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0-29访问：3来源：历史铺
有人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所有女生体弱的男生和绝大多数教师及其家属乘火车和轮船去，其余身强体壮的男生和教师护卫队从内地步行去。
让外界看看，这群为保存中国文化遗产而艰难跋涉的人是否应该被称作“儒夫”和“叛徒”！
幸运的是，临大军训教官雷树滋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他经常来往于省内外。
根据雷树滋的建议，临大当局于1938年1月21日宣布了两条前往新学校的路线：
一是乘火车经广东、香港，然后乘船到海防，再从河内换乘火车到昆明；
一是徒步一千英里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
这次长途跋涉使爱国的学生有机会领略祖国边远地区的大好河山，目睹农民的生活境况。
徒步穿越内陆的想法不仅吸引了渴望深入基层的爱国者，也吸引了准备以抗日名义发动身处穷乡僻壤的群众的积极分子，还吸引了充满好奇心和热衷冒险与体能挑战的人。
许多人就像玄奘法师一样，使中国文化焕发生机，他们为能够亲历这伟大的历史时刻而兴奋不已。
有的人认为，如此艰苦卓绝的跋涉肯定会引起世人的瞩目。
有些志愿者觉得，徒步穿过内地去昆明比通过香港(1842年由中国割让给英国)和东京湾（作为中国的藩地，1885年被法国占领)等殖民地更爱国。
而且，在贫穷落后的乡村旅行两个月，可以使学生免受香港和其他现代都市的诱惑，沾染奢侈的毛病。
此外，参加步行的学生还可以领到一笔差旅费，这一优待对那些因日本入侵而断绝家庭补助的青年尤其有吸引力。
所有学生都得参加全面的体检。考虑到女生身体比较柔弱，以及内地艰苦而危险的环境，再加上不便安排女生单独住宿，她们因此被排除在旅行团之外。
2月13日早上，学生们涌向布告栏，查看入选旅行团的成员名单，找到自己的名字便兴奋地大声喊叫。
不过，他们还要克服一道难关，体重不达标者将被淘汰，校方担心身体太单薄的同学难以承受严峻的考验。
身材瘦小的学生就偷偷地在衣服底下塞几本书，以使自己的体重达到最低标准。最终，有244名男生（占学生总数30%)被选入旅行团，徒步前往云南。
不少同学婉拒了忧心忡忡的亲戚的殷切请求，比如清华大三学生蔡孝敏
他叔叔说：“我建议你还是走海线，不必步行。”
“检查体格，我是甲等，按照校方规定，甲等必须参加步行。”蔡孝敏不容分辩道。
“好吧。走点路难不倒你。但一定记住，要早睡早起…我这儿有瓶特效药，专治疟疾的。还有，记得经常写信来。”
临别之际，蔡叔叔镇定地提醒道，但他眼里闪烁的泪花掩盖不了内心的感情。
为领导这次行军，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选定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
黄师岳曾在华北担任指挥官，他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经验丰富。
他在“基督将军”冯玉祥部下当过兵打过仗，作风正派，严于律己。黄将军对旅行团实行军事化管理。
在他之下有中校毛鸿及少校邹镇华和卓超。
毛鸿不苟言笑，他曾负责指导临大学生军训。邹镇华、卓超两位教官各管一大队。每大队分成三中队，每中队又分三小队，中队长和小队长由学生自行选举产生。
黄师岳属下有一位行政助理、两位少校、三位教授和七八位学生代表。
南开大学教育学教授兼学校秘书长黄钰生是旅行团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他掌管全团经费，承担学术指导职责。
他经常和以前在南开的同事、植物学教授李继侗一起处理事务。
参加步行的教师共十一人，组成“辅导团”。
此外，还有一个三人组成的广播小组、一个医疗组（医官徐行敏和两位男护士)和一个财务组（有两名受过训练的会计）。
除了黄钰生和李继侗，教师志愿者还包括：
清华著名诗人、文学研究专家闻一多；北大教授、著名化学家曾昭抡，他在生活上不拘小节，却赤心爱国，是开展战时教育的先行者；游历广泛的清华地质学家袁复礼；还有六位尚未成名的青年才俊。
2月19日是预定的出发日。
第一段行程，乘船从长沙沿西北方向到常德。先顺湘江而下，到达洞庭湖，继续沿湖的南岸向西到沅江江口，然后逆流而上抵达常德。
第二段行程，从常德开始步行，沿西南方向进发，第一周平均每天走20公里，第二周每天走25公里，第三周30公里，之后35公里。
这个团队被称作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