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平凡人生中的传奇故事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后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南山集》祸作，遂流芳文坛两百余年，却遭杀身大祸。《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与背景。 戴名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和思想发展。他自幼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其“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的自律精神，为日后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基础。 戴名世十三年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便开始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他不得不以冷落、孤寂的生活方式度过余生。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在聚首时，常常“极饮大醉，嘲谑骂讥”的行为招致了达官贵人的嫉妒和攻击，但他所倡导的针砭时弊、振兴古文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桐城派。 戴名世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二名进士及第。《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背景和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后采取笼络人心等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使人心思改变。于武力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戴名世因此遭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