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0-24访问：1来源：历史铺
《大明会典》中的“宗系辩诬”一节，虽符合朝鲜皇帝的意愿，但该节中的内容却是漏洞百出，难以与历史事实相印证。首先，朝鲜大帝李芳远在永乐年间，虽然在宗族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却没有“澄清《祖训》中关于叛国的记载”，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立国时间尚短，很难掩盖这一点。
然而，《会典》文本显示，朝鲜人在其祖宗、弑君之事上，从永乐年间便已“诏许改正”，从而为其后各朝代朝鲜人的冤屈行为提供了正当的依据，也为其皇室权力的保障。
其次，弑君之事的确是李成桂所为，王瑶并非“妄杀戮”，而李成桂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王瑶身死道消，没有得到李成桂的供养，又被大明皇帝“姑待之”，没有加封为帝。而《会典》中的李成桂，则被描绘成了一位顺天命，顺应民心，受封，忠孝兼备的皇帝，让人觉得朝鲜“宗系辩诬”是天经地义的，是可悲的，是注定要取得胜利的。
其实，通过“宗系辩诬”，李成桂的血统问题很好解决，而朝鲜皇帝和大臣们又该怎样去说明他杀死了四个王子，特别是杀死了王瑶这个铁证。皇帝李芳远是李成桂立国的重要人物，他很清楚，四皇子被杀的事情，不光是他的父亲，就连他自己也有责任。
另外，朱棣和李芳远这两个皇帝，都是在一场腥风血雨中篡权登上皇位的，如果他们跟朱棣计较，不但丢脸，而且还会让朱棣觉得他们在暗讽自己，难免会引起他的怀疑。这也是李芳远为何没有弹劾永乐帝，而是弹劾四位皇子的缘故。
但自从《大明会典》在正德年间出版之后，朝鲜皇帝陛下便下定决心，要将宗族错误与叛国罪名一并定罪，并提出“不存在，而是背负了罪名”，然而，明代对此的答复，只是提到了宗族，并没有提到罪名，这让朝鲜皇帝感到不安。
中宗坚持要证明自己的名声，但是群臣却不愿证明自己的名声，因为一旦证明不了，就会暴露自己的名声，著名的学者金安国劝道：“在太宗年间，凡是证明自己的名声的人，都是有原因的。”
至于上京为自己辩护的御史林，他也坦白道：“连续杀了四位国王，实在是难以原谅，我不敢说什么。”但对于一位君王而言，血缘关系的错误与弑君之名一样，都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如果弑君之事被证实，那么朝鲜的开国就是叛徒之举，而弑君之事，就是违背伦理道德。
而“连弑四王”，那么身为世界霸主的大明王朝，又怎么会认可这个国家，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于是，使者臣南衮、李耔等人，向礼部请愿：“小邦虽然被人诬陷，但得先帝赏识，准予与他共事。百余年后，则是将这件事情公诸于世，天下之人，虽得其文告，却不识其义。”
小国之名含糊已久，又或是怕朝廷以“恤小邦”之意，将天下公诸于世，令人心痛，却又不能安心？”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最重要的是维护正义，是为了让后人相信自己是叛徒，是为了洗刷冤屈。
另外，由于朝鲜使节们在京中的迫切心情，他们抓住一切机会与有关官员会面，希望能够早日解决他们的控告。为此，在朝鲜使者一再催逼下，明官方愈加恼怒，痛斥朝鲜使者“何以疑而来”、“意欲何为”。
在朝鲜舆论的攻击下，北京政府对朝鲜人的指责大多是心知肚明的，也知道了朝鲜人犯下的血统错误和弑逆的丑行。宣祖觉得，如果两件事情一起上，会让人觉得自己没有诚意，所以干脆就只上一件事情，但是，著名的学者齐达生，却执意要一起上。
虽然《大明会典》最后修订并确认了朝鲜提出的两项要求，但是明代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过犹不及的做法。而就在这个时候，“宗系之争”刚刚平息，紧接着就是“朝鲜之战”，这让很多人都对朝鲜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朝鲜之战的目的和行为，也产生了怀疑。
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并不认同朝鲜人的“宗系辩诬”，或者继续沿用《皇明祖训》中的说法，或者指责朝鲜人妄图歪曲历史事实，“以后中国的历史上，都说许伸雪是朝廷的罪人，故而有了后世的论调。”
其中包括《吾学编》、《皇明大政记》、《弇山堂别集》、《经世实用编》、《续文献通考》、《学海危言》、《昭代典则》、《灼艾集》、《孤树裒谈》等，自广海王时代传入朝鲜后，朝鲜迫于无奈，再次掀起了一场“宗系辩诬”运动。
然而，“宗系辩诬”之风却并没有因明代的覆灭而停止，乾隆年间的《明纪辑略》和同治年间的《廿一史约编》中关于“宗系弑奸”的记录，一直是朝鲜人的一根刺，朝鲜人总是不厌其烦地派出重要官员来京进行辩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