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城山遗址考古新发现：探秘古老文明的秘密

　　发掘凉泉类型遗址，辽宁考古界期待已久 　　 　　青铜时代是辽北文化的一个繁盛期，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遗址丰富、品类多样，曾令考古界为之兴奋。 　　 　　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辽北地区大小河流的两岸高山丘陵之上的向阳坡及漫岗台地上，分布着许多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及墓葬，奇怪的是，这种遗址在平原地区却看不见。这些遗址面积较大，有的从山坡二层台地一直到山梁顶部，有的遍布整个山坡，其分布密集，几乎与现代村落相似。 　　 　　从当时已发现的近千处青铜文化遗址中采集和发掘出土的陶器、石器标本分析，考古专家辛岩将辽北的青铜时代遗存划分为四个类型，分别是以法库湾柳街遗址为代表的高台山文化类型、以康平顺山屯遗址为代表的顺山屯类型、以抚顺市望花区拖拉机配件厂遗址为代表的望花类型和以西丰凉泉遗址为代表的凉泉文化类型。 　　 　　其中，凉泉文化类型是辽东北部山地分布最为密集、最普遍的青铜时代遗存。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专家孙守道等人就曾到过西丰县东部山地，并发现和辨认出分布广泛且以“高柄豆”为明显特征的文化遗存。 　　 　　豆，古代的盛食器和礼器，下部有柄，上部近似托盘，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同名陶器。“高柄豆”即是柄很长、立起来较高的豆。因最初发现地位于西丰凉泉，后将这种文化遗存命名为“凉泉类型”。 　　 　　不过，长期以来，考古界对凉泉类型一直仅限于调查研究阶段，迟迟未能进行考古发掘。 　　四期文化遗存叠加在一起，至少跨越数千年 城山遗址第四期出土遗物。（图片来源人：郑钧夫） 　　2016年和2017年，考古人员对西丰县金星乡城山遗址进行发掘，发掘主要负责人为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华玉冰、讲师郑钧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退休研究员辛岩曾到现场指导。城山遗址在该区域同类遗址中保存相对较好，具有一定代表性。考古人员在城山遗址1100平方米的地域内，共发掘出新石器晚期、青铜时代中期、青铜时代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四期文化遗存，文化土层之深厚令人惊叹，年代至少跨越数千年。 　　辽宁大学考古系讲师郑钧夫认为，目前遗址所发现的四期文化族群说明此处适合人类居住。大小寇河在城山遗址的北部汇合，寇河是辽河的支流，大河的支流往往是古代人类重要的栖息地。 　 　　但生存环境优越、多个历史阶段的人类均选址于此，也导致了文物遗存破损严重，加大了考古的难度。“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由于是四期文化叠加在同一地块，无论哪个阶段的人类都要取土盖房、生产生活，不可避免地对前一时期的遗留物造成损毁，此外这些文化土层还遭受了近现代农耕的破坏。”郑钧夫说。 　　 　　显然，受破坏最重的是第一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未能发现明确的地层堆积及遗迹，遗物以陶器为主，并见有少量细石器，散落于其他时期的地层里。陶片绝大多数是仅为2至5厘米长的碎陶片，无法还原为器物原型，陶片的表面多刻画线纹组成复合图案，如席纹纹、交错纹、人字纹等，体现了当时的审美习惯。从文化特征判断，这一期的遗存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类型待定。尽管有太多的未知情况，但在辽北西丰找到新石器遗存尚属首次，以前在西丰发现的最早文物当数青铜时代的弦纹壶。 　　 　　第二期即青铜时代中期遗存，集中分布在遗址发掘区的北部区域。