造军火的重要原料，清政府一向禁止私人买卖，林则徐主张取消此项禁令，就是为了使私人开采银矿获得更多利润。
　　林则徐对禁止鸦片贸易的态度十分坚决，但却能够从经济角度考虑对外贸易问题，主张把鸦片贸易和一般对外贸易加以区别，反对实行封关禁海、禁绝同一切外国的一切贸易。林则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可获得一定的关税收入，来作为制造新式武器的经费。而且他还看到，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私人获利。他与当时大多数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不同，不仅仅从使用价值角度考虑对外贸易问题，而且能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待，把各国商人进行对外贸易的动机归结为 趋利.表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
　　当时在东南沿海商业比较发达地区，由于外国银币流入，有些交易甚至需要支付洋钱（外国银币）才能成交。由于必须在交易前将银锭兑换成洋钱，求兑者多，造成洋钱溢价，有些外国人就采用输入洋钱、输出银锭的办法从中掠夺。对此有人主张禁用洋钱。林则徐则从商品流通需要的角度考虑，认为禁用洋钱不符合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应当依靠经济手段，效法西方通过官局铸造银币来解决。他不仅提出了这个主张，并使之在局部得以实现。在林则徐于江苏做官期间，就曾经由地方政府铸造银币，供当地市场使用。由于这项主张遭到顽固派保守势力的阻挠，未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
　　②魏源的经济思想魏源（１７９４- １８５７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更全面、更清楚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倾向。魏源在学术造诣和基础的深厚方面，是与龚自珍相颉颃的人物，他们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风气。但在倡言改革方面魏源比龚自珍表现了更为明显的历史进化观点。魏源同时又对实际经济问题有很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具有当时最为广博的外国情况的知识。魏源长期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作幕僚，不但同这个地区的工商业者有密切的联系，自己也直接参加过经商活动，曾在淮北改行票盐后，作为主要筹划人之一与人合伙出资经营。魏源与林则徐有着长期的友谊，在主张禁烟和抵抗外国经济侵略问题上志同道合，思想上互有影响。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先进思想和认识，提出了以夷制夷 、 师夷长技以制夷 等主张。魏源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古微堂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中。
　　魏源虽然还未否定传统经济思想关于 本 、 末 的区分，并赋予其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涵义，但他却提出 缓本急标 的论点，即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 本 仍然比 末 重要， 食 应比 货 优先；但从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来看， 标 却比 本 更急迫， 货 的问题应放在更优先的地位。他的这个观点，为他在鸦片战争后更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彻底抛弃 重本抑末 的封建经济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发展阶梯。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基础，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地主和商人，他们没有后来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采用新技术、开设新式企业的条件和积极性。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就自然更偏重 除弊 ，而不是更多地强调 兴利.魏源在编辑《海国图志》时，提出了由清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轮船、枪炮及其它新式工业品的主张。这种要引进西方新式机器工业的主张，突破了传统的兴利除弊思想的局限。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正是从魏源的这种思想出发，进一步把 兴利 放到比 除弊 更为优先的地位，把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作为兴利的基础内容。
　　魏源还从一贯的 利商 思想出发，提出 官局 制造的轮船等机器可以出售给商人，国家的军舰可为商船护航等主张，并除去设官局外， 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①。这种要求向新式工业投资的思想，是后来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思想的前奏曲。尽管魏源还没有提出建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明确主张，但他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对此后几十年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出发点。
　　①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一，《筹海篇三》。
　　２。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逐渐产生，一直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均处于早期阶段。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又进一步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刚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一部分地主分子的利益，要求把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中国。
　　为了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一些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减轻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发展，这种思想日益起着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用。
　　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受到了西方社会思想的更大影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到过外国，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直接的了解，有的还直接接触过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国内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和报刊也大量增加，洋务派所设的机构和西方传教士在这个时期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西方的技术、自然科学、史地以及宗教一类的书籍。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前驱。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要求，和实行自上而下的经济、政治改革等许多主张，都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
　　①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特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要求投资建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和抗议。由于这种思想是在中国近代大机器工业开始出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深入和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由一部分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人物提出来的，因此它表现了一种企图为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寻找出路，要求学习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先进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强烈愿望。它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 除弊 和 兴利 的问题上，他们更加强调 兴利 　，并把兴利明确地归结为兴办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等问题。例如王韬在其写的《兴利》一文中，列举的 兴利 的各个方面，包括 广贸易 、 开煤矿 、 兴铁路 、 兴织纴 、 造轮船 、 兴筑轮车铁路 等，都是关于建立、发展新式工商业的问题。他们虽然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采取维护的态度，但他们已经不是从自然经济的观点看待农业，而是明确主张使用农业机器和新式技术改进农业生产，强调发展商品性农业，把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的农业部门放在首要地位。
