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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这一天对整个二战史都具有标志意义。   在这一天的凌晨，德国和其仆从国开始执行“巴巴罗萨”计划：集结了190个师共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以三个集团军群分三路闪击苏联。   一场二战史乃至整个人类史上惨烈至极的战争——“苏德战争”就此爆发。   “巴巴罗萨计划”   长久以来，在德国闪击苏联这件事上，总要加一句话：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但问题在于，当时最痛恨共产主义的纳粹德国，为什么会跟苏联握手言和，签订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呢？   这个条约的签订过程，堪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场著名的“甩锅大赛”，欧洲大陆的“F4”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统统卷入其中，明争暗斗，错进错出，最终，出现了这样一个结果。   如今再回顾这场博弈过程，依旧让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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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看看二战前夕的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把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打垮了。   在一战期间，英国有75万名士兵阵亡，170万士兵负伤，如果这个统计范围扩展到整个“日不落帝国”——包括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军队在内，阵亡士兵达到95万，负伤士兵超过200万。   战争的损失直接反映到了经济上：一战期间，英国的内债增加了9倍，达66亿英镑，外贸总额减少了一半以上，1/4的殖民帝国海外投资被迫被卖掉 ；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设1900年实际工资指数为100，那么1914年是90.7，而1917年已降到62。

 

图为在“索姆河战役”中，英军正在收集阵亡战士的背包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和平主义”（Pacifism）开始席卷英国。   虽然这个主义最早在1848年的第一届世界“和平主义”代表大会就产生了，但在一战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英国公众的心目中，一战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劫后余生的人们，感到对战争的无比恐惧和厌恶。他们不希望再发生战争，他们相信军备竞赛只能加剧战争的危险，还意味着要增加赋税。   “爱好和平”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合理要求，但放到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难度和条件都不同。比如从1933年开始，这项合理诉求就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只是当时的人都未必都能意识到而已：

 

这一年的1月，44岁的阿道夫·希特勒被正式任命为德国总理。   就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在英国的牛津大学俱乐部组织了一场大约有500人参加的大会，讨论的动议是：“绝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这项动议最终获得275张赞成票，153张反对票，其余弃权。   如果说500人规模太小的话，就在一个月后，伦敦召开了一次大型集会，各工会、政党的代表有15000多人，而这次集会的名字，就叫“全国反战大会”。   来自社会底层和中层的“和平主义”思潮，不可能不会影响到国家的上层。   斯坦利·鲍德温在1935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第三次出任英国首相，他的竞选承诺是：“我以自己的名誉向你们担保，将不会有大量的军备”。   1937年，鲍德温退休，他内阁中的财政大臣张伯伦出任首相。

 

阿瑟·内维尔·张伯伦   这位已经68岁的老人在任内不能不说是鞠躬尽瘁，但他留给后人的最大标签却是“绥靖政策”——那个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利益来换取德国消停的《慕尼黑协定》，成为了张伯伦职业生涯中难以抹去的污点。   但张伯伦当时的观点却确实说出了很多英国人的心声：“战争不会赢得任何东西，不会治好任何东西。”    所以为了避免战争——确切地说是为了避免和德国开战，英国人愿意做出妥协，甚至愿意牺牲利益。   当然，最好是别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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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说英国的盟友，法国。   法国也是一战的战胜国，但同样可以用“惨胜”来形容。   骄傲的法国人为这场战争付出了150万人阵亡的代价，平均每10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死在了前线。全国在战争期间有1.1万个企业、26.5万所住宅和7500所学校被毁，经济损失超过1300亿法郎。   与英国相比，法国的战后恢复工作更有成效，在1926年就把工业生产水平恢复到了1913年水平。但随即而来的1929-1933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又将法国打回了原形：到了1935年，全国已经有50万以上的全失业者，失业人数占到了工人总数的50%。

 

图为一战“凡尔登战役”中的炮弹空壳   法国没本钱再打仗了，也没精力再打仗了：经济危机带来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各式各样的法西斯组织开始涌现，试图推翻共和国体制，从1930年到1940年间，法国政府居然更迭了24次，这直接导致了法国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能执行一个长期贯彻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   当然，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法国人也确实打不过。   一战之后，号称“欧洲头号陆战强国”的法国，其实已经被德国抛在了后头：截至二战爆发前，法国本土拥有现役陆军总数为87.5万人，分为20个步兵师和5个骑兵师，而德国拥有275.8万的陆军，分为53个现役师，可动员的师为103个。值得强调的是，当时还是上校的戴高乐提出的“重视装甲兵”的提议屡遭拒绝，法国仍坚信坦克只是步兵冲锋的辅助工具，组建装甲师毫无意义。但法国当时拥有的坦克数量也少得可怜，只有1000余辆老式坦克，而德国已拥有3200余辆。至于空军，法国更不堪一击，1940年5月10日德国入侵法国时，法国举国的飞机数量与德国入侵飞机数量之比为2：5（1370架：3500架）。   在这样的对比下，法国人当然更乐意强调一战“堑壕战”的胜利经验，以及完全倚仗他们的“马奇诺防线”了。

