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11-01访问：1来源：历史铺
19世纪中叶，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各种野心家、阴谋家、教唆犯、层出不穷，从佐藤信渊的“海外雄飞”论，到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
都在无声无息的孵化着军国主义的怪胎，一个带有邪教气息的思想在日本蔓延，尤其是在那些郁郁不得志，生存堪忧的青年武士之中。
其中就有一个叫做福泽谕吉的青年武士，躲在阴暗潮湿的角落，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成体系的纂写了四十多篇文章，鼓吹如何侵略中国，其险恶的用心让之前的那些野心家自愧不如。
后来这些文章以《脱亚论》作为书名出版，如果说，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那些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战犯们的丑恶嘴脸，那么更应该记住福泽谕吉和他的《脱亚论》。
因为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占领朝鲜，吞并台湾、再到1931年，发动9.18事变，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
这一系列的侵略计划，都在他提出《脱亚论》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一被它的徒子徒孙们变成现实。
此时我仿佛看到的是上面浸染的淋漓的鲜血，听到无数的冤魂的哭泣声，忍痛揭开历史的伤疤，难道只是为了悲愤而已？
当然不是，更是为了极力避免民族悲剧的重演，《脱亚论》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行动指南？
狼子野心
日本是一个有着近1300对外侵略扩张历史的国家，侵略扩张的基因仿佛刻在这个民族的骨子里一样。
公元663年，倭国举兵4万，携1000余艘战船，剑指朝鲜半岛，一场冷兵器时代的海战一触即发。
大唐名将刘仁轨，仅以1.3万兵力，170余艘战舰，粉碎了倭国的迷之幻想，“焚其舟四百艘，烟涛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这场“白江口之战”虽然在唐朝的大规模战争中显得不是那么耀眼，但是却奠定了此后，近一千年来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格局，5年后，倭国改名为日本。
在此后的260多年里，先后向大唐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团，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叹为观止，日本似乎已经拜伏在先进、繁荣的大唐文明脚下，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两个字“复仇”，
公元1592年，身高只有1米4的幕府将军丰臣秀吉，野心勃勃的窥视着朝鲜半岛，时隔929年，日本再一次率20万大军侵略朝鲜，攻下了汉城与平壤，甚至企图吞并明朝时的中国。
大明万历皇帝令名将李如松率7万强兵，踏碎了丰臣秀吉的春秋大梦，其政权也随之瓦解，老谋深算的德川家康取而代之，日本进入江户时代。
然而这250多年来，日本企图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未熄灭，1840年，鸦片战争敲开了晚清的国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东亚的秩序，自诩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实则千疮百孔，虚弱不堪。
1853年，在见识了美国的蒸汽铁甲舰之后，武士们变得狂躁不安，日本也同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炮弹略过萨摩藩的鹿儿岛上空之时。
有的武士拼命抵抗，有的因为攘夷失败而切腹自杀，有的却另辟蹊径，“如果打不过列强，那就想尽办法成为列强”。
19世纪60年代，晚清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智维新几乎同时开始，30多年后，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清政府的腐败和昏聩无能毋庸置疑，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多重因素的相互塑造。
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
1879-1887年间，一批深受福泽谕吉影响的日本间谍，两次秘密潜入中国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到日本之后制定了一份《征讨清国策案》。
其中就详细计划了将清朝肢解成若干个傀儡政权，除了建立伪满洲国之外，还包括在长江以南地区，立明代后裔为王。
《征讨清国策案》的形成，到1931年爆发的9.18事变，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开始了对中国从军事、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侵略，而这份计划的指导思想就是来源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在军事层面，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战败导致了朝洋务运动的破产，从此中国被推入历史的黑暗深渊，这是近代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根源。
在经济层面，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压在了所有劳苦大众头上，但是却让深陷经济危机的日本明治政府起死回生。
将西方列强强加在日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转嫁到中国，通过在中国开办各种日资企业，大肆掠夺各种矿产资源，为日本的工业化输送廉价的工业原料。
在文化领域，打出了“资助清国的教育事业”的旗号，吸引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同时在中国培养日本教师，企图实现对中国的文化渗透。
1896 年到 1906 年，赴日本的 留学生从一开始的13人，迅速窜到1.2万人，中国近代许多历史人物都曾留学日本。
