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0-29访问：2来源：历史铺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漫漫长征路。
目送渐渐远去的红军，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批留守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他们显着势单力薄，但信念坚定。他们和长征的队伍一样，身兼重任，又将面临重重围剿……
红军长征，在当年5月份已经做出决策，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这项准备工作，有三项重点：
第一，转移敌人视线和干扰敌人。
红七军团前往福建北部，红六军团前往湖南中部，任务指令是发展游击、开辟新区，实际目的是转移视线、牵制和打乱敌人的部署，为“长征”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扩军和准备物资。
大力扩军，各地动员参军，中央为此特别增加设立了红八军团。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启动全部潜力，开始全力制造各种炮弹，枪械和弹药，还要大力加强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储备。
第三，安排干部的去留。
中央苏区，不能轻易的丢掉；南方各个根据地，还有展开游击的可能，甚至还有“打开新局面”的可能。
这，也许是安排一批留守人员的初衷！
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坚守根据地的领导人和部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有随时牺牲的可能。
那么究竟有哪些人留了下来呢？为什么有人说留在苏区的领导大部分是毛主席的人？他们都有着什么样的结局？
◆中央苏区留守机关和主要领导人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留守机关设立了中央分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负责组织领导中央苏区。
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和陈潭秋5人组成。项英担任书记，瞿秋白担任宣传部长，陈潭秋担任组织部长。
另外增加中央分局委员：其中有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七位同志。
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谢然之（后叛变）任秘书长。
中央军区：项英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贺昌担任政治部主任，龚楚（后叛变）担任参谋长。
除了以上主要任命，还有何叔衡、刘伯坚、古柏、陈正人、阮啸仙、周建屏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物，也留下坚守苏区。
一、项英、陈毅
项英，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赣南根据地主持工作，他大力扩充红军，在保护秋收和发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成绩非常突出。
接到面留守苏区的命令时，项英非常坚定的表示：“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当时中央认为：项英拥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的经验，他可能会出色的领导留守红军坚守苏区，甚至有可能“代开新局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一直非常支持中央当时的各项政策。
陈毅，原本未列入留守名单。但是，他刚好腿部受伤需要动手术，腿上还打着石膏。当时，他的身体状况，的确不适合跟随部队长途跋涉......
周恩来诚恳的表示：“你有威望，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经历过几次反围剿，相你一定可以依靠群众，坚持到革命胜利！”
陈毅坚定地说：“责无旁贷，请中央放心！”
陈毅和项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成了苏区的顶梁柱。
当时，在留守的红军中，有一种迷茫乃至“灰心丧气”的情绪。陈毅在军队中有着极高的影响力，他陪着大家，慢慢调整大家的心态，军中士气逐渐的振作了起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项英和陈毅率领大家，将保密工作做到极致，冒充主力部队，居然完美的骗过了国民党，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阶段行动赢得了时间。
项英和陈毅，带领留守红军，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渡过了艰苦卓绝的三年。
1937年，根据中央指示，通过与国民党的谈判，二人创建“新四军”。
遗憾的是，在皖南事变后，项英于1941年3月在安徽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陈毅，则与粟裕等人，将新四军重组，并逐步将队伍发展壮大。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陈毅为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位列“十大元帅”之一。
二、瞿秋白
瞿秋白，曾经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瞿秋白和毛主席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亲密战友，他曾经支持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
在王明错误路线时期，瞿秋白也因为支持主席，遭受了排挤和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算是“主席的人”。
从20岁起，瞿秋白肺部有严重疾病，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工作，他的身体状况极差。所以，在确定留守人员名单时，瞿秋白被认为“身体状况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这个理由后来被人分析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长征队伍中，像董必武、徐特立等这样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
所以，留下瞿秋白这样的文弱书生打游击，有被“甩掉”的嫌疑！
瞿秋白也曾要求随队伍长征，但是被拒绝。瞿秋白心中知道跟这些昔日的战友一别可能成为永别，他随即把很多随身的物品当做礼物送给远去的同志。
留守中央苏区之后，他依然凭借很强的组织、宣传能力，配合项英和陈毅的工作，出色的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下，病情突然加重，党组织决定派人护送瞿秋白等人前往上海治病并转入地下。不幸的是，在1932年突围的过程中被俘虏，之后壮烈牺牲。
三、何叔衡、毛泽覃、古柏
这三个留守人员，是典型被称之为“主席的人”。
首先是何叔衡，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
何叔衡在长沙读书时，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早就成为好朋友，之后更是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两个人早就是“亲密战友”。
