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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蜀主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而起兵伐吴，夷陵之战失败之后，刘备也病死在了白帝城。在这之后，蜀国由主张联合吴国的诸葛亮主政，蜀国和吴国也重修旧好。诸葛亮六出祁山讨伐魏国时，曾多次邀请吴国引兵北上协助伐魏。吴国伐魏时，却并没有效仿曾经关羽那样出兵襄樊，而是集结重兵攻打合肥。其主要原因是攻打合肥既能够稳固己方的长江防线，还能够避免面对出兵襄樊所要面对的一系列压力。
（一）合肥水上运输发达，长期威胁吴国领土安全
一直以来，吴国的特点都是步军弱，水军强。吴国自身也深知这一点，他们举兵伐魏的目的并不是要完全灭亡魏国，而是要在保全自己军队战斗力的情况下，通过战争实现扩张，让自己更好的生存下去。合肥地处于长江与淮水的交接点，战略意义对于吴国来说尤为关键。如果将合肥控制下来，就等于解除了在水路上魏国对于吴国领土的威胁，让自己的长江防线更加稳固，方便于日后防守魏国南下。而出兵襄樊照比出兵合肥，战略意义确实不大。
（二）襄樊接近魏国国都，防守更加坚固
三国初期，关羽从荆州北伐襄樊，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斩杀庞德，吓得曹操差点儿选择迁都。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襄樊距离魏国国都许昌还是非常近的，如果从荆州出兵，那么很容易就能够威胁到魏国的长安、洛阳、许昌等京畿重地，魏国也就有了亡国的风险。京畿附近，魏国一定是集结了重兵进行防守，防线非常稳固，而吴国并没有关羽那样勇猛的大将，也没有荆州兵那样擅长征战的步军。如果吴国从荆州进兵，对阵魏国的绝对精锐，非但很难取胜，还会极大损失吴国军队的有生力量，这一点与吴国出兵的初衷严重不符，也是吴国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三）襄樊接壤蜀境，有被两面夹击的风险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荆襄地区实乃四战之地，各个方位极容易遭遇到其他力量的进攻。各国之间的联盟都是互相变化的，特别是荆州与蜀国接壤，如果吴国从荆州进兵被魏国击败的话，荆州防务必然空虚。
而魏国也经历了一番大战损失惨重，蜀国很可能调转兵锋，乘势取下荆州。就像当年周瑜与曹仁在南郡争斗，诸葛亮坐收渔翁之利取下南郡一样。所以，吴国是不能够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从荆州出兵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吴国伐魏，并不是为了帮助蜀国灭亡魏国，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夺取到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们在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从合肥出兵自己的损失会更小，风险也会更小，获得的收益反而会更大，所以吴国自然不会选择从荆州攻击襄樊进行北伐了。
合肥地区是三国时期，吴魏攻防的重地。根据《三国志》原文及裴注、《资治通鉴》等史籍的记载，孙吴军队在公元208～278 年间，对曹魏(及西晋)共发动过34次进攻作战(含主动出击、但未与敌交战即撤退的几次)；合肥方向的攻击为12次，占总数的35%。国君亲征的有就6次，其中孙权大规模亲征五次，孙皓一次。权相(诸葛恪、孙峻、孙綝)领兵有3次，这其中有东吴历次进攻战役中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公元253年诸葛恪率军20余万伐淮南。以及三国区域性战役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 公元257年诸葛诞反寿春，魏吴双方投人军队共计超过50万)。
可见，这一地区是魏吴两国战略攻防的主要目标。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原因呢？首先，在形势上，东吴的经济地区在太湖流域，都城设在建业，与曹魏的统治中心，冀、兖、豫州等地区之间被淮水和淮南江北的广阔地带阻隔，江淮之间又被今洪泽湖和张八岭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部是苏北平原，这一次地带低洼潮湿，水网密布，湖沼众多，行军困难，因而不受重视。西部是江淮丘陵，皖西山地与长江沿岸平原，即曹魏的扬州，设有淮南、庐江两郡。地势为低山丘陵，河流众多沟通江淮，这一区域也成为了魏吴之间对峙的焦点。
