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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发生在红四军内部的一场争论，让朱德和陈毅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从此，朱德和陈毅彻底从内心钦佩毛泽东，从曾经质疑毛泽东转而坚决拥护毛泽东。
红四军内部潜在的矛盾
1927年10月，毛泽东拉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史称“朱毛会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因此，红四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
“朱毛红军”下辖6个团：由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30和33团，由湖南宜章农军组成的29团，由秋收起义农军组成的31团，由袁文才和王佐的井冈山农民自卫军组成的32团，由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组成28团。
1928年5月下旬，30团和33团返回湘南，其余4个团则继续留在井冈山。12月1日，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同朱毛红军会合，此时，朱毛红军虽然进一步壮大，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小的矛盾，因为朱毛红军是由几支截然不同的队伍组成的。
其中，朱、陈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是经过战火淬炼的正规部队，武器好且战斗力强，待遇也更好，这支队伍上井冈山之前，每人每月领饷12块大洋。
而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武器、军事素养和战斗力都不及朱陈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待遇也差得远，他们每人每月领饷只有3块大洋。
基于这种实力上的差距，每次作战各团担负的任务也不一样：袁文才和王佐的32团负责守山；28团和29团战斗力强，负责一线冲锋陷阵；31团作为助攻部队负责堵漏补缺。
于是，28和29团就看不起31和32团的人，认为他们就是配角，只会捡漏和看家。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严厉批评28和29团本位主义严重，朱德和陈毅对毛泽东的批评感到相当难堪。
当时，领导红四军也就是“朱毛红军”的是3个党组织：一个是朱毛会师时成立的红四军军委，一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一个是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前敌委员会），这3个党组织都是由毛泽东任书记。
这3个党组织的隶属关系是：红四军军委接受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而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都要接受中共湖南省委前委的领导。
朱德和陈毅都质疑毛泽东
1928年6月30日，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井冈山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毛泽东认为时机不成熟，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讨论再决定。这时候，湘军2个师奉命进攻井冈山，朱德、陈毅率28、29团主动出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但没想到由湖南宜章农军组成的29团不愿回井冈山而想去湘南，该团党代表龚楚也赞同执行杜修经的命令。杜、龚二人提出表决，表决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主张进军湘南，朱德只好服从。
毛泽东闻讯后大吃一惊，赶紧写信要求28和29团即刻返回井冈山，但为时已晚。29团除了被副营长萧克带回200多人，其余在回乡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截杀。
偏偏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又叛变，带走6个连的人，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在追叛军时被袁崇全枪杀。
28团1营营长林彪追回大部分叛军，挽回了28团的大部分损失，只是被袁崇全逃脱。林彪由此升任28团这个主力团的团长。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朱毛红军内部的矛盾日渐显现，突出体现在关于“军队建设”的核心问题上，毛泽东和朱德、陈毅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这种分歧发展到后来，就直接表现为朱德和陈毅都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在军队建设上，必须坚持党对军队和地方的绝对领导，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必须是“从上而下而不是从下而上”的民主，也就是说，军队的决策权必须归党的一把手。
湘赣边界特委产生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毛泽东则身兼中共湖南省委前委书记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必须听命于这两个党组织，也就是必须听命于毛泽东。
据此，朱德和陈毅等人认为“前委”和“特委”领导变成了毛泽东“个人领导”和“一人集权”，造成红四军的实际决策权也集中在毛泽东手里，加上30多岁的毛泽东年轻气盛，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时难免“专断”，“喜欢发火和教训人”，这就让朱德和陈毅等人对毛泽东的意见更大了。
此外，双方在对“从上而下的民主是不是等同于家长制”，“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意味着党管理一切”，“军队是以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实现”等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
