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1-01访问：5来源：历史铺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被列为清代十大冤案之一，其实案子的案情并不复杂，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案子背后的政权腐败引发的草菅人命、贪赃枉法、权力斗争现象。一桩案情简单的案子竟然硬生生变成了清代十大冤案之一，足见当时清末政权的确已经腐败透顶。由此可见：一个政权腐败了，就会产生冤案！
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初十，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豆腐店伙计葛连品暴毙身亡。葛连品死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什么异样，他的母亲和妻子毕秀姑以及房东都在现场。但到晚上，葛连品尸身口鼻内流出一些淡淡的血水，他的母亲对他的死产生怀疑，就在11日黎明时分到县衙报案。
葛母在报案的呈词中只说儿子死因不明，请官府查出真相，没有提及有任何嫌疑人。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带上仵作和衙役等人到现场查验尸体。在去现场的途中，幕僚和衙役等人七嘴八舌说起死者妻子毕秀姑的许多花边传闻。
原来，毕秀姑年轻貌美，因为常年穿着绿衣服围条白裙子，就被人戏称为“小白菜”。葛连品和毕秀姑靠在豆腐坊做工的微薄收入为生，连房子都没有，租住的是本县举人杨乃武的房子。杨乃武夫妇对毕秀姑很好，常邀请毕秀姑同桌吃饭，杨乃武甚至还教过毕秀姑识字。
因此，就有传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奸情，说是“羊吃小白菜”。葛连品本就如同武大郎一般个矮貌丑，非常敏感，听了传言自然信以为真，甚至因此事和毕秀姑发生过口角和斗殴。所以，不久后就搬离杨家，另外租了房子住下了。
但搬家没几个月，葛连品就暴毙，很多人立刻联想到肯定和“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有关”。偏偏举人出身的杨乃武生性耿直，仗着举人有“见官不拜、不受刑罚”等特权，平日里对看到的不平事喜欢管，喜欢说，喜欢替百姓打抱不平，还把官绅勾结、欺压百姓的事情编成歌谣，把官府给狠狠地得罪了。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为官贪暴，包括他在内，衙门所有人都对杨乃武这样的人恨之入骨。这回牵扯到了杨乃武，正是个搞死杨乃武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刘锡彤等人心里已经有了计较，决心一定要抓住杨乃武莫须有的嫌疑，弄死他。
查验尸首时，刘锡彤见尸身肉色红紫，口鼻里的血水流入两耳，10月天在杭州一带天气还比较炎热，再加上死者死前胸闷挣扎，尸身看上去的确有些异常。于是，刘锡彤就此在验尸报告上写明，葛连品七窍流血、肌肉发黑，是中毒身亡。
刘锡彤马上把毕秀姑带回县衙审讯，先诱供，再逼供。硬生生把案子往“小白菜与杨乃武有奸情，合谋毒杀葛连品”上引。起初，毕秀姑坚称杨乃武除了教自己识字读经之外，并没有奸情，她更不知道是谁毒死了丈夫。
县衙一口咬定说是毕秀姑谋杀亲夫，还告诉毕秀姑，这个罪名一成立，她就要被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如果想活命，就只能说是杨乃武叫她下毒，这样她就可以免死。而杨乃武有举人的功名，也不会被处死。于是，到了第二天，毕秀姑就承认是本月初五从杨乃武那里拿了砒霜毒死了丈夫葛连品。一桩冤案就此诞生。
刘锡彤火速向上司申请，革除杨乃武的举人功名，将杨乃武逮捕归案。哪怕杨乃武的堂弟、妻弟等十余人作证，本月初五那天，杨乃武因岳母病逝而在城外南乡岳丈家守灵，刘锡彤不但置之不理，还把这些人全都赶出县衙。
刘锡彤把案卷呈报给杭州府，而杭州知府陈鲁和刘锡彤是密友，自然两人沆瀣一气。陈鲁一开始就对杨乃武严刑逼供，杨乃武几次昏死过去，实在扛不住，只好承认是给了毕秀姑砒霜，毒死了葛连品。陈鲁就此按律定罪，判“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按察使。当初余杭县衙诱骗毕秀姑的话都是鬼话，哪里可以免死呢？
按察使例行公事，草草翻翻案卷就认为原审无误，照原拟罪名上报浙江巡抚。浙江巡抚杨昌濬（jùn）派了个候补知县郑锡滜（hào）去余杭“密查”，郑锡滜一到余杭就住进了县衙，刘锡彤盛情款待还贿赂了他一笔钱，郑锡滜回来后以一句“情况属实”交差了。于是，杨昌濬很快就核准了杨乃武的死刑并呈报刑部。
省府县三级衙门的四次审讯手续就这样轻飘飘地走完过场，接下来，只要刑部批复一到，杨乃武就必定人头落地了。好在当时朝廷规定有一套司法纠错制度，杨乃武还可以不断上告。同监的很多犯人也鼓励杨乃武上告，于是，在狱卒的帮助下，杨乃武拿到纸笔，亲自写好呈词交给姐姐杨菊贞带出。
当时规定，女子不允许告状，于是杨菊贞找到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作为代理人，陪同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背着黄榜（冤单），走了2个多月才到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投递诉状，杨乃武艰难的洗冤过程就此启动，这也叫“京控”制度。