从战略上防守的角度来看，合肥地区所在的淮南是江东的外围，东吴政权无法掌握这一地区，则只能隔着长江对峙，而沿江千里又怎么能做到步步设防呢？往来调动也会造成极大不便，这样以来都城建业就会直接暴露在曹魏的兵锋之下，赤壁之战后，曹操就经常在这一地区“四越巢湖”南下攻击孙权，因此曹魏每一次增兵这一地区，孙权都会战战兢兢。后来与曹操结盟，也是曹操先“除合肥之守”，孙权方敢把主力西调，全力袭取荆州。
从战略进攻的角度来看，魏吴之间大规模交兵，从水路进兵的次数远超从陆路进兵。原因也很简单，从陆路进兵、运输粮草给养耗时耗力，而船只可以借助水、风等自然因素的帮助，效率远比陆运高得多。故汉人称江南“一舟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东吴又以水军见长，被曹魏称为“水贼”，陆军作战也经常由水陆运兵，正如《吴录》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所以北伐路线往往要选择水道了。
而江北中渎水道湖泊较浅，守季节水量影响时常干枯，曹丕征吴北返时就遇到过“战船数前皆滞不得行”的状况。汉水抵达襄樊后，水道又会折而向西，即使占领襄阳，还必须弃船陆行，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连续作战，无法发挥出水军的优势。而合肥所在的这条水陆通道是当时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由于巢肥运河的开凿，肥水与濡须水将长江与淮河沟通起来。
前面说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四越巢湖”，就是利用这条水路，船队由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出发，经涡水入淮，再浮肥水，过寿春、合肥，越巢湖，入濡须水而达长江。吴国水师如能由这条航道入淮，那么沿淮上下具有多条通往北方的水路，如东有涡、泗，西有颍、汝等，可供进兵选择。在水道的通达，性方面，这条行军路线显然更为有利，因此，它被当作吴军攻魏的首选战略方向，其主力北伐多经此途。合肥所在的地理位置在施水和肥水的连接地段，正好在这条水路干线的要冲，又因为水文与地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难以做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部队行进往往要经过这个咽喉要道。
早在春秋时期，合肥就是南北往来的主要干线，又处在江淮之间的中心地带，四通八达，为数条道路的汇聚之所，是军事、交通上的枢纽地区。控制了合肥，可以向几个战略方向用兵，也可以堵住几个方面的来敌，因此占据合肥可以在军事上获得极大的主动权。正如顾祖禹所言:“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上述，为了占领合肥，吴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曹魏政权又是如何在东西两线面临强敌的情况下，挡住进犯的呢？
一、合肥兵力的加强与改变
曹操早在与袁绍对峙的时候，就派遣刘馥治理合肥，数年之间，当地经济得到发展，行政统治也逐渐巩固。不过由于刘馥是“单马造合肥空城”，没有带如何兵马前来，当地的防御力量只能利用屯田的准军事化组织收编流民，组建当地武装。
公元208年冬，孙权第一次进攻合肥，这支军队不敢出城迎战，只能和当地百姓一起守城，还险些被攻破，可见其数量有限，战斗力也不强。刘馥又将原先州治从历阳迁到合肥，远离孙吴军队的威胁，又修缮城墙，储存战备，还招抚当地的土豪，占据皖城和丹阳这些能对孙吴政权产生威胁的地方。初步建立起了合肥的防务。后来曹操在赤壁损失惨重，之前又忽于对该地的防守，待到孙权第一次来进攻合肥的时候，情势相当被动甚至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靠刘馥留下来的战备勉强守住了该地。为了改变不利的局面，曹操及时调整战略，亲率大军到达合肥，派遣军队消灭当地叛乱的豪强匪寇，又恢复重建了在孙吴军队进攻中淮南地区破坏严重的郡县官府和典农机构。
鉴于当地军队战斗力不强，曹操留下了张辽、李典、乐进等人率领的部分中军七千余人，加强当地守备。在孙权第二次进攻合肥的时候，这支部队以少击多，使孙权的军队大败而还。建安二十一年，又为张辽等人增加兵力，具体数目不详，估测大概在万余人以上。后来曹操留下二十六军驻屯在巢湖以南，张辽也率领合肥大部分守军随之驻扎，阵线南移。建安二十四年，为了拉拢孙权，又“除合肥之守”，张辽等部西援荆襄地区。直到黄初二年以后，魏吴交恶才又在合肥恢复屯守。