　　第二，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把反抗侵略的重点放在抵制经济侵略方面。在 求强 和 求富 的问题上，首先强调 求富.认为富是强的基础，而求富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第三，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问题上，不仅主张广泛学习西方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而且强调学习和仿效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逐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方面，提出学习西方的要求。王韬在《重民中》一文中提出，不仅要采用新式技术和机器来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还应仿效西方国家， 许民间自立公司 ， 令富民出其货，贫民殚其力.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经营新式工矿交通事业。
　　第四，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力图获得封建政权的扶持和保护，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只看到中外通商的结果使中国日益丧失更多财富，便从流通过程的表面得出对外贸易是 求富之源 的重商主义式的观点。
　　例如马建忠从财富即金银的观点出发，把西方国家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主要归因于美洲、澳洲巨大金矿的发现。把对外贸易看作 求富之源 ，把开采金银矿作为对外贸易的补充。像王韬、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重商主义的倾向。
　　②郑观应的 商战 思想郑观应（１８４１- １９２０年），字正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罗浮偫鹤山人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郑观应是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从事工商业活动几十年，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先后撰写和辑录了许多关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文章，他所编著的《盛世危言》，是当时国内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书籍，甚至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中心和主要内容，是商战思想。 商战 是郑观应首先提出的特有的范畴，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归结为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两种方式，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严重，更危险。因此，他主张中国必须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这两种侵略方式，用 兵战 来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以 商战 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而且还要把商战放在首位。他说：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①。 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②。他把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直接联系起来，并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程度来认识。
　　郑观应提出的 商战 以及所谓 商务 ，其范围都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部门。但他更突出强调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针对许多顽固派人物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提出的 以农立国 的观点，提出了 以商立国 的口号。他认为，商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应从属于商业发展的需要， 四民 中的士、农、工都是商的帮手。国家的政策，必须以保护商务为基点，按照这种关系把各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外进行商战。这种以商业为中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的思想，也是其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所具有的。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商战》。
　　②　　 《盛世危言》三编，卷二，《商战下》。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在近代中国提出了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清政府压制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进行了批评指责。这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层建筑方面改革要求还十分微弱，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仍然采取维护的态度。他们学习西方的要求只限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和经济制度方面。他们还缺乏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其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多半仍表现为具体的主张和论述。
　　３。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不久，出现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也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在继承和总结前驱者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主张，创立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变法维新运动。他们开始运用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对封建的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提出了更加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把发展大机器工业作为他们改革的中心。他们已经开始运用西方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武器，攻击封建政权压制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仍然幻想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恩准来实现改革的要求，把自上而下的改良看作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唯一道路。他们仍然不肯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且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还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很大的幻想和畏惧。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其中又以康有为、严复更具有代表性。
　　①康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康有为（１８５８- １９２７年）是１９世纪末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人物。他的经济思想，大体上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以前，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前，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的著作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纲领和理论基础；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他的思想转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为反动势力的统治进行粉饰和辩护的工具。康有为一生著述很多，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戊戌变法前的一系列上书、《大同书》，以及他后期的《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理财救国论》等著作中。
