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确立雍正为下一任皇帝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君王、皇帝多如牛毛，其中能够与唐宗宋祖那样具有文韬武略的皇帝相媲美的寥寥无几。而清圣祖康熙—爱新觉罗·玄烨，便是这不多中的佼佼者。一般说来，被后世誉为“祖”的都是开国皇帝，可康熙帝如果从满清正式立国算起，实际上应该属于第四代，即便是从定鼎中原后算，也不过第二代。然而，他却被后世谥号为“圣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倘若认真地研究一下清史人们不难发现，康熙帝从十三岁擒权臣鳌拜开始，平三藩、收台湾、退俄寇，征西疆、治黄河，免租税，哪一件事都是了不起的丰功伟绩。因此，到康熙四十年前，整个大清帝国可谓河晏海清、国丰民足，万邦来朝，雄视天下。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完全说明他雄才大略的全部和精髓，而只有领略了在驾鹤西去之前、准备交班时的一系列举措，方可获得什么叫“伟大”的真谛。与其它朝代一样，清王朝也存在着一个现象：开国之初万众一心，缩衣节食，勇于进取，励精图治，忠奸黑白泾渭分明。可一旦承平日久，大大小小的官吏便开始骄奢淫逸、蝇营狗苟。其间，大地主、大商人与官府勾结以残民以逞；军政官员冒领军捎薪，瓜分国库；蜕变成城狐社鼠。因此，到康熙五十年左右，大清国表面上尽管越发的繁荣昌盛，歌舞升平，但实际上已经是国库空虚、社会矛盾和隐忧已令有识之士不寒而栗。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各级官吏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虽然当时康熙皇帝年事已高、疲极倦政，已有心无力亲自作治吏文章，但他作为无书不读、深谙历史的一代大政治家，岂能不懂得“治国即治吏，吏坏则国亡”的道理！因此，接下来的首要任务自然就是在众多皇子之中挑选一个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既有菩萨心肠，更要有霹雳手段的人，承继大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清国祚永续、富强昌盛。 其实，满清从努尔哈赤起就有一个较之于其它朝代非常具有先进性的、独特的传统作法——所有皇子一旦成人便开始学习政事或入各部政府实习参赞，或在全国各地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人品、性格、能力、水平等都能得到全方位的展示，从而有利于皇帝的甄别和选拔。 那么，康熙朝的皇子们在实践中表现如何呢？太子胤礽懦弱昏聩，两次遭贬；三阿哥胤祉深藏不露，八面玲珑；八阿哥胤禩霸气内敛，惯于作秀，善于交通权贵，还善于笼络收买人心。朝廷里众多大员小吏甚至九、十、十一阿哥都“紧密地团结在以八阿哥为核心的集团周围”，气焰熏天。当时朝野均认为接班非他莫属。 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禵皆为侠肝义胆之士，英武豪爽，但统领大军纵横疆场有余，文心周纳，老成谋国不足。尤其是十四阿哥与老八若即若离，互为依靠却又勾心斗角。唯独四阿哥胤禛不依不靠，慎独正行，特别是在追缴赃款、惩治贪腐之事上大义凛然，唱红打黑毫不手软。如此，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封疆大吏，以至于当时的官场上给他起了个“活阎王”的绰号，甚至可以说，其若不是“皇二代”，恐怕早就被人黑掉了。 深切地体察了诸子们的优劣后，康熙帝内心已将接替大位的人选锁定在四阿哥与十四阿哥身上，只是迟迟难以最后定夺。于是，他向桐城派的学术领袖、当时以布衣身份在上书房行走的方苞先生求教：“诸子皆佳，惟四子与十四子甚慰朕心。”然何人可继大统？朕殊难决断，望先生一言以决。方苞不愧是大学问家，他不正面回答却用比喻说理道：“此乃皇上家事，臣本不该置喙。然皇家无私事，家事即国事。故有二法可为圣上决疑——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作料无不取决于掌厨之人。当下火头已弱，味淡无盐，亟需能够旺火且敢于下重料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