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王未增赋之谜何因？乾隆财帛大计靠啥撑腰

皇帝的荷包：令人直接想到国库，其实中国皇权制度中，皇帝的个人用度与国家财政分离已相当早。汉代少府负责皇室用度时，主要仰仗山林川泽之利，而后历代中央王朝基本延续了这一制度，横向比较欧洲及西亚中央集权君主，这套财政制度确实高明。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皇室收入如何筹措？与国家财政有何关系？

这一问题与皇权稳定有关，清代皇帝在顺治、康熙时期已确定定额化原则的国家财政体制，直至太平天国战前，都以尽量不增加用度为总体原则。如此一来，乾隆帝就常常自夸节俭形象，但若考虑有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在外户部控制之外，这一“节俭”形象便需重新审视了。 赖惠敏教授的新书《乾隆皇帝的荷包》直击此隐秘。

她勾稽出乾隆皇帝最重要的三个皇室收入来源，并说明这些钱流向，刷新了我们对乾隆一朝政治的理解。她早年师从徐泓教授，研究明代江南赋役制度，卓有成就后转向研究清代皇族，爬梳了大量清代档案。后记中提到，系统阅读内务府档案时才发现皇室巨额商业收入——乾隆皇帝有三个钱袋子来获得源源不断收入，同时维持“节俭”形象。 乾隆皇帝的第一个钱袋子是皇庄（官庄）。清初皇室在盛京等地设立若干田产，由庄头管理，这些收入主要供当地驻军及内务府人丁，尚未直接流入皇帝口袋。但乾隆年间查抄官民家产，大量查抄官民家产为内务府所有，作者书举出清代档案中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承安案例子。这相当于没有确凿罪名，查抄家产使内务府增加近四十一万亩土地，而皇庄土地不过五十多万亩。 乾隆皇帝第二个也是最著名的钱袋子是淮扬盐商。清代继承了这种“竭泽而渔”的制度，出现总商、庇护特权商业以至于其极，商人的报效大部分进入乾隆皇帝腰包。内务府来自盐务收入，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占盐课百分之二十至四十。淮扬盐商由此发展出一时红肥绿瘦的淮扬文化，相关学者很多不再冗言。 电视剧《大清盐商》触动了不少门道。

张嘉译饰演的汪总商追查盐务侵吞、步步深入发现逼得所有人背锅正是乾隆皇帝。到了这一步，钱去了何处就万万问不得，税务机关定额税收全交户部，使人容易忽略盈余的去向。各税关志中常提及关税盈余解交内务府，以及核销，因此清代不少税关监督出身内务府，如乾隆初任淮安关监督的伊拉齐，正黄旗，以“内务府坐办堂郎中”身份到任。据称，在监督税关三年多时间中，他“敷政宽和，操行洁白”，甚至还拿出自己的俸禄补贴胥吏，以杜绝贪污。如此官做，如何完成上级交代的收税任务，还能不破产败家？   

清帝国可能秉持着相当“节俭”的财政原则。

乾隆皇帝如此自我标榜，但若考虑有一笔巨大收入在外户部控制之外，这一形象便需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