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腐新政出台，首改“反腐法

在反腐败斗争中彰显苏区的精神风貌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实力不断增长与扩大。然而，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贪污浪费、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依然存在，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不容忽视。为此，党中央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克服政府中的不廉洁行为。 1932年3月初，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的题为《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深刻指出“这个时候，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并号召工农群众检举揭发，将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驱逐出苏维埃。1933年1月，《红色中华》专门出版了《检举运动专号》，以推动反贪污浪费运动的进一步深入。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此训令对腐败分子产生巨大威慑作用，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了法可依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红色中华》积极推进反腐工作，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后，党中央颁布了首个针对腐败行为的反腐法令。该法令不仅对贪污分子构成严重威慑，更是使苏区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通过训令的推动，一些重大贪污犯被判处死刑。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红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折计大洋2000元；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并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给部报假账。这3个罪犯经公审后均被判处死刑。 在党和法令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萍乡、上饶等地，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当时17个中央级的群众团体共检举出从厅长到科员43人，查出贪污款项计大洋2053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枚。苏区中央政府各部共处理了64人。各地也同时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运动，1934年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4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指标，结果节省的资金交到金库的即达600万元。 历经这一系列的反腐败斗争洗礼，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党员自觉将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他们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劳任怨的精神，在中央苏区干部、党员中蔚然成风，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精神象征，激励着苏区的干部和党员们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