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娥未得汉家雄才，终致失魂落魄

刘娥与武则天：权力博弈下的历史抉择 在当摄政太后的11年间，刘娥究竟是否做过武则天的第二念或野心？从现存的史料记载看，她无疑是。特别是在她的执政后期，刘娥享受的礼仪规格已超越皇帝之上，甚至还试探性地询问大臣：“武则天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著名谏臣鲁宗道断言道：“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这般一语激怒了刘娥，将她噎得几乎不能动弹。 唐朝的历史，对于宋初的人来说，就是他们的近代史。唐鉴不远矣，同志们！女人干政，甚至改朝称帝，仅在两三百年前之事。对比武则天与刘娥各自的时代，武则天的运气显然要好得多。唐代自由开放之风，特别是男女平权方面堪称帝制时代的巅峰，被称为中国自由婚的第二次。即便如此，武则天仍要打破男权社会的成见，想自己上位做皇帝，仍需她以酷烈手段让朝中之人不敢有异议。 刘娥所处的北宋，是宋明理学的孕育期，虽与南宋以后女性约束稍有不同，但比起唐朝，女性的地位已明显受低视，从武则天在宋代后不断被妖魔化可见出来。 刘娥本质上是内心纯良的穷苦出身，在上位过程中步步惊心才企及今日的身份。即便身在高位，她仍不忘其“穷苦的记忆”，具有深切的同情心。一次，她在去南御庄的路上，遇见一名贫穷的织布妇人，当场就命随从给予赏赐，随后她说：“一个勤劳的农妇也难免于贫，国家难道不应该体恤一下吗？”此后，她多次下令有关部门废除各种无名杂税，减轻百姓负担。 北宋的斗争，并非像武则天时代那般酷烈，基本都能守住底线，仅到贬官为止。很难想象，像范仲淹这样屡次捋老虎须、直臣却被贬又重返朝廷之人，这种让立场与个体生命相分离的文明法则，刘娥不独开创者，而是一名很好的坚守者——她以柔性的斗争巩固了现有的地位，将摄政太后的权力用到极致。 权力之梯用血铺就，时代对女性从政的阻力在不断加大，个人又对斗争抱有最后的良善之心，因此，刘娥只能在柔性的斗争中一步步巩固自己现有的地位，把摄政太后的权力用在极致上罢了。无论她的执政能力有多高，她始终无法摆脱身边人基于其女性身份所进行的指责。 事实上，北宋一生过五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刘娥是第一个也是最有作为的一个：她在摄政期间终结了宋真宗极端荒唐的天书，让朝廷回归正常状态；先后六次下令严惩朝中之人，掌握所有亲戚名录，防裙带关系；顺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改革茶、盐官榷制度，实现茶、盐暂时局部的通商；审时度势，独眼见川峡地区发行交子，印制世界最早的纸币。最重要的是，她在摄政期间没有让少年的宋仁宗脱离朝堂，而是让他临朝听政，参与决策，学习执政手段。在她的指导下，宋仁宗积累了大量经验后，后来成长为有宋一代口碑最好的皇帝，应与刘太后的培养和调教分不开。 然而历史的不公不只体现在这里——刘娥越有作为，所受掣肘就越大，评价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