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卫立煌遭老蒋软禁致信，恳请老父毛主席宽大处理

    1957年4月16日，周总理在北京的中南海举办了盛大的酒会，欢迎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到来，卫立煌受邀参加酒会。

 

    卫立煌曾率领军队打通滇缅公路，痛击日本法西斯，伏罗希洛夫对于这段历史十分了解，他热情握住卫立煌的手说道：“我们团结起来，一定会所向披靡！”

    周总理打趣地说道：“事实上，我们已经合作过了两次！”

 

    毛主席也十分风趣地补充道：“没错，我们正准备合作第三次！”

 

    面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任，卫立煌既感动又深受鼓舞，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卫立煌一直不辞辛苦地为革命事业奔走……

 

    一、身陷险境、借道延安

 

    卫立煌曾是国民党内部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从身份上讲，他曾是孙中山先生的护卫，又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同时还是毛主席的挚友。

 

    1938年时，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在占领了太原后，日军准备顺势南下，妄想占领山西全境。

 

    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的卫立煌奉命阻击日军，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卫立煌开始蓄积粮草，挖筑工事。此前，卫立煌刚刚参加完忻口战役，部队还没有得到休整，就再次投入到阻击日军的血战中。

 

    日军疯狂进攻，却始终无法拿下卫立煌所在的阵地，为此，日军决定实行迂回战术，绕道卫立煌部队的背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卫立煌的部队随即陷入险境，大有被日军歼灭的趋势，为了解救卫立煌，朱总司令和彭老总开始率领八路军实施救援工作。

 

    八路军在敌后的正太路和娘子关地区对日军发起袭击，破坏了日军的交通线，以此来协助卫立煌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卫立煌得知消息后，采用八路军的运动战法，在将部队化整为零后，顺利地突出了日军的重重包围。

 

    当时，卫立煌一心在指挥部队突围，没有仔细分析周边局势，待到部队突围后，卫立煌才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敌后，无奈之下，卫立煌亲率卫队渡过汾河，进入吕梁山脉地区。

 

    由于日军已经将汾河上桥梁炸毁，卫立煌无法从吕梁山脉东南方向突围，安全转移到晋南的中条山地区成了难题。

 

    参谋处给出的方案是借道陕北，卫立煌虽然比较赞同，却也忧心忡忡，原因是陕北是蒋介石眼里的“匪穴”。

 

    卫立煌深知蒋介石多疑，假道陕北会引起蒋介石的猜忌，不仅如此，作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卫立煌曾多次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这让卫立煌左右为难。

 

    曾在1932年时，时任14军军长的卫立煌就曾率领部队，攻占了中央苏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金家寨。

 

    蒋介石得知此事之后，亲自前往14军嘉奖卫立煌，还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这样的殊荣只有孙中山先生曾经拥有过。卫立煌也因此在国民党内部声名大噪，蒋介石甚至将他视为“剿匪”的王牌将领，对他十分器重。

 

    看着卫立煌左右为难，秘书赵荣声劝诫说：“还是借道陕北为好，这样还可以去延安参观一番！”

 

    卫立煌无奈地说：“我原本也是这个意思，可现在正值战乱时期，我哪里还有闲心，去延安访问呢？”

 

    赵荣声是我党安排在卫立煌身边的秘密党员，见卫立煌有意前往，便继续劝说道：“不需要搞得隆重，只是走马观花而已，见一见毛先生，听一听他的意见，以后这样的机会就很少了！”

 

    就在卫立煌犹疑不决之际，蒋介石电令卫立煌前往洛阳开会，如此一来，卫立煌便有了借道延安的借口，那便是奉命赶路。

 

    拿到蒋介石的手谕后，卫立煌兴奋不已，他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下我要去延安好好请教一下毛先生，看看他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仗打得这么好，我要取取经！”

 

    得知卫立煌要来延安，毛主席等人极为重视，还专门成立了接待部门，盛情招待这位国民党将领。

 

    这令党内许多成员感到费解，卫立煌的双手沾满了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的鲜血，为什么要将他视为贵宾呢？

