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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深秋的一天傍晚，邓小平在四合院里散步，邓老知道今天有客人要来，还是一位重要的客人。
不一会儿，伍修权夫妇就领着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子走进了四合院。女子跟着伍修权夫妇走进四合院，看见了穿着白色短袖，一脸慈祥，在四合院等待她的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又手足无措。
伍老走上前，对邓小平说道：“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位小客人，她就是革命烈士丛德滋的女儿丛丹。”
邓小平听完伍老的话，立即上前，握住了丛丹微微凉的双手，上下打量着丛丹，眼眶泛红地对着她说道：“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听到邓老这一句话，丛丹的眼眶也湿润了，想起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她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邓小平轻轻拍着丛丹的背，安抚着她。这一幕像极了在外面受到委屈的孩子，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哭诉的样子。
邓老的妻子卓琳看见这一幕，也忍不住湿了眼眶。她一边将院子里哭诉的丛丹带进屋子里来，一边轻抚着她的肩头安慰道：“孩子，别难过。”
跟在后面的小平同志抹了下湿润的眼眶，对妻子轻声说道：“你别劝了，就让孩子哭个痛快吧。”
丛丹哭了良久，等到情绪安定下来了，一边抽泣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泛黄的证书，这张证书是由毛泽东亲笔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00001号烈属证”。
烈属证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而这张证书的编号就是第一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张烈属证。
证书中的革命烈士就是丛丹的父亲丛德滋，而丛丹此番携带证书进京是来请愿的，是来为被污蔑为“苏修特务”的父亲平冤昭雪的。没想到能见到邓伯伯，与邓伯伯的这次会面让丛丹一生都难以忘怀。
丛德滋牺牲的时候，年仅32岁，而丛丹只有三岁。对于丛丹而言，回忆起父亲，并不是鲜活的面庞，高大的身影，亲切地拥抱，而是这张长35厘米、宽30厘米的烈属证，是证书上父亲“丛德滋”的名字。
丛丹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革命烈士丛德滋，直到1951年，兰州市政府工作人员敲锣打鼓地送来了这张烈属证，她与弟弟丛甘这才从继父与母亲口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了自己亲生父亲是一个革命英雄。
那年春天，丛丹还没有恢复本名，跟随继父姓高，叫做高锦明，弟弟叫做高锦茂。一天，十二岁的丛丹像往常一样，从中学放学回家吃午饭。快到家门口，她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一家人刚搬过来没多久，怎么家门口会围了一圈又一圈的街坊邻居，看样子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丛丹费力挤进了家门口，看见几个人搬来了一块牌匾，身后还跟着几个敲锣打鼓的人。他们对父亲高克明说着什么，父亲高克明随即领过了牌匾。由于人太多，丛丹没有看清楚牌匾上的字。
等人潮退去，丛丹发现大门口多了一块黄底红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革命烈属”，而父亲高克明则兴冲冲地在墙上比划半天，将送过来的证书用玻璃镜框认真地装裱起来，最后将它方方正正地挂在了客厅的墙上。
已经上中学的丛丹，认得清了上面的繁体字，看见了“丛德滋”的三个字，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亲生父亲的名字，只是她自己并不知道。她只是觉得疑惑，为什么丛德滋烈士的烈属证要颁发给自己家，家里有这位革命烈士的亲人吗？丛丹隐隐猜到了什么。
果不其然，午饭过后，父亲高克明把她叫进了房间，一脸认真地问道：“小丹，你看到客厅的牌匾了吗？”“小丹”是家里人叫她的小名，从丛丹记事起，家里人就“小丹”“小丹”地叫。她还很疑惑，按理说小名应该与大名有些关系，可是“小丹”这个名字与高锦明没有丝毫联系，如今她才是真正明白了。
丛丹答道：“看见了，上面写的人是丛德滋。”
高克明神情突然变得更加严肃，说道：“他是你的亲生父亲。”听到这句话的丛丹，完全愣住了，自己喊了多年的爸爸竟然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自己的亲生父亲竟然是一个革命英雄。她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高克明，想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高克明有些悲壮地说道：“你的父亲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是为革命牺牲的英雄。今天来家里的人是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来送你父亲烈属证的。”
