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姓名禁忌指南：一、避讳‘尊贵’二字；二、慎用‘高贵’之词；三、避免冒名顶替；

大侠与无名小卒：名字的权力和代价 小时候每次看武侠小说，最向往的就是大侠与人过招时前，犹不忘豪气万千地说道：“来者留名，本大侠剑下不容无名之鬼。”大家在人生路上熙熙攘攘奔波劳碌，其实也只不过是希望别让自己成了“无名小卒”吧！ 然而，重视名字的传统并非自古就有的。从殷代的甲骨文看，能考据出来的帝王名字，无非也只是随便的以干支定名而已，例如武丁、太甲、盘庚等。这些大人物的姓名粗到“俗又有力”，像司马相如的小名竟叫犬子，范晔叫砖儿、桓熙叫石头等等，这些大人物的名字也不过如此。 当然，这和现在民间仍然盛行的命名风俗一样，将小孩名字叫得贱才比较好养。除了名字不免俗气外，古人取名时对男女之别也不甚讲究。今天我们只要一看到武雄、根旺之类的大名，就知道一定是昂藏七尺的须眉男子；而听到淑贞、丽美之类的芳名，也一定会想像是娉婷可爱的窈窕淑女。但这种联想在古代则不一定应验了。例如，《孟子·尽心篇》里提到那位空手搏虎的勇士，大名竟然是叫“冯妇”；《左传》里第一位君王鲁隐公，大名竟然是叫“息姑”。如果只依这两位仁兄的“芳名”去想像，必然只会以为是女扮男装，安能辨他是雌雄呢？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对自己的名字重视起来。总希望自己发达后，不因名字而被旁人看扁。《讳辩》一文就是其中例子。唐代郑王后人李贺，字长吉，7岁能诗，他的名字轰动一时，韩愈因而劝他去考进士。等李贺中了进士后，其他人却毁谤他说李贺之父名为“晋肃”，因为犯了“进士”的讳，李贺因此不该去考进士，韩愈就以《讳辩》一文为他申辩。《讳辩》一文的提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训。 在以往的封建社会里，取名时除了因避讳要注意字音之外，更要提防因字义造成的“犯上”或“谋反”等不当联想。即使到了近现代，仍不时出现一些因“名”贾祸的故事。《文革》时期就出过一次类似事件：新中国刚建立时，有个姓李的农民为儿子取名李爱国。后来第二个儿子出生时，他认为新中国不是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吗？因而取名叫李爱民。而为第三个儿子取名时，他又认为人民能当家作主，这一切都是党的功劳，因而就叫李爱党。这三个名字乍听之下似乎还不错，但“文革”一开始，这家人就倒大霉了。有人检举他的三个儿子叫李爱国、李爱民与李爱党，分明就是他还在爱“国民党”，于是将其批斗，让其交代内心肮脏的思想。直到“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后，此农民才翻案重回自由。但他自己和三个儿子的一生，却因这三个政治味太浓的名字，留下了永难痊癒的伤痕。

名字与权力的博弈 历史上最著名的为文反对避讳的是唐代韩愈的那篇《讳辩》。话说唐代郑王后人李贺，字长吉，7岁能诗，他自幼才华横溢，名气大震一时。《讳辩》一文一出，便引发了轩然大波。当时的统治者认为，要鼓励人们读书考进士，不应该随意为自己的名字取“讳”字。韩愈力主申辩，文章激烈驳斥，最终被史学家李清臣所谴责。这一事件深刻地体现了人们对名字的重视和忌讳之深的意识。《讳辩》一出，便成为了历史上的经典案例，它告诉我们，在追求个人名誉的同时，也需尊重他人的隐私与尊严。 而在封建社会里，取名时除了因避讳要注意字音之外，更要提防因字义造成的“犯上”或“谋反”等不当联想。《文革》时期就出过类似案例：有个姓李的农民为儿子取名李爱国、李爱民与李爱党。这三个名字在当时虽有些独特，但在后世却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些名字不仅让人们对封建社会的命名方式感到不满，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文革》时期的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名字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博弈与不良后果，也让后人反思如何在追求荣誉与尊严的同时，尊重他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