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0-29访问：2来源：历史铺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平安信背后的劳工血泪
这是被俘劳工李二妮的最后一封家书，此后家人再没收到他的任何消息，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就是这样一封普通的平安家书却见证了侵华日军野蛮掳掠并残暴虐待中国百万劳工的一段历史。
叩禀父母亲老大人尊前膝下:
万福金安，玉体双立[健]，敬希饮食如常，希望大人身体强壮儿在外身体强壮，免大人不必挂念。后并千万来回音，交锦州省阜新市太平矿三坑劳工办事处张方良交九六一九号斗。并问合家人等各好!
三十年九月廿一
不孝儿二妮叩拜
日本侵华期间，为了以战养战，加紧掠夺中国的资源，成立了很多专门机构，伪满阜新矿业所就是之一。1932年3月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1934年5月，日伪当局管理经营东北煤矿的机构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成立。1936年10月1日，“满炭”在阜新成立矿业所，统一经营阜新煤矿。到1939 年，阜新矿业所已管辖8个采炭所，计有生产斜井44个、露天3座在建斜井2个、露天2座成为“满炭”系统最大的煤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煤炭的需求更加紧迫。为解脱陷入危机的“满炭”，增加煤炭产量,满足战争需要，日伪当局决定让伪满阜新矿业所与“满炭”脱离，改组成立具有准特殊法人资格的独立会社一一伪满阜新炭矿株式会社。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扩大，伪满洲国的劳动力变得十分缺乏。
1941年初，华北汉奸组织新民会与日军冈村宁次部队共同策划，向伪满洲国的“国防产业战线”遣送“特殊工人”，即将日军各部队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军队官兵、在根据地抓捕的干部群众以及当地宪兵队、警察署等处收容的“犯罪可疑分子”，用同乡人编为一组的方法每十几人或几十人编为一班，选出一人担任班长，负责押送和指挥本班人员，几个班编为一个大队，分批押送到东北，然后分派到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工程和日伪指定的为战争服务的重要产业，充当苦役。
据调查资料统计，阜新煤矿劳工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被俘的八路军、游击队指战员和抗日的国民党官兵，二是没有暴露身份，被日军作为“抗日通共”嫌疑分子抓起来的共产党抗日救亡干部;三是贫苦农民、工人和小商贩。李二妮属于第三种。
李二妮又名李二秉(炳)，河北省平山县白家庄人。1941年7、8月份日军对平山县进行大“扫荡”。日军千余名对东黄泥、东柏坡西柏坡、通家口、南庄、北庄、盖家峪、燕尾沟、西沟、白家庄和陈家庄11个村庄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日军用机枪向村里扫射。
群众听到枪声，赶紧向村外转移，没想到日军在村外预先设下关卡部分群众落入日军罗网。日军将落网的群众围逼到一个土岸上，让他们并排站立。手端刺刀的日军一起向群众身上乱刺，手无寸铁的群众相继倒地，土岸上的群众被日军挑死后，又一个个被踢到岸下。有的群众逃到后山山洞里躲避，日军进村搜查扑空后，就到后山一带搜查。为了保护洞里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些身强体壮的男人隐藏在草从中，当日军靠近时，故意向其他方向跑去，这些人有的被日军开枪射死，有的被日军抓住后送去当了劳工。李二妮就是这样被抓住的，被日军送往阜新矿业所当劳工。
对这些劳工，阜新矿业所实行企业管理和军事镇压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每栋房子住百余人，炕用水泥抹成，烷上没有席子，很少烧火。宿舍外围筑起高墙，墙外用电网圈着，大门由矿警持枪把守。劳工们每天在井下劳动 12小时以上，高者可达十五六个小时，最高可达 18 个小时，而且有日本监工手持战刀、镐把进行监督，稍有懈怠便是一顿暴打，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劳工的伙食主要是高粱米和玉米面，菜很少。