合肥地位的变迁与曹魏的防御策略；曹操大军在江淮、汉江持久作战，而根据地却远在北方，向前线运输粮草给养有很多困难，而吴军在建业集结后，乘船进犯淮南非常便利，又可以在江北沿岸掠夺人力，粮响作为补给。曹魏主力驻扎在邺城，必须应付扬州、荆州、汉中三个方向的压力，重要就会陷入千里赴援、疲于奔命的尴尬局面。由于没有足够兵力来保卫江北沿岸的广阔边境，曹操决定将徐、扬两周南部的居民内迁，放弃昂起长江以北至皖西山地-江淮丘陵-淮河下流河段的大片领土，形成一个数百里无人的纵深地带，军事据点只有一个皖城，不久也被孙权攻克。不过这也导致了江西十余万的人口渡江逃入东吴。
尽管损失了不少人众，但是这一巨大的隔离地带却按照曹操的战略意图制造成功。曹操通过放弃部分土地、收缩兵力的做法，大大缩短了前线和后方的距离，明显改善了兵员、粮响的运输状况。这种形势给孙吴北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野无所掠，不能取敌之资供己之需，增加了进攻合肥的南渡。从史实来看，孙吴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不能持久，和供应方面的困难有很大关系。由于合肥附近的大量居民被迁走，人口稀少导致农业荒废，无法像过去一样提供充足的赋役支持，扬州驻军主力驻扎在合肥，抵御吴军进攻，其消耗的大量给养必须右后方调来，这样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负担过于沉重。
移民之后，魏国扬州的民户与经济中心则转移到江淮丘陵以北的寿春附近。而合肥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敌境较近，直接受到吴军兵峰的威胁，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种种情况表明合肥已经无法作为一州的指挥中枢，于是到了魏文帝黄初年间，合肥由军政中心变为前线要塞，兵力减少。扬州守军主力随征东将军转移到寿春。主力转移后，曹魏针对合肥地区又制定了邻州救援的制度，这一阶段各州的最高长官是都督，扬州的都督多是由征东将军来担任，征东将军可以上表调动附近各州兵马来救援，尤其是兖、豫两州，如太和四年“拜(满)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
这个阶段，东吴军队针对合肥的攻击经常是在曹魏的机动兵力开往西线进行的，由于距离遥远，不能及时回救，所以援助任务多由寿春和附近的守军担任。另一方面，吴军沿水路前进，到了合肥这个瓶颈地带，兵力难以展开，魏军防守相对容易。因此有本州军队加上附近等州的援兵通常可以胜任。上述，合肥本地的主力主要由守军由中央驻派外军组成，即来自北方的“士家”，家属住在中原，被作为人质受到监管。将士如有叛逃和作战不利的情况，家属都会受到牵连，如“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这一措施效果十分显著，将士多有必死不降之心，如刘整、郑像等人。
《三国志》上就记载：“嘉平六年二月己丑，镇东将军田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为贼所得，考问所传，语整曰：‘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骂曰:‘死狗，此何言也！我当必死为魏国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杀我者，便速杀之。’终无他辞。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或以语恪，恪遣马骑寻围迹索，得像还。四五人勒头面缚，将绕城表，敕语像，使大呼，言大军已还洛，不如早降’。像不从其言，更大呼城中日：‘大军近在围外，壮士努力！’贼以刀筑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闻知。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
毌丘俭据寿春反魏时“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叛乱也很快失败。以上这几条措施显著的加强了合肥与扬州的防御能力，孙吴在这一阶段对合肥发动的进攻，曹魏都能应对自如，有惊无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略部署的调整得当。引言：古来征战，惹人关注的从来都是奇谋猛殊不知任何一场战争从决定开战就一定是始于地理，所有的战略战术都将围绕地理这个人力难以征服的因素展开。汉末三分天下，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之外，孙权却也默默的六出两淮北伐，那么为什么孙权伐魏独爱两淮，其实这个问题以天下为棋盘来看就能理解。首先，孙吴伐魏也不仅仅是走地，荆州作为偏师有过出兵，甚至在吴国末年，还占领了大半个江夏郡，蜀汉临灭亡时，吴将丁封、孙异还在前往沔中，意图搭把手。
但是归根结底，吴伐魏的核心不在荆州，要思考孙权历次伐魏路线问题，其实我们把视角拉高，俯瞰整个东南大地，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可以尝试找到答案。
