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0-31访问：4来源：历史铺
公元 10 世纪—11 世纪，对于以汉族文化为榜样的“汉文化圈”来讲，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时间段。自赵宋建立至蒙元统一，中原周边各民族纷纷崛起，与宋并立而治; 而李唐旧属东南亚诸郡、东北藩国、隔海以仿唐为荣的日本，此时也都已不在宋的控制之下。以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独立有助于各地区民族的自我开发; 而在文化上，各地区也在继续接受宋代汉族文化的濡染。
虽然宋与周边政权或盟或战，并不太平，但在文化层面却是以其深厚的底蕴默默灌溉着整个“汉文化圈”，“圈”内诸族亦竞相传习仿效。宋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也就随文化传播的大势，不断影响着周边民族文学发展的轨迹，西夏文学便是其中之一。西夏为党项民族在西北地区创立的政权，其祖先据传原为羌族一支，起河湟之南，逐水草而居，后迫于吐蕃威逼，内附李唐，迁居夏、银等五州之地，羁縻于中原王朝。
至黄巢兵起，党项借机壮大，渐为藩镇，经五代及宋，逐步摆脱中原之控，终于北宋宝元元年立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一朝，历十帝祚，近二百载，与宋、辽、金等同时期的势力盟战不断，于各政权夹缝中求得生存，不断发展，在西陲之地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然于西夏末期时，内外交困，终不敌成吉思汗兵临城下的铁骑，不仅黯淡亡国，且被残忍屠城，一朝惊艳，葬于兵燹。
无论从史籍记载还是从出土文物、文献的实证来看，西夏曾经创造的文化的确是多样且精彩的。文学作为传统艺术成果之一，其在西夏的发展也是可圈可点。但如今众多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作品中，西夏文学却很少被提及。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之前发现的汉文文学作品数量较少，受到的关注度比较低，另一方面是西夏文文学作品虽然相对略多，但可以识读它们的专家寥寥，且多治西夏学，他们对于西夏文学的研究只是偶尔为之，并不系统，影响有限。
对于西夏文学的研究，学者多以单篇文章论之，且很少关注西夏与其他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目前仅见张廷杰先生《宋夏文化交流与西夏的文学创作》对此有过系统的探讨，但仍有言之未尽之感。文章不揣浅陋，试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角度略陈宋代文学与西夏文学发展关系之管见。
宋与夏的文化交往
在赵氏立宋至崖山海战的近 300 年及之后的很长时间，宋文化以其特有的强盛源源不断地灌溉着周边各个民族政权，而这些民族也竞相传习效仿，未曾停歇，西夏也不例外。因为西夏联强攻弱、以战求和的外交策略，宋夏之间的关系总是不断变化，时盟时战，但外交层面上反复盟战的状态主要取决于宋夏双方军事力量的变化。
在文化交往方面，由于宋朝所属汉文化的一面独大，同时西夏由星散部落转向政权独立，尚处在由部落酋长制向封建君主制的过渡中，文化建设并不发达，宋夏双方的文化交往形态与其说是双方的“交流”，不如说是宋对夏的单向输出。
在西夏建国前，夏太祖李继迁于对宋的不断游击中就意识到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性，“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 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在由夏州迁都灵州时，遭到众人质疑，继迁曰: “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西夏立国后，在保留部分原有的蕃落制度外，又仿宋制，“官分文武班: 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
因李元昊的个人野心及立国未稳的局势所迫，元昊不仅命人创制独有的民族文字，又将汉学放在次要地位，努力培养自身的民族独立意识，此时宋对夏的文化输出并不十分明显。后经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三代的发展，对于学习汉文化的争论逐渐有了明确结论。如果说西夏在制度上对宋文化的追崇是文化建设之“骨架”的话，那在其他方面如儒家典籍的求索、汉人儒士的任用便是建设中的“血”与“肉”。
在元昊创蕃字之初，就用西夏文翻译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地书籍教授国人。另据史籍记载，在西夏与宋的官方交往中，有关书籍流通的“乞请”一项非常多，其中若干次都提到西夏向宋求佛经、史籍和儒家经典的史实。
如宋天圣八年，“德明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仁宗从之。”又如宋嘉祐七年，“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
一般来讲，西夏以马进贡，名义上是为充当印造书籍的工费，一来“乞请”属于社会活动，尚有一定的因素掺杂其中，二来此时西夏的印刷技术尚不完善，这类“乞请”中也有请求宋遣工匠进入西夏的记载。