日本侵略者采取“要煤不要人”的野蛮开采政策，不考虑安全措施，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频繁发生。有时明知可能冒顶，仍逼着劳工下井采煤，矿井恶性事故频频发生。生病或受伤的劳工得不到有效治疗，往往被送到病号房，很少能有人活着出来。当时传染病流行，劳工成批死亡。减员一增加劳动时间一劳工死亡加速一再增加劳动时间一更多的人死亡，这就是中国劳工的命运轨迹。从1936年到1945年的10年间，日本从阜新掠走1500多万吨煤，同时造成了数十万劳工的死亡。
1941年9月，李二妮刚到阜新矿业所后给家里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此后家里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李二妮的消息。2007 年，李二妮的亲戚杨学东把这封保存了60多年的珍贵家书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由于它是日本侵略中国、掠夺中国矿山资源、残酷奴役剥削中国劳工的有力见证，而被定为一级文物。
劳工中的幸存者
2005年6月，年逾八旬的高御臣老人来到抢救民间家书办公室，带来了一封 60 多年前的家书，那是他自己写给祖父祖母的。他说，每当看到这封家书，他就会想起在伪满洲国当劳工的一段往事。
祖父母大人膝下:
敬禀者孙儿离开家，跟着大车经过几道日本卡子，还算顺利(没挨打)，第三天到达烟台。正赶上有一条大船，即托人买票，在船上两天两夜到达浪头，很快找到润身医院。舅爷和舅奶奶他们很热情,舅爷说，学徒的事慢慢想办法，现在先住他家，他们本来有一名学徒，早已不干了。我每天在这打扫卫生，干点零活，这些我都能干。
舅爷说，出去要小心，对谁都要客气点。日本人能看出来，汉奸头上没贴贴[帖]，谁知谁是汉奸，千万不能说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国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中国人一下子变成满洲国人了呢?只好顺着。
还有，带的路费，剩了十块钱，托赶大车的于老板捎回家了，这里花日本钱，三大行的钞票不能用了。
先写这些，以后再禀告。
敬请
福安
孙子 经蔚 叩上
三月十一日
小时候，爷爷给我（高御臣）安排了一条人生路，沿着前人所走过的路出外谋生一一闯关东。对于山东人来说，闯关东可能是一条活路，因为山东半岛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而关东人少地多，容易糊口。闯关东也可能是一条死路，很多人一去不复返，音讯皆无。有的没混出个人样来，无颜回乡，有的则是做鬼他乡了。
不管是活路还是死路，总算是一条出路，不能在老家憋死，好在山东半岛距离关东隔海相望，海峡不太宽，花几块大洋，即可达到彼岸。
1940年早春3月，我刚满13 岁，跟着十几个人结伙步行三天经烟台去东北，第一站落脚在烟台一个大车店。店老板说，正好有一条去安东(今丹东)的轮船，得赶快办手续。于是叫来办事员收费，要交船票费、“出国证”费、劳工票费。我们惊奇地问，我们是到祖国的东北去，怎么还办“出国证”呢?代办员说，现在日本人已经把东北改为“满洲国”，不办“出国证”不能上船。又说，日本人只允许有劳动能力的人买船票，老弱病残者不能上船，还要验工，还怕混入共产党的地下人员，看不顺眼的人也会被赶出来。所以要特别注意当他问你，愿意到“满洲国”去当劳工吗?你得赶快回答:愿意。不能犹豫。如果被赶出来，那只好等下趟船了。
验工这天一大早，代办员就把我们叫起来，又把注意事项重复了一遍。他带着我们穿过几条马路，来到伪满劳工协会委托的汉奸组织大东公司楼前，排队的人很多，我年纪小，心里非常紧张。很快轮到我了，一个汉奸用手拨拉一下我的脑袋，我还未醒悟过来，就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到下个窗口照相。
一切手续办好了，第二天乘上轮船去安东。船上的人很多，听说船很大，除了装货以外，还装三千劳工。船进人海洋颠簸得很厉害.不少人呕吐不止，整整两天两夜，船终于抵达安东浪头码头。在安东的舅爷家，我暂时落脚，抽出时间给远在家乡的祖父母写了上面这封信。
在安东我开始学徒，当佣人。后来又到日本人的建筑工地干活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美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日本人把工厂的机器拆到东北，利用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战争提供产品。我所在的安东地区汽车工厂、轻金属工厂、水泥工厂等厂区建筑工地上，共有几万劳工在干活。这些劳工按来源分为征来的、抓来的、骗来的和雇来的四种类型。
