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度考古发掘成果

　　2016年7月-2017年4月，我们完成了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配套服务设施项目工程用地范围内石渚遗址的配合与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本次发掘继续沿用此前勘探时所设立的永久性测绘总基点，以探区和探方为单位进行发掘，探区QS12E01共布5×5平方米探方72个，实际发掘过程中大部分探方以10×10平方米为单位进行整体发掘操作，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本次发掘共揭露灰沟2条、灰坑25个、房基1处、墙基2处、炉灶1处，采集有大量瓷器、陶器、铜钱、窑具、土样等各类文物标本。发掘证实明清以来石渚的建筑活动十分频繁，与地方文献记载中的“石株市”相吻合；此次发掘宋元时期石渚历史遗存较少，人类活动较微弱；唐五代的石渚则是长沙铜官窑窑业产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泥坑、瓷土矿带以及较多彩绘瓷器的发现证实了唐五代石渚制瓷活动的繁荣，特别是具有外销瓷风格瓷器的出土证明石渚片区也是长沙铜官窑外销瓷的产地之一，是中晚唐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端口之一，此次发掘所在区域被当地村民称为“樊家坪”（音），而“石渚”和“樊家”均见于黑石号沉船，黑石号沉船著名的“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褐书题记碗极可能就出自于此地；在早期文化层中，长沙铜官窑瓷器与六朝岳州窑瓷器残次品、硬陶共存，这提示我们石渚可能还存在六朝时期的窑址，也进一步证实了长沙铜官窑与湘江下游汉唐青瓷窑业技术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此次发掘为拓展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崭新的资料，现择要介绍石渚QS12E01发掘区的地层堆积情况和主要遗迹遗物。（图一-三） 图一、石渚遗址发掘前航拍照
图二、石渚遗址鸟瞰
  图三、石渚发掘区航拍   （一）地层堆积 　　QS12E01发掘区文化层之下的原始地貌西南、东南、西北均高，形成一条东北走向的缓坡冲沟，冲沟内地势最低，文化堆积层也最厚，达230厘米。发掘区文化堆积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晚期堆积主要为明清至近现代的建筑和生活垃圾，中期堆积主要为长沙铜官窑取泥、制瓷活动遗存及其废弃堆积，早期为少量两汉六朝时期活动遗存。现以发掘区中部堆积较厚、较完整的TN08E07、TN07E04等探方为例进行发掘区的堆积情况。 　　第①层：灰色夹杂黄色的砂质粘，厚55-80厘米，致密，全方分布，包含有砖瓦残片、青花瓷片、长沙窑瓷片、铜钱等遗物，为近现代建筑和生活堆积层。该层下有较多明清时期墙基、柱础石、房基等房屋建筑遗存。 　　第②层：黄色粘土，致密，最厚约80厘米，全方分布，局部呈多层饼状叠压，出土有青花瓷，少量长沙窑瓷片和匣钵，为明清建筑垫土层。 　　第③层：灰黑色粗砂土，局部夹有黄土块，最厚约50厘米，全方分布，土质松散，出土少量的青花瓷、长沙窑瓷片，为明清时期生产生活废弃堆积。 　　