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
1929年2月3日罗福嶂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为减少指挥层级，暂停红四军军委机关职能，改为军政治部，负责进行军队政治训练，做群众运动，筹款及款项分配等工作，军队行动仍由前委直接指挥。
但政治部主任也是由毛泽东兼任，这么一来，毛泽东集党、政、军、地、财五大权于一身。这就给了朱德和陈毅指责他的口实，陈毅认为毛泽东“喜欢揽权”，朱德和下边的干部则干脆说毛泽东“家长制作风”。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会合时，收到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的“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毛泽东和朱德要赶紧脱离部队来中央（位于上海）。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指挥，宣称就是用轿子抬他，他也不走。在这点上，朱德和毛泽东的意见一致，也是进行抵制。
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了中央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错误想法，说明了不能分兵的理由。最后朱毛对个人职务及去留问题都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建议如果朱毛离队，宜派刘伯承和恽代英前来接替他们的职位。
朱德和毛泽东虽然都抵制中央的“二月来信”，但朱德作为军人，更多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对毛泽东以这种激烈的态度对待中央来信感到不满。
为明辨是非，毛泽东把中央“二月来信”和他代表红四军前委的复信一起交给各个支部讨论。由此，大家就谈到这些话题：朱毛二人该不该走？是两个人一起走还是其中一个人走？那到底该哪个走？走了又该谁来接替？
这节骨眼上，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带着中共六大文件来到红四军。刘安恭和朱德、陈毅是四川老乡，留德学生，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作战勇敢。刘安恭作为中央特派员，又来自革命中心苏联，谈论起国际国内形势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让红四军中许多人都十分钦佩他。
刘安恭沿袭苏联“军事首长负责制”以及侧重军事的观点，因而和朱德更为亲近；而陈毅则反感刘安恭一到井冈山就对红四军内部的一些分歧指手画脚、乱发意见的做法，认为这会影响领导人之间和党内团结，要他经过调查研究再说话，但刘安恭不以为然。
这时召开了前委扩大会，毛泽东主动提出由刘安恭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这就意味着刘安恭居于朱毛之下，而居于陈毅之上。虽然这个提议最终通过了，但陈毅和林彪对此提议投了反对票。
朱陈二人和毛泽东的争执
这时候刚好蒋桂战争结束，红军利用这一时机入闽作战，在此期间，朱德和刘安恭提出恢复“红四军军委”，尽管毛泽东和陈毅、林彪都反对，但仍然通过了朱和刘的此项提议，由此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担任书记。
本来，毛泽东对成立临时军委也不担心，毕竟军委不是还要归前委领导吗？但这时刘安恭却利用临时军委限制前委的职权：前委只讨论红四军行动问题，不能管军队其他事情，还说这是效仿苏联的做法，并准备把临时军委变为正式军委。
刘安恭这种以下级党组织限制上级党组织职权的做法明显严重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这还不够，他还刻意散布这样的观点，说红四军中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而毛泽东则自创原则，拒不服从中央指示。
刘安恭的这一过激做法让毛泽东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强烈危机感，于是，在5月底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认为鉴于大敌当前，战斗频繁且部队经常极速转移的严峻形势，军队的指挥就必须要集中而且快捷。所以，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部队更有利于作战，军委完全是多余的重叠机构，这是明显的“分权主义”。
朱德、陈毅等人则认为，既然叫红四军，就必须要有军委，反倒是前委管得太多，权力过于集中，是书记专政，有明显的“家长制”倾向。很显然，这就是指责毛泽东。
在此期间，林彪明确支持毛泽东，先是写信给毛泽东，一方面劝阻毛泽东不要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另一方面指责朱德和刘安恭；继而在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也明确支持毛泽东。但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依旧互不相让，没办法达成统一意见。
鉴于此，毛泽东认为临时军委攻击前委，前委被分权，不好放手工作，可又必须担负责任，这让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的境地，于是，毛泽东愤而要求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并建议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这个是非问题。
毛泽东愤而辞职，引起许多人反感，他们干脆就开始物色接替毛泽东的人选。由于陈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中立派”，他钦佩毛泽东过人的才干，赞同以毛泽东为首，但反对毛泽东、林彪等人对朱德的批评；他与朱德关系密切，但反对刘安恭的激进作派。于是，陈毅成为接替毛泽东代理前委书记的最佳人选。
在陈毅主持下，毛泽东、朱德和刘安恭各写了一篇文章在《前委通讯》上刊出以阐明自己的观点，红四军上上下下就毛泽东、朱德和刘安恭三人的文章和林彪的信展开激烈的讨论，甚至是争论。
毛泽东在信中坚持“绝对的党领导是最大的组织原则”的观点，要求党管理一切，并在信中多次强调有人“与党争权”，这个人就是朱德；而朱德则坚持认为毛泽东把“党管一切”变成了“书记管理一切”，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他还指责毛泽东不认真执行上级指示，喜欢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
