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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之“无定志”》一文剖析了宋仁宗的治国之道与用人之弊,揭示出其治世之遗风与治乱之源。王夫之指出,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三十年间虽国事多变,然其清正廉洁、不辞劳苦之心却令人钦敬。他以“止于仁”为最高评价,此言不虚矣。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间,吏治若偷惰,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世之体”,其政绩虽有限,却足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他以忠厚为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的功劳,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然而,此论也暴露出其用人之弊。王夫之评论时指出,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至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进退不固,任事亦忽而易;退则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难以以终岁。 人言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天子之无定志也,既如此,吾将竭诚揖纳,欲尽谕诸君,曰:“仁者,止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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