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铭记，何惧山河

1、南宋祥兴：举省殉国       公元13世纪，蒙古骑兵扫荡欧亚大陆，中国未能幸免。南宋朝廷在联合蒙古灭掉世仇金国后，发现自己成为了蒙古贵族下一个征服的目标。当时蒙古上层贵族集团是一个武装抢劫集团，他们在欧亚大陆屠杀任何与之接壤的民族，从而获取大量奴隶人口和财富，花剌子模、黑衣大食等古国因为此次侵略战争而永远消失在地球表面。       在经历了先秦至13世纪千余年的发展后，南宋时的四川省成为全中国最富庶、文明的省份之一。人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当时的四川出产全国最好的茶叶和丝织品，在全球最早出现纸质货币，有全国最多的书院，出过全国最好的文人，保存全国最多的古籍善本……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失去四川，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税收和兵员来源，南宋政府因此在四川组织了最激烈的抵抗。1242年，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以扭转四川的颓势，巩固上流。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在山城防御战中最著名的城市是合川钓鱼城，这座城市孤城独守36年，在南宋灭亡后还继续抵抗多年，并且击毙蒙古大汗蒙哥，扭转了欧亚战争格局。       然而，蒙古贵族集团的策略是对任何抵抗的城市进行屠城，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我曾经发布《成都大屠杀：140万屠刀下的冤魂》一篇博文详细阐述当时发生在四川省会成都的大屠杀史实，那次屠杀的死亡人口是南京大屠杀的4.5倍。       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四川军民通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彻底让蒙古贵族放弃了把耕地变为牧场这一可能让汉族亡国灭种的政策。蒙哥之后上台的忽必烈汗，是元代历史上的明君，他采取了许多在贵族集团强大压力下依然施行的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比如大批任用汉族官吏，按照前朝典章制度治理社会等。       正是在四川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后，蒙古上层贵族集团意识到，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会轻易在屠刀下屈服，夺取政权后，只有不分族群地善待人民才有可能坐稳皇位。忽必烈的继任者们并未体察到他的用心，因此没有多长时间便在南方各族激烈的反抗中丢掉了江山并逐渐衰落。   2、南明永历：举省殉国       由于南宋末年经历的大屠杀，四川省在明初时依然只有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全省大部分国土已经恢复成为动物的乐园，其时有旅行者在从前的城池中看到虎豹成群结队出没。为了恢复人口，朱元璋大幅度提高湖广赋税，并用军队强迫百姓前往四川落户，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自此开始，我家的祖先便是在这次迁徙中进入四川的。       经过明代200多年的恢复，四川人口有所恢复，但到崇祯时也不过区区310万而已，与南宋的1290万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由于清军在四川反复追剿张献忠、李自成义军余部，这310万人口至康熙初年已经损失了90％以上，再度沦为元代的千里无人烟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前期满族上层武装抢劫集团在四川遇到了人民最激烈的抵抗，他们在杀光所有人后，把罪责全部归于张献忠，通过各类史料把张献忠打扮为青面獠牙杀人如魔的混世魔王，“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此前，中国历代史官都是独立编修历史，《宋史》中曾经记录过史官拒绝赵匡胤查看自己实录的要求。从周代开始，华夏族中央政权均设立独立的史料编修机构，根本不允许当政者干涉历史记录，为的是让后代能够看到前代最真实的历史，这一切都是在清朝改变的。       直到现在，大部分四川人尚认为张献忠是在明末屠杀中最重要的角色。在四川，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张献忠在四川四处立碑，上书“天生万物用以养人，人无一物可以报天，杀！杀！杀！杀！”近来，考古学者在四川广汉发掘出了这块碑的原物，上面写的原来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在张献忠1646年战死后，清军在四川尚有长达13年的征战。如果是张献忠杀光了四川人，真不知道清军在与何人作战了。       不过，清代掩饰史实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明史》业已成为24史中最不可信之正史，《四库全书》删去一切关于夷乱的文字，并且事后焚烧前朝典章，毁尸灭迹不可谓不彻底。但为清廷效忠的文人们却私自抄录了《明实录》偷偷带出，朝鲜、日本人也保留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章，这些都让中国在清代以前的历史得以传承至今。
  3、保路运动：成就辛亥革命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将已经由民办的川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随后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四川人民强烈反对。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府州县相继建立分会，入会者达数十万人。至8月下旬发展为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势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封闭铁路公司，命军警开枪打死请愿群众数百人。       次日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民众奋起反抗，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进而在四川全省发展为反清大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一个事实是，清廷在镇压保路运动过程中将武汉守军悉数调往四川，这是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
  4、川军抗战：壮士一去不复还       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４０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年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８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１０万余人）提供了近３００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１４０５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多！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２６３９９１人，负伤３５６２６７人，失踪２６０２５人，共计６４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带病出征的四川军阀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在汉口去世。死前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将军曾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刘湘在全国各大军阀中，抗日做的是最决绝的一个。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川军就请缨抗日，当年9月1日，川军从安顺场出发，历时41天到达上海前线，防守“四行仓库”等一线阵地，拉开了川军抗日第一战；1937年11月22日，川军开赴太湖阻击日军，20多名战士深入敌后，身绑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       台湾出版的《一寸山河一寸血》记录说：川军1937年初夏步行出川北上抗日（从秦岭出川）。很多军人只有两件单衣，一双草鞋。一路上无有任何补给，但经历了北方严寒的考验，不得以还抢了阎锡山的军库，以补充补给。当时国军主力都不愿意接纳军纪涣散，素有双枪将（土枪＋烟枪）之称的川军。最后李宗仁收留了川军。川军未及休整就投入了台儿庄战役,承担了正面阻击日寇的重大任务,其作战英勇另各部正规军刮目相看。川军也承受了巨大损失，有一个师几乎拼光。当时师长打电话给李宗仁，说给我们川军留一点种子吧。李宗仁当时知道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快合陇，因而不同意。师长也坚决服从命令，最后全体官兵阵亡。       八年抗战，回川者寥寥。在成都，每年清明市民都群起祭祀抗战川军，祭品大多是一碗汤圆。这里有一个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了！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铜像前祭奠。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静环等川剧艺人……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5、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几乎每个县都阵亡上百人       在新中国建国后，我国经历了两次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即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作为与印度、越南接壤的西南地区中心城市，成都的军分区第一个承担了派兵作战的任务。小时候每到清明，我和同学都会在学校组织下去县里的烈士陵园扫墓，在碑文上，我看到了我们县大量在这两次作战中阵亡的烈士名单。据后来认识的一个越战老兵告诉我，在这两次战争中，四川几乎每个县都阵亡了上百人（当时重庆还未划出，四川约有220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