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时代经济制度的独特性

《左传》中“一成”与井田制的存在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伍员谈到“少康中兴”，少康因过浇之逼逃奔有虞时说：“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欢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关于夏代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家虽然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肯定当时存在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其基本形态是方里而井，一井就是一里，方十里为成的“成”。这种以田为单位分配土地的方式，在当时便已为不少同志所同意。《周礼·考工记·匠人》中记载，方里而井，一井即为一里。例如，《汉书·刑法志》提到：“殷商以兵定天下矣。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这里的“成方十里”和“成十为终”，从字形上看就是百井之意，《汉书·刑法志》也明确指出：“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这表明夏代井田制即公社所有制的存在。 古代文献中多谓井田之制，“实始于禹”。“夏后民五十而贡”则从《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后氏五十而贡”观点来看，夏代的公社农民可能耕种自己的五十亩“份地”，还要耕种五亩“共有地”，即像赵岐所引说的那样。这种年纳五亩之获以为贡的实际内容，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这反映出古代文献中井田制的原始意义在于通过劳动的分配和积累，确保了公社成员在土地资源上的合理利用与分享，形成了有条不紊的土地制度结构。 从恩格斯论述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时所说的“氏族酋长部分靠部落成员献礼如家畜、谷物等生活”，以及《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向国家贡纳的情形来看，《左传》中的这一观点同样具有普适性。夏代公社农民在耕种土地的同时，还承担着与百姓共同劳动的义务，这种“贡法”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实践，更反映了当时公社内部及周边社会成员间一种紧密的生产协作关系，共同维护了夏代的土地分配和制度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