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墓地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渭南市考古研究所 澄城县文体广电局 　　刘家洼墓地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的鲁家河（洛河支流长宁河上游）东岸塬边，邻沟而居，北距黄龙山约10公里。这里处在沟通关中乃至中原与北方的洛河通道之上，宗周与晋地交通来往要道之一，秦晋春秋争锋之地，位置关键而重要。 　　该墓地是去年底因为被盗而发现的，西北隔鲁家河约2公里处为九沟西周墓地。根据追缴文物判断，刘家洼墓地是一处等级较高的春秋墓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2月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市、县相关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墓地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同时对墓地所在的鲁家河流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取得了丰富收获。 　　发现与收获 　　首要的是，确认了带两条墓道的高等级贵族大墓。经钻探，确认刘家洼的墓地范围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米，总面积约7700平方米。共有墓葬56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 　　最为引人瞩目是，发现了2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型大墓（编号M1与M2）。南北向，东西并排分布。其中M1南北总长64米，长方形墓室，南北口长11米、东西宽10米、深度约12米；斜坡状墓道均宽8米，南墓道长32米，为主墓道。M2与M1平面形制相同，南北总长相若，墓室深度相等；但墓室规模略小，南北口长10米、宽8米，墓道宽也仅及M1墓道的一半，约4米左右。两座大墓特别是M1，规模宏大，墓室大小仅次于同时期、同形制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M2与M3，而比曲沃晋侯墓M93、韩城梁带村芮公墓M27大得多，也比洛阳发现的、被认为可能是周平王墓的“亚”字型大墓大。据此推断，大墓墓主人身份亦当为诸侯国国君级别，地位不亚于大国诸侯。其余墓葬皆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与大墓墓向一致。墓口面积10平方米以上的墓有21座，其中5座墓口面积超过了20平方米。根据以往考古发现可知，这些墓葬的主人身份相当于卿大夫或士一级的贵族。 　　两座大墓居于墓地中部偏东的地势高亢之处，西北方各有一座长方形车马坑。中、小型墓主要分布大墓的北、南和西三面地势较低之处，大致可分为南北相对集中的两个墓区。 　　这一墓地形态，既与梁带村芮国墓地、虢国墓地大中小各类墓葬共处一地特点不同，也与晋国国君及夫人独立茔域的特点有别。其乃一处贵族公共墓地，当无疑义。 　　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等各类珍贵文物。从4月份开始考古队采取“探方式”的发掘方法对墓地进行全面揭露发掘。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9座中小型墓的清理。其中4座遭到盗扰，15座保存完好。共出土铜、金、铁、石、玉、陶、料珠、漆木等各类材质的文物300余件（组）。
 
发掘现场
出土金器
鼎
棺环
墓葬图 　　这些出土文物中，青铜器占大宗，主要包括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三大类。礼器有食器的鼎、簋、甗，水器的盘、匜，酒器的方壶。车马器数量最多，共发掘出土50余件（组），包括常见的马衔、镳、銮铃、车衡饰、车辖、軎等；兵器有戈、矛、甲胄、镞、鍚等。除此之外，规模较大的墓葬还出土有丧葬用器的铜翣，及由铜鱼、铜铃、陶珠（石贝）组成的棺饰件。尤其是用翣，似是该墓地随葬用器的一个显著特点。 　　玉石器以圭和玦最常见，另M49出土了1件玉璧和1件玉琮。特别是玉琮，与常见之琮内圆外方特点不同，仅一侧见方，两折角雕饰立人，其它部分雕刻抽象兽面和线条。