 

    毛主席耐心地解释道：“不管过去如何，现在我们要顾全抗战大局，对于卫立煌这样的国民党将领，要尽可能地争取，这对我党是极为有利的，况且，现在卫立煌还是我们的直属上级。”

 

    二、赠送物资、深受触动

 

    4月17日，天色刚浮现亮光，卫立煌的先头部队就浩浩荡荡地从延水关出发，穿过延川县后，直奔陕北的延安。

 

    在部队行进至距离延安还有20公里时，卫立煌看到了遍地的彩纸和横幅，上面赫然写着“团结抗日”、“欢迎卫司令”的标语。

 

    进入延安城内后，欢迎的人群整齐地站在道路两旁，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向卫立煌的部队呼喊口号，这令卫立煌深受感动。

 

    在滕代远的陪同下，卫立煌等人穿越过挤满人群的街道，来到了城中的天主教堂内，毛主席已经在这里早早地等候了。

 

    卫立煌刚走进教堂大门，毛主席就笑盈盈地走出接客厅相迎，并与卫立煌等人亲切握手，卫立煌对此感到十分荣幸。一番简单的寒暄过后，卫立煌称赞毛主席说：“贵军在对日作战中打得十分漂亮，令鄙人钦佩不已，今日特意来到延安拜访，我感到十分荣幸，还望不吝赐教！”

 

    面对卫立煌的称赞，毛主席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并郑重地说道：“卫长官的抗日意志坚决，又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长官，我们双方一定要紧密合作，把这条路好好地走下去！”

 

    在一片友好又和谐的气氛中，毛主席与卫立煌谈论了许多话题，当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毛主席向卫立煌诉说了八路军的难处。

 

    身处敌后战场的八路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情况，不仅弹药奇缺，连医疗物资都难以保证，甚至没有像样的军装。

 

    为此，毛主席希望卫立煌能从中斡旋，让后方管理部门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毕竟八路军已属国军战斗序列。

 

    面对毛主席的殷切请求，卫立煌当即应允下来，为了感谢卫立煌的慷慨解囊，毛主席特意设宴款待了卫立煌等人。

 

    当天晚上，延安还举办了盛大的欢庆晚会，上百人应邀出席，为了彰显合作的诚意，毛主席还嘱咐操办人员要营造出良好的气氛。

 

    第二天一早，卫立煌便乘车离开了延安，毛主席又专程送了他30里，卫立煌的内心大为触动，一路上，他不断称赞此次延安之行。

 

    卫立煌认为：“既然承诺了给八路军弹药和物资，那么就要言出必果，而且八路军抗日有功，不能在弹药上克扣！”

 

    卫立煌来到总部的办事处后，当即以副司令的身份写下了一封手谕，内容是批给八路军100万发子弹和25万枚手榴弹。

 

    国民党内部对于这道命令，感到难以置信，甚至迟迟不愿执行，卫立煌严肃地说道：“第二战区皆由我来管辖，只要是抗击日本人，我都一视同仁，八路军仗打得好，理应得到补给！”

 

    卫立煌觉得这样还不够，又向后勤部门询问了牛肉罐头的数量，了解之后，他又命令后勤部门批给八路军180箱罐头。

 

    在当时，牛肉罐头可是十分稀有的物资，一般部队根本没有，整个第二战区也仅有几百箱，卫立煌此举也表明对八路军的友好程度。

 

    不久后，这批丰厚的物资就被送到了延安，除了卫立煌答允的物资之外，还有电话机、医疗药品以及八路军所需的夏装。

 

    后来，卫立煌逝世时，党中央曾在其悼词中写道：“我们不会忘记，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卫立煌与我军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他是抗日战争的功臣，拥有值得称赞的爱国精神！”

 

    此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多次对秘书赵荣声说道：“要想成功战胜日本，恐怕我们都要认真学习延安的方法！”

 

    7月份，怀着对毛主席的敬佩，卫立煌和赵荣声一同拜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其中的思想令卫立煌深受启发。

