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当历史，为什么能经久兴盛发达？

典当业的发展，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质，即是典当业的萌芽，稍后又以物为质。据考，南北朝时就有典当的有形组织了。其初本为僧院主持，仅属慈善性质，以济贫救灾为宗旨，称作“长生库”以后由富商经营时，便叫“质库”，也有叫“典肆”、“质肆”、“解库”的。北京近代，便叫“当铺”。典当业的源起与沿革，在《后汉书》、《南史》、《资治通鉴》等书上均有记载。

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一首《曲江》诗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出现了当铺的画面。宋、元戏典中又屡屡出现典当内容的戏，如《王定保借当》、《寺僧经营长生库》；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薛蟠开当铺、王熙凤私放高利贷等，这些都说明典当业的兴起在我国源远流长。

典当业为什么能经久兴盛发达？这与典当时手续简便，不要保人，放款额可多可少，还款日期较长，且不问质款用途分不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在每个时期都能受到官府或当政者的庇护。因为它既能向官府纳税，又能以“便民”、“救急”作为招牌，合理合法地进行高利贷剥削。而有些官绅，本身就是典当行的后台老板--股东。

清初，朝廷规定：“官不经商”、取意“官不与民争利”。但内务府官员与宫中太监，大都以放款取息的形式、成为北京当铺的主要财东。60年代初期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曹雪芹生平展览会上，曾展出清嘉庆年间查抄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和珅的档案，在没收和珅家产的清单上，里面有“当铺六十五座，资本三千万两”一项，可窥一斑。

清初北京典当业大多是由外地人经营的；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侵入北京，当铺虽被抢掠，但损失不大；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全市当铺均被洗劫焚烧，无一幸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当行又有所发展，而且出现了山西人经营的“山西屋子”（“屋子”即当铺）；辛亥革命中，典当业又遭毁灭性打击；但1912年至1930年，这20余年为北京当业的全盛时期。新兴的北京帮合力把“山西屋子”挤垮，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屋子”，当时有70余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政局的动荡使北京典当业日趋衰萎，处于勉强维持阶段。“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觊觎典当行，曾企图强迫京、津、唐三市典当业与日本大兴、裕民公司（日本质量）“合流”，实则吞并。京、津两市典当业同业公会全体会员开会，决定“宁可倒闭，决不合流”，使日帝对京、律当行无从染指。日帝看京、津当行强迫不行，便经日本宪兵队批准由日、朝人在京、津一带合开“质屋”、“小押”，采取期限短、利息高、当价大、押当票、販毒品等办法，以图挤垮中国当业。因此，延至1940年以后、北京的当铺就陆续倒闭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北京只剩下30几家。

日本投降后，当商们以为好梦可以重温，许多总管重新聚集资本，准备复业。孰知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飞涨和乱发金元券，货币贬值，打破了当商的幻想，至1948年解放前夕，北京典当业便覆灭了，再无一家当铺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