顿了一会，他看着丛丹继续说道：“以后，你和弟弟就把名字改回来吧，你叫丛丹，你弟弟叫丛甘，这都是你们的亲爸爸给你们取的名字。”
丛丹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高克明房间的，从这一刻起，对自己关爱有加的高克明从亲父变成了继父，而她与弟弟都是革命烈士丛德滋的遗孤。信息量太大，丛丹有些不知所措。
晚上回到家中，丛丹小心翼翼地问母亲王竹青：“爸爸说他不是我的亲爸爸，我的亲爸爸是革命烈士丛德滋……”母亲叹了一口气，摸摸小丹的头说道：“小丹，他说的是真的。你的亲爸爸解放前被敌人杀害了，你不要多想，只要好好读书，将来你会知道的。”
得到母亲确切答案的丛丹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因为她知道自己是革命烈士丛德滋的女儿。父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是英勇的革命先辈，她不能给父亲丢脸，不能给这张光荣的烈属证抹黑，她将来还要找寻更多关于父亲的事情。
不久后，家里人就带着丛丹和弟弟丛甘在派出所改回了名字，从此以后，高家的子女就有了两个姓氏。丛丹和弟弟丛甘也从继父与母亲口中，得知了关于父亲丛德滋生前革命的事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丛丹想起来自己年幼的时候，有很多细节都与生父有关，比如说自己的小名，比如说母亲时常看着哭泣的那张父亲的老照片，再比如说自己朦朦胧胧记得父亲牺牲时的零星片段。
此次带着烈属证来到北京，与邓伯伯见面，丛丹也与邓伯伯聊了很多父亲的事情。邓小平想起丛德滋，也是阵阵感慨，他是1937年在山西与丛德滋相识的。当时丛德滋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任八路军115师的文职干部，与邓小平一起在八路军总部共事。
邓小平仔细询问了丛丹及家人的具体情况，还关切地问丛丹有没有加入党组织，积极鼓励她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要像她的父亲一样，经得起挫折，受得了打击。
丛丹临走之时，邓小平还不忘写了自己的地址给她，告诉她说今后若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他就好。丛丹感激地看着邓伯伯，重重地点了点头。自此，丛丹再也没有见过邓小平，她也不愿麻烦邓伯伯，而这次会面也令她终生难忘。
同样对丛丹姐弟挂怀的，还有丛德滋的革命战友谢觉哉。在解放后，中央军委就四处打听革命烈士丛德滋家人的下落，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更是如此。在经过多方努力后，谢觉哉终于得到了消息，丛德滋的妻子王竹青带着两个孩子在兰州安了家。
得知亲密战友的遗孤都还在，谢觉哉欣喜若狂。他立即给王竹青写信，询问两个孩子的情况。王竹青为了不让谢老操心，特意带着丛丹和丛甘去照相馆拍了一张两寸的黑白照片，寄给谢觉哉，告诉他孩子们过得很好。
谢觉哉接到照片后，看着两个孩子穿着破旧，跟丛德滋长得相似的丛丹甚至脚趾都还露在外面，就知道这一家人过得并不是很好，心里甚是难过。
于是，当中央政府开始着手办理革命烈士遗属的政治待遇时，谢觉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丛德滋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他将丛德滋的遗属情况汇集成册，呈交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看完后，说了一句：“我从西安事变，就知道丛德滋。”当即提笔亲自签署了丛德滋的烈属证，这就是我国的第一张烈属证，编号为“00001”。
那么，丛德滋究竟是怎样的一位革命烈士呢？与谢觉哉是亲密战友，与邓小平一起共事过，还得到毛主席亲笔签署的第一张烈属证。丛丹历经半个世纪找寻丛德滋生前的革命故事，这位直至牺牲，都没有档案的中共特别党员的英雄事迹，才最终浮出水面，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1910年，丛德滋出生于辽宁凤城县的一个底层农民家庭。父亲靠着租种地主的土地，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虽然日子过得清贫，好歹一家人健在，幼年的丛德滋在父母的关怀下健康长大。
到了入学的年纪，经受过辛亥革命思想洗礼的父亲不愿孩子像自己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力活，而是希望他能学习新思想，争做一个对中国社会有用的人。于是一家人省吃俭用，父亲甚至咬牙与周围的亲戚朋友借钱，供丛德滋念学堂。
丛德滋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于1923年从凤城县高小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凤城县第二师范学校。在学校读书期间，丛德滋紧跟革命的潮流，学习革命思想，接触新观念。