 

    对比蒋介石统治的国民政府，卫立煌愈发倾向共产党的主张，甚至秘密安排赵荣声前往八路军的办事处，提交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

 

    不过，在当时那个特殊形势下，卫立煌的申请并没有得到批准，而他与毛主席等人的情分却一直延续了到解放后……

 

    三、消极反共、回归大陆

 

    由于卫立煌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与八路军紧密合作，这令蒋介石对他产生了怀疑，内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就派遣卫立煌前往国外视察，将他调离了军事核心。

 

    蒋介石此举正中卫立煌的下怀，他也不愿看到内战爆发，便偕同夫人一起前往欧洲旅游，可卫立煌终究没有躲过内战的漩涡。

 

    1947年10月，正在巴黎游玩的卫立煌，突然接到了“火速归国，出任东北‘剿总’司令”的紧急命令。

 

    对于蒋介石的任命，卫立煌十分为难，昔日的挚友刀兵相见，卫立煌还是决定提前告知毛主席，于是命妻子起草了一封电文：“我决心尽快结束内战，站在人民的一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合作，鉴于我的身份，还请绝对保密！”

 

    当年年底，卫立煌带着“剿总司令”的任命，来到了沈阳，与其他国民党将领不同的是，卫立煌并没有进行战场举义，反而是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眼看东北几十万部队被消灭。

 

    辽沈战役中，卫立煌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对蒋介石说：“委员长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然而，当廖耀湘带领部队进攻锦州时，卫立煌又摆出另一幅姿态，故意拖欠廖耀湘弹药和物资，还玩味地对身边的人说：“廖耀湘这是盲人瞎马，我倒是要看他怎么走！”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气愤不已，并严词下令惩治卫立煌，蒋介石表示：“卫立煌犹疑不决，痛失良机，致使锦州失守，立即对其进行撤职查办！”

 

    不久后，卫立煌从沈阳逃回南京，东北作战失利，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决定将卫立煌软禁起来。

 

    1949年2月，卫立煌秘密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内容希望朱德帮忙照看自己的母亲，在信中，卫立煌写到：“我从沈阳归来以后，行动便受到限制，希望你能转告军政领袖，我的母亲和弟弟以及家族众人都在合肥，期盼解放军解放合肥时，能善待我的母亲，不要让她老人家担惊受怕！”

 

    对于卫立煌的请求，毛主席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并立即指示邓小平等人：“转告合肥县的政府，给予卫立煌的家属保护！”

 

    新中国成立之际，身在香港的卫立煌喜出望外，毛主席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广播，他反复听了多次。

 

    不仅如此，卫立煌还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向北京发了一封贺电，中央收到卫立煌的电报后，也回复了一封感谢电。

 

    为了防止卫立煌“投共”，蒋介石数次派说客前往香港，邀请卫立煌前往台湾，对此，卫立煌却不为所动，最后更是拒绝接见蒋介石的说客。

 

    1954年，蒋介石与美国人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卫立煌十分生气地说：“蒋介石此举是借助外力维系自己的小朝廷，他已经堕落到不顾民族羞耻的程度！”

 

    此后，卫立煌开始在香港为两岸统一事业奔走，并呼吁大陆“解放台湾，统一两岸”，这件事很快便传到了北京。

 

    周总理了解到卫立煌的处境后，语重心长地说：“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堪称一举，是时候考虑让他回来了！”

 

    面对周总理的邀请，卫立煌欣然答允，他激动地说道：“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来报效祖国，我愿意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

 

    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到大陆，并第一时间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发去了汇报的喜电，并表示愿意发表文章，劝诫台湾当局回归祖国。

 

    到达中南海后，毛主席又一次迎接了卫立煌，时隔17年，两人的双手再度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回国后的卫立煌得到重用，先后担任过全国的政协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位，卫立煌的后半生一直在为两岸统一事业奔走。

 

    1960年1月17日，63岁的卫立煌因病在北京逝世，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中陈赓将军的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