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临终前：为何称夏原吉爱？二人情感纠葛究竟如何」

明朝十六帝，没有死在京师，而是客死他乡的只有一人，即明成祖朱棣。朱棣客死的地方叫榆木川（今内蒙古海拉尔），故称“榆木川之变”。从史料记载看，朱棣并非暴死，而是一天天病死的，有一个过程。作为大明帝国的主宰者，朱棣在临终前心绪不宁，反复说了不少话，也对后事作了详尽交代。《明史·夏原吉传》中还记载了这一句话：“北征还至榆木川，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

这句话见于《明史·夏原吉传》，是朱棣临终前对忠臣夏原吉的爱意之言。 这一句话极具哲理意义，出自于《明史·夏原吉传》。夏原吉是明初杰出的政治人物，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朱棣时官至户部尚书，执掌户部二十余年，是大明帝国的财务总管。在他的一生中，夏原吉在诸多重要事务上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

，堪称兢兢业业、履职尽责。迁都北京后，朱棣几乎将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北征鞑靼的军旅之中，不顾疾病，不辞劳苦多次御驾亲征。此前诸多官员、近臣、医官劝其不要兴兵，理由各异，有的担忧将士疲惫，有的抱怨龙体欠安，也有人说军饷不足。出于对帝国和军民的关爱以及朱棣自身的关爱，夏原吉加入了劝谏行列。作为户部尚书，他深知征安南、下西洋、建新都三件大事之后，国库空虚、军民疲惫，不宜再穷兵黩武，发动大规模军事战争；作为心腹重臣，他也知晓朱棣身体状况不佳，常年风湿病痛，不宜远征，以防发生意外。 因为夏原吉考虑全面，劝谏极为有力，他提出的“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等论断，“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便劝说朱棣遣将前往征战，不要劳累驾御。然而，朱棣北征心意已决，不但不听夏原吉的劝谏，反而震怒之下免了他的官职，抄了他的家将其下狱。一腔热血、一颗忠心换来横祸，夏原吉够冤枉的。“人”在经历挫折后才会明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作为皇帝朱棣也深感责任重大。在最后的日子里，朱棣幡然醒悟，临终前才领悟到夏原吉劝谏时的良苦用心，却悔恨不已。于是他说出“夏原吉爱我”的话来。 朱棣临终前说“夏原吉爱我”，并非嘴上说说，而是心里已经认错了；同时留下这句话，是为夏原吉平反。事后，朱棣两次御驾亲征，“明年北征，以粮尽引还。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北征期间因“出塞久，人马俱劳，虏地旱寒”，最终病倒在班师途中，后历经“榆木川之变”而亡。朱棣在经历挫折后才明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这也是他临终前对夏原吉忠心的最好证明。 夏原吉官复原职后，朱高炽仍觉得对不住他，进少保、兼太子少傅，食三禄。夏原吉坚决不接受，最后只接受了二禄。夏原吉被视为魏征式的谏臣，“绳愆纠缪”，赐予他纠正皇帝执政错误的特权。朱棣雄才大略，这无可厚非；但凡事不能由着自己性子行事，夏原吉作为臣工、心腹已承担诸多风险，在劝阻北征问题上尽最大努力却无法回拉朱棣任性刚愎的决心。夏原吉对朱棣是关爱的，“忠君爱国”，这种爱叫作“君臣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