在浩浩荡荡的北伐战争时期，东北大地深受北洋军阀的迫害，丛德滋跟随学生队伍，响应北伐，反抗军阀统治，期待革命军的到来。在此过程中，丛德滋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洗礼，认识到了要想改变中国如今的社会，让百姓免受苦难，就必须改变制度根源，推翻压在穷苦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有了革命信念的丛德滋，在大革命失败后，凭借自身才能努力考上了由张学良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当时张学良已经接替了张作霖，成为了东北军的少帅，把持着东北的军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迅速沦陷，短短几月，东北大地沦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百姓苦不堪言。
此次事件中，张学良带着二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迁至关内，而东北大学也被迫迁移到了北平。
在北平复课后的丛德滋，接触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红色书籍，也结识了北平的许多进步青年。经过“九一八”事件，丛德滋本身就对国民党军队失望透顶，看着日寇在自己的家乡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更是对蒋介石的做法痛心不已，毅然投身响应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革命运动中。
在校期间，丛德滋就跟随进步学生队伍，上街游行，宣传抗日。1933年毕业后，丛德滋被分配到东北军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在东北军工作的他，感受到了东北军的将士们也跟他一样思乡情怯，渴望着收复山河，把日寇赶出东北大地。
然而，即便全国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蒋介石仍坚持将枪口对准自己人，甚至为了瓦解东北军回乡抗日的志气，不惜下令让军队进关内“围剿”红军。
此事过后，丛德滋义愤填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恶行径，并极力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对外，联合抗日。
丛德滋文采出众，一字一句情真意切，一针见血，将真相完完整整披露出来，将国民党反动派一顿痛批。这些爱国言论很快就吸引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国民党反动派将他定罪为“共产党嫌疑分子”，抓进了大牢。
丛德滋的文章广为流传，深受上司张学良的赏识。听闻丛德滋被抓后，张学良亲自授意，将他释放，将他救出后，更是直接带在了身边。由此丛德滋便成为了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1935年10月，红军部队一路北上，攻克国民党的重重关卡，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急调张学良率东北军入西北，围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丛德滋也随之到达了西安。
到达西安后，丛德滋创办了东北军的进步刊物《西北响导》，经张学良同意，亲自执笔，撰写了大量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文章，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志气，并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力量。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当日，丛德滋将《西安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亲笔写下报头，并出任总编辑，最早刊发了西安事变始末。
这篇报道不仅详细叙述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经过，更阐发了张、杨二人的“八项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团结一切力量联合抗日，西安的《解放日报》也由此成为了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一报。
西安事变结束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领导人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到达西安，成立了联合办公厅，而丛德滋就在这个办公厅的宣传委员会工作，负责特别宣传任务。
丛德滋的《解放日报》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在与共产党员共事的这段时间，丛德滋深受党的教育和影响，尤其对周恩来十分敬佩，时常拿着自己写好准备刊发的稿件，给周恩来审批。周恩来同志也认真审阅，给予指导，令丛德滋收获良多。
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被调往各地，分崩离析。而张学良将军则被蒋介石囚禁起来，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笼生活，《解放日报》也被明令停刊。
东北军和张学良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同样也让丛德滋心灰意冷。在那之后，丛德滋便脱离了东北军，开始了自己半年多的漂泊生涯。