由于技术的逐渐成熟，西夏的官刻、私刻事业在仁宗时期得到广泛发展。这些刻书机构除刊刻本国典籍外，还将翻译自宋的典籍如《论语全解》《类林》《经史杂抄》等进行刻写传播。汉地书籍的传播只是宋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主要的传播方式则是西夏对汉人的重用。汉人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曾在西夏的文化建设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综上，西夏与宋的文化交往，多以宋文化居高临下的文化输出为主，很少会有平等的交流。这并非是西夏特有的，在与宋并立的几个政权如辽、金或朝、日等，均以传习宋代文化为要务，且相互之间也有交流。“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由此可见西夏与周边民族的交流是非常多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文字是各民族文化的标志，汉字代表宋地汉族，西夏文代表党项，那么此条记载表现出的，是西夏对宋的略显自卑，所以西夏文只是附于汉文旁; 而对于其他民族，党项又是自大的，所以在公文中以西夏文为主导，以其他民族文字为副。
虽然学术界对这则史料的真实性尚有不同意见，但西夏在大肆推行汉文化后秉持尊宋贬夷的态度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宋文化的不可撼动之位。
宋代文学的变迁与特点
清代蒋士铨曾于《辨诗》中云: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虽是评价宋诗，但此句也不失为是对宋代文学的注解。与勇猛进取、豪放自由的唐人不同，宋朝自建立之初就将儒家重教化的文学观视为“祖宗家法”，这也造就了“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众所周知，宋代皇权得到空前加强，其基础是重文抑武，以广大庶士为主构成的官场结构。因此，宋代文人的身份便与李唐有别，大都是集文、学、官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这就决定了其思想格局不会限于个人对现实世界的好恶，而是以国政为重。
对高尚人格的尊崇，是宋代士人精神层面的主导，这种影响也就自然而然地会浸润至他们的文学理念中。由此，宋代文学便因作者身份、修为的不同，有别于唐代“丰神情韵”之风，具有强烈的性格，纸中文字成为他们参与时政的得力工具，且更为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使得宋代文学渗透出浓厚的淑世精神。
在这种基调下，再来反观宋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便可以看出宋代文学变迁的轨迹，实则与两宋的内外局势休戚相关，宋词的发展便是很典型的例证。宋词作为宋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在宋初时以晏几道、欧阳修为代表，词体与唐五代时期差别不大，均为“小令”，语言清新婉约，内容歌舞升平。
至柳永时始有“长调”，且内容逐渐有了悲壮之感; 苏轼作词，开粗豪之风，与其散文风格相近，波翻浪滚。苏轼与柳永各负盛名，但派别不同。苏轼被欧阳修赞赏而名噪京师的年代，北宋正经历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在他守孝还朝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正在紧张进行中，因欧阳修的反对，苏轼也加入到恩师的保守派中，后又被迫离京。
无论其政见是否客观，但朝野的动荡，外战的压抑，他面对的世界，已经不是二十多岁时的“平和时代”了。这种动荡和变化，也在苏轼的文风上有所体现。
北宋末的著名词人李清照，是因国与家的动荡而带来词风明显转变的代表人物。她经历过贵胄子弟的安定祥和，也经历了被迫南渡的国灾家难，前后期的生活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种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生活的分野，对其词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李清照前期的词作，因为生活的祥和安逸，多表现出一种活泼轻快或离愁别绪之感。
如著名的《如梦令》二首，是作者回忆出游时的鲜亮景色和欢快的情绪，“词中之龙”辛弃疾，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曾经投身兵戎的经历让他怀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收复失地的壮志豪情，是一位有着强烈淑世精神的词人。
作为南宋爱国主义词作的代表人物，他的词表现出了对战斗生活的怀念以及对南宋治理黑暗的痛心，这里隐含着作者激昂慷慨的呼号，忧愤无奈的叹息。如《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 、《鹧鸪天》( 一片归心拟乱云) 等作品，皆为此类。
总体来讲，宋代文学在太平时，表现的多为太平气象，时至南宋及亡国后，慷慨激昂、呻吟呜咽的作品渐多，无论词、诗、文，战争、侵略的影响在宋后期作品中屡见不鲜。宋代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造就了他们知性反省、重理节情的思维特征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强调文学的实用性、教化功能，是宋代文学总的特点。西夏文学由早期单一的口传文学逐渐发展成具有多种类、多题材、汉文化和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综合性文学态势，与宋文化的输入不无关系。
从西夏历史进程来看，在军事斗争中西夏与宋虽互有胜负，然由于汉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认同，处在“汉文化圈”内的党项依然保持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促进了本族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西夏文学在文化相融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汉文还是西夏文作品，接纳、吸收宋代文学菁华的现象无处不在，这也造就了西夏文学外蕃内汉的特有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