离开毛泽东的红四军遇险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召开，四五十名参会人员在会上直接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和朱德，刘安恭甚至用手指点点戳戳对着毛泽东进行批评，朱德作了长篇答辩，毛泽东却表现得很克制，只作了简短的发言，声明对很多意见保留看法，等待日后的实践证明。
作为前委代理书记的陈毅则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在此次会议决议案中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提出了七条批评意见，并对毛泽东作出严重警告，对朱德予以书面警告；同时，也对刘安恭和林彪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
这时候，陈毅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他在中央没有指示要改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班子的情况下，竟然主持红军七大擅自改选，因为他以为应该还会选出原来的领导班子，没料到，由于他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以及毛泽东愤而辞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结果竟然选出了陈毅担任前委书记。
对这个选举结果，陈毅慌了手脚，他认为自己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但选举结果已经成为事实，这个结果也让朱毛二人的情绪更加低落。朱德虽然和毛泽东有分歧，但还是比较认同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而对毛泽东来说，这个选举结果无疑是当头一击，让本就病了数日的他病情更加严重了。
于是，会后，毛泽东拖着病情加重的身体，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人，以及一部分部队，黯然神伤地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红四军七大一结束，国民党就重新组织部队要对红军进行“三省会剿”。
大敌当前，在朱德提议下，他和陈毅一起赶到毛泽东在上杭蛟洋的住处，在那里召开前委会议，商讨御敌之策。在会上有人提议陈毅和毛泽东一起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拒绝了，前委决定由陈毅一人去上海，改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毛泽东和陈毅都不在红四军，尤其是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很快就遭遇了困境。前委召开讨论应敌的紧急会议，按照朱德主张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讨论事情，结果会上各纵队都站在自己立场上各说各的，朱德也没办法让大家形成统一意见，最后，草草形成“打出闽西去”的决议。
“打出闽西去”这个决议意味着放弃了此前毛泽东强调的“坚守闽西”的正确主张，到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闽中地带，很快就遭遇了很大困境，毛泽东获悉后，当即以闽西特委的名义致信前委，要求前委尽快带领红四军回闽西。
接到闽西特委的信后，前委当即率部回到闽西。回到闽西后，情况就明显好转，打了一系列的胜仗，尤其是在9月21日一举攻下上杭城，红四军人数扩充到7000多人，并瓦解了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
红四军经过“闽中失利”后，部队思想混乱、议论纷纷，前委代理书记朱德召开前委会议，既想借此机会让毛泽东体面地回到红四军，又想以此整顿部队，加强部队建设。但遗憾的是，在“自下而上民主”思想主导之下，这次会议开得乱糟糟的，讨论来讨论去，结果什么问题都没能解决。
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
亲眼目睹并经历了这些让人焦头烂额的事情，朱德和许多人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此前很多主张的正确性，证明红四军压根不能离开毛泽东，红四军党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在许多支部的提议下，朱德起草了一封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并出席红四军八大的信。
但毛泽东回信拒绝了朱德的这一邀请，毛泽东表示，红四军党内的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他就不能随便回来。更何况他身体不好，就不参加红四军的八大了。这让朱德挺生气的，认为自己不计较过去的事了，可他毛泽东却转而攻击陈毅。大家也七嘴八舌说毛泽东摆架子。
朱德毕竟是朱德，在大家吵吵闹闹的时候，他反而冷静下来，认为毛泽东这么做其实是转移矛盾，目的无非是为了避免同自己进一步发生冲突，说明毛泽东在坚持自己主张的同时，还是有意做到不伤及他朱德，这让朱德对毛泽东不由多了几分理解。
令朱德意外的是，两天后，毛泽东竟然坐着担架来了，他看到毛泽东病得这么重，再回想毛泽东离开时受的委屈，以及此前朱毛密切合作诸多妙处，顿时感觉内心颇为愧疚，就在上杭找了个最好的住所安排毛泽东安心养病。在这里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后，毛泽东的病情得到明显缓解，但还不能下床，随即又坐着担架随闽西特委转到苏家坡休养了一个多月。
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开进东江，因中央指示从上海辗转到朱德手里时，已经错过最佳行动时机。又因为前委“自下而上的民主制”的自由讨论而被拖延，一直到1929年10月20日，红四军主力才出击东江。结果，错过最佳行动时机，反而急躁冒进，梅县没能打下来，反而伤亡200多人，而上杭战斗补充的俘虏兵又逃了个干干净净，共计损失达1000多人。
而闽西根据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却生机勃勃，进入了全盛时期。毛泽东获悉红四军主力在东江失利，又赶紧以闽西特委的名义致信朱德，提出应坚持在闽西、湘南发展，建议部队重返闽西。
陈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感叹，“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害人不浅，毛泽东不在，政治领导没有确立，红四军就遭受重大损失。萧克也回忆，当时大家普遍的体会就是，毛泽东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所以大家都特别想念毛泽东，希望他尽快回到红四军，这是大家的普遍要求。