其一、容错率太低；在汉末三国之时，广义的荆州包含现在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在盆地北面是与河南交接的一连串山脉，而这一连串山脉在南阳下属的方城（现河南方城县）却打开了一个口子，形成一条坦途可以直达许昌，其道路平坦，可奔骑兵，当年虎豹骑八百里行军前往新野追击携老幼撤退的刘备，就是走的这条道。
荆州，通衢之地却不适合做大战争的基地；从荆州伐魏，能支持大军行进和辎重运输的路线只有一条，出江陵，攻克襄樊，再从襄樊抵达南阳，通过方城坦途直抵曹魏腹心许昌。这条路终孙吴一国连襄樊这第一道坎都没迈过去。这倒不是孙吴无能，南宋末年善攻城闻名的蒙古兵，两度攻打襄樊二城都是围城数年，围点打援让城中军民绝望后才攻下，更何况攻城手段更简陋的三国时期。
其二、荆州北伐战术短板明显；退一万步，即使攻克襄樊，从襄樊到许昌这一路孙吴水军就要舍船上岸了，以己之短面对魏军骑兵冲锋了。况且从方城坦途攻击许昌，吴军就仿佛一支利箭直插曹魏心脏，需兵贵神速迅速攻下许昌，否则极其容易被魏军断了方城退路，包了饺子。因此兵出荆州就是决战，只有大胜大败，没有步步为营。当年关羽自荆州北伐就没有这个担忧，一方面关羽水淹七军后，许昌周边曹魏兵力已然空虚，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庸三郡在手，经汉水钱粮兵可源源不断自汉中运输而来，同时上庸亦可威胁到宛城，让曹魏无法轻易断方城路。
其三、内部不宁；荆州毕竟是孙吴背盟偷袭而来，得地不正，始终要防备蜀汉亦有样学样出兵偷袭。况且荆南少数民族始终无法彻底安抚平复。这些原因都导致后方不宁，荆州无法作为大规模北伐的基地。
那么荆州既然北伐劣势明显，合肥方向又如何呢？孙权如此重视合肥，原因只是因为一句军事真理——“守江必守淮”古来今来的南方政权都有一个通病——一溃千里。简单来说就是政治经济中心一失则国灭。东吴在建业以南依然有名城吴（苏州）、会稽（绍兴）、豫章（南昌），灭吴之战兵围建业，孙吴政权却直接降了，没有考虑过后撤伺机反攻，因为当时的南方相比北方确实太过于贫瘠，建业经过孙家百年经营尚算主流文明地，而其他名城或多或少面临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就算此后发展千年的南宋，南陈亦面临这个问题。而建业城就在长江之滨，虽然长江防线固若金汤，但是缺乏纵深，一旦丢失就万事皆休。为长江防线寻找屏障成为孙家历代的殷切期望。长江虽长，北方要南征但是却无法随意渡江。首先要有船，在内陆建船厂，以当时人力物力无法支撑运船下水的工作，在长江边造船，江南势力不可能坐视不管。最恰当的办法是在注入长江的河流中造船，南征时从河中进入大江，而符合标准，可走大船的只有三处。
其一是后来的灭吴路线，从益州沿长江而下，其二是汉水在江夏入长江，其三是经淮河入巢湖经濡须水进长江到建业。前两条对孙吴政权威胁不大，第一条蜀汉尚在存没有可能，第二条由于半个江夏郡在手，入江口也被扼守住了，更重要的是这两条路线都不能直抵建业，纵一时丢失，也还有斡旋余地。第三条则被孙吴看作生命线，孙吴在此路的咽喉处筑城濡须坞（现安徽无为县）。曹魏历次大规模伐吴都走的濡须路。
而反过来从濡须坞出发沿濡须水入巢湖，再经过淝水过合肥可抵寿春，从而进入淮河。如果全取淮河好处有三。
其一、退可守淮；将建业的长江防线往北推至淮河，此时建业就拥有了淮河、长江两条防线。更重要的是，即使淮河丢失，凭借两淮地区水网密布，湖泊密布的地势，孙吴水师大有可为。
其二、进可攻略中原；淮河之滨的汝阴郡（安徽阜阳），淮河在此与其支流颍水交汇，从此处入颖水可直抵许昌，沿此路攻击许昌相比荆州就方便多了，沿河而走江东水军呼啸如风，不惧骑兵。其三、两淮钱粮之丰；寿春（现安徽寿县）在三国时的地位远胜现在的安徽省会合肥。因为寿春不仅是整个两淮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更重要的是寿春是曹魏最重要的屯田基地。历经刘馥、贾逵、邓艾三代人的经营，广设沟渠，得沃野千里，寿春一地，一年可向中央政府提供粮食超一千万石。孙吴如夺下两淮，此地可成为孙吴的重要屏障，进可攻略中原，退可沿两淮水系布防，更重要的是得沃野千里，两淮防区完全可自给自足。当年东晋南渡就是牢牢占据了两淮地区，始终拒北敌于国门之外。只是可惜这条路孙吴依然倒在了起点——合肥。六征合肥无功而返，孙仲谋也被戏称“孙十万”。合肥堡垒威震三国，难道真无法攻破吗？百年后南梁儒将韦睿给出了答案，沿淝水筑坝，掘开水淹合肥，高大楼船在水中竟高于城墙，居高临下一战可破！
官渡之战，曹袁僵持时，孙策已经准备攻略两淮了，彼时曹操重心不在南方，此战胜算很大，可惜天妒之，孙策死于暗杀小人之手。孙权继位后，由于长兄有嗣而传位于弟，导致江东基业出现不稳，忙于平定内部的孙权从此错过了攻略两淮的绝佳机会，空余合肥城下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