第一类征来的还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从农村征来的劳工，也称苦力，第二种是勤劳奉仕队。
当时伪满政府规定:农村劳动力按年龄造册，每年按比例征去当劳工，由派出单位雇佣一些退伍军人和地痞流氓担任大、中队长带领大家去日本工地劳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并受日本人和监工的打骂和折磨。这些劳工的情绪非常低落，什么话也不敢说，他们住在工地临时搭起的“人”字形窝棚里。这种窝棚既低矮，又潮湿，走进去连头也抬不起来，室内没有一丝阳光，臭气熏天，令人作呕。如果患病也只能躺在那里，遇上好的炊事员，还可能给你一碗饭或一碗水，不能有其他奢望。病重的就可能被拉出去活埋掉(因怕是传染病流行)。劳工的生活标准每天只有一斤玉米面，早上一个窝头一块咸菜中午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晚上只剩稀饭了。日本人规定的伙食标准本来就低，监工们还要贪污，中午的菜汤连盐也不放。劳工们一心想的是熬到期，活着同家人团聚。
勤劳奉仕队也叫“小劳工”、“国兵漏”。在伪满洲国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必须服兵役。凡身体检查合格的被强迫去当伪军，不合格的去干几年勤劳奉仕队。用军事化管理，统一着装，除干活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同前一种劳工不同的是，这里不仅有贫苦农民、地主的子女，城里的阔少爷也得去，因为是征兵“漏”下来的，也得给日本人去“勤劳奉仕”干几年。
第二类是抓来的劳工。日本人经常以稳定社会治安为名，去抓“无业游民”。他们经常到车站、码头、集贸交易市场去抓人。当被认为是怀疑对象或看不惯的人，他们也会到家里去抓人。这些人大都被送到矿山、边远地区，或者去修筑工事。这类劳工中的很多人去了以后永远再也没能回来。
第三类是骗来的劳工。那些年华北地区遭遇自然灾害时，日伪政权就派一些人去招工，扬言到了东北能挣很多钱。可是等到了东北这些劳工举目无亲，只有任凭他们摆布，这些人没有什么技术，多是当土工，干力气活。
第四类是雇来的，即支付工资的劳工。在日本人看来，凡他统治的殖民地的人民都要为他提供劳役，实际上就是军事法西斯劳工营，只不过采取的手段有区别。前三类是强制性的无偿劳动，第四类则采取雇佣形式。日本人心里明白，在产业部门，对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实行无偿劳动是行不通的。例如，扳道岔这种工作，抓来的劳工无法胜任，必须由熟练工人来操作，并且要支付一定的工资。《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就是一位扳道工，他挣的工资非常低微，因此，李奶奶必须出去干点活，铁梅也必须出去拣煤渣，才能维持祖孙三人的最低生活
正因为有这种区别，中国人对这第四种人不叫劳工，叫工人。其实，这同西方大工厂里的工人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工人，不仅工资低，身份上是亡国奴，思想上也受日本人的控制，根本没有西方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就劳工的总人数来说，第一类和第四类是主体，第、三类在总人数中占少数。
当时，我在建筑工地的一个运输班里干活，这里是大车运输，也住在劳工窝棚里，每天也只供应一斤玉米面。因为我们大车班按运输量记运费，发工资，还可以利用到农村运建筑材料的机会买点高价粮来填充肚子，比起征来的劳工好多了。在建筑工地里，凡是干技术活的，如木工、瓦工、电工、焊工、架子工，情况相同，有的还可以住在家里，骑自行车上班。正因为有这些区别，所以当地人仅把那些在鬼子刺刀下驱使和监工大棒、皮鞭威胁下干活的人，即无偿劳动没有自由的人当成劳工，而称有工资的人为“工人”
那时我觉悟不高，还未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认为自己从山东拿着劳工证来这里，当的是“工人”而非劳工，是很幸运的。其实，我当的就是劳工。
1945年8月15日，寇投降，我同东北千千万万个劳工一起回到祖国的怀抱。
永远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