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遭定为陪都 成都与唐明皇不同

重庆：历史上的“缓冲带”与现代战争的抉择 抗日战争时期，淞沪会战打了有3个月之久，中日双方的军队成建制地投入战场，又成建制的报销，最终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但就在此时，近在咫尺的南京从地理上来说已经是无险可守。面对来自华东与华中两个方向军反的日本军队，国民政府仓皇撤回到武汉。 作为一马平川之地的武汉，看似难以阻挡日寇的兵锋。然而，中央中枢不得不继续西撤进入四川盆地。历史仿佛再现了唐玄宗躲避安史之乱的景象，若不出意外，成都将成为指挥中心直至胜利之地。但现实却与历史不同，这次国民政府没有选择成都，而是把临近的重庆确定为战时陪都。 相较之下，千年之后的重庆有着诸多优势。其一，重庆是山城，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中前者更具立体感和便于防空的优势，面对敌人天而降的轰炸，成都无疑是更为有利的选择。其二是重庆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比成都更加完善，且当时二者之间缺乏铁路与物资运输通道，重庆虽有江汉平原等优势却难以承载更多人口；成都虽规模大但受弹面积过小，无法承受敌军的一次暴烈冲击。 其二，重庆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比成都更为完备。南京沦陷后，跟随国民政府西撤的不仅是海量的文件档案和难以统计的军需物资，还有难以运输的物资，这种战时的紧急迁徙绝不是“搬家”那么简单。当时的交通工具理想就是铁路与船运，但从南京溯流而上抵达武汉之后发现无法长久停留，于是继续沿江西逃。 其三，为维护中央政府在抗战期间的统一意志，中央政府不应给国民偏安一隅的联想。历史上凡是定都成都者要么割据一方，要么偏安一隅，要么狼狈出逃，均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缺失。如今，若将重庆作为全国抗战的统帅，其影响力辐射至江汉平原乃至其他沦陷区和未沦陷区，正是其在八年里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重庆不仅在历史上有诸多优势，更具备为民心士气着想的特点。历史上凡定都成都者要么割据一方，要么偏安一隅，均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缺失，而此城若能在抗战期间全力抗击日本侵略，就有赢得胜利希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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