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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的小楼前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红军战士们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着布置场地，任弼时几乎一夜未睡，为这重要的一天做准备。
很快，会场就布置完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苏维埃代表排成整齐的队列，缓缓走进庄严肃穆的会场，等众人入座后，毛泽东拿着几张稿纸走上了讲台，向各苏区代表作《政治问题报告》，他朗声说道：“苏维埃是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随后，会议进入了民主选举阶段，先后选出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64位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成功当选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会议上还设立了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出任主席，彭德怀、王稼祥出任副主席。
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本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功落下帷幕，为了庆祝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苏区人民举行了热闹非凡的提灯会。
从“毛委员”到“毛主席”，毛泽东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感慨直言：“多亏了任弼时，还有中央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不然我和总司令（朱德），可就困难了！”
在当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之前，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比他地位高的人比比皆是，但是人民选择了他，历史选择了他，任弼时早就知道，毛泽东将会是那个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的领头人……
一、我辈青年的责任
1915年的夏天，比往年更热一些，湖南湘阴县唐家桥的小路上，一老一少顶着烈日匆匆赶路，少年背着一把雨伞，提着一个装满书本的竹筐，他就是少年任弼时。
由于乡下没有高等小学，父亲特意将任弼时送到长沙城里求学，父子俩担心当天赶不到长沙，天不亮就从唐家桥出发了，一路上都没有休息，又热又渴的任弼时来不及抱怨，只是低着头跟在父亲身后。
任弼时三四岁就开蒙了，父亲是村里的教书先生，很早就教任弼时描红、练字，别的孩子还在娘怀里睡懒觉的时候，任弼时就被父亲喊起来学习了。
闲暇之余，父亲很喜欢给任弼时讲一些历史故事，花木兰替父出征、岳飞精忠报国、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等故事，任弼时听了许多遍，但他最喜欢、最敬佩的是屈原，唐家桥离汨罗江很近，每年端午节当地的农民都会举行龙舟比赛，纪念屈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任弼时最常朗诵的古诗句，每逢端午佳节，就会跟着父亲来到汨罗江边，高声朗诵范仲淹的名句。
父亲将任弼时送到了长沙第一师范附小读书，同时期的毛泽东是第一师范的大专生，是校内活动的积极分子，哪怕是在附小读书的任弼时，都听过毛泽东的大名。
任弼时在长沙求学五年，正是民国局势最动荡的时期，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被推翻，新生的民主共和势力还只是呱呱坠地的婴儿，拼尽全力同封建残余对抗，袁世凯窃国称帝、张勋趁虚复辟，南北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一个深夜，睡不着的任弼时挑灯夜读，他放下了书本，打开了中国地图，只见神州大地上四处燃起了烽火，香港、台湾、天津、青岛、上海等华夏土地都成了帝国主义的租界，满清政府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泱泱华夏竟一眼望不到未来。
任弼时手拿地图，不禁泪流满面，他以笔为剑，奋笔疾书，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国割让地之痛言》，一句“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励精图治，何患不能收回割让之地乎！”
从这个时期开始，任弼时的目光不再拘泥于课本八股之间，他开始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名人传记，开阔思想和眼界。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长沙民众举行了盛大的提灯会，庆祝此次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作为战胜国打败了德国，那德国侵占的青岛是不是也可以归还给中国了？