 

马奇诺防线 （Maginot Line） 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防德军入侵而在其东北边境地区构筑的筑垒体系   不过法国人的“危机意识”还是要比英国人强一些，因为他们在地理位置上毕竟是紧邻德国。一旦开战，英国还能隔海相望，而法国则要立刻遭受战火的洗礼。   所以法国对在欧洲成立一个对抗德国联盟的态度，还是要比英国积极一些。但是，一直主张对德国强硬和与苏联结盟的法国外交部长巴尔都在1934年被亲法西斯分子刺杀，在此之后，本来说话声音就已经不响的法国，开始唯英国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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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该说苏联了。   在二战爆发前，与英法的衰落相比，当时的苏联是在走上坡路的。   1926年，斯大林就已经宣布：苏联直接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从1933年到1937年，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工业总产值从435亿卢布增长到了955亿卢布，增加了1.2倍，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在国防工业上，苏联很早就意识到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在二战爆发前13年里，苏联对国防的拨款达到1701亿卢布——当时整个国家的全部工业投资也就1850亿卢布。   从1930年到1939年，苏联的坦克产量增加了4.2倍，飞机增加了5.5倍，轻、重机枪增加了4.5倍，小口径反坦克炮和坦克炮增加了69倍。

 

1937年，苏联的一家冶金厂   但是，他们在欧洲事务中其实是被孤立的。   法国外长巴尔都一度给了苏联人希望，共同防御德国的《东方公约》也一度被摆上议事日程，但随着巴尔都被刺杀，《东方公约》签订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反而被法国人用来当做和德国人谈判的一个筹码。   从1932年到1938年，苏联其实尝试过多种和英、法的合作，但也只是在1935年和法国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这样形式大于内容的一些条约。   尽管苏联和纳粹德国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只能开始试图寻找另一个方向。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你们不愿意和我做朋友，那我就去找你们的敌人——虽然也是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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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说德国。   毫无疑问，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他成功将德国变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在1939年9月1日之前，德国陆军总数达到275.8万人，各种装甲车辆3200辆，反坦克炮1.12万门，迫击炮4624门，步兵炮3340门，轻、重型榴弹炮6994门，100毫米加农炮300至350门及大量工程通讯等装备器材。至于空军，1939年8月，德国拥有空军军官1.5万名，士官和士兵37万人，作战飞机4093架。

 

希特勒检阅部队   箭已在弦上，但德国却在考虑“东”和“西”两个方向——一开战就要面临两线作战，这一直是德国人的宿命。   往东进攻苏联，这符合希特勒的本意，苏联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但是，如果进攻东面，西面怎么办？   最大的问题出在法国。一战后，法国一直试图通过赔款等各种方式让德国一蹶不振，这也让法国人成了很多德国人憎恶的对象。   更关键的是，法国在地理位置上与德国紧密相连，一旦德国倾全国之力进攻苏联，法国从背后哪怕只是轻轻地捅上一刀，都会置德国于死地。先扫平法国，再进攻苏联，这样的“远交近攻”无疑是一个上策。     但是，如果先大举进攻法国，谁也无法预料东边的苏联会有什么举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和法国开始为德国“助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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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场面上，英国和法国必须要摆出和苏联谈判的姿态。   1939年4月14日，英国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一旦对苏联某一个欧洲邻国发生侵略行为，只要这个国家起来抵抗，就可以指望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    但作为对等的回应，当苏联遭受某国——当然暗指德国——侵略时，英国以及这些邻国应担负的责任，却没有做出任何规定。这等于让苏联对德国说：“来打我吧，没人会帮我的。”   相比之下，法国人更积极些。同一天，法国外长博内表示，如果法国和苏联中有一方，因为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那么双方应立即相互支持和援助。   尽管“结盟”的范围仅限于波兰和罗马尼亚，但好歹法国更有诚意一些。   苏联政府在4月17日和4月18日分别向英国和法国递交了自己的八点建议，其中有很重要的两条：   第一，“英、法、苏缔结五至十年的盟约，彼此承担相互援助的义务”；   第二，“缔约各方保证，在军事行动开始后，三国未经一致同意，不得单独同侵略者谈判和媾和”。   应该说，苏联人的建议从缔结盟约的角度看，是合情合理的，但对于英国和法国而言，他们有自己的衡量标准，所以一直没有回复。   对此，英国国内不是没有反对声音。5月19日，在英国下院的辩论中，连丘吉尔出于对严峻形势的考虑，站到了苏联人这一边：   “我始终不能理解是什么理由阻碍同俄国达成协议……毫无疑问，俄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是想成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国同盟’……我看不出这建议有什么不好。” 