第④层：灰褐色沙质粘土，夹杂有较多的红烧土颗粒状斑块，最厚约30厘米，疏松，出土有大量的长沙窑瓷片、匣钵等遗物，是唐五代石渚窑业废弃物。该层之下有挖泥洞等较多坑体，坑内多填埋窑业废弃物。 　　第⑤层：灰黄色泛青的沙质粘土，较致密，最厚40厘米。出土有长沙窑瓷片、匣钵等遗物，有碗、碟、壶、罐等，施青釉、酱釉或乳白釉绿彩，常见装饰褐绿彩绘、贴花等技术。 　　第⑥层：青灰色沙质粘土，较致密，最厚约60厘米，出土有较少的六朝时期青瓷片、青砖和极少量长沙窑瓷片。 　　第⑥层之下为黄土面，有少量六朝时期灰坑和柱洞，出土有青釉平底碗、钱纹罐残片等青瓷残件。（图四） 图四、发掘区关键柱地层堆积情况 　　(二)遗迹 　　此次发掘较重要的遗迹单位有H4、H10、H20、H21、H23、H24。其中H4、H10、H20为开口于④层下的唐五代挖泥坑，在坑体周边散布着一些无显著规律的柱洞，应是挖取瓷泥时留下的活动遗存。H21、H23、H24为开口于⑥层下的汉末六朝遗存。现择要介绍。 　　H10 　　H10位于TN17E02东南与TN07E03西南之间，开口于④层下，打破⑤层。坑口呈不规则圆形，坑口距地表深80厘米，坑口长328厘米，宽190厘米，坑深140厘米，坑底略呈圆形，直径84厘米。坑壁和坑底均不光滑，未见人工修整痕迹，坑底部为网纹红土和白色瓷土矿。坑内堆积可分六层： 　　第①层：灰褐色沙质粘土，疏松，平均厚约20厘米，含有大量匣钵、红烧土和少量长沙窑瓷片。 　　第②层：黄灰色粘土，较致密，较纯净，平均厚约5厘米，局部分布，未见人工遗物。 　　第③层：灰褐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平均厚约40厘米，夹杂较多红烧土粒、炭屑，出土大量长沙窑瓷片和可修复的长沙窑瓷器残件。该层下坑口急收，在坑西南形成一个二层台面。 　　第④层：灰白色粘土，夹杂白色瓷泥，致密，粘性重，平均厚约6厘米，局部分布于坑的东北侧，含有少量红烧土、炭屑和长沙窑瓷片。 　　第⑤层：浅灰色沙质粘土，较致密，平均厚约50厘米，出土有褐斑彩绘鸟纹碗、瓷塑龟、瓷塑鸟、砚台、青釉露胎碟等长沙窑瓷器残件。 　　第⑥层：灰黄色粉质粘土，夹杂白色瓷泥，较致密，平均厚约35厘米，出土有长沙窑酱釉龙鋬壶、青釉碗，少量岳州窑印花与刻花瓷片。（图五-十） 图五、H10③层出土瓷器堆积工作照
  图六、H10③出土褐斑彩绘花草纹碗残件
 
  图七、H10③层出土青釉褐绿彩绘莲花纹盘
  图八、H10③层出土褐绿彩绘凤鸟纹盘
  图九、H10④层出土火照
  图十、H10⑤层出土青釉褐斑彩绘飞鸟纹碗 　　H20 　　H20位于TN18E03北靠中，开口于④层下，打破⑤层。坑口近圆形，坑口距地表深80厘米，坑口长230厘米，宽200厘米，坑深252厘米，坑底长282厘米，宽164厘米。坑壁上部斜敞，下部陡直，壁面不光滑，有垮塌迹象，坑底较平整，呈不规则方形，坑底为网纹红土和瓷土矿带。坑底西面和南面向内延伸形成矿洞，其中西面矿洞向内延伸幅度较大，深约110厘米，南面矿洞略微向内延伸。在洞口处各有2个已朽坏的木桩，西面洞口木桩间距72厘米，南面洞口木桩间距70厘米。H20应是挖取瓷泥而形成的，东西向剖面呈鞋状。坑内堆积可分三层： 　　第①层：窑业废弃堆积层，厚约140厘米，主要为主要为高约7厘米的匣钵残块，少量长沙窑瓷片，以碗碟残片为主，出有典型的长沙窑玉璧底碗、彩绘瓷片。 　　第②层：黄色网纹花斑土，夹杂网纹图和白色瓷土，较致密，厚60厘米。较纯净，含极少的长沙窑青瓷片。 　　第③层：窑业废弃堆积层，厚约30厘米，主要为破碎的匣钵残片，破碎程度较①层高，含少量长沙窑青瓷碗底残片，全坑分布，且延伸至坑西侧的袋状矿洞内。（图十一-十二） 图十一、H20坑底西部矿洞