万万没想到，袁世凯和段祺瑞先后与日本签字，同意将德国在青岛的利益转让给日本，中国取得的胜利果实一夜之间成为笑谈，任弼时为此深感心痛，转而怒火涌上心头！
长沙学子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取消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任弼时也和同学们一起加入了游行示威队伍，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张敬尧要求长沙各大高校给学生“放假”，食堂停止给学生供应膳食，逼迫学生离开长沙。
任弼时愤怒地对同学们说道：“我们不能放弃！毛泽东已经组织了大批学生到工人队伍中宣传，我们要响应他们，回乡宣传民众！”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像是洪水一般涌入国门，蔡元培、吴玉章等社会名流纷纷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李立三、李富春等人都趁着这股“赴法热”前往国外学习，寻求救国存亡的真理。
任弼时看到后，内心羡慕不已，但是他的家庭情况很差，家中姊妹众多，父亲年事已高，任弼时不愿再给父亲增加负担，便放弃了留学的想法，转而向毛泽东求助。
他大量阅读毛泽东、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文章，《湘江评论》更是每期必追，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成为了任弼时的心头爱。
1920年的暑假，本该回乡的任弼时和同学肖劲光一起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一边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边寻找毕业后的出路。
突然，上海传来了外国语学社招生的消息，学习好俄语后，学子可以前往俄国留学，任弼时心中的留学梦再一次躁动起来，但是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了，这个节骨眼去俄国留学，就拿不到文凭了。
任弼时找到了肖劲光商量，两人一拍即合，痛快地作出决定：“去上海，国难当头，一纸文凭又有何用！”
1921年5月，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一年的任弼时即将被送往苏俄留学，但就在离国前的半个月，任弼时纠结了，他放不下老家的父亲姊妹，父亲也劝任弼时留在上海谋事，但任弼时的思想已经觉醒，他深知我辈青年之责任，在此外忧内患之际，唯有万万青年舍生忘死、为国捐躯，方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任弼时写下一封家书，寄回了老家，便登上了日本邮轮，毅然决然地前往远方求学。
二、革命意志战胜一切
1924年秋，学成归来的任弼时回到了中国，苏俄局势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任弼时忍饥挨饿地学完了马列主义理论，他来到了上海，出任了代理中央书记，这一年的任弼时不过20多岁，却很有主见，能言直谏，敢于向中央领导提意见，在中央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点燃的熊熊烈火又化为星星火点，在华夏大地上隐蔽地燃烧着，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主义“三把钢刀”的威胁，大批共产党员遭到迫害，无数进步青年受到牵连，中国革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
此等局势下，毛泽东拉着工农革命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任弼时、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依旧坚持在暗影森森的上海作斗争。
任弼时利用自己高超的变装技术，游走于敌人心脏之中，却仍旧被狡猾的敌人逮捕过两次。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本该参加本次大会，但是中央临时决定任弼时留守国内，指导中央工作。
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国民党反动政府如惊弓之鸟，见人就抓，宁可错杀一百个无辜群众，也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依旧风雨无阻地坚守岗位，每天9点就准时到接头地点交流情况、分析局势，安排下一步任务。
一直坚持到9月份，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回到了国内，任弼时被派往安徽省巡视，临行前，任弼时像是预感到了什么似的，他抱着不满一岁的孩子，依依不舍地对妻子陈琮英说道：“万事注意安全，到了芜湖以后我会尽快写信给你，有情况就找邓颖超同志。”
随后，任弼时不舍地将孩子交给妻子，看了妻儿一眼，咬咬牙转身离去了。
当时安徽的情况可以用“恶劣”来形容，那边的党组织几乎被国民党迫害殆尽，编制中的共产党员不是牺牲了，就是退党了，一部分人投靠了国民党，还有一些国民党特务埋伏在机关里，敌我难辨。
党中央立马成立了临时省委，结果芜湖市委不断“作妖”，反对临时省委的成立。
任弼时抵达芜湖后，立马召开了临时省委会议，传达了“六大精神”，了解了一下安徽省委的情况，第二天，任弼时批评和惩罚了芜湖市委中反对临时省委的人，重组了安徽省委。
可他刚组建起来没几天，临时省委秘书处又被敌人破坏了，任弼时只能提前离开芜湖，去长江一带执行巡视工作。