 

丘吉尔   但张伯伦政府并不这样想。5月27日，英国和法国再次向苏联提出一个建议：   英、法、苏三国中任意一方在遭受德国侵略时，其他两方应给予援助，但其互助方式应“进行协商和诉诸国联”。   这种明显的“太极手”让苏联也开始失去耐心，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英法毫无诚意，拖延谈判。   但三个国家中，最急的毕竟是苏联。于是他们在7月9日建议在政治谈判的同时，苏法英三国开始军事谈判。   当时，“德国将在8月底进攻波兰”的秘密情报在7月25日被英国人获悉，英国政府也开始有了压力，在当天表示同意开始三国军事谈判。   但这场军事谈判，再一次惹恼了苏联人。   从谈判规格来看，苏联派出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为首的高级军事代表团，而英国代表团的团长德拉克斯是一名退役的海军上将，法国代表团的团长杜芒克是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中的一名普通委员。

 

伏罗希洛夫（左）于1957年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亲自去机场接待的高规格待遇。伏罗希洛夫堪称苏联“四朝元老”，历经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四代领导人   从谈判诚意来看，英、法代表团也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姿态：在答应开会后10天才启程，舍弃了花一天即可抵达莫斯科的飞机，而是搭乘了一条低速邮轮，直到8月11日才抵达目的地，足足拖延了17天。   而抵达莫斯科后，苏联代表团尴尬地发现：法国政府只授予了杜芒克将军同苏联谈判的权利，没有签约的权利；英国代表团则更干净利落，根本没有全权委任证书——与其说他们是来谈判，倒不如说是来莫斯科旅游。

 

德国驻英大使迪克森在给柏林的报告是这样描述的：   “英国进行谈判的目的主要在于摸清苏军战斗力的真实情况。”    8月12日，三国军事谈判毕竟拉开了序幕。苏联总参谋长提出了他们的军事计划：德国一旦发动侵略战争，苏军准备投入120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5000门重炮，9000-10000辆坦克，5000-5500架作战飞机。   英国代表回应：英国政府只能派出5个正规师和1个机械化师。   法国代表回应：法国的兵力是“高度机密的数字”，不便回答。   而在另一个重大问题上，苏联遭遇了更头痛的问题：   为了反击德国，苏联在派兵作战时必须越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国境，苏联要求英法利用其影响，促使波、罗两国同意这一要求。英、法政府勉强同意向波、罗两国转达这一要求。

 

8月20日，波兰发表声明，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苏军进入波兰。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政府也不想对波兰施加压力使其改变立场。既然过境问题得不到解决，军事谈判已完全失去了意义。   根据后来解密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当时英国政府在代表团出行前下的指示是：   “英国政府不愿承担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束缚我们手脚的任何具体义务……对此最合适的是一个政治性共同宣言之类的东西。”    但这些还不是最终激怒苏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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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种种情报显示，英国人在和苏联谈判的同时，也在和德国秘密谈判。   事实上，张伯伦始终对英德“和解”充满希望，这种希望不仅仅停留在大脑中，更是直接付诸实践。   早在1935年5月14日，英国保守党著名活动家德拉蒙德·沃尔夫在柏林与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顾问吕特尔会谈时明确表示：   “我是在英国内阁枢密顾问知道的情况下前来柏林的，并要求我对这次会谈完全保密。”   双方在经济乃至殖民地何时回归德国方面达成了共识，英方作了很大的让步。   1939年5月19日，张伯伦在下院一面声称，英苏之间“有一道幕，有一堵墙，极难穿过。”另一方面又暗示，英国并不反对寻求可能满足德国要求的途径，“如果这将会使目前局势明显缓和的话。” 

 