陈毅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历时近两个月之久。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对陈毅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段时间他在向以周恩来为主的中央汇报工作的同时，也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深入探讨红四军的一系列问题，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和陈毅的坦荡胸怀，让陈毅看清楚了很多问题，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很多问题上的高瞻远瞩和富有远见。
经过反复讨论和深入分析，周恩来提议由当事人之一的陈毅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九月来信”。该信特别强调前委要纠正朱毛两同志“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的威信，并留他们在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要使红军全体同志都了解并接受中央的指示精神。
朱陈二人坚决拥护毛泽东
1929年10月21日，朱德和陈毅在松源见面，朱德把10月初红四军八大不如人意的情况告诉陈毅，陈毅问及毛泽东的情况，朱德提心吊胆地把毛泽东写给他的复信拿给陈毅看，他以为陈毅必定会生气，没想到陈毅看完信哈哈大笑，反而赞同毛泽东，表示要和大家一起打倒“陈毅主义”。
陈毅把他此行向党中央汇报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朱德，并传达了党中央对红四军的所有指示。当晚，就在松源召开前委会议，由陈毅在会上正式传达并详细解释了中央的“九月来信”，还具体谈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的具体办法。
会后，陈毅派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信中，陈毅对毛泽东光明磊落又推心置腹，正式邀请毛泽东见信后坐担架回来担任前委书记，并强调这既是中央的意见，也是他和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做好了这些事情的同时，陈毅开始筹备红四军九大，借此在红四军深入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改选前委，并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上来。一个月后，红四军打下汀州，筹集到一批款项，给全军6000多战士新做了一套冬装，大家都喜气洋洋，情绪高涨。
11月底，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当时，红四军三纵队一部看到阔别几个月的党代表回来，纷纷涌上街头，流着眼泪，欢声笑语中把毛泽东簇拥到了红四军的军部。几个月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第一次重新团聚，感慨万千又欣喜万分。
朱德对毛泽东说，过去那些话我收回，我早就盼着你回来了！毛泽东对朱德说，八大时我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现在我撤销这封信！当晚，陈毅自掏腰包备下酒菜，庆贺朱毛握手言欢。
陈毅坦诚地谈起了到上海后对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最亲密战友的新的认识，并当面保证要“打倒陈毅主义”，还特别转达了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和李立三等人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关心和问候。
朱德也诚恳地谈了对部队“极端民主化”带来危害的认识，认识到了部队组织松懈是个大问题。而毛泽东也诚恳表示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就这样，毛泽东和朱德、陈毅越聊越痛快、酣畅，之前彼此心中的隔阂全都化为乌有。
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都出席了前委扩大会议，大家都踊跃发言，气氛特别热烈又融洽。会上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召开红四军九大，二是尽快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是纠正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陈毅以他坦荡磊落的胸怀，用实际行动打倒自己的“陈毅主义”；朱德以豁达大度的器量，宽于待人、严于律己，促进了红四军领导层的团结和谐。就这样，红四军的灵魂人物毛泽东和朱德又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
结语：毛泽东为什么伟大？就在于实践总能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回顾这段历史，朱德和陈毅为什么会从开始时反对毛泽东，到后来变为坚决拥护毛泽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以他的远见卓识圆满解决了“党的绝对领导与军队建设”的问题，为此后20年人民军队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场通过争论而逐渐确立军队建设纲领的过程中，毋庸置疑，毛泽东的眼光最为深远，贡献也最为巨大。朱德、陈毅和彭德怀等人都是从军纪层面来看待和处理军队建设问题，而毛泽东则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军队建设问题的。
正是从这场争论开始，毛泽东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渐被党内同志所认识，后来则成为党内的一致共识。只有毛泽东能在对敌斗争和党内纷争的复杂形势中，始终保持深远的目光和清醒的头脑，作出正确的判断，领导全党全军向着正确的方向昂首阔步迈进。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朱德和陈毅才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