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0-31访问：2来源：历史铺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皇帝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臣子是皇帝的附庸，一切权力都来源于皇权，因此，臣子面对皇帝时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正所谓，伴君如伴虎。
但是，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并非一向如此，在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之前，君臣之间的不平等性并未如此强烈。
即便是在汉朝以后，君权逐步加强，臣子逐渐卑微化，也远远没有达到明清时期大臣卑躬屈膝的地步。
唐朝时期天子和大臣之间相互礼遇的场景就是这种君臣礼仪变迁的绝佳案例。
在大唐开国之初，李渊宴请了窦威等几位大臣，与他们同坐同吃，礼遇至极。
为何李渊会给予臣子如此高规格的礼遇，这一问题还需要放置到中国古代君臣礼仪关系的嬗变中加以讨论。
先秦到唐朝的君臣礼仪变迁
1. 先秦：从君臣对等
在先秦时期，并无所谓皇帝制度，实行的是封建贵族分封制度，君主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是氏族集团的领袖，但他并无后世皇帝般至高无上的权力。
时至春秋战国时代，皇权有所伸展，衍生出了君臣之间的跪拜礼仪，当时称之为“稽首礼”。
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写道“稽首者何也，拜头至地也……稽首为吉事中最敬之礼，故臣对君行稽首之礼”。
由此可见，稽首已然成为臣子对君主所行的最高礼仪。
在《国语》中还记载了一则晋侯朝见周天子不跪拜的故事，当晋侯执玉圭朝见周天子时，晋侯拒绝跪拜，当时的周王室大臣说道“晋不亡，其君必无后”。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贵族看来，在重要场合朝见君主若是不行跪拜礼是极为不敬之事，势必带来祸端。
什么才是重要的场合呢？
一是本国士人朝见外国国君，《礼记》记载，外国国君到访，或者本国士人去往他国，朝见国君，第一次见面时一般也要行跪拜礼。
二是表达衷心感谢或诚意之时，例如，《战国策》记载，秦昭王在请求范雎出仕时，就行了跪拜礼，以此表达自己的诚恳。
即使君主受到臣子的跪拜，君主也不是端坐接受即可，而是要进行简单的回礼。
《周礼》记载，臣子行跪拜礼，“君答臣下拜”。如何回应臣子的跪拜礼呢？
根据《周礼》记载，君主也要行半跪拜礼，就是屈膝跪下，拱手到胸前，再把手缓缓放到地上，头低下但不触地，完成一半的跪拜礼即可。
在一般场合下，臣子朝见君主只需要行揖让礼即可。
什么叫做揖让礼呢，所谓揖让礼其实类似现代的九十度鞠躬，再加上两手交叠放置于额头，以此展现礼敬之意。
《周礼》记载“（天子）南向见诸侯，士揖庶姓……”。也就是说，不同等级之人相见之时，等级低的人主动向上位者作揖礼，从天子到庶人都是如此。
不仅如此，在面对别人作揖时，即便是贵为天子、诸侯国国君也不得不进行回礼，否则就是没有教养。
据《周礼》记载，天子面对等级较高的卿大夫时，要单独地回礼，面对普通士人时，只需要总体作三次揖礼就可以了。
面对不同等级官僚，天子的回应有所不同，这或许稀松平常。但是，在明清以降，皇帝端坐朝堂，文武百官跪拜时代的人看来，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堪称奇观。
如此看来，先秦时代，在君臣礼仪之中，君臣颇有些平等和分庭抗礼的意思，君主有着礼遇臣子的天然义务。
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代还产生了平等对待君臣分野，主张民贵君轻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出现都说明彼时的君臣之风尚不严格。
例如，孟子公然宣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在他眼里，普通百姓才是最重要。
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主张君臣都有责任，不能一味地要求臣子付出，甚至喊出了“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为寇仇”的口号。
这种口号要是放在汉代以降，那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因为，在孟子看来，臣子可以自由选择君主，一旦君主不礼遇自己，那么自己就可以另谋高就。
2.秦汉：君臣之分
时至汉朝，皇帝制度已经完全确立，这种思想生长的土壤已经被去除。
但是，在官方层面，西汉开国之初，君臣均出自草莽，刘邦原本不过地方的一个小吏，开国功臣也大多是小商贩，根本不知道什么君臣礼仪。