其实，朝廷和官员对京控制度是抵触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惹麻烦，但又不能废除，于是，有意在其间设立各种“软障碍”。但杨乃武是举人出身，常给百姓写诉状，他们这些“软障碍”没能达到目的，都察院不得不执行“发审”程序。
所谓“发审”，其实就是都察院为了免除自己麻烦，并向地方官员示好，往往借机绞尽脑汁弥补案件中的“漏洞”，使得申诉人很难从案件材料中找到破绽。也就是说，都察院其实把申诉人卖给了地方官。
就这样，都察院把杨菊贞的上诉押解回浙，交由巡抚杨昌濬审理。杨昌濬一看，怒从心头起，这不是给我找麻烦的刁民吗？于是，所谓的“重审”变成了对杨乃武和毕秀姑的第二次迫害，两人再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再次不得不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于是，浙江省维持原判，向刑部报告。
杨乃武绝望之际，意识到要洗冤只能借助“法外之力”。于是，他委托姐姐杨菊贞去求助与他关系莫逆的汪树屏、吴以同和夏缙川3人。汪树屏的哥哥在都察院做官，吴以同是著名官商、东南首富胡雪岩的家庭教师，夏缙川的堂哥夏同善是深获慈禧太后赏识的浙江才子，曾任江苏学政、兵部右侍郎，此时正丁忧在家。
夏同善丁忧期满准备回京之际，胡雪岩为他饯行，吴以同作陪，吴以同把杨乃武的冤情告知夏同善，夏同善答应回京代为斡旋。吴以同还带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见了胡雪岩，得到胡雪岩一笔钱赞助，作为今后申诉和生活的费用。于是，杨菊贞、詹彩凤和姚贤瑞开始了第二次上北京的申诉。
夏同善到北京后，就带着杨菊贞拜访了浙江籍京官30余人，争取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以及组织上的准备。接着，夏同善找了关系亲密的翁同龢，作为慈禧太后跟前红人的翁同龢答应替杨乃武说话。就这样，杨乃武一案终于让皇上和太后都知道了，下面的人再也不能随便糊弄、胡乱处理了。
当时，身为江苏人的翁同龢与浙江籍的京官们一起结成“江浙帮”，与借镇压太平军而崛起并占据东南各省要职肥缺的湘军系统官员势如水火。翁同龢正想借此案打压湘军系统官员，如果能扳倒一批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因此，江浙帮官员们就开始想方设法在杨乃武一案上做文章。
慈禧太后批准了复审此案，但遗憾的是，这次复审却指定了由浙江巡抚杨昌濬负责，杨昌濬又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审问，许瑶光不敢得罪之前审理此案的一系列官员，但又不敢不认真审案，就采取拖延的办法，故意审理了2个多月都还没定案，也没有回复。江浙帮官员干预之下，慈禧太后又派新任浙江学政胡瑞澜重审，胡瑞澜只好硬着头皮处理此案。
结果，胡瑞澜在审案中完全被杨昌濬推荐的几名官员给架空了，杨乃武和毕秀姑再次被各种刑具轮番折磨，杨乃武的两条腿都被夹断了，而毕秀姑的十指也被夹脱，甚至乳头都被铜丝穿透，可见这些人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已经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最后，两人被胡瑞澜再次以维持原判上奏——杨乃武“斩立决”、毕秀姑“凌迟处死”。
慈禧太后两次谕令重审都没能将此案翻案成功，江浙帮官员吸取教训，提出将此案拿到北京来审理。于是，夏同善、汪树屏等人串联了在京的浙江籍官员、翰林和举人等共30多人联名向都察院和刑部控告，揭露杨乃武案“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且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要求将此案提至京城审理，昭示大众，以释群疑。
最终在翁同龢、夏同善和翰林院编修张家骧3人的游说之下，慈禧太后终于同意将杨乃武案相关所有人证物证和案卷都提京审问，交刑部彻底根究。于是，朝廷组织了三法司会审，除了不少侍郎、御史和在京的地方督抚、州县陪审、复审，现场还有外国记者采访，此案也在上海《申报》上被大肆宣扬。众目睽睽之下，没人敢搞小动作，此案很快就水落石出。
因为此案案情本就不复杂，很快审问清楚，的确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是杨乃武和毕秀姑联手毒杀葛品连。经多名经验丰富的仵作开棺验尸后，都认为葛品连并不是中毒身亡，这件案子终于真相大白。江浙帮官员弹劾杨昌濬、胡瑞澜等人以及背后的某些封疆大吏目无朝廷，在审案期间对朝廷发牢骚、说怪话。这就刚好撞到了慈禧太后的枪口上。1877年，与此案有关的在浙江为官的湘系官员有几十顶顶戴落地，湘系势力大打折扣。
毕秀姑不避嫌疑招致物议被杖责80，杨乃武不遵礼教被革去举人功名并被杖责100。杨乃武此后夹着尾巴过完余生，1914年9月74岁时病死；毕秀姑则在余杭出家为尼，因庵里香火不好，毕秀姑以养猪、养鸡等过完残生，1930年死去。
在强大的政权及朝廷官员面前，老百姓永远是弱势群体，一旦政权腐败，官员们就会利用手里的权力对老百姓敲骨吸髓，老百姓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凭宰割，各种冤案也就应运而生。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是个生动的例子，这个例子足以证明：一个政权腐败了，就会产生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