张伯伦和希特勒   实质性的英德密谈，在1939年7月18日开始。英德双方一共进行了四次秘密会谈，张伯伦的经济顾问威尔逊向德国人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英德合作纲领》，主要包括：   1、德英联合发表不使用武装侵略作为国际政策手段的宣言。   2、德国宣布不干涉英联邦，英国宣布不干涉“大德意志帝国”（包括东欧和东南欧）。   3、在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上，缔结一项从根本上修改凡尔赛条约有关条款的德英宣言。   4、在军事上模仿先前的英德海军协定，缔结一项限制军备的协定，但在空军和陆军问题上顾及德国在中欧的特殊战略需要。   通过签订这一系列明显讨好德国的条约的建议，英国政府进一步表示，一旦双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英国政府将争取使法国“废除它同苏联的结盟和对东南欧的义务”，英国本身“终止同苏联进行的关于签订条约的谈判。” 甚至可考虑取消英国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由此可见，英国其实在通过两场同时进行的谈判互换筹码，而从英国人愿意接受的条件来看，他们与德国人谈判时，显得要有诚意得多。   但是，谈判桌上没有人是傻子。德国人其实也是在拿“英德密谈”作为筹码。   因为希特勒更想和莫斯科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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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外交接触，其实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不久就开始了。 不过由于两国积怨甚深，在摸清对方意图之前，谁都不肯轻易地向前迈出一步，所以双方长期都停留在一般外交官员之间的关于经济贸易问题的谈判上。   英法苏的谈判尽管雷声大雨点小，但德国人还是立刻有了紧迫感，他们意识到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德苏双方毫无意义的经济谈判上面了，必须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使苏联在他们行将发动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1939年7月26日，德苏经济谈判的德方代表施努雷根根据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请苏联驻德代办阿斯塔霍夫和商务代表吃饭。   席间，施努雷根对苏联代表说的话，几乎等于是摊牌了：   “英国能够给俄国什么呢？至多是参加一场欧洲战争并与德国交战，这对俄国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值得向往的目标。相反，我们能够给什么呢？中立，并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    8月10日，施努雷根进一步挑明了话：   “在采取战争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德国在波兰的利益也是有限的。德国的利益决不需要与苏联的任何利益发生冲突，我们只是必须对这种利益加以了解。”    此时，在和英法谈判中一筹莫展的苏联人，终于决定要给外交天平的另一端加砝码了。   8月15日，在和英、法谈判的同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与德国的国外情报组织头目舒伦堡的会见中，表示热烈欢迎德国政府改善对苏联关系的愿望，但对德国外长来访问题却强调要有充分的准备。此外，他抛出了苏联人的想法：   德国人是否愿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的建议正中希特勒下怀，他立即全盘接受了苏联的要求，并于8月16日下午电令舒伦堡立即通知苏联，德国外长准备在8月18日以后的“任何时候”飞赴莫斯科，以元首全权代表的身份谈判苏德关系的全部问题，并签订相应条约。   8月21日，斯大林复电希特勒，同意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访问苏联。   8月23日晚，历时几个月的英法苏德之间的博弈划上了一个最离奇又最不离奇的句号——苏联和德国在莫斯科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含“秘密协定”）：   1、缔约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互相使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   2、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   3、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   4、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缔约国间的一切争端。   5、条约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现场   一个是最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一个是叫嚣“反共产主义”最厉害的国家，两者居然结盟了。  

 

其实，谁都知道一场大战即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9天，德国闪击波兰（苏联9月17日从东面攻入，瓜分波兰)，一个月后，波兰全境沦陷；   波兰沦陷7个月后，德国大举入侵法国，一个多月后，法国宣布投降；   法国投降1个月后，德国空军全面空袭英国，英伦三岛沦为一片焦土；   空袭英国11个月后，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面进攻苏联。     这份条约签订后，日本朝野谴责德国破坏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表示抗议，平沼内阁被迫辞职；墨索里尼认为德国藐视意大利，认为是受到了侮辱；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则发表声明，西班牙要在欧战中保持中立。所以，这个条约虽然暂时免去了德国的后顾之忧，但也加深了轴心国之间的矛盾，使德、意、日在之后二战的协同作战和统一思想上面，发生了不少的分歧。   至于苏联，更是有利有弊了。苏联在战前并非不想和英法缔约，甚至做出过不少努力，但最终没有缔约成功，主要责任并不在苏联。但是，苏联这个“无奈之举”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和决议，就是“法西斯主义是世界战争的祸根”，要号召全世界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法西斯主义。而苏联竟然同德国法西斯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让各国共产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法国共产党内部直接就产生了混乱。   除了道义上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外，苏联也没有完全利用好这段“忍辱负重”带来的“窗口期”。   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举侵入苏联的时候，苏联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阵以待”的态势，相反是完全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整个集团军整个集团军被德军分割、包围、歼灭，在短短的时间里居然能被德国军队闪电般地推进600至700公里。   当然，这场国与国之间博弈给人带来的一大反思，就是一些看上去违反基本常识乃至“反智”的行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步步往回推，都能找到各种原因：   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傲慢与偏见，侥幸和盲从……   明明知道有共同的敌人，却出于各种小心思，始终无法携手，乃至互相猜疑、指责，甚至与魔鬼签订契约——直到灾难真正发生的时候，才悔不当初。   古往今来，这样的教训真的不少。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著，新华书店经销，1995年8月第一版） （2）《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王振德等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 （3）《世界历史资料选》（ 赵恒烈、张鸿祺 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 （4）《西方外交思想史》（陈乐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9月第一版） （5）《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 （华东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11月第1版） （6）《历史的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与攻略》（张继平 著，时事出版社 1990年7月第一版） （7）《20世纪的世界——百年历史回溯》 （金重远 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