此类形制的琮以往仅见于齐家文化，但纹饰却为两周之际所见，当是由齐家玉器改形而成。中型墓的3座出土有漆木器，虽然木胎朽而不存，但纹饰图案色彩清晰，个别器形尚可辨识，如M10出土一件漆盒，器形基本完整，呈圆角方形，黑色髹漆上绘以红色云雷纹。在北方地区墓葬能发现如此好的漆器，是非常难得的。另外，在一座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件五孔陶埙。据统计商周时期陶埙目前仅出土16件，且多集中在商代，如此发现实属罕见。除了这些，最惹人注意的就是发现的金器与铁器，堪称出土文物中的珍品，意义重要。目前金器共出土7件，包括出自大墓盗洞的1件虎形牌饰、2件牛首衔环饰，及其它素面环与螺旋形金耳环。尤其是螺旋形金耳环这种人体饰金器，根据以往研究乃典型的北方民族的器物。它的发现，对于探讨春秋时期关中与北方之间文化交流、族群互动与交融无疑提供了新的证据。铁器是出自M49的一件铜柄铁剑。这是继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沃晋侯墓地、梁带村芮国墓地之后中原地区又一年代偏早的铁器，对于探讨中国冶铁技术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资料。 　　从单个墓葬来看，各墓规模大小有别，墓主身份有差异，随葬品的规格与丰俭程度不同。19座墓中，多数只随着极少量的石圭、玉圭、石玦等小件器物，仅6座出土有铜礼器墓，随葬品相对丰富。其中尤以M6和M49最为突出，随葬器物的种类与数量甚为丰富。以M6为例，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4.6、宽3.4米，面积近16平方米。墓壁近直，略有收分，墓主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有铜礼器、铜丧葬器、兵器、车马器、玉石器等。铜礼器置于墓室西南角的棺椁之间，有鼎3、甗1、壶2、盘1、匜1。三件铜鼎器形、纹饰一致，大小相次，均为折沿、附耳、圆腹，兽蹄形足，腹中饰一周凸弦纹分下上两隔，上为窃取纹，下饰波曲纹。食器、酒器与水器的组合、列鼎现象及鼎形制纹饰，均体现出土周文化的特点。兵器置于棺椁之间东北和西北部,有铜戈、铜矛、铜镞、甲胄等，车马器棺椁之间东、西、北三面均有放置，有车辖、軎、马衔镳。玉石器有石圭、玉圭、玉玦等。特别在墓室西北角“集束”放置29件石圭，最长者约25厘米，很是抢眼。棺盖板上放置有2组4件铜霎，另有成组的棺串饰。《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 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大量的考古发现也多有证明，随葬三鼎墓主人多为士一级贵族。M6墓主人的等级身份亦当如此。 　　除发掘所获外，已追缴的该墓地被盗文物多达402件（组）。这些追缴的文物亦以铜器为最多，有礼器、车马器、兵器、棺环、玉器、玛瑙珠等。礼器有60余件，包括一级文物12件。其中的两件交龙纹大壶，器呈椭方形，长颈、垂腹，圈足，颈和耳已残。颈饰环带纹，腰饰一周凸棱，腹部以双身龙首为主，多身龙纹为辅，通高达60余厘米，是目前陕西地区发现体量最大的壶。另外的一套10件石罄，其中的9件形似动物，形制特殊，为以往所不见，丰富了石罄形制的资料。 　　再者，发现夯土墙、陶范、陶窑、板瓦建材等居址遗存。在墓地北侧700米处，鲁家河两条支沟间的沟梁两侧及上部台塬相接部分，勘查发现长达500多米的断续相连的夯土墙，局部保存高度1.5米。墙体夯层厚度10厘米，夯窝直径4厘米左右，其内夹杂少量的春秋时期陶片。在此沟梁的下端，发现一段宽12米南北向壕沟，试掘出土有大量春秋的绳纹板瓦和陶器残片。夯土墙与壕沟大致将整个沟梁合围构成一个相对封闭区域，总面积10余万平方米。其内采集到陶鬲、盆、罐、豆、三足瓮和板瓦等残片，勘探发现有大量灰坑和板瓦建材堆。据采集标本特征判断，年代为春秋早期前后。特别重要的是，还采集到一块陶范残块。另外，在墓地东侧的台塬区，亦采集有春秋时期的陶片，勘探发现有灰坑分布。在与墓地隔沟相望的鲁家河西的塬边与坡地，也发现有春秋时期的陶窑、灰坑、板瓦堆积及陶片分布。 　　认识与意义 　　关于墓地年代与族属，初步判断为春秋早期的周文化系统墓地。鉴于到目前为止，墓葬中没有出土一件陶器（只有陶珠），所以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所出铜器。铜器器类、形制与王畿地区西周晚期的铜器相近似，纹饰亦承续西周晚期以来流行的窃曲纹、重环纹、环带纹、交龙纹、瓦楞纹，没有出现新的纹饰，譬如春秋中期特有的蟠螭纹，所以该墓地的年代大致在春秋早期。 　　