  图十二、H20矿洞洞口残存的木桩 　　H21 　　H21位于TN18E04北部，开口于⑥层下，坑口呈圆形，直径120厘米，坑深20厘米，呈平底锅状，坑内堆积为灰黑色沙质粘土，与⑥层土相近，坑内出土了6个青釉平底碗，具有东汉-西晋时代特征。（图十三） 图十三、H21①层出土青瓷平底碗 　　(三)遗物 　　此次发掘获取了大量不同时代的遗物，质地有瓷、陶、铜、铁、石等类别，其中瓷器占绝90％以上，从时代来看隋唐五代遗物占60％以上，明清遗物约20％，秦汉六朝时期遗物约占2％，此外还有近现代和时代不明确的遗物。现主要介绍明清、隋唐五代、秦汉六朝三个时期的遗物。 　　1、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发掘区的第①、②、③层，采集标本主要为青花瓷碗、杯、碟等器物残片，青花蓝彩或淡雅或浓烈，画工或严谨或草率，做工或精细或粗糙，总体流畅自然，具有景德镇明清民窑青花风格，装饰主题有龙凤、鸟兽、花草、吉祥图案、款识等，其中发现较多“大明成化”款的青花瓷残件，多为明晚、清初的伪托款。（图十四-十五） 图十四、TN15E01①出土五蝠捧寿纹青花碟残件
  图十五、TN19E03①层出土“大明成化年造”青花瓷残底 　　2、隋唐五代 　　这一时期的主要遗物为石渚窑业废弃物，主要出土于发掘区的第④、⑤、⑥层和④层以下的灰坑、挖泥洞等遗迹单位之中，包括大量匣钵、较多火照、极少的垫饼、垫圈等间隔具，少量窑砖，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瓷器残次品，主要器形有碗、碟、盏、执壶、罐、碾槽、碾轮、瓷塑动物、枕、器盖、器座、漏斗、炉、网坠、纺轮、水注、擂钵、灯盏、印模、砚台、盒、盆、洗等。瓷器大多为素青釉，较多釉下褐绿彩绘瓷碟和碗，少量酱釉和白釉绿彩器，偶见褐斑贴花器、诗文残器、褐绿点彩残片。 　　这一批遗物以画工精炼的釉下褐绿彩绘瓷器独具特色，彩绘器有碟、碗、盘、洗等器形，又以彩绘碟最多，这类瓷碟多做四出或五出花瓣状敞口，浅腹，碟心平收，矮环足，在碟心用褐、绿两彩勾绘各种纹饰，褐彩绘经络，绿彩绘轮廓，彩绘纹饰有莲花、童子、花鸟、云气等主题，尺寸一般口径15、底径5.5、高3.6厘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石渚发掘区出土的褐斑彩绘碗，其形制与黑石号所见褐斑彩绘碗无异，在碗口沿对称的施四块褐斑，碗内用褐绿两彩绘鸟纹、花草纹等，可证明石渚窑区也是长沙窑的外销瓷生产地之一。长沙铜官窑是较早使用火照的唐代窑场，大量火照的出土可以证明石渚窑区工匠们对产品品质的追求，也让我们窥见了中晚唐时期石渚瓷业畅销海内外的部分奥妙，他们用杰出的制瓷工艺弥补了本地制瓷原料的先天不足，为制瓷工艺的进步和不同文明的和平交往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3、秦汉六朝 　　这一时期的遗物主要出土于⑥层和⑥层下的少量灰坑之内和黄土面之上。采集标本有陶豆柄、鼎足、青釉平底碗、四系罐、钱纹罐残片、盘口壶残片、饼足杯、平底碟、莲瓣纹碗等。这些遗物说明从秦汉以来石渚便是一处重要聚居地，虽然未发现该时期的窑具，但六朝时期青瓷、尤其是残次变形青瓷器的出土提示这里并不是普通聚落，可能存在六朝时期青瓷窑址。（图十六-十七） 图十六、TN17E01出土口部变形的青瓷四细罐
图十七、H23出土青瓷残件、硬陶残件等遗物 （原文标题：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度考古发掘工作简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