其陶器皆为夹砂红褐或黄褐陶，可辨器形为深腹鼎（或鬲），还见有花边口沿、鬲足根、三角形扁足等，年代为商末周初至周朝之际。 　　 　　第三期为青铜时代晚期，即是本次考古活动的重点凉泉类型遗存。正如考古人员所愿，凉泉类型典型器物出现了，有高柄豆、鋬耳罐、鼓腹壶、敛口钵等。当时的人们席地而坐，高柄豆的高度恰好适合人们取用食物。出土的豆座和壶颈部常饰有戳印点纹的组合图案，据分析，应是制作过程中，当时的工匠持小棍戳成。陶制品除陶纺轮、陶纺坠、陶网坠外，捏制成牛马羊等动物头部的陶塑令考古人员惊奇不已，但目前尚未找到能够认定其用途的线索。 　　 　　凉泉类型遗存中出现的石刀、石斧、石杵等石器，反映出当时生产条件的落后。郑钧夫说，当时中原地区正是战国纷争至秦汉一统的时期，已进入了铁器时代，这里却仍处于青铜时代，尚把石器作为生产工具，可见与前两期遗址一样，凉泉类型也是原生的土著文化，在大山深处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特色，与中原地区鲜有接触，否则强势的中原文化会将这里的本土文化同化，起码会使这里的文化改造升级。 　　 　　凉泉类型遗存发现有灰坑44个、灰沟3条。郑钧夫介绍，灰坑在考古上一般是对窖穴、祭祀坑、垃圾坑、取土坑等坑状遗迹的代称，城山遗址发现的灰坑多是当时的人们取土或填埋垃圾形成，那个时候人们虽无现代人的环保观念，但出于处理腐烂物与防病等需要，也会把垃圾掩埋。灰沟则一般用于划分居住区范围和防御敌人及野兽，早在距今8000年的阜新查海史前聚落遗址中就已发现。已发掘出的一条灰沟现存宽度3.5米，90厘米深，人已无法越过，当时想必更宽更深。 　　 　　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3处房址和房址旁边的柱洞。当时这里的人还不会制砖，人们用木柱做房屋的骨架，在木柱之间抹上草拌泥，建成半地穴式的房子，所发现的房址平面呈圆形，半径为3.5米，室内接近10平方米，当时大概是住着一个家庭。 　　 　　第四期遗存分布最为丰富，年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前已发现遗迹有房址4座、灰坑58个、灰沟2条、墙体1段。遗物以陶器为主，绝大多数为泥质的灰色陶、黑色陶或黄褐陶，在工艺水平上虽与当时的中原地区有差距，但与凉泉类型遗存相比已有明显提高，说明这个阶段已与中原地区存在交流。发现的铁矛、铁镞、铁甲片、铁钉等表明此时已进入了铁器时代，不过在文化上仍属土著文化。 　　 　　发掘有助于解决辽东郡的设郡范围 　　历经两年对城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该如何评价已有的收获？郑钧夫表示，城山遗址的发掘，不仅在遗址内发现了重点关注的凉泉类型遗存，还发现了与该文化类型在年代上早晚相承的多种不同文化遗存，且就辽北这一区域而言，这些遗存都是新发现。上述资料的取得，无疑会促进对凉泉类型的内涵及渊源的深入研究。 　　 　　就目前而言，凉泉类型的考古已有亮点。在城山遗址中发掘出的高柄豆的豆柄是喇叭形的，与吉林东丰石大望、西南山的发掘物极为接近，与凉泉类型最初发现地凉泉头道背及西丰永淳、西丰东沟等遗址中细长的豆柄风格迥异。郑钧夫说，这表明凉泉类型是可以细化分期的，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据郑钧夫介绍，在城山遗址所在的山岗上，另外又发现了两个凉泉类型分布地点，且出土的豆柄是细长形的，也就是说，凉泉类型两个时段的遗址出现在同一个山岗上，这是一条极有价值的考古线索。 　　 　　郑钧夫说，凉泉类型的年代约在战国中晚期至汉初，恰处于燕秦汉有效统治东北的关键时期，全面了解凉泉类型的文化面貌，并结合青铜时代其他时期遗址，有利于解决中原燕文化在辽北的推进过程，辽东郡的设郡范围，及与当地土著关系等诸多问题，揭示辽北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古代文明发展演进时空格局中的独特地位。 （原文标题：魏晋之前 辽北与中原接触不多　原文刊于：《辽宁日报》2018年2月22日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