有一次，刘邦在宫里设宴款待开国功臣，各个功臣完全无视了刘邦，大声喧哗吵闹，大打出手，据《史记》记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面对这种局面，刘邦自然无法容忍下去，当时，儒家出身的大臣叔孙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就主动出面，向刘邦进言说道，自己可以参考秦朝和春秋战国的君臣礼仪，制定一套既简便又能划分身份等级的礼仪制度。
刘邦同意了叔孙通的建议，于是，在一个多月后，刘邦召开朝会时见到了群臣彬彬有礼，第一次感觉到了身为帝王的快乐和尊贵。
至此，君臣礼仪开始越发严格，再也回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相对松散局面。
南北朝的大族与李唐开国政治集团
1. 大族与皇权的衰落
即便皇权的权威在汉朝之后得到了确立，但是，由于东汉以降，地方豪族势力迅速膨胀，导致皇权不得不向豪族势力让步，这意味着皇权依旧没有走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随着东汉帝国的崩溃，皇权威严一败涂地，曹操政权在统一北方后，为了巩固政权，吸纳人才，推行了九品中正法。
正如《宋书》所言，“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
这种九品中正法不过是为了应付东汉末年人士流徙，乡举里选之法难以实行的特殊局面。
可是在曹魏政权建立后，九品中正制被世家大族所把控，成为他们传承家族权力的工具。
正如《晋书》所言“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朝廷中的重要官职都被各个世家大族把控，寒门士族丧失了上升的路径。
如果说，在西晋时期，司马氏依旧对世家大族有一定威慑力，能够迫使世家大族与司马氏合作的话，到了东晋时代，便是司马氏要求着世家大族进行合作，保持司马氏政权偏安一隅。
甚至于，在东晋时代，还有“王与马，共天下”的顺口溜传世。
在这种局面之下，君臣之间的礼仪自然不可能演进为君尊臣卑的形态，君主依旧要不断地向士族示好。
2. 李唐开国与关陇集团
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不止在东晋南朝繁盛一时，在北朝，世家大族同样叱咤风云。
时至隋唐鼎革之际，世家大族更是成为李唐王朝开国的重要支持力量。
唐朝皇室李氏家族本身就是北周的世家大族之一。李渊的祖父李虎在西魏时官至太尉，是西魏朝廷的重臣。
正如《旧唐书》所言，“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弥，婚娅帝王”。
本身就属于世家大族的李氏从众多势力中脱颖而出当然免不了要优待同为世家大族的其他家族。
在这些世家大族中，影响尤大的莫过于关陇世家大族组成的关陇集团。
著名中古史学者陈寅恪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经典论断，他说道，唐代三百年历史进程，关陇集团的兴衰贯穿其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关陇集团中，西魏时期设立的八大柱国及其家族是其中的代表，八大柱国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
此后关陇集团进一步扩大，又吸收了许多籍贯不在关陇地区的人物，例如南朝士人和山东士人。
这些人士与关陇集团结成紧密的姻亲关系，构成了广义上的关陇集团群体。
一方面，这些关陇集团出身的人物占据了朝廷的高官厚禄，君主也必须重视他们的潜在力量，根本不可能要求他们实行严格的君臣礼仪。
另一方面，李渊、李世民等人处在开国阶段，都奉行礼贤下士的方针，《资治通鉴》说李世民“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
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唐初开国之时，君主和臣子更像是一种合作共治天下的模式，李氏不过是天下诸多世家大族中权力最大的一家，并不见得比其它家族更高贵。
以至于，到了李世民时代，传统的五姓七家依旧是社会上公认的最尊贵的家族，哪怕是皇室也只能在这种家族序列中位于次一等的位置。
小结
初唐时期，李渊曾经要求手下极为大臣在宫中享受宴会，在筵席上，身为帝王的李渊居然和他们同吃同住。
李渊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有着君臣礼仪演变的历史原因，另一方面，有着世家大族根深蒂固，不得不加以笼络的现实因素。
在初唐时代，东汉末年以来逐渐壮大的世家大族已经成为令皇权都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论社会地位，皇权更是远远低于世家大族。
如此一来，李唐君主又如何能够实行明清一般的君臣跪拜礼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