在大革命时期，他和主席观点一致，也反对错误的肃反运动，结果被撤销了全部职务。
所以，何叔衡出现在留守人员名单里，也在“意料之中”。
当时，他已经年届六旬，任然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长汀突围战斗时投崖自尽，时年59岁。
其次是毛泽覃，主席的三弟。
毛泽覃，在大哥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曾经因为是所谓的罗明路线的拥护者，遭到批判。在红军长征后，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坚持游击战。
1935年4月，毛泽覃率领的独立师被打散后，他率领游击队员转移过程中遭遇包围，中弹牺牲，年仅30岁。
再次是古柏，曾是毛泽东的秘书。
古柏，曾是主席在江西工作时的秘书。
1930年，古柏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就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他不仅发表过一些对“王明路线”的意见，而且为处于政治“困境”的毛泽东辩护，因此受到了排挤和批判。
古柏，也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时任粤赣游击队司令等职。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古柏被敌人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四、贺昌、阮啸仙、刘伯坚
这三位留守人员，与主席没有多少交集。
1935年3月，三人在率领一支红军突围，在江西会昌河畔遭敌人伏击，贺昌、阮啸仙当场壮烈牺牲，刘伯坚受伤被俘之后光荣就义。
贺昌，山西柳林人。红军高级将领和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长征之后担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牺牲时年仅29岁。
阮啸仙，广东革命先驱，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牺牲前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时年38岁。
刘伯坚，早期赴欧洲勤工俭学成员之一，曾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牺牲前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时年40岁。毛泽东赞扬他说：“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五、谢然之、龚楚
这两位留守人员，不仅与主席没有交集，还是叛变将领。
谢然之，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长，因肺病严重，被组织安排躲在老乡家养伤。
在一次“围剿中”，他被俘虏，之后被送到陈诚行营。他之前与陈诚相识，被劝降后，叛离中国共产党。他不仅一直在陈诚集团任要职，还多次到日本、美国深造，后在台湾兴办报业和教育，有"台湾新闻教育之父"之称。他被台湾誉为著名报业家、新闻学者、教育家、外交家，晚年移居美国。
2009年，谢然之于洛杉矶辞世，享年97岁。
龚楚，早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百色起义，红军早期高级将领，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叛变投敌，给南方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曾委派他到香港执行一项秘密计划，就是收编逃到香港的国民党的“残兵剩勇”，然后组建"反共救国军"。他返回香港兴办实业，拒绝了委派，并且改名龚松庵。
龚楚在香港居住长达40年。1980年代，国内宣布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龚楚问讯喜极而泣，马上着手返乡。
1990年，龚楚携夫人回乡定居。1995年，龚楚在老家乐昌县家中去世，享年94岁。他生前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帮助当地引进投资，也为家乡建设作出了贡献。
六、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粟裕
严格说，这四位不是“留守人员”，但也是留在南方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方志敏，我党的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曾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农民协会会员发展至80万。他很早研究农民问题，他和彭湃、毛泽东是被公认的三个"农民大王"。他创建了红十军团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他还创造了一套自己的建党、建军军以及农民政权的经验，连毛主席也高度评价为“方志敏式根据地”。
刘畴西，曾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以及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时任红十军军长，与方志敏一起并肩作战。
寻淮洲，湖南浏阳人，15岁就参加了秋收起义，因为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年仅21岁就担任红7军军团长，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团长。粟裕，时任第七军团参谋长。
1934年7月，为了牵制敌人，打乱敌人围剿的部署，中央命令红7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红7军团经过3个月的奋勇拼杀，终于和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共同组建成红十军团。
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粟裕率领的红十军团，在面对人数是自己二十倍的敌人，依然完成了掩护任务。
同年12月，红10军团在谭家桥地区面对国民党王耀武的围剿，除了粟裕带领400余人冲出重围，寻淮洲中弹牺牲，方志敏和刘畴西分别被俘，最后英勇就义。
粟裕带出的残兵，日后发展成新四军主力、华野主力，转战大江南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时间来到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粟裕作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率领32万大军强攻济南。他的对手，恰恰就是当年的王耀武。粟裕亲自拟定的口号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也是想告慰方志敏等几位的在天之灵！
粟裕不会忘记，那一年，方志敏36岁，刘畴西38岁，寻淮洲年仅22岁！
所以，除了一位亲人和两三位和毛主席关系较好的领导，很多留守领导都跟主席并没有多少交集！“留在苏区的领导大部分是主席的人”的这种说法，并不值得推敲。
因为，毛主席是无私的，从来没有私利，在革命队伍中也不存在什么“自己的人”和“不是自己的人”！
针对留守人员安排的“争议”，就像早期党有路线错误一样，毛主席曾经表示：我党当时也不够成熟，犯错难免！
毛主席在长征途中重新被确立“领导地位”之后，并没有对博古及其他同志打击报复，大家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同志关系！博古同志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后来工作中为革命作出了很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