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临终，口宣末命杜翰实施；杜翰行动，何为末命之主。

杜翰遗诏之诈与权用 咸丰皇帝临终之际口宣末命，实则只提及令八大臣“尽心辅弼”一句，而杜翰在“承写”时擅自加了“赞襄一切政务”六字。这一举动看似无理，实则是利用八大臣权力之大的漏洞，巧取豪言以达到权力的扩张与私情的不正当结合。 首先，“赞襄一切政务”六个字的利害关系堪称大，这相当于将八大臣的权力无限扩大。一旦八大臣里有人心怀不轨，那局面必将不可想象。咸丰皇帝即便对肃顺等人再信任十倍，也难以说出这几个字。这种看似微妙的举动背后，实则暗藏玄机。 其次，事实上咸丰皇帝早在之前，就曾分别授予皇后“御赏”印章一枚、皇长子“同道堂”印章一枚（咸丰皇帝的书房名“同道堂”），其意当然也在于裁抑八大臣可能的“不臣之心”（当时载淳年幼，“同道堂”印章自然由其生母懿贵妃替他保管）。这充分证明了咸丰皇帝对八大臣并非完全放心，即便发现遗诏与自己意图有出入，仓促间也无暇再纠责。 再者，当时的情况是皇帝时昏时醒，神明虽未衰，但也是垂死之人，一旦发现杜翰“承写”的遗诏与自己的意思有很大出入，恐怕仓促之间也难以再找出真正的漏洞来纠正。这种随意而为的做法，实则是一种权术，利用八大臣权力之大，以谋取私利或规避责任。 不过，平心而论，无论这六个字是否出自咸丰皇帝的本意，经过他最后批准认可的，都应是有效的。强行算作“矫诏”，实在也有些说不过去。 从表面上看，“顾命”名单的形成过程是咸丰皇帝与多位重要人物反复协商的结果。其中不乏恭亲王等皇室近支亲贵。这些人在当时，身份虽不算显赫，但作为皇帝的叔父弟兄，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随扈”避暑山庄的近支亲贵还有道光皇帝的亲兄弟（人称“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皇帝的五弟惇亲王奕誴、七弟醇郡王奕譞等。按说这些人纵然不在顾命之列，作为皇帝的叔父弟兄，当有重要时刻也应在场，可他们却选择在关键时刻排除这些人，以避免恭王进入顾命辅政大臣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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