省委机关接连破坏，芜湖市委出现反对者，从这些情况中都可以看出当时安徽的局势有多么混乱，古话常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任弼时明知省委内部出现了“暗箭”，但他却无从治理，尤其是在当时那个混乱的大背景下。
任弼时前往了南陵县视察，他刮掉胡子，换上长袍，一副商人的打扮，骑着一只小毛驴前往南陵县。
南陵县去年刚遭了灾，灾民暴动，当地没有完善的党组织领导，很快就被国民党镇压了下去，不过南陵县西北边有几个大矿，这里有很多矿工，非常适合发展工人运动，任弼时来到南陵以后，第一时间就是和当地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见面。
接头地点就在南陵县北边的香油寺，香油寺附近有座小乔墓，慎重起见，任弼时没有直接进入寺庙，而是在小乔墓来回走动，观察四周动静。
不一会儿，南陵本地的党员三三两两地出现在了香油寺外，任弼时正准备走过去，突然旁边窜出了一个保安团，这些人拿着枪，不分青红皂白就将附近的所有人都抓了起来，任弼时赶紧撤离，结果还是晚了一步，被保安团抓住了。
原来这些保安团早就埋伏在香油寺了，就等着当地党员落网。
任弼时被押到了国民党县党部，一进门敌人就将他全身上下搜了个遍，但除了80多元钱外啥都没搜到，南陵县县长看着一旁坐着的国民党官员，耀武扬威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任弼时镇定自若地回答：“胡少甫。”
这是他早就编造好的假身份，他是长沙伟伦纸庄的伙计，来南陵收账。
县长见问不出什么破绽，严声喝道：“收账你去香油寺做什么！”
任弼时冷静回答：“我是在小乔墓旁被你们错捕的。”
县长一问底下的人，眼前的胡少甫还真是在小乔墓旁被抓到的，有些下不来台的县长脸色一变，干脆问也不问了，直接上刑逼供，几个法警一呼而上，将任弼时死死地按在地上，然后将他的腿夹在两根粗木之间，死命往下压。
任弼时的小腿骨像是被生生压碎了一般，剧痛让他眼前金星乱冒，汗珠打湿了衣裳。
县长见他痛得直叫唤，赶紧问：“你和共产党什么关系？”
任弼时强稳精神，咬牙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别的没什么好说的！”
县长走到了一旁的国民党官员身边，俯下身说了几句悄悄话，最终大手一挥，将任弼时押了下去，送往国民党安庆市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中。
法警押着任弼时上了轮船，任弼时一路上都在打量着四周的人，希望可以看到一个熟人，将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回党组织，没想到轮船上还真有一个熟悉的人。
任弼时看到了当年自己就读学校的校工彭佑亭，两人眼神一交换，彭佑亭立马就明白了，坐在了任弼时不远处，法警睡着后，彭佑亭赶紧坐到任弼时背后，任弼时悄悄将消息传达给了彭佑亭。
下了轮船后，彭佑亭马不停蹄地赶往长沙的一家纱厂，将任弼时被捕的消息传达给了他的堂叔任理卿，任理卿当即发电报给陈琮英。
伟伦纸庄当即出示证据营救任弼时，就这样，关押了两个多月的任弼时被保释出狱了。
1929年，任弼时前往共青团江苏省委开会，他来到了公开租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外，徘徊了良久才推开了大门，没想到他一推开大门就被几个密探按在了地上，密探给他戴上了手铐，一路押送到了巡捕房的拘留室中。
当时拘留室中关押了许多上海无辜居民，任弼时一走进来一位年轻人立马就认出了他，正准备走上来相认，任弼时赶紧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青年赶紧坐回原地。
巡捕离开后，这位青年偷偷靠近了任弼时，原来这位青年就是共青团浦东区委书记周朴农，两人刚聊了几句，任弼时就被押出去审讯了，他镇定自若地对敌人说自己是来上海谋生的农村青年，记错了门牌号，结果被捕了。
但是凶残的敌人怎会相信他的口供，二话没说就押着任弼时上了电椅，强烈的电流通过身体，任弼时几乎痛不欲生，从内脏到骨头、从肌肉到皮肤，身上的每一寸地方都刺痛得难以呼吸，一般人被电击几次，根本遭受不住，神经也会变得迟钝起来。
但是任弼时的革命意志能够战胜一切，即使被电得精神恍惚，他依然咬紧牙关，坚决地表示自己只是一位来上海谋生的农村青年。
就在任弼时遭受电刑的同时，周恩来召集了人马展开了紧急营救，周恩来一方面派人买通了巡捕房的头目，一方面为任弼时请到了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辩护。
庭审当日，被敌人折磨得狼狈不堪的任弼时出现在了法庭上，潘震亚看到后内心十分心痛，他当着诸多新闻记者的面，痛斥租界当局，滥捕中国无辜群众，中国人民怎能忍气吞声，如果拒不放人，事态势必进一步扩大，当时租界政府能不能承担起全部责任！
即便如此，租界当局依旧不顾正义，擅自判处任弼时徒刑40天，一直到圣诞节那天，任弼时才被党中央营救出狱。
三、多亏了任弼时
1931年3月的一天，上海十六铺码头上，一艘远洋航轮上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四处寻找自己的座位。
三位穿着黑色道袍的“牧师”，一手捏着胸前的十字架，一手拎着小皮箱，穿过人群，从容地走向了头等舱。
为首的一位牧师留着大胡子，看起来十分庄严可信，谁也想不到他就是江西苏维埃区域的代表任弼时，他身后的两位牧师分别是王稼祥和顾作霖。