　　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占有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他在《公车上书》中提出的 富国 、 养民 的各种主张，构成了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康有为的所谓 富国 ，包括 钞法 、 铁路 、 机器轮舟 、 开矿 、 铸银 、 邮政 等６项具体主张。
　　这些主张并不是单纯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而是根据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提出来的。他明确提出要求建立和健全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近代货币制度，发展新式交通运输业和采矿业，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顺利发展的前提。他所说的 养民 ，又包括 务农 、 劝工 、 惠商 、 恤穷 等四项主张，也都是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事业为主要内容。此外，他还提出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一切工、矿、交通运输、商业，包括军事工业，都应该听任私人资本家投资经营，并由国家在培养人材、供给技术资料、减轻赋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给予鼓励和帮助。
　　康有为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生产看作商业发展的基础，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特别重视工业。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守旧、愚昧的局面，才能使中国富强，无敌于天下。并从这种认识出发，向光绪皇帝提出了把中国 定为工国 的主张，提出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康有为是我国最早提出国家工业化主张的进步思想家。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康有为的认识超出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进步思想家。他认为，如果仅从经济方面进行，还不能够实现变法的目的。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 ①。为了实行 全变 ，康有为建议设立 制度局 来统筹全局，拥有制订国家政策，权衡变法大计的权力的机构，其职权相当于当时清政府的军机处。在 制度局总其纲 外，还另设法律、度支（财政）、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物、游会（主管社团活动和宗教事务）、陆军、海军等１２局。使制度局的１２局形成掌握实权的 维新内阁 ，并选拔主张或同情变法的通才任主管官吏，来代替原来的各种高级政府机构和负责这些机构的守旧的大臣。
　　康有为提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以及他在生产和流通、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上，都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有了进步和提高。但是，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关系的认识，仍然是表面的，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也缺乏较为有力的理论论证。康有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没有取得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更为显著的进步，而且对帝国主义者还抱有很大的畏惧和幻想。
　　尽管他后来提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的 大同 理想，为实际改革活动描绘出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但却又强调通过君主立宪，反对通过革命来推翻封建君主专制，走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面。
　　②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严复（１８５３- １９２１年），原名宗光，字幼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严复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翻译工作。在他之前，中国所翻译的西方书籍大多是宗教及自然科学、技术一类，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书籍，在近代中国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严复对经济问题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他为《原富》的中文译本所写的大量按语中，而没有专门或主要谈论经济问题的著述。
　　《原富》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复在翻译这部著作中，所写的按语约有６万字之多。这些按语除去一小部分纯属注释性的文字外，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情况抒发的个人见解。
　　严复受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影响很深，在经济理论上更倾向于庸俗经济学。但他翻译《原富》的目的，是希望借斯密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批判清政府对民族资本的压迫，要求给予私人资本投资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以充分的自由。严复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认为只有个人自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利益，因此要想使国家富强和 利民 ，就必须使个人的经济活动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把这种自由看成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只有实行变法，废止一切妨碍私人资本自由活动的政策措施，才是顺应这种自然规律的明智行为。
　　①　　 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
　　严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认为国家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应限制在三个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一、其事以民为之则费，以官为之则廉，比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比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趦趄 ①。
　　严复认为，资产阶级要取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必须在统治上首先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他认为，没有民主权利， 法 就不可能变，私人也不可能得到经济活动的自由，国家也不可能达到富强。
　　此外，严复还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生产、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都作过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合乎科学的论断。如他把工商业和农业都看作是人们物质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农业生产的一定剩余是工商业独立存在的前提，所以农业是 本 业；另一方面，如果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不发达，农产品无法销售，就会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和工商业 理实有本末之分 ，但决不应 贵本而贱末.关于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认为消费的增长必须以不影响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为限度，只要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增加消费就不仅对生产无害，反而会有利于生产的增长和改进。并且进一步认为，消费和积累都受收入数量的制约。
　　总之，严复能够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并对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较为深刻的理论见解，这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所不及的。虽然他的见解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他本人也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在后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高涨的情况下走向革命的反面，但他的零散、片断的科学见解，却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①　　 严复译：《原富》第 724页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