同时日本派遣大量教师前往中国教学，从一开始的600人逐年增加，其目的在于向中国青少年灌输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用“去中国化”的教育在中国扶植亲日势力。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出现了大量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伪军，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大量的所谓“亲日派”沦为汉奸，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是关键的洗脑工具，那么究竟什么是脱亚论？
军国主义的怪胎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脱亚论》，正式的使用“脱亚”一词，但是其中的思想形成经历了至少20年，其间他编造了大量的零散文章，《脱亚论》是这些文章成体系的合集，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西方文明的传播已经是大趋势和新潮流。
第二、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日本应该追随强者。
第三、他断言中国和朝鲜对这种趋势视而不见，毫无危机意识，不久就会灭亡。
第四、日本应该果断与中国和朝鲜划清界限，不于落后的文明为伍，应该和西方文明共进退。
《脱亚论》的邪恶之处就在于，从名字上看不出有什么侵略性，为什么会影响力如此巨大？最危险的敌人往往善于伪装，最危险的思想也是看上去貌似“积极正面”。
福泽谕吉就是以这四点出发，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行动，逐渐形成了20世纪最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从《脱亚论》衍生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完全抛弃儒家思想，几千年以来，儒家思想是整个东亚的文明中心，朝鲜半岛和日本均深受其影响。
而福泽谕吉认为是儒家思想阻碍了日本的崛起，完全无视历史上中华文明对于日本的影响，接着就开始丑化中国。
《脱亚论》中直接用极具侮辱性的词语称呼中国人，将中国视为一个半开化”甚至是“野蛮”的国家。
这种公认歧视另外一个民族的言论，能够得到整个日本社会的响应，其根源在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
因为在神话传说中，日本是由太阳神“天照大神”创造，日本为日出之国，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而日本民族是所谓的“天孙民族”，所以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有着盲目的民族优越感。
福泽谕吉直接否定了文明类型的多样性，断言除欧美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是“不文明”的国家，在这种思想中你会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子。
本质上是在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潜台词就是，那些他“不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理所应当被消灭。
然而福泽谕吉的真正目的是，企图颠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政治秩序，取而代之，成为东亚新秩序的主宰，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
《脱亚论》的发表不仅仅是一种鄙视和绝交宣言，更是一种开战宣言，蛊惑民众晚清的中国开战。
在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11月21日，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沦陷，日军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惨绝人寰，但是此时，已经60岁的福泽渝吉竟然“狂喜”。
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带头高呼日本天皇万岁，美国的新闻报刊对此的评论是：日本是“蒙着文明的皮肤，体内却是野蛮筋骨的怪兽。“明治养士，大正养国，昭和养鬼”，谁说明治维新的这些“士”又不是鬼呢？
于是就衍生了两个核心问题，它究竟是如何成为明治维新背后看不见的推手？为什么一个理论有如此大的破坏力？
武士的造反运动
《脱亚论》能在日本掀起滔天巨浪和日本维新派关系非常密切，维新运动的本质是“下层武士造反”，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社会。
整个社会按照武士、农人、工匠、商人的尊卑顺序运行，阶级之间等级森严，世袭罔替，很难逾越，武士属于统治阶级，完全脱离劳动生产，主要依靠主君的俸禄。
但是由于德川幕府时代长期没有爆发战争，导致武士阶层开始分化，一些武士逐渐脱离的实战，主要从事文书和行政工作，俸禄比较高，而习武的俸禄比较低，武士的阶级地位又是世袭的。
时间一长就带来了巨大差异，到了幕府末期，下层武士阶层就变得穷困潦倒，常常需要向大地主和商人借钱度日。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乘坐蒸汽铁甲舰来日本，用武力要挟德川幕府开国通商，随后西方列强纷纷效仿美国，德川幕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原先的社会固化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
虽然农民和工商业阶层的社会地位不高，却比较富裕，已经出现了豪农和豪商阶层，西方的工业化产品进入日本之后，对这两个阶层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损失，下层武士作为暴力机器，并且生存堪忧，就与豪农和豪商形成了密切的利益联系。
福泽谕吉就是出身下层武士，所以他对这个阶层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在《脱亚论》之前，他通过大量的写作，已经收获了大批拥趸。
尤其是在下层青年武士之中，很有名气，这批人就是后来明治维新的主力军，比如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福泽谕吉的思想就是他们的造反纲领和理论基础。
所以当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福泽谕吉的思想就自然成为了明治政府的国家策略，这就是《脱亚论》为什么破坏力巨大的原因之一，《脱亚论》这种歪理邪说，是造成中国近代悲惨命运的思想根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