在这段流浪的日子里，丛德滋漫无目的地四处游历，先后走访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多地，回归劳苦大众的生活，切实感受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不久后，丛德滋经人介绍在上海结识了山西进步女青年王竹青，志同道合的两人很快相恋，成为了一对革命伴侣。八一三事变后，他们二人积极投身于保卫上海，抗击日寇的革命斗争中。上海失守后，他们二人回到了女方的老家山西汾阳东赵村，在那里举办了婚礼。
当时，八路军有一个司令部就设在东赵村附近。到达山西后不久，丛德滋就与当地的八路军取得了联系，加入到党的抗战队伍之中，并结识了邓小平、杨立三等人。
丛德滋与王竹青的婚后生活美满甜蜜，但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华大地上肆虐。王竹青心里清楚地知道，丛德滋不会与自己在这山西小山村躲避战乱，过悠闲生活。
正如王竹青所想，丛德滋婚后不久就奉命离开了山西，被秘密安排到西北工作，于1937年年底，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介绍到达兰州工作。
这一趟不告而别，丛德滋再也没有回来，两个月后，党组织派人到山西接王竹青，她这才知道丛德滋在兰州从事情报工作，而兰州也成了丛德滋的最终归宿。
1938年，丛德滋到达兰州后，在谢觉哉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他先是在兰州地区操起了老本行，创办通讯社，并借此作掩护进行革命宣传工作。随后在党组织的安排和谢觉哉、伍修权二人的帮助下，打入了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当时，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是丛德滋在东北军结识的老朋友曾扩情，正是有着这层关系，党组织才安排丛德滋打入国民党内部。而曾扩情听到自己的老乡要来找工作，也立马满口答应，让丛德滋做了自己办公室的秘书。
丛德滋以曾扩情秘书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了三年，在抗战僵持阶段，为党组织传送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因为他的经历和特殊身份，谢觉哉和伍修权举荐他成为了中共特别党员，而丛德滋的这个身份也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
不过即便是如此滴水不漏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丛德滋还是被发现了。而发现他身份的正是丛德滋的老相识曾扩情。
在抗战的关键时期，蒋介石有预谋地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事件发生后，曾扩情一改往常的态度，将丛德滋叫到办公室谈话，神情严肃，话语严厉。
1941年1月，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王竹青不久前生下了一个儿子，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地准备过年，殊不知危险已经悄悄来临。
1月20日是农历小年，这天夜里，王竹青正在厨房忙活着一家人的年夜饭，突然有人上门给丛德滋送来了一份请柬，曾扩情以共度小年为由邀请他前往家中用餐。
早在谈话后，丛德滋就预料到曾扩情可能已经猜到了自己是中共秘密党员，最近家里附近也多了许多奇怪的人，像是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盯梢的。谢觉哉在转移前也曾劝过丛德滋跟着他一起转移，但丛德滋还是选择冒险留下来，因为在这里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场宴请明显是一场鸿门宴，丛德滋身边的战友也劝他不要赴宴，可是现在撤离已经来不及，再者丛德滋认为国共合作抗战期间，没有证据，曾扩情也不敢随便拿人。为了一探虚实，也为了保护家人，丛德滋还是选择前去赴宴。
在临去赴宴前，丛德滋拉着王竹青，低声对她说：“如果晚上八点我还没有回来，就是被捕了。你要镇静下来，坚定意志，及时与组织取得联系，带好孩子，必要时，可请求组织离开兰州……”
明知有危险，丛德滋依旧怀着一颗无畏之心毫不回头地赴宴。当天晚上，曾扩情就下令逮捕丛德滋，并把他秘密关押在兰州市郊的大沙沟监狱的一口井中。
在这个小号监狱中，一米八的丛德滋腿脚都伸不开，国民党反动派动不动就要对他进行长达几个小时的严刑盘问。监狱恶劣的环境，极差的伙食，严寒的天气，以及特务三两天的严刑拷打，彻底摧垮了丛德滋的身体，但却未动摇半分他的革命意志。
在丛德滋秘密关押期间，党组织多方营救，甚至请动了张学良的老师到蒋介石面前求情，终是无果。
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发起高烧，口渴难耐，要求对此视若无睹的看守官兵给他碗水喝。这些官兵看他病得太严重，估计没救了，就给了他一碗有毒的污水。当日，丛德滋在狱中壮烈牺牲，年仅32岁。
新中国成立后，王竹青和后来的丈夫高克明带着几个孩子，回到了兰州，在这一片丛德滋战斗的土地扎根生活。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号为00001号烈属证的革命烈士丛德滋的故事，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有名无名的都是国家的革命烈士，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