在过去的几年中，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队伍四处奋战，成功将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较大的革命后方，中央决定筹建苏维埃共和国，任弼时此次就是代表江西苏区，前往瑞金参加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4月中旬，任弼时一行终于抵达了宁都县，当时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取得了胜利，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开始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表示反对，但是中央坚决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
很快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到来了，蒋介石出动20万大军，从江西赣江到闽西建阳洋洋洒洒摆了八百里战线，当时中央主张红军从东往西打，即便战斗失利，红军也可以退到四川去。
但是毛泽东却主张从西往东打，诱敌深入，再逐个击破，我们对苏区的地形熟悉，群众条件好，可以充分利用起这些优势条件。
当时任弼时刚来到苏区，他向毛泽东传达了中央的主张，也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本人是肯定毛泽东战术的，但当时的任弼时军事工作经验不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便召集了师以上干部展开战术讨论。
在会议上，任弼时深入研究了毛泽东的战术，大力支持毛泽东，最终中央在经过多番讨论后采用了毛泽东战术，果不其然，仅用15天时间，红军横扫七百里，歼灭三万多敌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紧随其后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仍旧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取得了胜利，任弼时对毛泽东也更加敬佩，他坚定地认为，毛泽东潜力无穷，有着巨大的军事指挥天赋，毛泽东就是那个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的领头人！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一直被大家称为“毛委员”，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弼时积极筹备大会相关工作，他多次致电中央，请求中央批准毛泽东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
之后，任弼时又请求中央批准毛泽东出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央采纳了任弼时的意见，但是具体的结果要经过选举才知道。同时中央决定由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三人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弼时知道后力荐周恩来、贺龙、毛泽东等人出任中革军委委员。
最终，在毛泽东出任代理书记的情况下，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开幕。
来自全国各苏区的六百多名代表陆陆续续抵达了瑞金，11月7日，瑞金叶坪小楼前人声鼎沸，红军战士忙忙碌碌地布置着大会场地，一切都准备好后，举行了庄严的阅兵仪式。
六百多名苏维埃代表走进了会场，毛泽东走上讲台，用洪亮的声音作了报告，他高声说道：“苏维埃是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本次大会上通过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多项基础法律，又通过民主选举方式选出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64位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成功当选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当时毛泽东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比他地位高的人比比皆是，但是人民选择了他，历史选择了他，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感慨直言：“多亏了任弼时，还有中央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不然我和总司令（朱德），可就困难了！”
从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开始，任弼时就一直坚定地支持着毛泽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任弼时都坚定不移地走着毛泽东路线，他认准了毛泽东，坚信毛泽东将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和解放。
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撑，是任弼时战斗多年的革命信念，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任弼时的革命意志战胜了一切，信仰的力量，成为了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