墓地墓葬均为以往常见的普通竖穴土坑墓，无腰坑与壁龛等特殊迹象；墓主人仰身直肢，头朝北，普遍使用木质棺椁葬具，无殉人殉牲现象。与以往春秋时期周系墓葬，如侯马上马墓地、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等特征相类，而与秦人墓葬有别。出土铜器风格承袭西周晚期关中地区的铜器风格，与已知的同时期秦国铜器有所不同。礼器以鼎为核心的重食组合的特点也非常鲜明，出土铜礼器的墓葬均有铜鼎，礼器中鼎的数量也最多。总而言之，无论是墓地布局、墓葬形制、葬俗特点，还是随葬品的文化特征与组合关系，均与同时期典型周文化墓葬与出土物相类，尤其与同时期同区域的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最为接近，如车马坑均置于大墓西北。这一切表明，刘家洼墓地的属性可归入周文化系统。 　　诚然，墓地出土铜器也包含少量秦文化因素，如M6出土的铜矛为柳叶形，矛叶横截面作十字形，宛若四翼，与户县宋村M3春秋秦墓出土的铜矛类似，乃典型的秦器。亦出土有少量典型北方文化因素的金器。但总体上远不及周文化因素丰富鲜明。
 
漆盒
铜柄铁剑
簋
陶埙
铜壶 
玉琮
玉玦
  　　关于墓地代表的聚落性质，初步认定为周代封国或采邑。刘家洼墓地与居址在空间上相邻或靠近分布，年代上接近，功能上互补，等级上匹配，可见墓地与居址为同一聚落的不同构成部分。刘家洼墓地以大、中型墓葬为主，应是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一处贵族公共墓地。 　　这一由居址与墓地共同构成的聚落，跨鲁家河两岸分布，居于东西横亘的黄龙山前，依山临水，居于深厚的黄土台塬区，总面积约近3平方公里。发现有高等级建筑、铸铜与制陶手工业遗存，及高等级墓葬、大体量的夯土墙与壕沟类遗迹。选址特点、规模大小、遗存内涵，与关中西部发现的孔头沟、劝读、周公庙等西周高级贵族采邑类同。 　　春秋早期周王室东迁洛邑，关中的西部已尽归秦人，北方戎人也自洛河通道侵入或抵近渭北一带，这里实际上已是周王朝的边界地区；其时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或迁徙改封，或开疆拓土。加之，刘家洼墓地的大墓规模大、等级高，可与诸侯比肩，所以这一聚落作为封国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一些。 　　虽然目前尚未出土直接文字证据，加上文献记载阙如，尚无法对墓地及其代表鲁家河春秋聚落的性质做出准确判断；但初步认定，这里是春秋早期某一周系高级贵族的封国或采邑，当无大谬。 　　刘家洼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周代考古的又一重要事件，其意义十分深远。 　　保存完好的墓葬，丰富的随葬品，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的器用制度、埋葬习俗及族群互动融合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墓地的全面发掘，多学科结合的信息提取，更将为墓位形态与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提供难得的资料。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个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封国或采邑的历史与文化。 　　这一封国或采邑的发现与认定，及其内部结构下一步的厘清，不仅增添了对关中东部周代遗存的了解，也有助于周代采邑封国的城邑形态、居葬模式、生业方式、社会组织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为进一步廓清区域内周代聚落分布模式与变迁提供了新的基点。正是这一发现，加上以往的考古线索，使我们初步认识到：在关中东部特别是渭北台塬区，沿洛河与黄河的支流上可能分布着多个或缘于西周贵族采邑、或从西部东迁而来的小封国。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对于关中东部的周代文化面貌、聚落分布模式、人地关系、社会变迁等问题的认识将会逐渐清晰、深入，进而加深对周王朝以分封制为核心政体、社会组织与国家治理模式的认识，以及对周王朝兴衰发展过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