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考古发现蜀汉皇宫在天府广场附近

石犀牛   　　作为三国时期蜀汉的首都，成都的三国遗存在全国名列前茅。刘备在成都称帝之后，皇宫位于何处?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刘备的皇宫在武担山，然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新发掘成果显示了另一种可能：蜀汉皇宫很有可能就在天府广场附近。   　　大量发现   　　涂朱瓦当和吉祥语地砖展现高贵等级   　　史料记载，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武担山，位于今江汉路)。关于蜀汉宫城的位置，已故的三国文化专家罗开玉曾认为，刘备改建后的蜀汉宫城，应该在成都城外西北一隅，南面与成都城连为一体，借成都城的北门为宫城南门。   　　2013年年初，在天府广场东北侧的四川大剧院建筑工地上，发掘出一只神秘的石兽，被市民称为最萌石犀。经考证，石犀制作年代距今约2000年，或为李冰治水时制作的，作镇水之用。   　　作为当年现场考古人员之一的易立介绍，在对四川大剧院古遗址展开的大规模发掘中，除了这只石犀，还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遗存，且所占比重最大。   　　在西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文物以绳纹瓦为主，陶器的数量很少。到了蜀汉至西晋时期的文化层，就发现了倾倒的石犀，以及混合掩埋的绳纹瓦、瓦当、铺地花纹砖和陶器等遗存，部分瓦当还存在正面涂朱的现象。随着考古的推进，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南北残长39.5米、东西残宽22.9米的台基。这处基址由泥土夯筑而成，土质紧密，台基上还残存排列了3排的9个柱础坑。更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工地还出土了五铢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直百等钱币。   　　根据遗址地层，考古人员推测，这处建筑基址的修筑年代约在东汉末或稍晚，废弃年代则大约在三国末年，下限不晚于西晋。而建筑的性质，极可能是东汉末年或蜀汉时期的一处高等级建筑，甚至可能就是蜀汉皇宫的一部分。   　　之所以作出这种大胆的推测，是因为在考古中发现了涂朱瓦当。据易立介绍，中国古代曾以朱色区别尊卑，涂朱瓦当在汉至三国时期的高等级建筑中使用比较普遍。此外，现场发现的大量铺地砖，不仅在踏面上模印了纹饰，还有“富贵昌”“爵禄尊”“宜宫堂”“寿万年”等吉祥用语。而在汉代，大型建筑的地面往往用砖铺砌，起到防潮、防滑以及美观等功效。 富贵昌   地砖刻纹
  　　一种推测   　　皇宫毁于平定钟会姜维兵变事件中   　　易立告诉记者，在2013年考古发掘结束之后，考古人员对出土材料进行了分析，认为有出土材料作为证据，历史上的蜀汉皇宫位于天府广场东北侧一带，比在武担山更有可能。   　　易立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政治中枢，皇宫的安全应该放在首要位置。成都秦汉时期的大城，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提出的北至今青龙街、白丝街一带，南至君平街、丁字街，东南角在青石桥，西至东城根街附近的区域。而武担山不在此范围。刘备的皇宫选址，虽然武担山附近符合地势高亢的要求，但建在城墙之外，就有悖常理。此外，成都市的考古人员近年在大城北段以及城外做个几个考古发掘，“其中的一次江汉路发掘，并没有发现汉代文化堆积。说明在汉代，那里还属于荒郊野外。”易立透露，目前在大城外侧发现的最早文化堆积是唐及五代，这也符合唐朝的西川节度使高骈在大城基础上扩筑罗城的历史。   　　此外，易立分析史料认为，直到明初，天府广场及周边仍被视作蜀汉宫城所在。《明太祖实录》记载在成都修建蜀王府时，就曾有“以蜀先主旧城水绕处为外垣、中筑王城”这样的表述。而根据《三国志·钟会传》等文献推测，蜀汉皇宫，和当年的益州州府、蜀郡郡府距离很近。四川大剧院古遗址中，石犀的倾倒地和规模巨大的夯土台基恰巧位于同一文化层。而根据史料记载，石犀的摆放处极可能就是州府或郡府等建筑的门外。   　　三国末年，曹魏名将钟会和邓艾攻打蜀汉致其灭亡后，钟会和蜀汉降将姜维打算据蜀自立，并矫诏起兵。在那场兵变中，蜀汉皇宫甚至大城毁损严重。此后，司马氏平定蜀地叛乱。易立认为，被推倒的石犀和残损的建筑基址，极可能就是司马氏平定叛乱的结果，“因为石犀掩埋的坑底未经任何处理，属于非正常掩埋。如果不是有组织、有预谋且成规模的行动，很难实现这么大的破坏度。而曹魏平定蜀地，将最具地方传统文化特征的石犀推倒，并摧毁具有象征意义的核心建筑，恰好可以实现征服的政治目的。”(图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原文刊于：《成都晚报》2017年8月23日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